民族互嵌型社会的动力结构及优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模式论文,结构论文,动力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5)05-0050-07 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是国家安全的重大关切点。全力借助西部边疆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等战略叠加机遇，以加快“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①，这是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把国家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共荣、生态健康的“边疆特色”，设计可行的政策及尊重自生自发力量以实现边疆地区发展的“超结构化”动力机制，这已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互嵌社会的重大时代命题。 一、民族互嵌型社会是现代国家的普遍特征 民族互嵌现象是伴随着人的社会化而带来的一种自生自发的后果。人是社会动物，需要与外部社会进行各种交往。人的社会化过程便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制度不断互动、互嵌的一种复杂的进程。自从游牧社会以来，人口迁移便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化形态。而人口迁移必将伴随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乃至不同种族的人们展开相互接触与交往交流与碰撞、理解与尊重。这种因人的社会化需求而开展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持续深入并发展到社会化交往高级阶段的时候，便自然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民族互嵌型的社会关系。 “民族互嵌型社区”到“民族互嵌型社会”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民族互嵌”绝非仅仅指代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空间关系，更多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形成自由交往、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最早的民族互嵌形态，主要体现为“民族互嵌型社区”，即由两个以上(包括两个)民族共同居住并形成空间相错的同一区域内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中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成员之间形成自由交往交流并相互包容的关系②。这种形态主要发生在封建社会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人类更多地以农业社会为主。而到了近代社会，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变迁加速，世界逐渐进入了“社区到社会”的变迁阶段。从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的关系组理解，社区是建立在以情感、传统和共同联结为纽带的本质意志的基础上，对社区的认同感强烈，成员之间关系亲密、一致性程度高，传统和道德对人际交往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社会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强调个人主义，感情中立。不像社区是通过伦理情感将人们联结成为共同体，社会是通过契约和法律将人们联系在一起③。从社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互嵌型社会可以看成为基于社区内部以及社区之外延伸出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群、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联系，最终组成了一个文化多元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民族互嵌型社会”，主要体现为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共存有多个不同民族的人们共享自然生态资源并开展生产劳动，进行社会交往的一种民族混居、民族杂居或民族合居的社会状态。“民族互嵌”按照杨鹍飞的关于空间互嵌与精神互嵌的“二元四维”模式理解，可以分为“区隔型、接触型、融洽型和交融型”④四种程度不一的递进式的民族互嵌的社会关系类型。但不可否认，不论怎样的互嵌形态和关系类型，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广义的国家社会体系之中，民族互嵌这种人类社群交往的现象，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摆脱原始状态进入到民族社会的必然后果。 多民族国家更容易发生民族混居型的民族互嵌现象。费孝通先生曾经在1988年就提出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许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⑤。新中国成立之后，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不少汉族人口大量迁入到了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区，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混居、杂居形态。同时为了实现均衡化和改善少数民族发展能力，部分生态条件极其恶劣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在国家统一安排下，迁移到汉族人口密集的东中部地区，形成了嵌入在东部各地的民族自治乡、自治村。今天，这种民族混居、杂居现象几乎每个东中部省份的城市都存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快速发展，人口的自由流动更加频繁，原本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出现了人口外流。其中大部分流出人口都是为了更好的教育、就业和发展机会，遵循的是一种自生自发的市场化原则，选择到发达地区打工、求学、创业定居。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外流到全国各个城市，便自然促进了流入地区的多民族混居和杂居。在很多东中部地区，多民族人口在同一个城市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共同增进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基本都实现了民族互嵌的社会生活方式。 民族互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和结果，在人口迁移、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推动下，民族互嵌型的社会早已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但是，不是所有的民族互嵌型的社会都具备完善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也容易被打破。因此，建立一种更加稳固的社会结构和更加和谐的空间环境，才能有效强化民族互嵌型社会的结构稳定性。 二、文化交融是民族互嵌型社会的内生动力 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交融可以产生社会整合功能。文化历来是一个民族的符号特征。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在其《文化的科学》中提出，“文化=工具+符号”⑥的观点，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系统具有一定的符号特征。T.S.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一书中，把文化界定为：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的某个民族的生活方式⑦。文化见之于该民族的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之中。无论是文化的符号价值还是民族生活方式，文化在构建不同民族差异化的生产生活及精神气质方面，都有其明显的功能性与符号性特征。同时，文化作为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重要理论工具，还具有显性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中，任何社会行动系统为了保证其本身的存在、持续以及有效性，必须满足4项功能要求(AGIL)，即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系统整合(Integration)、“维模”(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⑧。其中，系统整合的工具主要表现为情感和文化等内容。因为“文化模式包含价值、信仰、意识形态等思想，可以向行动者提供共同的立场”⑨。推动民族交融就是从情感和价值认同层面，不断加强各自尊重和信任，从而达到文化整合社会关系的目标。 同时，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历史位移。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变迁定义为文化发生改变的过程，是“现存的社会秩序，包括它的组织、信仰和知识，以及工具和消费者的目的，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的过程”⑩，这说明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模式。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些要素，会经由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文化接触与涵化，而必然带来相应的变化。这是文化的可塑性、可发展性的一面。少数民族地区的部分文化应当具有发展性的历史规律。路易斯·斯宾德认为文化变迁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发生的任何变更，不论这种变更是因为内部的发展所引起，或者是由于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而产生”(11)。由于文化变迁的可能性存在，在民族互嵌型社会中，不同民族所开展的社会交往，会不同程度地推动各自民族的文化变迁，这也恰恰说明了民族互嵌型社会生活形态有能力整合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也会适度调适各自的文化模式。 不同民族之间的深度交往和交流，更容易发挥文化的整合功能。在多民族地区，通过扩大文化交流，推广民汉合校、双语教学可以加快建立多元文化共存、共荣互融的日常生活方式。随着生活方式的互相借鉴，文化整合便悄然发生。戈登在1964年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关于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提出了衡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如文化，包括语言、宗教、礼仪及与宗教有关的生活习俗等；社会交往或社会结构的相互进入，主要是社会交往；族际通婚；族群意识，主要是其民族意识的清晰程度、强烈程度和牢固程度等；民族偏见；民族歧视；观念与权力冲突(12)。按照戈登的观点，民族关系具有很多的推动力要素，比如可以积极鼓励和推动民族间的通婚模式而实现代际文化变迁，从而为民族互嵌社会走向更高层级的融合奠定一种社会文化基础。马戎教授研究认为，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有六类，包括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偶发因素、政策因素。这里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便可以通过“民族互嵌、民族杂居、民汉合校、民汉通婚”等方式来正面推动民族间关系的建构。积极增加正面推动因素的系统整合，极力减少偶发因素的负面干扰，通过优化政策因素，可以全面促进民族互嵌社会的深层融合。最终可以实现更高层面的国家的认同。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13)。有了国民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互嵌社会就如今天在很多国际大都市已经形成的一种多元种族、多民族、多文化形态居民的城市共同体生活模式一般，不再存在根本的民族区隔问题。 三、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民族互嵌型社会提供空间场域 新型城镇化战略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有利于民族互嵌型社会的生成。城镇化也即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会促发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地域空间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型。虽然自古就有城市，但城市化却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史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现代政治经济活动中，城市有着明显的优势，聚集生产、聚集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集约化效应。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推动人口结构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迁，城镇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居住在城镇中的人的职业分工多元化、人口来源多元化、居民性格多元化、生活模式多元化以及形成充满异质性、事本性的行为心理特征”(14)。根据迪尔凯姆的有机团结理论，城镇化发展是一个不断打破传统村落高度“机械团结”走向现代“有机团结”社会的重要历史进程。世界城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互嵌、民族融合的历史。不同民族的人们告别了传统宗教礼俗型的社会生活，进入开放、包容、多元的城市，成为了具有典型城市人格的现代居民，在城市中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与不同的职业群体交往，并建立起全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在城市里，很少有单一民族的现象发生。多民族的人们混居、杂居，成为了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多民族城市。 城镇化发展可以推动一个地区形成文化熔炉的功能。迪尔凯姆在讨论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有机团结”的社会形态时特别提到，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的频繁发生，人们的职业越来越专门化和多元化，因此人们在各自职业上容易发挥自己的能力，凸显个性，最终逐渐发展了不同于村落型社区生活的个体意识，这种个体意识发展越广，集体意识就越淡化，在有机团结中，个人更加依赖于社会，而不是某种集体(15)。而城镇化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人口规模、职业分化，便是迪尔凯姆所提出的有机团结社会的基础。所以说，城镇化是提供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文化变迁最佳养分的“社会土壤”。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培育现代化的人。通过城镇化的空间场域和文化熔炉功能，推动人口从乡村走向城镇，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社区走向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更加强调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镇型转化，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化，以及城镇文化、城镇价值观在地域上的扩散，生产和生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16)。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核心，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培育一代又一代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创新精神、公益理念、健全人格的高素质市民。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必将推动人口的现代观念、市民的休闲生活、教育条件、公共服务、社会参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等内容，以夯实人口城镇化的基础，并最终逐步实现人口的现代化水平(17)。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动西部地区1亿人口就近转化为城镇人口。按照厉以宁的说法，新型城镇化战略是链接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环节，主要体现为“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模式(18)。其中新城区、新社区都是城镇化的新增量。在西部地区开展新型城镇化，可以采取牧区、农村区域的“社区化”和中心县城的“新城区化”为主，并在其中嵌入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从而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总之，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推动民族互嵌社会的有效建构，需要打破原先以区域开发为主的单一机制，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形成一种“超结构化”的动力总成模式。在制度主义的理解来看，结构化动力即PEST(Policy，Economy，Society，Technology)动力，主要指以政策为导向，引发经济、社会、技术的要素变革，从而推动社会结构的变迁机制。这种传统的结构化动力，在推动区域发展上，更多地强调外部因素。而新型城镇化战略，可以超越传统的结构化动力，形成一种政府政策、市场理性、个人参与的“合力机制”。其中，政府政策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和技术进步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培育居民向城镇自由流动、自主就业、创业的市场理性，将能够释放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经济活力。而强调个人参与城镇化的政策、经济和社会治理的进程，则可以逐渐形成市民意识和现代化人格。通过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目的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自由迁移和迁居，重组生产劳动形态，家庭居住方式，日常消费方式、社会交往形式以及文化教育方式，并因这些新的生活方式的生成和“因果累积循环效应”机制，形成了多重结构、多重因素、多重动力的总成模式。因而，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超结构动力机制，可以加快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重构“民族互嵌”社会的共同体生活区域，为各民族人们的居住、生产、生活、文化融合层面提供一个具有强大人口与文化涵容能力的“熔炉”。 四、新型城镇化战略与构建民族互嵌型社会的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空间优化、社会创新和民生进步的国家战略，在西部边疆地区重点是通过各种具体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创新设计，加快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空间重组、家园重塑、生产重构、文化互尊以及社会融合，以提升民族互嵌地区各民族群众的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建立全新的现代化人格，为全面构建民族互嵌社会奠定扎实的基础。 (一)推动空间重组与家园重塑 新型城镇化可以通过全新的规划与制度设计，建立“超结构化”的城市社会空间场域和新的居住方式。单一社会结构不容易具有社会整合能力，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系统的制度与政策设计，通过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路径，来解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地域空间、生产形式和生活方式，并重构一种新的“超结构性的城镇生活场域”。在新的场域中，推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从而达到新的民族互嵌社会的场域整合功能。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要实现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必须要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子系统的互相联系、互相交换、互相支撑，并通过有效的整合才能达成，否则就会如罗伯特·默顿所指出的“负功能”。按照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来看，便是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文明化”，才有可能实现各大子系统不断互动之后推动社会系统稳定的“正功能”。因此，新型城镇化需要打造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少数民族就近城镇化、向外迁移等“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城镇化体制机制和政策。 以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民族互嵌社会形成的空间载体与人居生活模式。新的城镇化将吸纳更多元的民族人口的集聚，形成以“科层制”、“理性化”、“礼法社会”为特征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模式。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指出，“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成员，为符合其作为职业者和选民的角色，他们必须成为有良好教育的、积极的、灵活的、有成就意识的人，从‘传统人’过渡到‘现代人’”(19)。从传统边疆地区分散的、小农的、欠发展的、封闭的小聚落社会结构到城市社会结构的转型，需要获得各种自身的改变，以便获得全新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发展机遇和能力。城市化社会结构是“同一政治地缘、地域内的社会群体，以价值交换方式为生存与生产方式构成关系的互动，是各动态要素间的构成关系与联结方式的模式”(20)。为了顺应并适应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在新的城镇居住空间，人们将接受新的教育，居住新的家庭，开展新的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最终重塑家园，进入到城镇化现代社会体系。 相较于中东部地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比如作为占国土面积1/6的新疆，2014年城镇化水平才达到46％左右，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54.77％，离2020年60％的目标相距甚远。西藏地区2014年的城镇化率还不超过30％，云南为40.5％、贵州为38.7％、广西为46.4％，这些少数民族较多的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东部沿海平均60％以上的城镇化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城镇化水平越低，城镇人口规模越小、城镇空间也小，这大大制约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生产方式的多元化。当前西部地区需要在国家正在大力实施的“一带一路”之“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培育新型城镇化的增长点。通过实施少数民族地区“民汉城镇一体化”，推动以城镇化带动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迁居。根据不同的地方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制定出符合少数民族群众意愿，有短期和长期利益以及地理空间上适宜的“多赢”的城镇规划建设方案，并耐心、细心、贴心地实施各项建设方案。在目前的局势下，国家层面应该大力支持建设惠及少数民族群众的保障房和迁居安置房，并配套以完善基础设施、“民汉合一”的学校、医院、文化设施、商业设施等，来加快促进民族互嵌型城市的建设，加快培育“民汉城镇一体化”的社会土壤。在此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招才引工的方式，提升西部边疆地区的城镇人口集聚规模，从而增强城市人口异质性，为民族互嵌地区多元文化的生成，提供完备的空间和人口及家庭生活基础。 (二)促发民族互嵌型社会的生产重构 新型城镇化战略需实施经济政策中“西部优先”计划以夯实民族互嵌型社会的物质条件。经济发展是提升一个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教育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础，更是重构生产方式的基础。由于受到交通及生态条件的限制，生产力基础以及科教水平的相对落后，边疆地区长期处于经济欠发达状态。虽然实现了十多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较慢。在实施“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国家需要特别制定针对“民族互嵌”地区发展的经济政策，要在国家投资、融资、税费减免、就业支持等方面建立制度性的“西部优先”计划。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而言，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复杂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原因，要顺利实施新型城镇化和推动民族互嵌，必须更大力度地让利于“民”，让少数民族群众在经济发展中获得某种“制度性补偿”，并加快开展教育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帮扶、税收减免、融资贷款的优惠以及居住、子女就学、就医、养老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国家要通过各种开发政策、扶贫政策、发展政策来整体性规划有利于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群众经济水平和生活条件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实施新型城镇化的边疆民族地区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生态环保产业、民族特色的食品加工业、药业等适应性强的产业，并通过中央政府的各项开发性政策，加快推动生产体系的重构和就业体系的重建。比如证监会最近提出“支持西藏资本市场发展IPO优先审核”(21)的资本市场支持计划，便属于具体的“西部优先”政策工具。新型城镇化所要推动的民族互嵌型社会的物质基础，必须采取“一揽子”经济增长的“西部优先”计划，才能为西部边疆地区建立一种城镇化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后发优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创新培育民族互嵌型社会各民族互相帮扶、共同富裕的体制与机制(22)(23)，确保建立一种各民族群众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和结果中都能受益的边疆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三)创新教育政策以增进文化互尊 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纵深开展教育文化的融合以增进民族互嵌型社会互尊与互信。由于历史与生态环境原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比较迟缓，人均受教育水平也比东中部普遍要低，这种历史原因导致大量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包括汉族人口，长期处于文化知识和学历层面的劣势地位。教育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成为西部边疆地区民族互嵌型社会的一大短板。其中高等教育在中西部地区更是差距甚大。新疆、宁夏、西藏、云南、贵州等边疆地区没有一所985大学，211高校也是凤毛麟角，很多西部地区大学今天还需要东部大学的对口支援。教育是实现人的向上流动的主要社会化渠道。学校是扩展各族青少年及青年大学生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场所。虽然诸如西藏地区开展了15年的普及教育，新疆地区也开展了双语教学、民汉合校的计划。但这些还仅属于优化“准入型”的教育政策。如要实现预期的“准出型效果”，还需要从校舍的规划建设中优化交通区位、文化区位、校园建筑格局、校园文体设施、校园文体活动，学校管理和因材施教等方面纵深规划和设计，一定要从幼儿园开始，建立一整套的全方位增进“人际交流”和“朋辈合作”的课程、活动、校园氛围以及激励机制。民族互尊互信和融入，一定“要从娃娃抓起”。除了幼儿园、中小学校等“人的社会化”场域，也要在民族互嵌地区，加快“民汉合校”的职业技术学校、艺术学校等的建设，这不仅是“做实、做厚、做优”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场域，更是培植不同民族人口受教育过程中的民族交往、文化交流、文化互尊与互信，最终为民族文化交融提供完善的“人的社会化”场域。 (四)开展心理健康建设推动社会交融 新型城镇化战略需促进民族互嵌型社会中的均衡性社会心理建设。民族地区也在经历波澜壮阔的宏观层面的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浪潮，大量牧区及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年轻人都纷纷走出家门，到全国各地的大城市求学、就业、创业及安家落户。原先的牧区及山区老家也逐渐成了留守村、空心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下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必须要开展一场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的疏导和重建。孟德拉斯曾经认为，乡村在工业化的持续推动下，终有一天农民将离开土地，带着惆怅或恐慌，进入原本不熟悉的城市。少数民族群众要搬离家园走进新的家园，一定会有很多心理上的矛盾、冲突乃至不适应。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因迁移带来的心理调适问题，在推动“就近城镇化”的人口迁移过程中需以深度的社会工作式的心理辅导和介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群众获取新的心理认知体系和文化适应能力。国家文化艺术部门需要拍摄更多的民族融合、民族迁移的正能量的电视剧和电影，比如像《心跳墨脱》、《横平竖直》这类讲述“民汉一家亲”的民族电影，应该提高电影定向营销能力，让更多民族地区的群众深度感知与了解改变个人生活的希望与路径。要积极鼓励文学艺术作品更多地关注、聚焦民族地区的生态、生产、生活，这必将有助于从精神和心理层面疏导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自我认知和发展欲求。 收稿日期：2015-02-19 注释：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26/c_1110866377.htm. ②④杨鹍飞：《民族互嵌型社区：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 ③[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马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⑥[美]怀特：《文化的科学》，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355页。 ⑦[英]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⑧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⑨[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1页。 ⑩Oscar Fernandez.Towards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The Writings of Bronislaw Malinowski.Trafford Publishing House,2012,p116. (11)向翔：《哲学文化学》，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页。 (12)Gordon,Mileon.M.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281-283. (13)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4)David Clark.Urban World and Global City,Routledge,1996,p133. (15)[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页。 (16)新玉言：《新型城镇化：理论发展与前景透析》，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17)胡小武、赵红月：《新型城镇化中人的现代化批判：以江苏淮安市为例》，《中国名城》，2014年第4期。 (18)厉以宁：《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 (19)[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298页。 (20)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21)温济聪：《肖钢：支持西藏资本市场发展IPO优先审核》，《经济日报》，2015年3月17日。 (22)杨鹍飞：《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特征及定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3)郝亚明：《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标签：新型城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城镇体系规划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学论文; 边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