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与邓小平理论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大讨论论文,真理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反复表明，一个重大事件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往往要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被人们所真正地感受和领悟。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不例外。从20年后的今天看，这一场大讨论的伟大意义决不限于把一切理论推向了实践的审判台，从而恢复了实践的最高权威。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开辟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新阶段，从而为邓小平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对于这一方面意义的较深入探询，无疑是新形势下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旗帜的需要。
一、思想大解放的底蕴：对新理论的召唤
毫无疑义，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发动了一场深刻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全面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序幕。而解放思想则同实事求是并列，成为邓小平理论中最富特色的精髓。
应该说，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论述是极富创造性的，还从来没有人把解放思想提到如此显赫的高度。他在一次著名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1〕在他看来，解放思想不仅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前提， 而且是检验一个理论、一种思想体系是否优越的重要根据。只有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才能调动一切积极性、加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才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2〕因此， 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断言：“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3〕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 即解放思想就是破除陈旧的观念、振作精神和开动脑筋，尽管还存在理解程度上的差异，但总的说来，分歧不大。
问题在于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把解放思想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解放思想决不是思想的随意“排放”，更不是思想上的“排污”，而必须遵循一定的思想轨道。这个思想轨道就是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他还由此出发， 把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也归结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立脚点上来。“这场讨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换句话说，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人们的认识还很不统一，甚至出现过一些偏差。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照例“习惯”地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仅仅归为恢复了实践的权威，而很少去思考这场讨论给理论留下了多少地盘和活动空间，更无法感受到它对理论的强烈呼唤和渴求。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即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是理论巨大作用的体现，然而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理论却完成使命般地退居一旁，静观实践的发展。人们在涤荡教条主义权威的同时，似乎也剥夺了理论存在的权利。
自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解放思想所要破除的最主要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恰恰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僵化理解，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一类根本问题上的某些传统观念。这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解放中就似乎充当了双重角色，它既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伟大力量，又是思想解放所必须突破的“思想禁区”。显然，我们可以在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界限的基础上，把后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剔除出去，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在诸如马克思主义是“体系”还是“方法”、是“意识形态”还是“科学”、是“工具理性”还是“文化”一类问题上，人们往往各执一端而争论不休。最终，甚至连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也成了难以逾越的“问题”。纠缠于此，我们很可能会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字游戏”中，我们确实需要在一些问题上“不争论”（这并不排除学术研讨之必要）。
然而，上述困难并不是我们可以偏狭地理解解放思想的理由。相反，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完整地把握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根本观点的基础上，继续地推动解放思想。必须指出，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双重命题（破除旧观念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绝对判断，并不涉及没有马克思主义，人类能否有解放思想的运动一类抽象问题。我们这里讲的解放思想，是当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大业中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解放思想便因而具有了内在一致性。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魅力，更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自身特点的需要。概言之，中国要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向全球扩张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这一过程中的“边缘”、“落伍”地位中奋起，就决不能走别国现代化的老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必然是社会主义的，这意味着：（1）它必须是自觉的、有组织的， 而不是完全自发的、盲目的；（2 ）它必须是保持国家的长期稳定统一以及各族人民的团结一心，而不能处于内外矛盾的激烈对抗；（3 ）它必须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长期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而不能靠内外掠夺或依赖外援。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某种跳跃的方式，冲破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世界不平等格局，跻身于历史发展的前列。
显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满足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所必需的上述条件。有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形成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领导核心，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分裂状态和人民的涣散离心倾向；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我们才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从而形成了人民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开创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兼顾”并防止利益对抗的现实可能性；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民才树立了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从而形成了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源泉。所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我们立国强国之本。邓小平在谈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作用时留下了掷地有声的名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6〕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两者处于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中。“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7〕
以为解放思想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观点，是建立在以下两个错误判断之上的：其一，思想解放就是摆脱一切观念约束的“自由”状态；其二，实践可以自动（或自发）地检验思想路线。就第一个判断看，其错误就在于它不了解（或不承认）破除任何思想观念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精神力量，而真正的精神自由决非思想的“真空”状态。从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解放思想视为“丢掉包袱、开动机器”。影响我们开动脑筋的思想包袱大致可以归结为“贪”、“懒”、“偏”。
所谓“贪”，即狭隘私利驱动。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也可能成为个人进取、奋斗的动力，然而能量有限得很。一旦私欲得不到满足，或已大致满足，就再也提不起精神了。最早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驱动力（动机）的马克斯·韦伯曾谈到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事例：雇主们都深信增加工资可以刺激劳动效率，于是在繁忙季节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并提高单位工资的报酬，结果往往令雇主惊讶。雇工每单位时间的效率不是提高而是减少，因为雇工们获得惯常所得后首先考虑的是减轻劳动负担，而不是拼命挣钱。韦伯因此而感叹：“人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挣钱，他只是希望像他已经习惯的那样生活，挣得为此目的必需挣到的那么多钱。”〔8〕更何况，在私欲的蒙蔽下，人们还可以对真理视而不见，对美德漠然处之，以至伤天害理，危害社会。没有强大的精神追求，要超越私欲断无可能。
所谓“懒”，即贪图安逸、舒服至上。懒惰是一种强大的习惯力量，是人类战胜自我的最大障碍之一。懒的最大的征服力，就在于它给人以一种舒服、满足、悠闲、放松的感受，因而容易成为快乐的同义语而被人们广为接纳。加上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小生产方式，更是为懒散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温床。然而从根本上说，懒是对创新的否定，而创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推动力，更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生命力。创新需要强大的动力。我们从前面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到，“私欲”还不足于战胜“懒性”，因而创新必定仰仗足以战胜陋习和传统“活法”的更为强大的精神支撑。
所谓“偏”，即是偏执己见，满足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偏见对人对己都缺乏科学分析的态度，尤其是缺乏自我批判的反省意识。偏见的最大保护色，就在于它同“个性”、“自我”相纠缠，以某些成功的经验或经历为根据，因而不易克服。反过来说，人们要战胜偏见，就要把自己置于一个永不停顿的自我改造之上，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何等的不易。没有一个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追求，断然做不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上面所说的战胜私欲、战胜习惯、战胜自我的思想解放之内涵，主要还是着眼于个人的精神状态。它已充分说明，一种超越个人生命界限的精神追求对于解放思想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把分析的眼光扩大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视野，则更可以发现要迈出民族发展的跳跃式步伐，更需要无比强大的精神动力。跳跃式步伐含义有二：其一指在产业和技术层面，跳出发达国家走过的先发展高能耗、低附加值工业——再到一般增值的制造业——再到高技术产业的老路，迅速跃升到高技术层级；其二指在制度和人际关系层面，跳出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与物关系颠倒、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悖的怪圈，努力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此过程中，除了必须付出艰难卓绝的努力，还需要对各方面利益作妥当的协调和整合，对各种极其复杂的局面和问题作明智的处理并有效驾驭。没有一个目光远大、胸怀开阔、无私地为人民和民族服务的领导核心，这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一领导核心，历史已作出了选择，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培育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集体。因此可以断言，真正的思想解放决不是思想上的“真空”状态，而是拥有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源，这就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既然如此，也就不难看出，思想解放所必须打破的主观偏见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已经内在地包含着“立”的意义。由于理论的力量就在于掌握群众并支配一定的实践形式，因而任何理论的现实存在方式必定是理论——实践的统一体，而决不是纯粹的观念形态。所以，破除教条主义或任何错误观念的实质，就不仅是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是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存在方式。由于人的行为结构内在地包含着行为动机（意义和价值体系），故而粗陋的价值结构必定受制于精致的价值体系。这样，自发的实践活动在教条主义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不能提供较之教条主义更为有力量的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根据，因此，需要“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马克思语）。也就是说，需要理论——实践的新统一体，即自觉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制服教条主义。推翻一个制度，需要舆论先导；改变一种生活，需要思想启蒙。实际上，当批判的武器已形成时，武器的批判也就大体具备，成熟的理论总是同成熟的实践相统一的。这个所谓先后，只是从现象学上讲的。因此，改变一种现实存在，既不能片面地归功于理论，也不能片面地归功于实践。当邓小平提出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时，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把握已经是继承中有了突破性的新认识，因而才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例如，他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已经看到了时代主题和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看到了经济建设的重大政治意义。这就大大突破了毛泽东将此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框架。又例如，他在实践标准大讨论之前就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其根本依据就是现代生产力中科技和知识比重的不断加大的趋势，实际上也就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阶级分析框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只不过为这种理论创新进一步提供了合法性。它理所当然的结果，是推动这种创新，并呼唤新理论诞生的壮丽日出。
二、理论联系实践的真谛：“结合”是如何可能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恢复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践的优良作风而著称，“实事求是”在今天已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理论术语。然而，透过这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共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诸多歧见。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有二：（1）理论在实践中，可能扮演什么角色？是大体“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抑或“唯命是从的小伙计”？另则，我们对于理论的作用，可以有什么期望？“文化”、“道德观念”、“实践理性”、“游戏规则”，还是“行动的指南”？（2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如何实现的？是理论逻辑对历史逻辑的单向服从，还是两者的相互适应？换句话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结合点”是如何确立的，其“结合”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各意味着什么？
按照我们的理解，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前提是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否则，就不叫“结合”，而叫“支配”、“操纵”、“控制”或“消解”。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明确、连贯和一脉相承的。于是，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处便可常看到两类相反相成的命题：理论依赖于实践而实践在一定意义上也依赖于理论。关于前一类命题，人们较为熟悉，争议也不多，此处不再赘述。关于后一类命题，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下述一些著名论断：马克思关于“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头脑”、而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以及“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论断；恩格斯关于“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9 〕以及现代无产阶级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的条件”论述；〔10〕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11〕以及“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论述；邓小平关于“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论述等。总而言之，理论不仅可以反映现实，而且可以指导实践、创造新的现实。
说理论和实践相互依赖，当然不是在完全同等程度的意义上。理论毫无例外地都依赖于实践，然而不能认为一切实践活动都依赖于理论。一般地说，日常生活、经济领域的大量活动可以自发地进行，而国家生活、政治领域的变革则不能没有理论指导。特殊地说，以单个阶级的“解放”为目标的革命实践（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可以打出各种各样的思想旗帜，而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则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指导下进行。因此，至少在无产阶级实践范围内，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依赖的。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话，那么同样，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这也没有丝毫的夸张。
可见，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理论可以掌握群众，并创造出新的实践形式改变世界。理论掌握群众，靠的是其彻底性。一是彻底的批判精神，不承认任何现存事物的永驻性，深刻揭示推动其自我否定的内在矛盾性，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其锋芒所向包括现存的一切事物，不怕触犯任何既得利益，也不怕否定自己；二是彻底的实践精神，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的关注目光，一刻也不停止倾听实践的呼声，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地回应各种挑战；三是彻底的逻辑力量，思路的明晰、概念的准确、语言的明快，思想逻辑和事物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等等。总之，立足于现实并具有巨大的历史方向感，是理论的魅力所在，而以现实问题和我们正在从事的事情为中心，以基本事实为依据，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历史的创新和发展，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时代的一大特色恰恰是历史方向感的丧失。高科技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把人们的相互距离一下拉近的同时，也把历史压缩到了一个平面之上。〔12〕于是，人仿佛被定格于“此在”而丧失了自我超越的力量，而由于历史整体感、方向感的丧失，人们力图恢复自我和“寻根”的尝试也多半徒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理论作用的限制和轻视便有了市场。他们以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为突破口，把人类的自觉性仅局限于制定自我约束的“游戏规则”和追求“至善”的道德意识上；他们把对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发展方向等的探讨一概斥之为理性的狂妄和僭越，视为黑格尔式的“概念圈套”、视为“形而上”而加以拒斥。从伯恩斯坦到哈耶克大体上都是这样做的。〔13〕如果他们的指控能够成立，那么理论的指导作用就是非法的、多余的。因为，对人们行为最基本的约束完全可以自发形成，而对人类“良知”的维系也可通过文化的、宗教的、伦理的等多种途径。理论的独特对象就在于历史的统一性或基本规律，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就在于它在深刻地把握现实矛盾基础上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如果不能指明历史的基本方向、前进的共同目标，理论在实践中就没有地位。
诚然，我们过去对于自发性作用的认识有所偏差，对于自觉性作用的估计也有所夸大。事实上，自发性存在的领域、范围要远比自觉性广阔，其作用也不仅有盲目性、破坏性，更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生活作为创造的源泉，其本身就涵盖了自发性的作用。但是，自觉性也决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僵死的观念或抽象的条文及“话语”，其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一种强大的实践能力。而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则是这种自觉实践能力得到形成的基础。因此，积极促使盲目的实践向自觉的实践转化，包括保护自发性积极活力并抑制其消极性的努力，都显示了自觉性是人类实践更为本质的属性，极力夸大自发性的意义而贬低自觉性，不是负责任的言论。
因此，可以断言，那种认为理论逻辑只能消极服从历史逻辑的观点同样是片面的。一些论者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消除了理论逻辑的独立存在。如果理论仅是具体历史的概括，那么我们在历史学之外还需要一历史理论就难以成立，我们在需要本国的历史理论外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则更难成立。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没有中国本土文化的“根性”一类议论日甚，不能不说与上述理论偏差有关。
无庸置疑，理论逻辑归根到底是历史逻辑的反映和抽象，历史活动最终决定了理论的作用。但是，一般地说，由于理论能够掌握群众，而历史不外是群众的事业，因而理论也能够改变历史；特殊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是世界历史，它揭示了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般进程，因而它与我国社会低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起点并不直接吻合，于是，两者必须“结合”。显然，结合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适应和接受，而是双方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相互磨合的过程。这一过程要解决的难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寻找“结合点”，架设两者之间内在联系的桥梁；另一是以“结合点”为中心，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开创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新阶段。
就寻求“结合点”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必须根据中国的现实历史起点和具体实践要求审视马克思主义，打破理论自身的圆融性和纯粹性以适合我国实践的需要。也就是说，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作必要的选择取舍，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14〕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发展要求，打破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民族历史的特殊性和封闭性，将其提升到世界历史之高度并汇入世界历史潮流。也就是说，必须发现中国历史中可以进入世界潮流的新历史因素，并借此而使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接轨。从方法论上说，“结合点”具有“中介”的性质：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现实存在的，又是具有远大前途的；既是阶级的，又是全人类的；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又是革命实践的主体力量。众所周知，这个历史的新因素就是中国现代无产阶级，而这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才可能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伟大理论贡献，最终落脚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和领导权。我们正是依赖这一发现，才把我国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提升到新民主主义，使我国现代化道路冲破“常规”而形成“中国特色”。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赋予我们的这种“世界历史”眼光决不是某种“一次性用品”，而是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因此，“结合”必定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
每一“结合”的伟大飞跃必定产生相应的理论体系。因此，如果说结合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那么新理论的诞生则是这一过程的新阶段。对于这一成果的把握，要着眼于它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说继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高层次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上的一致，另一是基本概念、术语和分析语句的一致。继承性表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既不能将其视为“异端”，也不能将其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从总体上说，它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不要轻言从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发展，表现也有两方面，一是它们总是指出并解决了马克思或是其他什么人没有提出的某些历史课题和实践要求，二是总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原来没有的某些基本概念、原则和原理。发展性充分表明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充分表明了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是保持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并因而保持永久活力的历史形式。轻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其不是“理论”，不仅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狂妄，也是对历史的背叛。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意义是多方面的，以上主要从其为理论创新所开辟的活动空间方面作了点探讨。其目的不仅在于对20年来的历程作点反思，更在于当我们已经可以遥望新的千年世纪曙光的时候，把由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以推动我们民族振兴的伟业更为健康地前进。
注释：
〔1〕〔2〕〔3〕〔4〕〔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91、143、279、191页。
〔6〕〔7〕《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318页。
〔8〕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11〕《列宁全集》第5卷，第363页。
〔12〕参看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参看《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56年版；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
〔14〕《列宁全集》第17卷，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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