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越关系的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振南译
百多禄(Adran)主教与交趾支那总督。法国与安南王国的关系起源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787年。两国间充满友谊和信任的关系如此神速地转化为旷日持久和血腥无情的敌对状态，人们对此感到万分惊愕。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目前研究课题的事件，我们应该首先研究导致我们插手安南事务的起因。
由于没有了解详细情况，我们只能说将近18世纪末，安南王国在黎氏家族的统治之下。著名的西山（西部山民）暴动一发生，该王国分裂成了两个总督管辖区：北部的东京(Tonkin)和南部的交趾支那(cochinchine)。国王失去了帝位，他和两位总督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境地。但当黎氏的名字在历史上永远消失、在忠实的东京人民的记忆中不复存在时，可怕的动荡过去了。多亏法国的慷慨支持，交趾支那总督阮映(Nguyen-anh)①的势力显得比以前更加强大。百多禄主教大人是这一业绩的创造者，若能发扬光大这一业绩，将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好处。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主教和这位被废黜的总督第一次会晤的回忆。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阮映是百多禄主教的贵宾。很快，主教就变成了他的顾问和朋友。长期以来，百多禄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为寄居国和出生国的共同利益，他期待着可以利用的机会，以便给法国带来殖民扩张的新场所，给安南带来文明与进步的实惠。可以利用的机会在这个逃亡的王族人员身上出现了，人们推测主教是会抓住这个机会的。无需更多地玩弄外交手腕，主教就使前总督向法国求援。当主教向他提出第一个建议，他脸上出现了喜悦的神情，热泪盈眶地接受了建议。由于法国的保护，暴动最终被平息，国家恢复了安定，交趾支那重新获得巩固。这一切仅仅取决于两个条件：垄断贸易、割让沱●(Tourane)②和昆仑岛(Poulo-Condor)。这似乎是这个可怜的流亡者的梦寐以求的事。他同时签署文书，委派百多禄主教为交趾支那总督在凡尔赛宫的使节，并高兴地让百多禄与法王路易十六谈判。总督还向主教推荐其年仅15岁半的长子——王子景(Canh)。1787年2月，具有外交使命的主教与他监护的未成年王子抵达法国。11月28日，路易十六——阮映条约签署。
越法条约。该条约第1款载：“法国和交趾支那两国国王建立攻守同盟，他们必须相互援助，并反对缔约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敌人。”
这里有一个应该提出的权力问题，即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普通的总督有什么权力（因为人们没有忘记，阮映只是一个总督）代表他的君主同一个外国强国讨论问题？15年前这位君主失去王位后到中国避难去了，迄今是否还活着？黎氏家族有后裔吗？在那个骚乱和通讯不便的年代，这样的事在交趾支那是无法确定的。况且，我不知道会有哪位历史学家想否认这一重要条约的合法性。
该条约其他条款规定，1个由20艘法国军舰组成的分舰队、5个团的欧洲部队和2个团的殖民地部队交给阮映指挥，但他必须保证让我们有贸易垄断，并把沱●港口和领土、与会安铺(Fai-fo)和Hai-wen毗连的岛屿、昆仑岛永远割让给法国。可惜，本地治里(Pondichery)总督龚外(Conway)伯爵的不得人心和随后发生的1789年事件③使法国无法履行这个条约。
百多禄对此没有悲观失望，他决心在一些有勇气和毅力的法国人帮助下去 完成他首创、却被法国官方放弃了的事业。他获得了帮助。
由于他们的协助和本地治理几位富商的财政支持，百多禄租用船只，武装了一支小志愿军，于1789年3月将其带至交趾支那。④
他们立即着手行动，驱逐占据下交趾支那(Basse-Cochinchine)各地的造反者，战斗获得了全胜。最后，令人生畏的西山暴动者常常在这些法国人接近其城砦，这些法国人则将暴动者的勇敢和活力带到他们掌握的安南军队之中。总之，百多禄主教告诉安南君主：他带来的法国人会在1801年为阮映解决帝位，领导重建安南，绥靖地方。百多禄未能参加其一手策划的加冕仪式。因为他工作太忙，加上交趾支那恶劣的气候严重损害他的健康，使他卒于1799年，享年58岁。人们为他举行了皇家葬礼，国王亲自宣读葬礼的颂辞。一支侍卫队为他守陵，哪怕是恶劣天气也不中断。百多禄主教高大的陵墓为虔诚的安南人民和国王所敬仰。
交趾支那总督阮映称帝，号嘉隆。其继位者不讨人喜欢。如此迅速掌握国家政权，使阮映深受鼓舞，他决心用在交趾支那使用的办法驱赶东京的造反者。他知道东京民众忠于他们的先王，为了得到他们的协助，进入这个地区时，他以黎氏王朝复辟者的身份出现；尤其是他得到我们同胞的支持，使他毫无困难地重新征服了这些省份。在那里，他只使用王公和总督的称号。同样，东京人希望他满足于现实的权力，让黎氏家族的一个亲王继承帝位。
事实并非如此，阮映于1802年宣布自己是整个安南的最高统治者，号嘉隆。1804年得到了中国皇帝的承认。
此后，交趾支那的首都顺化(Hue)也就成了安南王国的首都，而东京的首都河内(Hanoi)仅是省会名称而已。
东京人民的期望被辜负了。他们永远不会饶恕阮映。对于他们来说，嘉隆帝和他的继承人仅仅是篡权者——这里仅仅顺便提一下，因为我们还有机会重述它。如果我们的同胞首先在1858年，然后在1873年或1883年利用东京人和交趾支那人之间的这种对立，东京人大概早就积极接受法国的保护了。但是，我们没有预料到这点。
1820年嘉隆帝卒，王位落到了他的一个姘妇所生的小儿子——明命帝手中，这损害了王子景的利益。新王急于按自己的方式对自己家族中承认自己的恩人还情，一些还留在王宫中的法国人立即被驱逐，传教士和他们的基督教徒遭到了其极残酷的围攻和屠杀。
他的继位者绍治帝（Thieu-tri,1841-1847年）和嗣德帝（Tu-duc,1847-1883年），特别是后者，踏着先王的足迹走。在这3个暴君的统治下，大批法国和西班牙传教士被处死，尸首被割成块，活人被烧红的钳烙刑具切成碎片，如此等等。截至法国和西班牙决定干涉，并向嗣德帝询问他们的侨民流血身亡的原因为止，已有数千名基督教徒被杀害。
这些残酷虐待的细节，在一些专门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记载，于此勿庸赘述。但是，需要证明我们之所以被带入交趾支那，后来又去东京并非缺乏充足的理由。在越法条约的条款中，开化的公民享有不让他人侵犯自己的神圣权利，这就叫做文明、公正、人道。
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现在允许我们对百多禄主教的事业作出评价，不管我们的尊敬是否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法国人，应当承认他的事业远未得出有希望的结果：这几个生活在西山叛乱分子控制地区的欧洲人，对那些可怕的山民的举动大概始终不满，但在这个动乱和变革的时代，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处死。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重新恢复平静，一切重新回复正常状态是有可能的。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一个利用我们提供的武器来篡夺帝位的总督及其继承人对他们的恩人一边感恩涕零，一边大肆杀戮。然而，百多禄主教未能预见这些暴行。人们没有指责这位诚实善良的人，不相信他会令人生厌和缺乏诚实。
1858-1862年的法西远征。为了安南暴政的受害者的利益，法国多次试图干预。1843年，当时的主教率领小型护卫舰“女英雄”号(Heroine)，解救了5位在顺化监狱待判决的法国传教士；1844年，指挥法国远东海军的塞西尔(Cecile)少将抵达沱●，极力要求释放遭逮捕监禁的勒费弗尔(Lefebvre)主教大人；1847年，拉皮埃尔(Lapierre)司令以法国政府的名义请求保护我国侨民的安全；1856年，德·蒙蒂尼(de Montigny)先生随“卡蒂纳”号(Catinal)及小型护卫舰“任性人”号(Capricieuse)去正式代表法国政府试图与安南政府建立联系。但是，所有这些毫无实效的表示只能激起我们的敌人的仇恨。他们销毁法国国旗，迫害我们的侨民和被我们保护的人。由于迫害愈演愈烈，这些人胆战心惊，蒙受耻辱。总之，1856年是个多事之秋。在文人的压力下，嗣德帝刚颁发一个十分强暴的迫害令，致使该王国的五、六十万基督教徒感到绝望。这是对文明世界的挑战，尤其是对法国和西班牙的挑战——针对其侨民的挑战：他们终于接受了挑战。于是远征之事定下来了，这次远征在海军将军黎峨(Rigault de Genouilly)的指挥下进行；西班牙部队有自己的指挥官——帕朗卡(Palanca)陆军上校。1858年8月31日，联军兵临沱●。翌日（即9月1日），沱●落入他们手中。
有些历史学家批评选择沱●作为将来活动的基地，这说明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沱●尤其能给我们提供方便，而且它靠近顺化，我们可以从那里轻易地监视始终怀有敌意的顺化朝廷的一切勾当，可以影响安南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来自首都的舰炮声，可引起我们的敌人的恐惧和不安。而且，沱●锚地一年四季可向我们的舰只提供安全的隐蔽所，必要时，整个舰队可到那里寻求庇护。
真理对所有的人都是公正的，从黎峨将军决定取西贡而舍沱●之日起，他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一天，顺化朝廷想必深深地发出一声宽慰的长叹。敌人自动离去，退居下交趾支那的沼泽之地——王国的末端、人口最少、成立最晚的一个省份里。人们不明白将军为什么执意作出这一选择。假如他对帕朗卡上校的恳求让步，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主意！他可以直达东京，那里的人民会衷心呼唤他，会要求同他一起进军。不仅基督教徒，而且所有的人民会热烈欢迎法西联军，并视法西联军为救星。事实上，人们忘不了，对于东京人民来说，交趾支那的阮氏家族是篡位者，是压迫者，人民一直在准备起来反对他们。在东京，为数众多的法国和西班牙传教士只想把这一情况告诉远征军司令，因为他们在东京有自己的最大利益；应该征询他们，并将老百姓对我们的好感加以利用。
诚然如此，黎峨将军还是没有了解这一形势。
黎凤(Le-phung)暴动。当法国舰队在沱●登陆时，一场反对嗣德帝的武装暴动在东京爆发了。受我国国旗在安南海域上飘扬所鼓舞，一位黎氏后裔决定趁机摆脱阮氏家族的奴役，夺回其先辈的王位。他带领几个支持者，高举反抗的旗帜，“在一个月中，他们控制着战场……很快，他们对法国人的到来感到失望，面对被官军包围的威胁，他们不得不解散自己的士兵。”
“这场危害最大的武装暴动约有60人参加，暴动参加者夺取了沱●。黎凤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人称冒险家，他徒然试图探望黎峨海军中将。此外，他可能得到了一些很容易否认的、含糊其辞的鼓励。”⑤
此后，黎峨将军决定离开沱●，前往西贡。西贡于1859年2月17日落入我们手中，他是在完全了解此事的情况下采取这一行动的，其行为更加令人费解。
期间，黎凤曾返回东京，作出了驱逐嗣德王朝官员的空前决定。在那里，他差点儿取得了成功。在8个月中，暴动者取得了20余次战斗的胜利，攻占了一些省会和东京东部所有的地区；当嗣德帝的舰队落入他们手中时，北宁(Bac-ninh)省的造反者也纷纷响应，揭竿而起。人民的极大热情使他们在如火如荼的战争中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省份。“自从首战告捷，黎凤派出使节前往西贡，同时致函西班牙部队指挥官帕朗卡上校，请求联军为他举行一次简单的军事示威。几艘炮艇到达东京水域便足以引发反对篡权的阮氏王朝的总暴动。黎凤提议接受法国的保护国制度。”⑥但他确是一位冒险家！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波那(Bonnard)海军将军仅仅沿袭其前任同样的做法，并拒绝接受这位现任国王如此慷慨地为我们提供的一切的话，这位非凡的冒险家将使法国避免大失所望，免除奇耻大辱和成千上万人的牺牲。⑦
这些事件发生于1862年前。同年5月，嗣德帝决定与法国和西班牙媾和。安南的使节们来到西贡商谈，直截了当地承认安南因黎氏暴动而陷入绝境，政府意识到需要集中所有的力量来对付觊觎王位者。就这样，虽然我们无意中以某种方式在黎凤暴动中得到了好处。但不幸的黎凤还是在次年屈服了，他被人数众多的敌人镇压了，被几个已被顺化官员收买的无耻之徒出卖了。
1862年条约。1862年6月5日，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以安南为另一方，在西贡缔结条约。该条约包括若干对我们重要的条款，其中最主要者有：……⑧
整个条约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使我们从今以后能在安南的土地上立足，使我们的侨民和被保护者不再任凭那些不受任何惩罚地屠杀他们的暴君的摆布。在那里，这是一件好事。最后，该王国的3个重要港口向盟国的贸易开放了。1862年条约被原封不动地接受并得到忠实地履行，使他们感到十分满意。对于安南人来说，在他们利益范围内的承诺才有价值。但我们不能老提此事。
安南人重视的事件。嗣德帝和他的官员们是怎样遵守1862年条约的呢？原孟加拉湾参谋部陆军上尉、英籍作家诺曼(Norman)告诉我们，一位印度军官的意见不会被说成怀有偏见：
“尽管条约签字了，但嗣德帝对基督教徒的态度一如既往，基督教徒没有得到多大的尊重；尽管对教徒的一切迫害停止了，但他仍禁止传教士建教堂或学校，禁止传教士在户外布道，改信天主教者被免除捐税。总之，国缔结和约的目的在于集聚人手，镇压黎凤暴动，而不是害怕法国人；当东京北部被平定时，人们猜想会引发南部各省反对它们的新邻邦。尽管嗣德帝的阴谋从未得到证实，法国政府还是指责他挑起这些动乱。为了不再守卫边界，特拉格郎提爱(de La Grandiere)海军将军于1867年占领了永隆(Vinh-long)、昭笃(Chau-doc)和河仙(Ha-tien)3省。”⑨
自从条约签字以来，顺化政府从未停止过向我们作战，它屡次制造麻烦和阴谋就是明证。不管这位通常十分了解情况的英国作家怎么说，正是嗣德政府的官员唆使交趾支那人反对我们，也是这些人在百姓中散布我们要放弃交趾支那的谣言，以便使贫穷的Nha-que⑩感到害怕并举家迁往安南。此外，我们还知道顺化政府的官员像到某些西班牙领事那里活动一样，到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国总督那里活动，打算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和庇护，以便驱逐法国人。还有，我们急于说这些活动毫无作用，除了影射我们的事以外，央求者总是立即被拒绝，尽管他们的诺言都很中听。
在特拉格郎提爱将军希望用武力攻占3个新省份的同时，使这一事态停止并给安南人一次教训，他们会接受吗？我实在不知道。但是，如果他抱有幻想，应该立即回到现实中来。今后安南会一如既往，同样要弄反对法国占领的阴谋诡计，同样背信弃义，同样到外国列强那里活动，尤其是到中国皇帝——嗣德帝将其视为自己的君主——那里求援将法国人赶出交趾支那。
安南人对我们横蛮无理的言行在1870年的不幸事件(11)后更加肆无忌惮。这样，他们在两年拒不同意交趾支那政府关于让西贡动物园负责人皮埃尔(Pierre)先生为创办该园而到邻省寻找植物的要求。
在引起冲突的极大忧虑中，我们的殖民地总督们忍受着各种耻辱。因在西贡遇到抵抗，他们到达交趾支那时会想象到面前有一个敌人，必须予以重视，但这仅仅是一个虚幻的空想。他们摆出了与法国这样一个大国极不相称的哀求者的姿态，无法随心所欲。我们必须介入东京事务，以便公开地使安南政府处于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
译自堵布益：《东京：1872-1886年的历史和政治》(Dupuis,Jean:Le Tonkin,de 1872 a 1886 Histoire et Politique)引言部分，法国海军及殖民出版社1910年版
【译者单位 广西社科院历史所】
●此符号代表
注释：
①即阮福映，“阮福”系越南的王姓。——译者注
②越南岘港。——译者注
③指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举行的法国三级会议（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统称第三等级），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译者注
④尽管龚外伯爵怀有敌意，但他不相信能够拒绝用一艘战舰来运送自己和护送其商船队。详情见高第(Cordier,H.)出版的百多禄主教通信录。
⑤⑥见罗马聂·迪·卡约(Romanet du Caillaud)书。（译者按：卡约著有《1872-1874年法国介入东京史》(Histoire de l'Intervention francaise au Tong-King de 1872-1874)一书，该书1880年在巴黎出版。此处所引是否出自该书不详。）
⑦只要人们想起波那将军敢于提出放弃交趾支那，就很少对他这一拒绝感到惊讶。《蒲真尼主教大人传(la Vie de Mgr.Puginier)的作者写道：“冒充的神明和空想者仅仅考虑殖民地无条件放弃文人政府”，这是欧洲文明的最可恶的敌人。
⑧省译者系该条约第2、3、4、5、8款，该约汉译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1册第366-370页。——译者注。
⑨诺曼著有《东京——法国在远东》(Tonkin or France in the Far East)一书，该书188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以上引文是否出自该书不详。——译者注。
⑩农民。
(11)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法国在战争中被普鲁士打败，损失惨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