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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爱智”本性的新世纪哲学——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孙正聿
孙正聿，1946年生，哲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何真正的哲学，它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并非仅仅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集中地体现了哲学的批判性和理想性。我们应当从哲学的特性与新世纪的时代特征的统一中展望21世纪的哲学。
“消解”之后的反思：探索新世纪的哲学主题
20世纪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口号和旗帜，在对“哲学”自身的“终结”、“治疗”和“消解”中，走过了它的百年历程。这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提示我们，无论是对20世纪哲学的回顾与总结，还是对21世纪哲学的预测和展望，都需要以反思这个“消解”哲学的历程为最重要的理论前提。
现代哲学对“哲学”的“消解”，是以讨伐和批判黑格尔哲学为共同的出发点。早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就明确地提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216、15页。）。进入20世纪，美国哲学家莫尔顿·怀特以分析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之衰微与没落”而展开其对“20世纪哲学家”的论述，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以嘲弄黑格尔“绝对理念”的“狂妄”而论证“科学哲学的兴起”，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则干脆以“叛离黑格尔”这个更为刺激性的口号为开端来阐述整个“20世纪哲学”。这表明，反思20世纪哲学的“消解”运动，应当首先诉诸于对黑格尔哲学的前提性批判。
恩格斯曾经指出，黑格尔“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216、15页。）。 这意味着，讨伐黑格尔哲学，是对整个传统哲学的清算；“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的“终结”，则是以“黑格尔主义”为标志的整个传统哲学的“终结”。
对于传统哲学的本质，恩格斯提出，就是试图为人类提供一种永恒的终极真理，而这“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216、15页。）。 传统哲学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在认知取向上，就是固执于对绝对之真的追求；在价值取向上，就是执着于对至上之善的向往；在审美取向上，就是沉湎于对最高之美的幻想。而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看，则是一种非此即彼、抽象对立、超越历史的思维方式。它把人类以哲学的方式所实现的理想性追求，异化为“哲学”以“绝对真理”的化身而遏制人类的创造性追求。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消解”源于传统哲学自身的异化。
传统哲学的自我异化，是同它所表征的时代精神密不可分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其基本特点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在传统社会中，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特征就是马克思所概括的“人对人的依附性”。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传统哲学以自我异化的方式，表征了自然经济中的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即以“绝对真理”的化身而表征着人对神化了的权威的“依附性”。
近代哲学作为传统哲学的高级形态，它的深厚的生活根基，在于它所表征的是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换。相对于自然经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并且形成的是新的“三位一体”：经济生活的反对禁欲主义要求现实幸福，精神生活的反对蒙昧主义要求理性自由，政治生活的反对专制主义要求民主法制。“市场经济”的这种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的理论表达，构成了近代哲学的重要的基本命题，这就是：“我欲故我在”（要求现实幸福），“我思故我在”（要求理性自由），“我生而为人”（要求天赋人权）。
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规律去塑造全部社会生活，从而也就更新了人的存在方式（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方式）。对于人的这种存在方式的本质与特征，马克思作出了简洁、精辟的理论概括：“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4 页。）人的这种存在方式具有显著的二重性：与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使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转变为“人的独立性”，这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历史进步；然而，市场经济中的“人的独立性”，只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因而这又只是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独立性”。近代哲学以理论的方式表征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就不能不具有显著的理论的二重性：既以“自由”的原则表征“人的独立性”，又以“绝对”的理念表征“对物的依赖关系”。这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以“抽象”统治哲学，根源于当时的人类正在受“抽象”的统治。
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在自然经济中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因而它需要塑造某种“神圣形象”来表征自己的时代精神；近代哲学在批判这种“神圣形象”的过程中，则以塑造“非神圣形象”的方式，理论地表征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物的依赖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整个传统哲学，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着人对人或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因而总是把“哲学”异化为某种“神圣的”或“非神圣的”绝对的“理念”。现代哲学，它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类对市场经济中的“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关系”的矛盾的自我意识，因而它合乎逻辑地走上了“消解哲学”之路。
关于现代哲学，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提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彼岸世界”，就是“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也就是以“神圣形象”的塑造来实现“人对人的依附性”；这里所说的“此岸世界”，则是指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表现为以“非神圣形象”的塑造来实现“对物的依赖性”。因此，马克思提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是在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之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从哲学史上看，作为“后神学文化”的近代以来的哲学，其根本的时代内涵就是“消解”人在超历史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上帝”（或“君主”）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也就是把人从“人对人的依附性”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近代哲学的“人的发现”。它以市场经济的反对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为根基，以哲学理念的“先自我而后上帝、先理解而后信仰”的理性主义精神为内容，实现了对表征“神圣形象”的近代以前的哲学的“消解”。
近代哲学的现实根基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所实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没有解决“人的自我异化”问题，而是把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变成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这种表征人在市场经济中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首先就是以黑格尔哲学为标志的“本质主义”哲学。它的突出特征是以普遍（共相）规范特殊（个别）、以本体（本质）凌驾变体（现象）、以统一（理念）排斥选择（事件）、以必然（规律）支配偶然（可能）、以根源（本原）解释现实（存在）、以崇高（终极价值）取代平凡（相对价值），并把这种“规范”、“凌驾”、“排斥”、“支配”、“解释”和“取代”推向极端，从而造成了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泛逻辑主义的泛滥”和“本质主义的肆虐”。现代哲学是以“消解”这种“泛逻辑主义的泛滥”和“本质主义的肆虐”为己任的，其实质也就是以“消解”马克思所说的“非神圣形象”为己任的。就此而言，现代哲学的“消解哲学”是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就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而言，只能说是现代哲学的“消解哲学”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后现代主义”的“反表象主义”，就是以“消解”认识论的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消解”哲学所追求的“思想客观性”，也就是“消解”真理观的绝对主义；“反本质主义”就是“消解”本体论的“在”与“在者”的逻辑二元对立，“消解”哲学对“终极存在”的寻求，也就是“消解”哲学理念的绝对主义；“反基础主义”就是“消解”知识分类表上的“深层”与“表层”的文化二元对立，“消解”哲学的“思想王国的王后”地位，把哲学变成“思想共和国的公民”。
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整个“现代哲学”的长达百年的“消解”运动，它的自我期待是“消解”一切造成人的自我异化的“超历史”的或“非人”的存在，“消解”一切已有的或可能的束缚“人的独立性”的“神圣形象”或“非神圣形象”；然而，现代哲学在“消解”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肆虐”的同时，却又造成了它自己的“存在主义的焦虑”。这就是：现代哲学以其对“哲学”的“消解”而造成了真理观的多元主义、价值观的相对主义和历史观的非决定主义，并使得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都失去了绝对的意义；因此，人们在多元主义或相对主义的“选择”中，却难以确认选择的“标准”，从而造成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也就是当代哲学所面对的“信仰的危机”、“形上的迷失”和“意义的失落”，因而当代哲学向自己提出了“重建哲学”的使命——为新世纪的人类重建精神的“家园”。这就是“消解哲学”之后的新世纪哲学的主题。
“躲避”之后的寻求：超越存在主义的焦虑
在人类文明的精神坐标上，哲学一向是以充任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自期自许的，也就是以“崇高”的理论表征而自期自许的；因此，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哲学总是把自己定位为对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寻求，也就是定位为对“崇高”的寻求。然而，20世纪哲学却在“消解哲学”的进程中，把哲学对崇高的寻求指斥为“理性的狂妄”，把哲学对“本体”的探寻判定为“语言的误用”。“躲避崇高”，这大概是对现代哲学基本取向的颇为贴切的概括。
“躲避崇高”是对市场经济中的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它表征的是一种人对自己的生存境况的二律背反的自我意识：个人的独立性、文化的多样性和选择的可能性与对物的依赖、意义的失落和标准的弱化的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这种二律背反的自我意识，具体地表现为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困惑。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这是当代人的最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之中，人们总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问题。传统哲学作为传统社会的“思想中的现实”，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两极对立的生存方式及其思维方式，它总是试图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绝对对立中去寻求某种绝对的确定性。由于传统哲学总是把这种绝对的确定性对象化为某种确定的存在并使之神圣化，从而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现代市场经济日益深刻地消解掉了这些“神圣形象”的灵光，使得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把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把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理解为时代水平的“合法的偏见”，把人类的存在视为“超越其所是”的开放性、未完成的存在，已逐步成为当代人类的共识。这种“中介化”的自我意识，使得“历史性”、“过程性”、“层次性”、“过渡性”、“融合性”、“超越性”的哲学观念，成为人们思考问题和理解问题的哲学基础。然而，由于“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消解掉了传统社会所悬设和承诺的绝对确定的种种思想的根据、价值的尺度和行为的标准，因此，面对这种“两极对立模式消解”的社会思潮，需要当代哲学重新寻求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尺度和标准，也就是必须以理论的方式重新确定崇高的位置。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所谓“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神圣形象”，“英雄”则是“神圣形象”的世俗化存在。“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不仅仅是在“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也是在“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历代的帝王将相、圣人先哲都涂抹着“神圣形象”的灵光，以超世或救世的“英雄”的方式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并被描绘成创造历史的主人。现代的市场经济则不仅消解了“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而且也消解了“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普通的个人，又都可以是显示个人能力的“英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领袖”已不再是超然于历史之上的救世主式的“英雄”，而是承担重要责任的“公务员”；现代科学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科学家”，已不再是凭借个人才智而给予人类以划时代发现（或发明）的“英雄”，而只能是依据某种“科学范式”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集团中的“优秀分子”；现代文学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日新月异，以及“接受主体”的“解读”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使得当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已不再是“鹤立鸡群”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巨匠”，而是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我的“探索者”；同样，现代思想的日新月异和丰富多彩，也使得当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再是某种不容质疑的“思想伟人”，而只能是不断地向人们展现新的可能世界的“思想者”；随着现代人的“公民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公德”的普及，各种各样的“行为楷模”也失去了往昔的难以企及的神圣性，而愈来愈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好男好女”。
这种“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英雄”与“奴隶”、“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把人们从“英雄创造历史”的误区中解放出来，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追求实现自我和在社会中作“优秀分子”的社会成员，使得“公民意识”成为每个人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意识，这无疑是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它标志着人从“传统人”变成了“现代人”。然而，这种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254页。 ）因此，只有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它的又一直接后果是所谓“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在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中，“文化”是在教育不发达的状态下，将“文化”分为“化”者（教人者）与“被化”者（被教者）对立的两极，从而把“文化”视为向“被化”者灌输至高无上、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真理”。因此，这种“文化”只能是属于特定阶级（和阶层）的作为“经典”的“高层精英文化”。以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民主法制的社会体制的“三位一体”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状况。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程度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等众多因素，使“文化”变成了“大众文化”，即不再是属于某些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失落”，不能不是一种历史的巨大进步。
然而，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同样体现的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以文化商品化为基础的泛审美形象的全面增殖。广告形象、时装模特、明星效应、通俗作品日益成为文化的主体。这种商品化的文化又以工业化的方式而得以最广泛地生产与推售，并通过电视等现代媒体得以极为迅速和广泛地传播。“接受主体”已经变成这种商业化的文化的“被动客体”。市场经济文化已经成为“平面化”的大众化、“媚俗”的商业化、“控制”的工业化和“渲泄”的世俗化的统一。而市场经济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则分化为“技术官僚”、“文化明星”和“孤寂的学人”。在这种文化中，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地位与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蔑视，“消解哲学”由此而表现了它的负面意义。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还表现为“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在以“哲学文化”取代“神学文化”的近代“后神学文化”中，哲学和科学取代了神学，从而使“理性”成为人类普遍的自觉意识。这种“理性”的观念发展到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则成为一种取代“上帝”的“绝对精神”。对此，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要知道，当这个黑格尔发现，他借理性不能得到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时，他是多么为理性而感到自豪，以致他干脆宣布理性为上帝。”（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216、15页。）这样， 作为“非神圣形象”的“理性”就变成了“神圣形象”的“上帝”。因此，以“理性”为标志的哲学（首先是黑格尔哲学）遭到了现代哲学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以“现实的理性”（实践）对黑格尔的“抽象的理性”的批判，科学主义的以“谦虚的理性”（科学）对黑格尔的“狂妄的理性”的批判，以及人本主义的以“丰富的人性”对黑格尔的“冷酷的理性”的批判。被近代哲学奉为圭臬的“理性”的权威在现代社会及其哲学中被不断地“弱化”了。
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弱化”，首先是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的觉醒。然而，这种以“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和“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为前提的“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却使当代人类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之中。这就是“现代人的困惑”。
“现代人的困惑”，是寻求人类“精神家园”的困惑。市场经济把它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全部社会生活当中，并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由此便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无休止的攫取造成的“全球问题”）；人与社会的异化（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扭曲）；人与他人的异化（金钱关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人与自我的异化（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而造成的自我的失落）。现代人的这种“物化”或“异化”，使人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精神家园”的失落：世界的符号化和自然的隐退所形成的“无根”的意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所形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终极关怀的感性化所形成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义失落”。
现代哲学作为人对自己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它在跨世纪的转向中，痛切地感受了“躲避崇高”之后的“焦虑”与“失落”。超越这种“存在主义的焦虑”，对时代性的“意义危机”作出全面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构成了21世纪哲学的历史任务。
“涅槃”之后的再生：恢复“爱智”本性的新世纪哲学
哲学的自我“消解”，从根本上说，是为哲学的自我超越创造理论的前提；就此而言，哲学自我“消解”得越深刻，新的哲学便越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过20世纪的长达百年的“消解哲学”的历程，跨入新世纪的哲学已经获得了“涅槃”后的再生的坚实基础。这就是以“思想”为对象、以“批判”为使命、以“爱智”为本性的新时代的哲学定位。
20世纪的哲学曾经是以某种惶惑的耻辱感而进行自我“消解”的。它面对着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及其给人类带来的新世界，不能不对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提出诘难：如果人类有效地解释世界的方式只能是科学，如果人类的现代世界图景只能是科学的世界图景，如果人类的实践只能用科学来指导，那么，人们对世界的种种哲学解释不都是“理性的狂妄”吗？人们所描绘的种种哲学图景不都是“语言的误用”吗？这样的“哲学”不是应当（而且必须）予以“治疗”、“拒斥”、“终结”和“消解”吗？正是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的诘难，促使现代哲学进入了空前的哲学自我批判。
现代哲学对自身存在“合法性”的诘难，首先是对哲学的研究对象的追问：自然科学的兴起把哲学“驱逐”出了自然领域，社会科学的兴起又把哲学“驱逐”出了社会历史领域，而思维科学的兴起则把哲学“驱逐”出了它的最后一个“世袭领地”——思维的领域；在被“驱逐”出“整个世界”的“三大领域”——自然、社会和思维——之后，哲学将“何以为家”？这是整个现代哲学殚精竭虑思考的首要问题。
现代科学把哲学从它的全部“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中“驱逐”出来，从而以科学的方式构成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思想。然而，科学自身却把构成思想的前提——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当作“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仅仅致力于具体地实现思维与存在在思想中的统一。不仅如此，哲学之外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诸如宗教、艺术、伦理等等，也是以各自的方式去构建自己的“宗教的世界”、“艺术的世界”和“伦理的世界”，同样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当作“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被“驱逐”出了自己的全部“世袭领地”的哲学，则自觉地把这个“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对象，反思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所构成的关于世界的思想。“思想”，人类文明所达到的关于世界的“思想”，日益明确地成为现代哲学的研究对象。以“思想”为对象的现代哲学，为新世纪的哲学展现了“四海为家”的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思想，不仅仅是关于思想对象的思想内容，而且包括构成思想的各种思想前提。思想前提，首先是表现为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诸如经验的或科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等等；其次是表现为思想过程所要遵循的思维的规则和方法；再次是表现为构成各种思想的各种特殊的方式，也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伦理的、艺术的、科学的方式，它们为人类构成“常识思想”、“神话思想”、“宗教思想”、“伦理思想”、“艺术思想”和“科学思想”；最深层的思想前提则是人类的“理论思维的前提”，也就是在人们构成思想的活动中所隐含的最为普遍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四大类的思想前提，制约着、规范着、决定着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也就是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行为内容和行为方式，即规范着人们全部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以“思想”为对象的哲学，就是通过对“思想前提”的揭示和审讯，追究人们生活信念的前提，探寻构成思想的根据，反思评价真善美的标准，从而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进而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既是新时代的哲学所自觉到的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是新时代的哲学所自觉到的自己的理论使命。
以“思想”为对象的哲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它不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去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而是把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所构成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对象，并且去揭示构成思想的各种隐匿的“前提”。对“思想前提”的揭示与审讯，决定了哲学的批判本性。
批判地反思“思想前提”的哲学，是以重构思想的前提为使命的。人们用以构建思想的诸种“前提”，总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哲学对“思想前提”的批判与重建，则是以新的时代精神去变革旧时代的思想前提和塑造新时代的思想前提。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曾经提出，“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对理论的赞美构成了对实践的反驳”，“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注：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46页。）。哲学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它揭示人类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反驳”实践，促成实践的自我超越，从而把人的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更加理想的世界。这是新时代的哲学所自觉到的批判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也是新时代的哲学所承担起的“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与“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的统一。而这种批判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新哲学，恰恰是哲学在新的世纪所展现的对“智慧”即人类“思想”的强烈、真挚、忘我之爱，也就是哲学的“爱智”本性在新世纪的自觉实现。
文化哲学：一种新的哲学范式
衣俊卿
衣俊卿，1958年生，哲学博士，现为黑龙江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的哲学理性在经历了过去20年间从思想解放的主战场到社会文化的“边缘化”境遇的潮起潮落，逐步走向成熟，并且在世纪之交孕育着一场根本性的理性变革。很多敏锐的哲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哲学的这一演化趋向，并从不同的视角推动着哲学理性的突破与变革。在中国哲学正在经历的和将要发生的变化中，最深刻的变革将是哲学范式的根本性转换。因此，我们应当从这一核心问题入手，来切入世纪之交的哲学演进和发展问题。
1.哲学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含义。从本性上讲，哲学代表着人的生存的超越性和批判性维度，因此，它主要的不是给定的理论形态，而是不断超越的理性分析活动、反思活动、批判活动。哲学范式就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
在这种意义上，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它涉及到哲学理性活动的各个基本方面，如，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哲学的功能，等等。哲学范式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两个基本方面的内涵：一是哲学的主题和对象，即研究什么的问题；二是哲学理性同所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之间的关系，即怎么研究、从什么样的视角和方位研究的问题，这理所当然地涉及到哲学的功能和社会定位的问题。
从这样的界定出发，哲学范式的转换也必然是全方位的和根本性的转变，它将涉及到哲学理性活动的一切基本方面，至少在“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这两个基本方面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就目前中国哲学界的现状来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研究对象和主题的转换，如发展哲学、交往理论、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公共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等等。这些探索对于改变传统哲学研究的落后状况，推进哲学自身的发展，以及增强哲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必须看到，对于关系到哲学范式转换的另一方面的根本问题，即改变哲学理性的反思方式，以及哲学理性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方面，人们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实际上，哲学理性如何反思，从什么视角和什么方位进行反思批判，对于哲学范式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特别从这一方面来思考哲学的范式问题。
2.传统哲学范式的特点和困境。当我们断言，哲学范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就意味着断言传统哲学范式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这里所说的传统哲学范式既包括几千年的传统哲学理性，也包括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实际上道出了传统哲学范式的特点，即传统哲学往往是作为一种独立于生活世界之外，远离现实的纯粹的、自足的、形而上的理性，外在地审视自己选定的对象，它同对象本身的规定性或理性缺乏内在的关联。
造成哲学理性远离生活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的分工。卢卡奇曾断言，科学和艺术作为再现的形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哲学也同样如此，它是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分工所导致的理性从生活世界的独立化的产物。其实，在人类社会活动和人的生存中，最为基础的是人在其中生活、交往、生产、工作的生活世界。独立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精神领域都是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去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哲学等独立化的精神世界都遗忘或遮蔽了哲学理性同生活世界的原本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而追求抽象理论体系自身的自足与完善，“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马克思语）。
应当承认，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不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思辨，强调改造世界，但是，它把现实主要等同于政治，把哲学政治化，使哲学理性依旧局限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而忽略了人和人的生活世界。因此，对于生活世界而言，它依旧是一种外在的抽象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哲学理性在两个极端上都是不可取的。在一个极端，传统哲学理性沉浸于一种外在地解释世界的抽象理论体系的自足与完善，满足于一种名曰“普遍适用”，实则可有可无，外在于社会进程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在另一个极端，它把现实主要等同于政治，因此往往混淆了政治与哲学的功能，消解了哲学的相对独立性，把哲学变成政治的注释。这种使哲学政治化的做法，不但未能发挥哲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反而消解了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和文化构造力。
3.新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与文化哲学在哲学范式转换中的使命。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其强烈的人文内涵和现实关怀不断地拆除传统的纯粹形而上理性的基地，使之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不断趋于“边缘化”。与此同时，一种真正回归生活世界，作为人类社会内在的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哲学理性正在生成。这种新的哲学范式的最本质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关于人和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实证的文化批判内在地结合起来；二是使哲学等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生活世界内在的大众文化相互交汇。由此一来，哲学就不再表现为远离生活世界的抽象理性，而是表现为生活世界内在的批判理性和超越意识，表现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主体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教化。
在某种意义上，最能代表这一新的哲学范式的哲学形态是现代文化哲学。在现代各种哲学流派或学说中，文化哲学最明确、最自觉、最强烈地提出回归生活世界的要求。生活世界不是抽象物体组成的冰冷的世界，而是人的世界，是人在其中生活、交往、工作、创作的世界。人总是文化的人，在人的存在领域中文化无所不在。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历史地凝结成的、自发地左右人的各种活动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就是文化。因此，当哲学理性回归生活世界时，就是回归人本身，就是回归文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论证文化哲学所实现的哲学范式的深刻变革。
首先，文化不是与经济、政治、科技、自然活动领域或其他具体对象相并列的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的基本的生存模式，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运行机制。因此，从文化的层面回归生活世界，不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对象，而是回归生活世界本身。一般说来，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主要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和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深层次性决定了它对人的各种活动乃至社会运动的深层次的制约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从文化的层面入手展开哲学理性的批判，不仅可以促使生活世界的内在的文化精神的自觉，而且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和深层次认识生活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其次，由于文化的上述特殊规定性，哲学理性同文化的关系也不同于哲学理性同其他具体对象或人的具体活动领域的关系。虽说直到现代哲学才把文化当作自觉研究的对象，但哲学与文化的关联却是本质性的。换言之，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传统哲学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不自觉的显现，而现代哲学常常是特定文化精神的自觉升华。具体说来，哲学总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特定的文化模式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特定哲学的内涵或视野，而特定的哲学反过来也会规范特定的文化模式，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特定的哲学去理解特定的文化模式。换言之，文化往往在生活世界中表现为自发的文化模式，而在特定的哲学中表现为自觉的文化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许多例证，如自然主义哲学之于古老的中华民族、经验主义哲学之于英格兰民族、理性主义哲学之于古希腊人和德意志民族、实用主义哲学之于美国人，等等，在这里，哲学作为自觉的文化精神同特定文化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一来，当哲学理性在文化的层面上回归生活世界时，它就实现了哲学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建立起哲学理性的形而上的反思同实证的文化批判之间的本质关联。具体说来，文化哲学不是用一种自足的哲学理性外在地审视文化现象的结果，毋宁说，它是作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机理或人的生存模式的文化的自我启蒙和自觉显现。
由此可见，文化哲学将使哲学理性真正“重归故里”，即回归生活世界。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哲学理性将保持自己的普遍性的和理论性的品格，而又不远离生活和现实；哲学理性将作为生活世界的内在的批判精神和自我意识而审视政治、经济、科技、道德等生活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而又不使自身消解到具体的实证科学之中。显而易见，文化哲学无论对哲学理性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人类社会的演进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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