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与中国民族学关系之我见_民族学论文

中华学与中国民族学关系之我见_民族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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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号:K207.8:C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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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昭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所走过的历程将炳耀人类史册。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今天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等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以及历史上古代华夏和各民族,一起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他们在创造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诸如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之时,也形成了不同时代的,并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及学术流派。这就是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必须要有一种维系凝聚中华意识,弘扬光大民族精神的理论学说出现。同时犹如百家争鸣般地形成各个学术研究的学科和流派。

进入20世纪初,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封建主义残酷统治的中华民族,为了寻求民族解放和自强,走上中华腾飞之路,在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传入了欧美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学。时至20世纪末的90年代,面临跨世纪的门槛,以广东学者萧君和教授为首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遵祖国民族之命,担承了创建中华学的重任”。目前,中华学尚在襁褓之中的呐喊,业已引起学界的注意。本文仅对咿呀学语中的中华学,与步履艰辛的中国民族学,略作粗率的比较叙述,不当之处诚乞大家赐正。

1.落地伊始的中华学声响非凡

什么是中华学?

对此,崭露荷尖的中华学已被其创建者萧君和在《中华学初论》[1]中作了详尽、充分的论述。中华学是从宏观的、 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华民族进行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在强调对自己的研究。例如,美国为了研究自己,创立了美国学;日本为了研究自己,创立了日本学等。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创建研究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并以自己国家和民族命名的学科,理所当然地被命名为中华学。

应该说中华学是应运而兴的。萧君和刊登于1998年第2 期《现代乡村》杂志的《中华学原理》一文率而提出:“跨入新的21世纪的时候,在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胜利,以社会主义为基础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始的时候,一门学问、一项事业在中华大地上兴起了,这就是中华学学问、中华学事业”。由此可见,落地伊始的中华学确实声响非凡。在这位有志尚的中华学创建者思想中,中华学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学术流派或狭隘的学科概念。中华学是当代中国社会和学科界的一门学问、一项事业。

中华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华。按照创建者的观念,中华学作为一门学问、一项事业而言,它所指的中华包括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生存的环境和中华民族的创造物。中华民族创造物又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广义中华文化。基于如此综合性的学问,所以既需要众多学者的参与,更要求随着中华事业的不断发展,有不同时代的学者代代相传地继承光大中华学的深入研究。

诚然,无论是作为一门学问,还是作为一项事业,骤而兴起的中华学需要有个自身完善的过程。学科理论、概念确定、体系划分乃至队伍建设等许多方面,难免产生初始之时的庞杂不清或匮乏缺憾。但是,创建中华学的呼声好比南海惊雷,已经响彻了中华大地,从岭南的珠江之滨到神州古都北京,自云贵高原至东北大地松花江畔的哈尔滨,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和新闻单位的专家学者,聚首研讨中华学,得到了可喜的一致认识。作为一门学问和一项事业的中华学,正在迅速又深入地传遍中华大地,被海内外学者所认识和接受。

2.发展曲折成就辉煌的中国民族学

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

民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扩大殖民地统治,收集和研究殖民地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状况,遂在长期积累资料的基础上,应当时的需要而产生了民族学。其实在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生产之前,世界各国就有关于不同民族情况的记述。中国古代自周秦以来,也积累了大量的民族学记载,其中既有古代华夏和汉文记录,也有其他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字的记录。这些都是研究历史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料。

20世纪初,西方的民族学作为学科始被引到中国,而且译名很不统一。1926年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民族学之名于是首见。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程曲折又不平常,学者们对近百年来中国民族的发展分期,没有一致的见解。我认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50年代以前的探索和实践民族学中国化时期,50~60年代新中国民族学发展时期,80年代以来创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时期[2]。

如果说产生于30年代的民族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是当时中国民族学家的愿望所及,也是当时中国民族学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产物,并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那末50~60年代新中国民族学所取得卓荦成就,则是以对少数民族进行识别,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社会性质的研究为标志,展现了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辉煌里程。

应该提及的是,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是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一大成功经验。从1959年开始编撰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等丛书,便是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形成历史、中华文化发展的论著不断面世。惊喜于民族学和历史学令人振奋的成功结合,60年代便有学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民族学专业两个方向的学科设置和培养人才的主张,即偏重于现状的民族志和偏重于历史的民族史,两个方向互相配合、齐头并进的民族学学科发展及培养人才的坐标。民族学一个专业两个方向的主张,在今天创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的进程中,依然有意无意地为民族学家们所遵循。

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50年代以前四壁多垒的艰辛遭际,50~60年代各种干扰和影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科被否定,说明这门学科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艰难曲折。即便是今天,沐浴着科学的春天阳光,呈现一派朝气的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极为微弱的。尤其是以中国民族学家的大量研究成果和众多著述面世,更显得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不堪相称。

3.中华学的兴起和民族学的繁荣

中华学的兴起给中国民族学的繁荣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华学和中国民族学作为两门学科,有着不少相近之处。

首先,这是两门兴起和形成于20世纪,中华民族面临重要的历史时期,即将发生伟大的转折之时,为中华民族更好地认识自己,理性地推动中华民族腾飞、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人文学科。它们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项事业,需要学者们长期投入、潜心磨砺,甚至几代相承之后才能展现举世公认的成果。

其次,中华学和中国民族学都是以中国各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中华学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及其赖以发生发展的中华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与中国民族学对少数民族和汉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中国民族区域文化的研究,有着显而易见的近似之处。

再次,中华学和民族学尽管在中国正式兴起、传入都是在本世纪,但都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资查考。古代华夏和其他古代民族,都留下了相当宝贵的有关民族方面的记述,尤其是华夏对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方面的文献记述,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历史上中国民族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交融,折射出古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历史实体,以及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轨迹。

所以说,中华学和中国民族学互相影响,有利于中华学借鉴、吸取中国民族学的发展经验和辉煌成就。而中华学诞生之始就注重学科理论构建,及其与相邻学科的交叉关系,无疑对中国民族学至今缺乏学科体系理论,以及民族学家们重视单枪匹马的研究,忽视整体学科的宣传,是一个值得学习并应立即行动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学兴起必将带来中国民族学的再一次繁荣。愿中华学和中国民族学并驾齐驱地向前发展,以自己辉煌的学术成果迎来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腾飞。

收稿日期:199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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