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政治信息传播的组织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传播论文,特性论文,政治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美国传播学者凯瑟琳·米勒认为，组织传播，乃是指组织本身围绕着相应的组织目标，在组织成员之间和组织的外部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以达到组织内外关系协调一致的传播活动。（注：[美]凯瑟琳·米勒.组织传播[M].华夏出版社，2000.）政治信息传播，在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指的是政治共同体内的各种政治组织以一定的方式、渠道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知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准则或规范等政治性信息的动态过程。这也就是说，政治信息传播不仅是一种导源于组织决策的传播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特定而又极其明确的组织目的的信息社会化行为。透过组织传播的相关理论来审视政治信息传播，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信息传播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传播（尤其是政治组织的传播）存在必然的理论关联。
政治组织的内在运行过程，是以政治信息传播为途径的组织自身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互动过程。任何有效的组织活动都是在一套完备的制度、规范、准则亦或观念的调节和控制下，连续有序地进行的。在政治信息传播活动中，作为信源的政治组织不仅直接决定着传播的内容，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主导、支配着信息流通的全过程。正因为如此，政治组织才能以传播主体的身份，通过传播这一建构自身社会行为的首要方式来顺利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与此同时，也在这直接或间接地操控整个信息传播过程的内容、方式、手段以及途径等方方面面的过程中，更好地完成组织本身的再生产和组织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外部环境的再生产。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组织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充分结合的结构，而是拥有各种并不一致乃至相互冲突的目标利益的各个群体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组织传播才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依照特定的规则和标准进行自身运行。而这规则和标准的形成、完善及其内化，都必然依赖丁组织成员对信息的合理接收和同化。在此过程中，传播担负的首先是信道的作用，因为作为一个组织，只有具备尽可能完善的传播网络，才可能有尽可能准确的信息传输，进而才有可能产生理想的决策成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其全面而高度的社会化的政治影响作为其必然的组织目标归宿，内在地决定了其每一个决策成果都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仅对组织内成员具备必要影响的信息。于是，政治信息传播，作为政治组织为自身负责更为社会负责的决策手段，理所当然地拥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就组织而言，组织信息实质上是组织现实在历时态的存在过程中所固有的。信息不仅在组织成员内部传布信仰、准则和价值观，它们本身也被视为是这些信仰、准则和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甚至可以说，组织信息的传播过程与组织形成原本就是一回事。转换到社会的政治组织上，也就是组织必须从传播关系的角度为其成员提供尽可能的达成观念共识的机会。这些所谓的“机会”，就是通过传播而实现的政治信息的共享。信息的共享过程，也即是组织成员通过对信息的解读而寻求意义认同的过程。按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论以及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信息的意义，既不是任何个人意识的产物，也不是在社会相互作用之外的客观存在的某一实体的产物，意义产生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于信息流通过程本身。所以，传播必然被视为组织的内在结构和内部秩序得以产生和再现的手段。就组织自身而言，政治信息传播在政治组织内所担负的重任也正归于此。信息负载着组织符号，通过组织内的有效信道流经组织成员，在完成其意义解读的同时整合解读的个体差异，进而取得观念的认识趋同，组织便在这趋同的观念之基础上得以成长和壮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信息传播，其实是颇为本质的组织传播——寻求政治组织内部成员间的旨趣认同。
（二）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组织乃是以其社会任务为导向的社会结构，而该结构的社会行为及行为的社会实现程度直接取决于组织成员以组织角色的身份对组织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认同和参予程度，每个社会性组织建构自己组织成员的具有相当趋同性的组织意识的目的，都无一例外地是为了使之在组织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表现为具体的社会行为，并尽可能地以组织的名义用此种行为去影响乃至框定组织外成员的行为。而内化的组织观念，是组织成员个体具有相当趋同性的外在行为的基础，组织观念的内化的内容又直接来自信息传播。所以，一方面，政治组织的社会化行为乃是在政治信息的组织内传播得到真正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政治组织将其行为全面社会化的过程，也首先是政治信息的组织内共享、交流、传播，以达成“意义共识”的过程，组织成员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也都是通过吸收并消化组织内政治信息内容而获得并付诸于行为的。另一方面，政治组织的任何社会化行为实质上都是政治信息传播。尽管组织行为的形成有赖于组织成员个体间趋同行为的形成，但其一旦形成并社会化，就会反转而为强大的信源，更进一步地整合成员个体的社会行为，使之更贴近更符合组织要求。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组织产生之初便有了各种标准和规范，才得到了必要的强化、完善和更新。组织自身的符号体系和活结形式才得以完成其内容认同和社会理解，从而极大地有利于组织环境的缔造和再生产。
在解释论者看来，传播不仅提供信息，它还为信息的解读提供必要的环境。组织环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组织环境指的是决定或影响组织各种活动发生、发展及其成效的各种内外因素、条件的总和。（注：教军章，刘双.组织传播——调析管理的全新视野[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没有适当的环境支持，组织便难以为继，更无所谓发展壮大。所以，如果把组织放置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层面，其传播行为也就是组织内部与外部综合。在实际的信息流通过程中，组织成员不仅与同事进行信息传播，而且还必然伸展到组织边界之外的空间，从事其为组织自身建设和组织环境营造的传播活动，以求得组织关系的全面协调。
在政治信息传播中，作为传播主体的政治组织，必然要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去剖析和审视，其所面对的环境状况，在力求客观而准确的价值认识基础上，去选择组织的环境传播战略，以寻求组织自身与环境之间关系维持、深化乃至一体的适度点。这个适度点的核心，从信息传播上说，乃是政治组织如何有效掌握信息在组织内外正向拓展和繁殖，从而完成政治组织的社会性终极目标——实现该组织以一个整体的名义用自身的行为范式去影响甚至框定周围其他组织或非组织成员的行为范式。
现代认识论认为，处于认识活动中的人，其主体性有三层内涵——选择性、抽象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人的认识活动不仅是对客体给予的外在刺激作出能动的反映，而且还是对其创造性的理解。所以，人的认识活动便必然蕴含着新知识的产生。在政治组织所进行的政治信息传播活动中，接受者通过对信息的意义解读，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或经验，主动去发现政治现象的新特点以及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特点，从而产生新的政治信息，形成新的信息环境，这一过程也就是信息的拓展和繁殖。政治信息拓展和繁殖不仅意味着组织成员对组织所处内外环境的认识深化，而且体现为组织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得以完成完全属于自己的社会扩大再生产。
亚里斯多德说：“人本性上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对政治信息的接受和分享，其实是社会正常人的经常性活动。而政治组织正是通过这些活动的深度介入来实现其环境战略的。政治现象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政治认知对象的性质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因此，对普通的组织外成员而言，政治认知和政治性活动的参予都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组织成员的影响或指导。只要组织成员能准确传达在组织传播中获得的信息意义，组织的社会影响便自然得以建构。此外，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体，非理性往往需要理性的引导，这种引导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尤为重要。政治是人们自身利益的社会化表现，政治行为是人们实现其政治利益的行动选择。属于特定政治组织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创制某种政治思想、政治观念和政治来指导组织的政治实践，并通过组织去影响、引导处于组织外围的人们的政治认识和行为，以尽可能地避免其非理性的行为表现。这也就是说，组织环境的营造既是组织传播的顺利进行的条件，又是其不可或缺的一大目标，政治信息传播的社会化与政治组织内的传播互为前提。
所以，政治组织的环境传播策略是组织自身生存发展的根本，它一方面反映组织自身状况，另一方面也是组织对其社会环境创造性适应的结果。通过信息传播政治组织优化了自身与环境的互动效益，正向地框定了组织外围的人们对政治信息的意义解读——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来看，信息解读受制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因此，政治组织通过信息传播而进行的环境建设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必须单独强调。没有政治信息的传播就没有政治组织的生存土壤。但政治信息传播不同于其他信息的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精神的控制。正是本于此，我们才认为社会层面上的政治信息传播也不过是政治组织传播在环境战略上的具体而集中的体现——政治组织为信息传播而运筹的媒介策略也因此凸现出其不比一般的重要性。
（三）
任何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组织，其传播技术渠道都不只是包括了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而且早已将其置于传播媒介选择的重中之重。而大众传媒本身，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如果在共时的状况下，它无疑就是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完整的组织，它当然拥有自身的目标和宗旨，并努力使自身同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相契会。不过，它同时还必然受其他组织，特别是处于社会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的影响或控制。所以大众传媒既要满足自身社会接受者的需要，又要为特定的政治组织服务。如按邵培仁先生的观点，政治信息传播中的大众传媒扮演的是传播者、解释者和中介者，政治组织扮演的是决策者、领导者和守门人，二者的共同指向便是受众。（注：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换在组织传播的层面，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其实是被政治组织组织起来的供组织内外成员实现其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
一个合理运转的社会，渠道畅通的政治表达是民主活动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在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政治秩序无疑是必需的。一个政治性社会组织，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从信息传播的环境守望和监督功能上说，任何政治组织，最可怕的不是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而是鸦雀无声。因为“鸦雀无声”的结果是组织无从知晓自己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是什么和处于什么状况。不仅政治组织之外的社会公众要求政治表达渠道畅通，政治组织本身在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追求上也要求政治表达渠道的畅通。
大众传媒以其影响的广泛性和形式与内容的丰富性弥补了政治组织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最迅速、最广泛的政治表达渠道，这不仅可以反映民众呼声，还可以经过这一信息传播过程，积累新信息形成组织所需的舆论氛围，为更合理的组织决策创造必要条件。
开放的经济社会，人们参与政治的愿望正逐步增强。但是参与愿望的增强和参与渠道的缺乏之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政治的冲突和不稳定。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不断涌现出来，新兴的这些利益主体要求直接或间接介入政治决策过程，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望。处于社会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如果忽视他们的这些要求和愿望，原本潜在的冲突就可能显现出来。另外，那些在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受损或处于新的利益分配的不利地位的利益主体，也希望决策的政治组织能注意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尽可能通过其决策的社会影响力帮助自己利益的实现。
社会多元利益集团广泛的政治参与可以使管理着社会的政治组织及时了解其利益要求，及时缓解他们对社会利益分配决策的不满，以增加其对政治组织的社会认同。但如果政治体系不能向公众提供畅达的政治参与渠道，社会多元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就会因此被激化，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那么处于此中的管理着社会的政治组织的组织环境便会遭致相应的破坏。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社会的政治动乱主要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集团被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华夏出版社，1989.）当人们正常的政治参与无法从政治组织决策获得时，非理性的诉求行为便成为潜在的可能。所以在政治传播学领域看来，大众传媒就是被政治组织组织起来的充当组织内外沟通和润滑角色的中介。它固然是组织传播组织传播的手段，但更是政治信息传播得以社会化的铁脊梁。
由表及里地看，政治信息传播虽然具有很广泛的社会针对性和信息到达面，但究其理论本质而言，是可以等同于组织传播的，说得更切近一点，它其实是政治共同体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利用各种传播渠道在组织内外进行的社会化程度极高的信息传播活动。在这里，不仅整个传播活动是受控于政治组织的，而且，作为共时态的大众传媒，也理所当然地被组织起来而受控于政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