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福柯的“话语观”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话语论文,后现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话语”的研究。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学者们都曾对此做过不同的阐释。（注：参见Locher，Birgit，and Prugl，"Elisabeth，Feminism：Constructivism's Other Pedigree"；Milliken，Jennifer，"Discourse Study：Bring Rigor to Critical Theory"；Klotz，Audie，"Can We Speak a Common Constructivist Language？"in Fierke，Karin M.＆ Jorgensen，Knud Erik 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Armonk，N.Y.：M.E.Sharpe，2001.）然而，在具体使用“话语分析”这一方法时，人们仍存有诸多疑惑，如：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是什么，与语言学的话语有何不同？为什么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话语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关系是什么？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观”能否作为具体的文本分析方法使用，其缺陷和改进的办法又是什么？本文以福柯的“话语观”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为切入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一回答。
一、福柯的“话语观”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被称作是继萨特之后法国最为深刻有力的思想巨擎。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他的思想就不断地向整个西方世界辐射，其影响在西方哲学、文学、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长盛不衰，至今仍是人们趋之若骛的热门话题。
福柯认为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所认同的基本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发生了变化，而他的哲学思想是对德国政治学家卡尔·马克思和奥地利心理分析专家西格蒙多·弗洛伊德哲学观点的挑战。福柯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他分别用考古学方法和系谱学方法对话语做了深入研究，其思想发展也因此分为两个时期，而他的话语观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福柯在考古学研究阶段着重研究了话语的建构功能和话语实践与社会和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他从社会学角度重新诠释了话语概念，认为话语是一种以其特有方式构成的知识和社会实践，它不再被看作是文献（书、书本、文本、叙述、汇编、手稿……），而被看作是档案或纪念物。不同话语以不同方式构成主要社会存在，将人定位于不同的社会主体（如医生、病人），并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相互结合产生新的、具有复杂含义的话语。（注：Norman Fairclough，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1992，pp.3-4.）话语既有语言意义，也有非语言意义，它是“言语”、“语言”、“看”、“说”、“陈述”、“撰写或书写”和“商讨”有机结合的复杂体系，是声音活动（演说和对话）和符号活动（书写和商谈）的结合。话语实践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等相互依赖并通过它们来显现，因此话语受制于“生产—经济—政治—社会”及其制度和策略。话语实践的主体是有灵有肉的人，所以话语具有物质性、时间性和空间性，也具有外在性、有限性、合并性。
构成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口头与书面），它们彼此关联，共享一个空间，共同建立语境；它们也可能会共同消失并被别的陈述取代。一个话语虽然可能包含无数的陈述，但通常只是其中少量且反复被提及的陈述构成该话语，而这些反复被提及的事情就构成了话语事件。（注：[澳]J·丹纳赫、T·斯奇拉托、J·韦伯著，刘瑾译：《理解福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在人们接触一门科学、小说、政治演讲、某作家的作品或某本书时，最初接收的语料是它的原始、中性状态，是一般话语空间中的事件群体。而后，明确的目的性促使人们转入对话语事件的纯粹描述，它要解答的问题是：具体的陈述是怎样出现的，以及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其它陈述。（注：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p.27.）例如，在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给基辛格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在你1月31日的报告中，我注意到来自波兰方面的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建议。我认为我们本届政府应当对正在‘探求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可能性’的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当然，这只能在私下进行，且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将这种想法透露给媒体。然而，你在与朋友接触时，务必让波兰人知悉这一想法，我将继续灌输这一想法。”（注：Memo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Assistant to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1 February 1969.Source：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NPMP），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NSCF），box 1032，[Fortune]Cookies Ⅱ[Chronology of Exchanges with PRC Feb.1969-April 1971].）为什么尼克松在上任伊始就写这样的信，使用这样的陈述？这正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们需要解答的问题。
话语的形成规律反映了话语所包含的目的、阐述方式、主题、概念和策略，并通过语言建构形成另外一些陈述：即使一种语言已经失传多年，也没有人再讲，人们仍可依据稀少的断篇残章将它恢复。（注：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Vintage，New York，1973，p.27.）福柯重视由这些规律所构成的知识内容。（注：Norman Fairclough，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1992，p.38.）以国内外学术界对1969-1972年尼克松改善对华关系的研究为例。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1998-2003年才陆续解密了一批尼克松的总统档案。此前，研究人员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尼克松、基辛格以及一些外交官的回忆录。中国可供参考的资料主要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外交文选》等。然而，就在第一手研究资料缺失的情况下，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阶段的研究可谓是著述颇多，成果斐然。学者们是依据怎样的规律将零碎的资料连接起来，解读历史的呢？这需要从话语分析的方法中寻找答案。
福柯强调话语对观念的建构作用。他认为，一种观念可以在一个确定、完整的话语体系上重建。话语的完整性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行为，可以是有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注：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pp.26-30.）以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周恩来的第一次谈话为例。在谈话之初，周恩来问美方代表是否要吸烟，美方所有的人都说不吸烟，周说到：“……没有人想来一根吗？啊，我遇到了一个不吸烟的代表团……”（注：Memo from Winston Lord to Assistant to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July 29，1971.Source：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NPMP），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NSCF），box 1032，[Fortune]Cookies Ⅱ[Chronology of Exchanges with PRC Feb.1969-April 1971].）这看似简单的客套、寒暄却是会谈之初美方紧张心情的写照，同时也表现了周恩来为双方营造轻松、自然的谈话气氛而做出的努力。
从70年代开始，福柯由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转向系谱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重心也从相互孤立的话语实践转为权力运作。（注：A.I.Davidson，"Archaeology，Genealogy，Ethics"，in D.C.Hoy ed.，Foucault：a critical reader，Oxford：Basil Blackwell，p.224.）福柯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命题：权力的话语本质——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指话语的实践和使用技巧，话语的政治本质——权力的斗争总是发生在话语中或由话语而产生的，社会变革的话语本质——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福柯对权力做了全新的诠释。他认为，现代权力是通过建构新的机制和行为模式而运作并存在的，并非局限于控制已存在的事物。权力并非来源于主权国家，不是某个人或阶级的特有财产，也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获取的物品。权力具有网络的特征，涉及社会、文化、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福柯强调对权力运作的研究，即“运用权力，建构主题的过程”。他指出，人们不应该只看到权力的消极方面，如权力的压迫性、排他性、破坏性或掩盖性，“事实上，权力可以进行制造活动，它制造现实，它制造客观领域和法的规则”。（注：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I，Trans，by 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p.194.）
福柯还看到权力和知识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指出“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彼此相互包含。……如果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建构，权力关系就不存在，如果不同时预设和构成权力关系，知识也就不存在了”。（注：Ibid.，p.27.）在这里，话语意味着知识，因为知识的载体是话语。以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为例。众所周知，尼克松这位以反共起家的共和党保守派上任伊始便致力于探索改善美中关系的渠道。此前，各国国家元首——法国总统戴高乐、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等有关美中关系的话语，即“领袖话语”在尼克松转变对华态度、调整对华政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尼克松在对华问题上的系列话语表明了他思想的转变，传递了他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是对以上诸国元首建议的积极回应，这就使得第三方有可能在推动美中关系解冻方面继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在美国国内，尼克松的话语对其内阁成员、大众媒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他们为改善美中关系做出种种努力和尝试。（注：相关话语参见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1-362页；Richard Nixon，"Asia After Vietnam"，Foreign Affairs，Vol.46，No.1，1967，p.111；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黄金树：《敢为人先：尼克松》，学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251页；Richard Nixon，U.S.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A New Strategy for Peace，A Report to the Congress，February 18，1970，p.140.）
福柯认为，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不同在于它们的“真理”观念以及对“真理的影响力”不同。公共机构的权威性来源于它们有能力说出某些情况的真相。在公共机构宣称自己讲述的是真理而赋予自己行动权威性的时候，这些对真理的声明取决于制度和话语实践。福柯将真理游戏定义为“一组导致某个结果的程序，从这组程序的原理和规则判断，它可能站得住脚，也可能站不住脚”。一言以蔽之，“真理游戏就是一条制造真理的规则”。（注：Michel Foucault：Ethics：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Vol.1，Penguin，Harmondsworth，1997，p.297.）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是美国国内经过长期思想酝酿、公共机构的反复讨论和舆论条件逐步成熟后水到渠成的结果。1959-1969年美国对华舆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话语”和“公众话语”为推动美中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注：详见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二期，第7页。）“精英话语”和“公众话语”的社会影响力制造的“真理”即是：美国政府应该考虑调整对华政策、改善美中关系。
二、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深受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吸收和借鉴其代表人物——福柯、德里达、里奥塔的哲学思想精华，继承了其研究方法和视角。后现代主义者认为，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虽值得称颂一时，但它最终又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束缚人们的思想，迫使人们按照既定的方式行动。因而，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物——在西方已存在近两个世纪的文明应遭到抵制。他们挑战一切普世的理论，反对权威，以一种怀疑的态度试图打破现代西方文化所树立的条条框框，冲破原有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情感在西方文明中传播，渗透在西方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和生活各个方面。所谓的“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严格地说，是以后现代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分析国际问题，并非本体论，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注：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可参考Madan Sarup，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3；Stuart Sim ed.，The Poutledge Critical Dictionary of Postmodern Thought，N.Y.：Routledge，1999；Michael W.Nicholson，A Theological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the postmodernism Debate：Mapping the Labyrinth Lewiston，N.Y.：Mellen University Press，1997.）
福柯的“话语观”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宽了话语的内涵和应用范围。在福柯的“话语观”中，话语不再只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它既包括有声的，又包括无声的；既包括有意识的，又包括下意识或无意识的。话语是观念的反映，也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后现代主义学者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应关注揭示“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相互作用”。（注：J.Der Derian，"The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J.Der Derian and M.J.Shapiro eds.，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Massachusetts，1989，p.6.）确切地说，应关注权力政治中文本的相互作用，因为文本的效力不是停留于政治背后，而是政治本身所固有的。权力政治的现实同其它社会现实一样，总是通过文本和某种方式的记录构成的。（注：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Macmillan，1996，p.188.）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和“国家”都是写出来的。（注：D.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1992.）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重读文本的方法是解构。德里达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稳定性、概念和社会的完整性，一切都是相对的。因而，要以一种解构的方法解读、反思、甚至改组理论框架和社会体制。具体的阅读方法是解构所有核心文本，使它们支离破碎，然后对它们进行重读，给予新的解释，或者从中揭示它们的毛病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最终打破文本的核心成分，突出被忽视或压抑的含义。重读文本时可采用双重阅读的方法。从根本上讲，双重阅读是一种“既忠实又反叛”的两重战略。（注：J.Derrida，Positions，Chicago，1981，p.6.）第一次阅读是对占主导地位的解释进行评论或重复，即表明文本、话语或制度是怎样获得稳定的地位的，也就是说，在论述中通过建立同样的假设，重复传统的步骤，忠实地重复或模仿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文本、话语和制度是怎样连贯一致的。第二次阅读是指通过向文本、话语和制度中的不稳定因素施加压力，质疑和解构占主导地位的解释。第二次阅读是为了揭示文本、话语和制度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表明占主导地位的解释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双重阅读作为解构的一种方法是要了解话语是怎样形成的，同时，它又是怎样因自身的不完善而使自身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解构的目的并非试图得出一种观点或结论，也不是为了说明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什么，而是为了揭露已存在的解释自身内部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使该解释能更具同质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注：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90.）
二是拓宽了权力的内涵和运作范围。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一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并得到广泛地使用。甚至有人称，国际政治是权力的较量。然而，尽管“权力”在国际政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本身仍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福柯有关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丰富了“权力”这一概念的内涵，同时也将“知识”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事实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开始对“知识”这一问题进行关注。学者们对“利益”的反思和抽象的推测使得“知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研究方向。正如德·德里安所言，“国际关系正处于对认识论的反思阶段，这种反思对构成和主宰‘传统思想’的语言、概念、方法和历史（即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提出了质疑”。（注：J.Der Derian，"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llennium，Vol.12，No.2，1988，p.189.）后现代主义学者不认为已存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认为着手研究已存在的知识是怎样被“传统”思想建构的，才是最为根本的。应该重新审视传统上将知识与价值观、知识与现实、知识和权力割裂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学者认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不应被认为是次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事实上，这种新的研究视角最为关注的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议题是怎样被确立为正当、合法和真实的。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关系的阐述无异于为后现代主义学者们提供了哲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总之，受福柯“话语观”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关注话语、文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权力运作引起的话语变化，同时，还将知识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从而将知识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他们大胆质疑传统理论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传统理论的完善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因而，后现代主义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三、话语分析的意义
话语是观念的反映，同时又是权力制造的产物。国际关系学者通过研究话语，了解国际行为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话语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可以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例子说明。
国际关系学者对“话语”的关注并非始于后现代。许多学者在解读国际关系文本时，非常重视这种语言标志符号的变化。例如，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会关注美国在何时、何地开始公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再使用“共产主义中国”，以及称蒋介石政权为“台湾”，而不再是“中华民国”。同样，中国的大众话语中的美国形象也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着变化。“美帝国主义”、“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世界警察”等等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不同阶段而产生的特有称谓，（注：详见钱皓“大众话语中的美国形象与中美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3-4月号，第44-49页。）也是中美关系亲疏远近的信号和标志。这些特质性话语的出现是观念的反映，中美两国的民众对彼此的印象和观念也是随着话语的变化而不断建构、发展的。正如钱皓教授所言，“话语和观念是一个双向运动的整合体，在这个过程中，话语对观念产生强化或弱化的作用，同样，观念也不断影响改变着话语。这样的动态循环过程不仅是由话语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也是由观念的社会属性所决定，当然，来自外部的力量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注：同上引。）
话语在外交中的作用则更不容忽视。所谓的外交辞令，在一定意义上是指话语的斟酌与选择。例如：在《中美上海公报》中，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是：“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注：引自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LXVI，No.1708，March 20，1972，p.438.）在表达“承认”这个意思时，美国用的是"acknowledge"，其含义中有“接受现状”的意思，而未使用"recognize"这个承认某个政权时常用的外交词汇（注：参见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签署的建交公报，也可登陆http：//english.people.com.cn查阅中国与瑙鲁共和国（Republic of Nauru）签署的建交公报.）。中美撞机事件之后，美方的道歉使用的是"sorry"，而并未使用"apologize"（注：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撞机事件所做的相关发言和美国太平洋论坛网站上（http：//www.csis.org/pacfor/cc/0102Qus-China.html）发布的相关信息。）。2003年11月，布什在台海局势上公开表明的态度是“反对两岸中的任何一方采取改变现状的行动……”，这里用了"oppose to"，而未使用"do not support"（注：各大网站均发布了布什总统讲话的原文。可登陆美国的福布斯网站（http：//www.foxnews.com）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http：//www.china-embassy.org）等。）。这些语义接近的词汇所传达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它更清晰地把握了“度”的概念。
联合国安理会1441号决议案的通过无疑更加验证了话语选择的微妙和外交辞令的威力。布什政府内部在武装进攻伊拉克问题上存有严重的分歧。以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鹰派认为进攻伊拉克无须经过联合国授权，因为任何议案一旦提交联合国，冗长的讨论、投票会拖延进攻伊拉克的最后时刻表，而且这个议案也不一定能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通过。而以鲍威尔为首的鸽派则认为，只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美国才能师出有名，才能得到美国盟友以及国际舆论的支持。当鲍威尔将议案的初稿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时，安理会的另外14名成员国无一赞成。初稿大致的内容是“如果一经发现萨达姆有违反新议案的实质性行为，美国和其它国家将自动获得授权，采取‘一切必要之手段’（all necessary means），使其服从联合国的决议”。“一切必要之手段”是1991年海湾战争时，联合国授权美国使用武力的决议中采用的一个宽泛的词汇，后来就成了战争的代名词。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起草的这份措词强硬的议案自然也不会得到安理会其它成员国的赞成，更不要奢谈通过了。同时，法国外长多米尼科·德·维勒潘在伊拉克问题上，坚持分两步走：先通过新一轮武器核查的决议。核查人员一经发现萨达姆有任何违反或实质性违反联合国规定的行为，应将其送交安理会讨论。而后再通过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维勒潘强调“萨达姆的一次虚假声明和一次不配合核查人员工作的行为将被认为是实质性的违反联合国决议”；而鲍威尔则认为“一次虚假声明或一次不配合核查人员的工作将被认为是实质性的违反联合国决议”。双方在“和”（and）与“或”（or）的问题上相持不下。维勒潘实际上是要求给萨达姆两次机会，而鲍威尔只同意给萨达姆一次机会。双方经过旷日持久的争论，最终鲍威尔采取了让步，维勒潘也很高兴他在外交上取得的胜利。2002年11月8日，经安理会审议，并获得全票通过的1441号决议的大致内容是“如果萨达姆继续违反解除武装的规定，他将面临严重的后果（serious consequences）”。鲍威尔用模糊语言“严重的后果”代替了“一切必要之手段”，从而使得1441号决议在安理会获得顺利通过。（注：Bob Woodward，Plan of Attack，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pp.221-226.）鲍威尔与法国外长维勒潘的“和”与“或”之争转移了安理会其它成员国的注意力，模糊的外交语言的运用掩盖了美国要对伊动武的真正目的。联合国1441号决议的通过在一定意义上是鲍威尔外交话语的胜利，这也是美国在外交上惯用的手法，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国际政治是权力运作的政治，国际关系现状也是权力较量的结果。谁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话语的制定权，拥有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另一方面，话语为权力服务，维护并巩固权力。权力的更迭、交替势必引起话语的变化，从而引发又一轮话语制造和游戏规则的制造。国际关系学者通过研究话语，透视国际政治中权力的运作、消长和更替。因而，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四、话语分析的方法论问题
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关注运用后现代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分析话语，解读文本，并由此透视权力的运作。这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研究态度的转变，也是研究方法的一大进步。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仍无一套系统、高效的话语分析方法。福柯“话语观”虽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并不适合作为具体的话语分析方法使用，因为它过于抽象。德里达提出的用解构的办法对文本进行双重阅读，虽比福柯的话语理论具体了一些，但仍未说明怎样进行解构，即只提出了要解构什么（what to deconstruct），并未指明应该怎样解构（how to deconstruct）。前文所提到的国际关系学者重视语言标志符号的研究，这只是话语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学者们在进行此项研究时，大多是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直觉，缺乏系统、实用的研究方法的指导。
国际关系研究发展至今日，已成为一门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心理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学科。同样，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也可以借鉴诸学科研究方法中的合理成份，兼容并蓄，为我所用。具体到话语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历史、社会心理学、批判语言学的角度，用跨学科的方法解读文本，分析话语。这种“多维话语分析方法”（multidimensional discursive analysis）的核心是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
CDA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语言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它关注公共机构、媒体和政治生活中真实的话语交流，而不是以一个例句或示范文本为例做分析；着力探讨某一具体话语和其存在的语境、公共机构及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语境、公共机构和社会环境塑造并影响着话语，反过来，话语也影响着社会和政治现实，换句话说，话语构成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促成了话语的形成。在CDA看来，口头和书面的话语都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所有的社会实践都是和具体的历史环境密切相联，并且是维护或挑战现存社会关系，为不同阶层的利益服务的一种手段。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总是与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个文本是怎样被确立的？确立的文本是为谁服务的？否定了谁的利益？确立的文本的后果是什么？这种透过话语来分析权力运作的方法被称为批判性话语分析。（注：Hilary Jank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Research Tool"，in Michael Toolan ed.，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London：Routledge，2002，p.26.）
CDA的研究范式因流派的不同而略有差异。在用CDA的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文本进行话语分析时，只有取各流派之所长，兼容并蓄，才可相得益彰。深受贝恩斯坦（Bernstein）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影响的维也纳话语分析学派主张在话语分析中将CDA和哲学、社会学的批判理论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学派认为在分析历史和政治的某一具体文本和专题的时候，应从两个方面考虑话语使用的历史范畴。第一，话语的历史分析方法，即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当时历史背景的信息，即话语事件发生时的历史背景。第二，对某一特定的话语进行历时性分析，以观察其在一定时间内的变化。（注：参见Ruth Wodak，Disorders of Discourse，New York，1996；Norman Fairclough and Ruth Wodak，"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n Van Dijk，Teun A.ed.，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London：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1997，pp.258-84.）诺曼·费尔克罗夫的CDA模式认为要对文本进行三个层面的分析，它们是：分析目标（包括语言、视觉或语言和视觉的文本）；认知主体（人）制造和接受目标的过程（写、说、设计和读、听、看）；制约这一过程的社会历史环境。与这三个分析层面分别对应的是三种不同层次的话语分析，即文本分析（描述）、过程分析（解读）、社会分析（解释），三个层次之间相互依存和包容。费尔克罗夫认为，话语分析是从微观具体的文本描述到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解释的一套系统分析过程。他指出，分析者应关注对构成文本的指示物的研究，如具体语言的选择、排列顺序和布局等，同时也应对促使文本生成的历史决定因素予以考虑。换句话说，文本是受社会制约而产生的话语，文本产生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受社会制约的。（注：参见Norman Fairclough，Language and Power，London：Longman，1989；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London and New York，1995.）约翰·彼·汤普森的话语分析框架更加细化了不同层次话语分析中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如图所示）。其研究顺序是先宏观社会历史分析，后微观话语分析，然后再整合，进行解读和再解读。
汤普森深层次话语分析框架（注：John B.Thompson，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81.）
为了证明这一话语分析框架的可操作性与合理性，笔者暂且以美中关系（注：因此项研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1998-2003年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主要考察尼克松时期的美对华决策，故称“美中关系”，而非“中美关系”。）缓和过程中，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访华时与周恩来的谈话为例作一简单的分析。具体到这个案例，社会历史分析中的时空背景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间与空间，美中两国在冷战格局的背景下面临的社会现实。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美国此时的国力如何？美国为维护其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全球战略是什么？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怎样？美中两国是如何应对这个局面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在分析场地作用的时候，可考虑：基辛格与周恩来秘密谈话是在中国北京进行的，“主场”与“客场”的差异对此次会晤的结果，以及尼克松访华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基辛格与周恩来长达17个小时的谈话先后在钓鱼台国宾馆基辛格下榻处和人民大会堂进行。会谈场地的不同又对双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社会机构的探讨可集中在美中双方的外交决策模式有何不同，分别是什么？决策者、决策的官僚体制模式又是怎样？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可着眼于对美中两国国内政治环境、社会状况的分析。专业媒体传播则是指两国政府如何运用大众传媒向公众宣布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并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对具体的谈话进行话语分析时，则需兼顾汤普森深层次话语分析框架中提到的几个方面，如：谈话体现了美中双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及对利益、安全、威胁等概念认知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通过怎样的符号表达出来的？对话分析和句法分析则体现了双方不同的谈话技巧与风格。通过对整个谈话的叙述分析可以了解谈话的全过程及进展情况，以及谈话中出现的主要议题；而会谈中任何一方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分析，则体现了其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争论分析则表明双方分歧之所在，以及双方对待分歧所采取的态度。根据以上社会历史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研究结果，对谈话文本进行解读和再解读，研究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微观的话语分析的影响，从而考察二者是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互动的。
以上只是尝试着用“多维话语分析”的方法解读国际关系文本，难免有偏颇之处。笔者衷心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能有更多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运用这方法，甚至更完善的话语分析方法，解读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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