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中国大同和世界大同理想的演进轨迹
陶季邑
摘要： 民国建立最初几年，孙中山较多谈论“世界大同”，主张与列强共进“世界大同”，此不属于民族主义范畴；较少谈论中国“大同”，此属于民生主义范畴。五四后几年，孙中山较多谈论中国“大同”，此却属于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范畴；较少谈论“世界大同”，此却属于民族主义范畴；至此，其两种大同理想均被纳入三民主义学说之中。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基本上把两者等量齐观；“世界大同”理想开始放弃对列强幻想，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尤其是苏俄消灭帝国主义；中国大同理想仍包含“民生大同”和民权“大同”，但把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看成是其大同主义的“好朋友”；至此，其两种大同理想终于彼此保持一致，演进至光辉灿烂顶点，但仍有缺点，不过缺点是次要的。
关键词： 孙中山；中国大同；世界大同；演进
孙中山一生都在追求“大同”。他主张将来中国实现“大同”①，同时主张“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亦即实现“世界大同”。②关于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国内已有些论文进行不同程度的探讨。但既有成果并未分阶段地考察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③，以致未能勾画出孙中山此种大同理想的演进轨迹。至于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研究。但现有成果亦未能分阶段地探讨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④，所以同样未能勾画出孙中山此种大同理想的演进轨迹。另外，此两种大同理想在孙中山那里始终同时存在，并具有内在联系。因此，宜将孙中山此两种大同理想放在一起来研究。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和世界大同理想置于一起研究；同时根据孙中山在世时谈论两种“大同”频率和此两种“大同”内涵外延变化，并参考其所处国内外环境变化，来细分为民国建立最初几年、五四后几年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这样三个阶段进行考察，以清楚地展现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的联系及其不断演进的发展轨迹，并试图从中寻找孙中山晚年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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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最初几年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
据冯自由记载，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尝语人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曰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⑤换言之，1905年8月前，孙中山就持“大同主义”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但孙中山此处“大同”或“世界大同”究竟是指什么？冯自由文献对此并未给予充分说明。
据孙中山本人文献，孙中山最早提到“大同”是在1912年元旦。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⑥从此时到1916年⑦，孙中山始终高谈并追求“大同”，包括主张将来中国实现“大同”和将来世界实现“大同”；其中，明确提到中国“大同”的文献约有两篇，各提一次，共两次⑧；明确提到“世界大同”（或世界“大同”）的文献约有十一篇⑨，共十八次。可见，此阶段，孙中山重点谈论“世界大同”。下面对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略作分析。
1.关于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
民国建立最初几年，亦即从1912年至1916年，孙中山较多谈论“世界大同”。在他那里，所谓世界进入“大同”，就是世界所有国家“渐并”为“一世界唯一大国”⑩，亦即世界大家庭。关于其思想渊源，目前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儒家“天下为公”亦即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是孙中山“世界大同”思想渊源。⑪
以上对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和世界大同理想的演进轨迹作了简单梳理。现归纳如下：民国建立最初几年，主要是幻想列强“协助”，所以孙中山较多谈论“世界大同”亦即世界大家庭，主张与西方列强共进“世界大同”，但此不属于其民族主义范畴；较少谈论中国“大同”，此是指一个人人生活上幸福平等并拥有平等权利的社会，属于其民生主义范畴。五四后几年，主要是从苏俄人民生活幸福的现实中受到鼓舞，所以孙中山坚信将来中国比苏俄建设得更加美好，便较多地谈论中国“大同”，此包含“民生大同”和民权“大同”；较少谈论“世界大同”，此开始属于其民族主义范畴。到了国共合作时期，幻想列强支持的愿望“落空”，同时得到共产国际与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所以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样，此阶段，孙中山基本上把他的两种“大同”等量齐观；其世界大同理想仍然属于其民族主义范畴，开始放弃对列强幻想，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尤其是苏俄以消灭帝国主义，共同实现“世界大同”，以中国优秀文化作为实现“世界大同”的基础；其中国大同理想则仍包含“民生大同”和民权“大同”，但与将来“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把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看成好朋友；这样，孙中山带有联俄特点的世界大同理想与带有联共特点的中国大同理想相互一致，成为其革命三民主义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与民国建立最初几年相比，此阶段孙中山的世界大同理想也有一些不同点：
不过，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还受了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胡礼垣“万国大同”思想的影响。武昌起义后不久，身在香港的胡礼垣喜不自禁，在其诗作《民国新乐府》序言中说：“且废君主为民主，由大暗而复其大光，万国大同，和会之基，永远平等，自由之福，将于此是赖焉！”⑯他随即写信给孙中山祝贺辛亥革命成功，并提出自己的“大同”主张。孙中山1912年初复信说：“来教主张大同，尤其婆心济世，蒙虽未逮，敢不勉旃。”⑰可见，胡礼垣“大同”尤其是“万国大同”思想当时也有助于孙中山主张“世界大同”。
此阶段，孙中山高谈“世界大同”，除受近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胡礼垣等人“世界大同”说影响外，还受一些客观现实因素影响。就国外客观因素而言，世界交通越来越方便，各国之间联系更加密切。所以，孙中山认为，世界所有国家将逐渐融合为世界大家庭。同时，斯时国际关系现状极其恶劣，如西方列强主导世界体系，以武装求和平，以大欺小。热爱世界和平和反对强权政治的孙中山对此极为不满，希望进行改变。就国内客观因素而言，孙中山虽然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史满腔义愤，但仍幻想它们“协助”其革命事业⑱，尤其是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前，孙中山希望“维持国际平和”，“以专力于内治”⑲，所以，不得不在其外交政策中把西方列强视为“友邦”，对之持“平和主义”，亦即主张与它们“益增睦谊”。⑳国内外这些客观因素也导致孙中山较多谈论“世界大同”。
此阶段，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1）关于“世界大同”的具体设想。孙中山主张，在将来“世界大同”里，世界所有国家消亡，没有竞争和战争，充满和平，各民族之间平等自由。他1912年9月3日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说：“世界大同”到来时，“泯除国界”㉑；1912年10月26日在南昌军政学联合欢迎会的演说中又说：在“（世界）大同时代”，没有“竞争”。㉒1913年2月2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还说：“世界大同”之日，“永无争战”，世界处于“和平”状态；世界各民族“有平等自由之权利”。㉓孙中山这些设想反映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对国际和平与安宁及世界各民族平等自由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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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世界大同”能否实现。孙中山从世界潮流和人类进化趋势等方面论述“世界大同”能够实现。他1912年1月28日在《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电》中说：“世界潮流所趋，几于大同。”㉔1914年6月在《〈战学入门〉序》中又说：“倘进化前途无所障碍，只有进而无退，则世界大同，可指日而待。”㉕当然，孙中山知道“世界大同”的实现需要许多条件，如“必须人人尚道德、明公理”。㉖尽管如此，他仍然对“世界大同”的实现抱有希望，乐观地说：“世界大同”是“吾人无穷之希望”和“最伟大之思想”。㉗
（3）关于中国在实现“世界大同”中的作用。孙中山认为，“世界大同”的实现离不开中外各国努力，主张中国与包括帝国主义列强在内的世界其他所有国家一起奋斗，“共进大同”。他1912年1月1日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㉘1912年9月上旬在北京回访四国银行团的谈话中又说：“更冀世界各国共进大同，永不至再有战事。”㉙此反映孙中山向往世界和平，但幻想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和援助其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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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仍未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苏俄以及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所以，孙中山的主观认识和革命行动上出现变化，如对列强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逐渐有深刻认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树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这些客观和主观因素影响下，孙中山丰富和发展其五四后几年世界大同理想和中国大同理想。
必须指出，民国建立最初几年，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尚游离于其民族主义之外。因为，就其主流思想而言，斯时他认为其民族主义的内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业已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以，此阶段孙中山常说：“现在民族、民权已达到目的”。㉛因此，他就没有将其世界大同理想当作其民族主义范畴，而当作其外交思想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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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
此阶段，如前所述，孙中山之所以较多谈论“世界大同”，是因为受国内外一些客观因素影响，所以“冀世界各国共进大同，永不至再有战事”，以让“世界各国”“扶助”中国㉜，尤其是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前，孙中山希望“维持国际平和”，“以专力于内治”，此“内治”中就包含将来中国“大同”建设。可见，其世界大同理想与中国大同理想开始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孙中山在高谈“世界大同”时，并未放弃其中国大同理想，只是对此较少论及。其中国大同理想内容主要有两点：其一，首先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亦即“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㉝，然后“演进”到“大同”；其二，在将来中国“大同”里，人人生活上幸福平等，并拥有平等权利。他1912年10月14至16日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说：“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㉞孙中山此“大同”是指“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斯时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㉟所以，此“大同”属于其民生主义范畴。不过，其中的“（人人）权利平等”，根据五四后孙中山言论，属于孙中山民权主义范畴。㊱但此阶段，孙中山常说：以“创立民国”为内容的民权主义“已达到目的”。㊲所以，“（人人）权利平等”的主张从当时孙中山的角度来看也只能被置入其民生主义范畴。孙中山这些设想表达近代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和平等权利的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3月黄兴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并请求孙中山准予立案。孙中山1912年4月3日在《批黄兴等呈》中写道：“该会以人道主义提携五族共跻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廿世纪，用意实属可钦。所拟教育、编译、调查、实业各种办法，尚属切实可行，应即准予立案。”㊳可见，孙中山支持黄兴等人要在中国实现“先贤大同世界”亦即孔子所谓“大同（世界）”的这一想法。五四后孙中山把孔子“大同（世界）”当作将来中国“大同”。㊴但根据孙中山本人文献，此阶段他尚未明确提出该主张。
以上可见，民国建立最初几年，孙中山较多谈论“世界大同”亦即世界大家庭，主张与帝国主义列强“共进大同”，主张中国在实现“世界大同”方面宜发挥主导作用，要以中国优秀文化作为实现“世界大同”的基础；孙中山这些世界大同理想被当作其外交思想范畴，而没有被纳入其民族主义之中。相比之下，此阶段孙中山较少谈论中国“大同”，此“大同”属于其民生主义范畴。但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和中国大同理想开始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如两者都贯穿平等原则。另外，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希冀“世界各国”“扶助”中国，让中国“专力于”“内治”包括“社会主义”及其高级阶段亦即“大同”之建设。显然，此阶段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二、五四后几年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
五四后几年，亦即从1920年至1923年，孙中山再度谈论中国“大同”和“世界大同”。此阶段，孙中山明确提到中国“大同”的文献约有六篇㊵，共十一次；明确提到“世界大同”的文献约有四篇㊶，共五次。可见，此阶段，孙中山较多谈论中国“大同”。
1.关于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
五四前，孙中山曾发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反袁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但始终未能将中国建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使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的奋斗目标。所以，五四后，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向往并“特别关注”苏俄。㊷此阶段，他在探求将来中国“大同”之路时已经主张要实现“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㊸，但又开始关注苏俄，并发现，“（苏俄） 凡有老者、幼者、废疾者”“皆由政府给养”；在他看来，此与孔子所谓的“大同世界”“相似”，因为孔子的“大同世界”亦即“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㊹他甚至还说：“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㊺将苏维埃主义等同于孔子的大同主义显然是错误的，但孙中山在探求中国“大同”之路时中既继承孔子大同理想，又结合苏俄民生现实，则具有时代性和进步性。他从苏俄人民生活幸福的现实中颇受鼓舞，坚信将来中国能够实现孔子所谓的“大同世界”，并认为，中国自然和人文条件均比苏俄好，因此，将来中国会比苏俄建设得更加美好。㊻所以，此阶段他较多谈论中国“大同”。
此阶段，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与民国建立最初几年相比具有相同点。如同民国建立最初几年，孙中山仍然把将来中国“大同”描述为一个人人幸福平等的社会，当作其民生主义范畴。1920年11月21日他在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会的演说中说：将来中国“大同”，“解决人民个人之生计”，“少者教之，老者养之，均当由政府负担。”㊼可见，将来中国“大同”里，人人生活上幸福平等。所以，孙中山称此“大同”为“民生大同”，“即所谓民生主义之实现”，亦即实现“孔子之所谓大同世界”。㊽孙中山中国“民生大同”理想总体上继承孔子“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大同理想㊾，但具有时代特点，如孙中山说：“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欧美而上之。”㊿
当然，此阶段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与民国建立最初几年相比也有不同点。在此阶段，孙中山不仅设想中国“大同”里人人生活上幸福平等，而且认为此“大同”是实现民权主义的“大同”，也属于其民权主义范畴。他1923年12月2日在广州欢迎各军将领会的演说中说：孔子“天下为公”就是主张“百姓人人都有这项特权”，“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51]孙中山表示将来中国要实现孔子此“大同”亦即使“百姓人人都有这项特权”。显然，在孙中山那里，将来中国“大同”也是人人拥有平等权利的“大同”。当然，如前所述，民国建立最初几年，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里已有此设想，但当时此设想并未置入其民权主义范畴。此阶段孙中山却将此设想纳入其民权主义范畴，因为意识到，中华民国建立多年，但“民权主义亦未达到目的”[52]，所以对民权主义作新的解释：“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多数人。”[53]这样，孙中山的将来中国“大同”开始变成实现民权主义的“大同”。孙中山中国民权大同理想总体上也继承孔子“把政权公之天下”的大同理想，但同样具有时代特点，如孙中山说：实现孔子“把政权公之天下”的思想，就是“变成共和”，“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54]
治疗组有1例轻度上腹部不适，对照I组有1例上腹部不适，对照II组有1例轻度乏力，均为一过性，均继续完成治疗；所有患者均无因为不良反应情况而需要调整者，所有患者均无严重不良反应。无其他异常表现。
2.关于孙中山世界大同思想
此阶段孙中山谈论“世界大同”甚少。其世界大同理想与民国最初几年相比具有一些相同点：
其一，如同民国建立最初几年，此阶段孙中山仍然设想，“世界大同”里，没有“竞争”，中外“平等”。他1921年10月10日在《建国方略》中文版“序”中写道：在“（世界） 大同之治”里，消灭“竞争”。[55]1923年2月24日在《实行裁兵宣言》一文中说：“大同之域”里，中外各国“平等”。[56]孙中山这些愿望自然是良好的。
与五四后几年相比，此阶段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具有一些不同点：
但从孙中山本人文献来看，上述观点似乎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孙中山1912年9月3日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说：“今世界先觉之士，鼓吹大同主义者已不乏其人。”⑫1913年2月23日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又说：“道德家必愿世界大同，永无争战之一日。我辈亦须存此心理，感受此学说。”⑬可见，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主要来源于“世界先觉之士”或“道德家”“世界大同”说。但孙中山1924年8月3日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解释说：“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的“一般道德家”“发明了社会主义的学说”，来解决人类痛苦问题。“所以从前一般讲社会主义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先知先觉的人发明了这个道理（指‘发明了社会主义的学说’——引者注）之后，自然可以得多数人的同情心来表示赞成。”“但是从前讲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乌托邦派，只希望造一个理想上的安乐世界，来消灭人类的痛苦。”⑭可见，孙中山上述“世界先觉之士”和“道德家”均是指“发明了社会主义的学说”的那些“乌托邦派”亦即近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孙中山著作中也常谈及欧文、傅立叶和布朗基等等近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⑮可见，他们的“世界大同”说才是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的主要渊源。
故事中，went up to him和came up to me都有approach(走近)的意思。此种用法在英语中很常见。如：A man came up to me yesterday and asked me for money.
其一，不同于民国建立最初几年，此阶段孙中山将其世界大同理想当作其民族主义范畴。斯时孙中山已经意识到，尽管清王朝已被推翻，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仍然“压制”中国，换言之，“民族主义还没有做完”。[58]所以，他重新树起民族主义旗帜，并对民族主义作新的解释：“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59]此民族主义不仅主张“世界诸民族”“平等”，而且主张中国“国内诸民族”“平等共处”。[60]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开始将其世界大同理想纳入其民族主义之中。他1923年1月29日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说：期望与“世界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61]
为了能够保持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进一步激励学生通过参加大赛来提高自己，作为高校的管理层面应该建立相应的鼓励机制。高校鼓励机制的建立，能够保证指导教师团队的稳定发展，确保学生参赛的积极性和学生学习的劲头。
其二，不同于民国建立最初几年，此阶段孙中山认为，世界文化既有糟粕，也有精华，所以，要以中国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结合作为实现“世界大同”的基础。还是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他说：“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来实现“（世界）大同”。[62]
以上可见，五四后几年，孙中山因主要受苏俄民生幸福现实因素影响，所以较多谈论中国“大同”。如同民国建立最初几年，孙中山仍然把将来中国“大同”描述成一个人人生活上幸福平等的社会，称此“大同”为“民生大同”，当作其民生主义范畴；但又不同于民国建立最初几年，孙中山把将来中国“大同”还理解成民权“大同”；换言之，在孙中山那里，将来中国“大同”属于其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两个范畴。因此，孙中山继承和发展其前一阶段中国大同理想。相比之下，此阶段，孙中山较少谈论“世界大同”，仍然主张与帝国主义列强“共进大同”；但不同于前一阶段，孙中山鉴于列强仍然“压制”中国这一客观现实，所以主观认识上出现变化，说“民族主义还没有做完”，便对民族主义作新解释亦即“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开始将其世界大同理想纳入其民族主义之中，并主张以中国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结合作为实现“世界大同”的基础。
总的来说，五四后几年，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和中国大同理想均被纳入其三民主义学说之中；换言之，两种大同理想之间的联系开始变成民族主义与民权民生两主义之间的联系。而民国最初几年，只有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才被纳入其三民主义学说之中，属于其民生主义范畴，其世界大同理想则游离于其民族主义或三民主义之外。所以，五四后几年，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当然，此两种大同理想总体上仍然处于空想阶段。
三、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继续谈论“世界大同”和中国“大同”。此阶段，他明确提到“世界大同”的文献约有两篇[63]，共两次；明确提到中国“大同”的文献约有四篇[64]，共四次。显然，此阶段，孙中山谈论“世界大同”和中国“大同”次数相差并不大，可以说，孙中山基本上把两者等量齐观。
1.关于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
孙中山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大国，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与重视人道，所以在实现“世界大同”方面宜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主张要以中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亦即中国优秀文化作为实现“世界大同”的基础。1912年9月3日他在演说中说：愿中国人“主张（世界）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我五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㉚孙中山此时把实现“世界大同”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尤其是留学生身上，期望他们不仅要担任维护东亚和平的责任，而且要担任实现世界大同的责任。此体现孙中山改造世界的伟大理想，反映近代中国人民具有维护世界和平与维持全球利益的责任感。
其二，如同民国建立最初几年，此阶段孙中山仍然主张与帝国主义列强“共进大同”。他1923年2月24日在《实行裁兵宣言》一文中说：“以吾地广人众之中华民国”“卒与列强共跻于”“大同之域”。[57]可见，孙中山仍然幻想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其革命事业。
其一，不同于五四后几年，此阶段孙中山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尤其是苏俄以“共进大同”。民国建立后尤其是五四后几年，孙中山一直主张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共进大同”，幻想它们支持其革命事业，“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65]而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该宣言表明苏俄政府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欢迎苏俄帮助。所以，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在实现“世界大同”方面，他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尤其是苏俄“消灭”帝国主义，“共跻大同”。他1924年3月2日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说：“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66]1924年10月8日在欢迎苏俄军舰祝词中又说：“（中国和苏俄）彼此互相提挈，力排障碍，共跻大同。”[67]孙中山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也表明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顺应时代潮流，出现伟大转变，亦即带有联俄的特点。
必须指出，受阶级和历史条件制约，此阶段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仍然还存在缺点，如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依然缺乏深刻认识，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只要得了日本的帮助，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不成问题的。”[68]所以，晚年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一直在与时俱进，但最终仍未完全排除其空想成分。
其二，不同于五四后几年，此阶段孙中山主张以中国优秀文化作为实现“世界大同”的基础。他1924年2月17日在民族主义第四讲中说：“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我们“先讲民族主义”，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和“平天下”。[69]1924年3月2日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又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70]表明孙中山晚年仍然拥有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自豪感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感。
2.关于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
与五四后几年相比，此阶段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具有一些相同点。
其一，如同五四后几年，此阶段孙中山仍然认为，将来中国“大同”是指“民生大同”，即实现民生主义。他1924年8月3日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说：“民生主义”就是“大同主义”。[71]
其二，如同五四后几年，此阶段孙中山仍然认为，将来中国“大同”也是指民权“大同”，即实现民权主义。他1924年3月9日在民权主义第一讲中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72]孙中山仍然将孔子的“大同”理解为“把政权公之天下”亦即实现民权主义。自然，孙中山把孔子“主张民权的大同”当作将来中国“大同”，但在解释此“大同”时有时代特点：即在此“天下为公”的“大同”里，没有“军阀官僚的专制”，“应用民权主义”，造成“共和”“新世界”。[73]
与五四后几年相比，此阶段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也有不同点。如不同于五四后几年，此阶段孙中山把将来中国“大同”与将来“共产主义”等同起来。这自然是受了当时国共合作现实因素的影响。他1924年8月3日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说：“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74]1924年8月10日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又说：“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亦即将来中国“大同”。因此，将来中国“大同”与将来“共产主义”“相同”。[75]孙中山此处的“共产主义”自然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76]换言之，在孙中山那里，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是其三民主义的“好朋友”[77]，也是其民生主义亦即大同主义的“好朋友”，共产主义是可以“容纳的”。[78]因此，孙中山“容共”[79]，亦即实行联共政策。至此，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开始带有联共的特点，从而与此阶段他的带有联俄特点的世界大同理想终于保持了一致，此对当时已经在开展的国共两党合作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必须指出，此阶段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同样仍然存在缺点，如认为将来中国“大同”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80]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孔子的大同理想建立在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产物；而将来中国“大同”将建立在现代化机器大生产基础上。两者自然不能同日而语。
以上可见，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同时得到共产国际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这些背景下，孙中山把“世界大同”和中国“大同”基本上等量齐观。此阶段，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带有联俄的特点，亦即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尤其是苏俄“消灭”帝国主义，“共跻大同”，但仍然存在空想成分，如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依然缺乏深刻认识。他还主张以中国优秀文化作为实现“世界大同”的基础。所以，此阶段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比五四后几年有所丰富和发展。而此阶段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仍然包括“民生大同”和“主张民权的大同”，尤其是把将来中国“大同”与将来“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把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看成民生主义亦即大同主义的“好朋友”，从而开始带有联共的特点。所以，此阶段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比五四后几年也有所丰富和发展。
总的来说，此阶段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和中国大同理想不仅仍然都被纳入其三民主义学说之中，而且汲取革命实践经验，顺应时代潮流，逐步从空想走向现实，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尤其是苏俄以“消灭”帝国主义，共同实现“世界大同”，并把将来中国“大同”与将来“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把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看成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至此，其带有联俄特点的世界大同理想与带有联共特点的中国大同理想终于保持了一致。这些既是当时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又反过来推动孙中山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这些政策和将国共合作坚决进行到底，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学说。可见，此阶段，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和中国大同理想演进至光辉顶点。当然，晚年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一直在与时俱进，但最终仍未完全排除其空想成分。
四、结论
6月23日下午，大会进行了分组讨论和入选论文宣讲，分语言学教学，文学翻译两个讨论专题。6月24日上午主旨发言后进行闭幕式，由论坛执行副主席王相锋教授主持。遵义医学院外语学院谭占海院长、华侨大学黄小萍教授对小组讨论和论文宣读做了总结发言，论坛副主席、NAFLS副主编李正栓教授宣布2018NALLTS文集获奖论文名单，蔡华、王莉莉、邵昌红、韩冰等8人获奖。
本研究采取SPSS21.0统计软件整合和分析数据，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χ2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所以，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和世界大同理想的演进是他逐渐地将此两种大同理想纳入其三民主义学说之中的过程，是他与时俱进、日益丰富和发展此两种大同理想并最终使两者相互一致的过程，是其大同理想中空想成分逐渐减少而可行成分日益增多的过程。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方面借助列强援助的愿望“落空”，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伸出援助之手，识时务的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进行国共合作，在这些背景下，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演进至灿烂顶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不仅有利于当时中俄联合共同反帝和国共两党合作一起反帝反封，而且对社会主义思潮五四后在中国社会涌现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产生了影响。如毛泽东1926年1月10日在《政治周报》第4期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说：“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81]可见，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孙哲等［20］报道改良括约肌间瘘管结扎术治疗复杂性肛瘘的临床研究，结果提示，研究组（应用改良括约肌间瘘管结扎术治疗）患者的创口愈合时间、术后疼痛指数及术后控便功能均优于对照组（应用传统切开挂线术治疗）。本研究结果显示，改良组的总有效率、肛门括约肌功能评分均高于传统组，且住院时间、创面愈合时间、疼痛程度评分、并发症发生率以及复发率均少于传统组，由此提示，改良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安全性均优于传统组。本研究结果与孙薛亮等［21］、唐长菱等［22］报道基本一致。
从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的演进轨迹中，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一）反面因素帝国主义列强和正面因素苏俄与中国共产党是导致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不断演进的最基本因素。进入民国后，孙中山一直幻想列强支持其革命事业，但一直走向“落空”。所以，孙中山从最初较多谈论“世界大同”并主张与列强共进“世界大同”，发展到1924年提出“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而十月革命后，苏俄民生建设蒸蒸日上给孙中山以鼓舞，使得他坚信将来中国比苏俄建设得更加美好，便较多谈论中国“大同”；稍后几年，苏俄和中国共产党都给他以援助，帮助他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样，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把“世界大同”和中国“大同”基本上等量齐观，并且其世界大同理想开始主张联合苏俄来消灭帝国主义，其中国大同理想把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看成民生主义亦即大同主义的“好朋友”。总之，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不断演进，主要与帝国主义列强和苏俄与中国共产党等因素密切有关。当然，孙中山本人具有不断追求真理和识时务、与时俱进等等品质，在其中也起一定的作用。
（二）目前学术界有一种代表性观点，即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中的“大同”和中国大同理想中的“大同”是同一个概念；具体而言，“孙中山搞的‘大同’，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要推广至于全世界，即‘世界大同主义’。”[82]根据上面的梳理，此观点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在孙中山那里，中国大同理想中的“大同”和世界大同理想中的“大同”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在民国建立最初几年属于孙中山民生主义范畴，五四后几年和国共合作时期属于孙中山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范畴。后者在民国建立最初几年属于孙中山外交思想范畴，五四后几年和国共合作时期则属于孙中山民族主义范畴。不过，此两种“大同”相互联系，一方面都贯穿平等原则，另一方面，正如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只是手段，民生主义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83]所以，在孙中山那里，中国大同理想实际上是世界大同理想的“最终目的”，而世界大同理想实际上是中国大同理想的“手段”。
（三）孙中山晚年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并坚决捍卫合作，是有思想基础的。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在其中也起一定积极作用。如民国建立最初几年，孙中山中国大同理想就向往“社会主义之国家”，主张中国先成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然后“演进”至“大同”；其世界大同理想则追求世界各民族平等，主张“世界各国共进大同”。五四后几年，孙中山在探求中国“大同”之路时开始向往和关注苏俄，并从苏俄民生幸福的现实中受到鼓舞。这些为日后他实行联俄政策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世界大同理想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尤其是苏俄“消灭”帝国主义，“共跻（世界） 大同”，其带有联共特点的中国大同理想则把将来中国“大同”与将来“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把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看成是其大同主义的“好朋友”。这些有助于当时孙中山坚定不移地推行联俄和联共政策，有助于他的国民党更加积极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所以，从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的演进轨迹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晚年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并坚决捍卫这次合作，是有思想基础的。其中，孙中山两种大同理想不断演进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㉕㊸㊹㊺㊻㊿[55][60][61][62][67]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282—283、200、197、208、199、200、260、260、260、350 页。
②⑩⑫⑬⑮㉑㉒㉓㉖㉗㉚㉛㉝㉞㉟㊲㊼㊽[51][52][53][54][58][59][73]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 221、 115、 115、 221、 165、 115、 192、 221—222、 115、221、115、265、173、174、62、265、331、331、490、330、399、489-490、326-328、399、568-571 页。
③[82] 参见吴雁南：《孙中山与传统大同思想的基本终结——兼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的一些可行性问题》，《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戚其章：《论孙中山的“大同主义”说》，《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等等。
㉔ 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9页。
⑥⑱⑲⑳㉘[56][57] 尚明轩主编： 《孙中山全集》 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7、36、23、23、139、139页。
⑦ 孙中山1916年8月21日为老友孙德卿题词：“大同”。参见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
⑧ 此处是根据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来进行统计的。此两篇为《批黄兴等呈》和《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⑨ 此处也是根据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来进行统计的。此十一篇文献为：《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电》、《复胡礼垣函》、《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在北京回访四国银行团的谈话》、《在山西军界欢迎会的演说》、《在南京国民党及各界欢迎会的演说》、《在南昌军政学联合欢迎会的演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战学入门〉序》。
根据图1所示谐振式光学陀螺系统原理图,采用引入设计的低通数字滤波器和普通FIR低通滤波器的锁相放大器对解调输出信号进行了对比测试。结果如图9(a)、图9(b)所示,其中图9(a)为FIR滤波器滤波效果,此滤波器资源占用率为98%,图9(b)为所设计的惯性低通数字滤波器滤波效果,N值设为25,即截止频率为0.14 Hz,对比图9(a)可知,经此惯性滤波器滤波后,锁频基准点高频噪声波动明显降低,稳定性得到明显提高。
⑪章开沅：《王道与霸道——试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⑭[66][69][70][71][72] [74][75][78][80] 尚 明轩主 编： 《孙中 山全集》 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 479、388、370、388、474、396、474、506、499—500、506 页。
⑯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7辑《胡翼南先生全集》 （卷38—47），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271页。
在推动税收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税制改革不能仅着眼于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需求或单方面地强调效率价值。一个良好的税制体系应兼顾公平价值，蕴含对于分配正义、权利保障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整体关切。[25]消费税的税制改革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唯将其内嵌于财政税收法律体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中，在充分论证税制改革的经济规律与法理逻辑的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方能更好地实现消费税的改革目标与制度功能，体现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公平性与效率性、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统一。
⑰ 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
④参见章开沅：《王道与霸道——试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吴义雄：《“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等等。
㉙㉜[68][79][83]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238、731、697、698页。
㊱ 如1922年1月4日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中说：“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多数人。”1924年2月23日在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中又说：“对国内的专制打不平，便要应用民权主义”，使得“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9、568页。
㊳ 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页。
㊴ 如孙中山1921年12月10日在《军人精神教育》一文中说：“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在将来中国“真能实现”。参见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200页。
㊵ 此处也是根据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来进行统计的。此六篇文献为《为福建培元中学题词》、《在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会的演说》、《军人精神教育》、《书赠杨庶堪〈礼运·大同篇〉》、《在广州大本营对各界人士的演说》、《致犬养毅纵论国际局势并请日本助成中国革命及承认苏俄函》。
㊶ 此四篇文献为《实业计划（中文版）》、《中国革命史》、《题赠戴季陶联》、《实行裁兵宣言》。
㊷ 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页。
㊾ 此阶段孙中山将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理解为两种“大同”：其一是“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其二是“把政权公之天下”。
[63] 此处同样是根据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来进行统计的。此两篇文献为《民族主义第六讲》、《欢迎苏俄军舰祝词》。
[64] 此四篇文献为《民权主义第一讲》、《与蒋介石等的谈话》、《民生主义第一讲》、《民生主义第二讲》。
[6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4页。
六是，向受伤害一方解释造成过失的原因，属于间接致歉策略。例如：“我的自行车轮胎坏了，所以晚到了一会儿。”
[76] 孙中山此处的“共产主义”之范围极其宽广，不仅包括马克思或共产党（含苏俄）共产主义，而且包括无政府主义，甚至包括原始社会共产主义以及当时非洲和南洋群岛“土人生番”的原始共产主义。参见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00页。
[7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1页。
[8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19）05－0117－07
作者简介： 陶季邑，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2。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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