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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scientism)是特定科学的伴生物。正如科学一样，科学主义也有它发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历史；同时，正如科学史研究一样，科学主义的历史探讨也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编史学问题，比如“科学主义”的内涵和外延、科学主义历史的时空界限、科学主义与科学的关系等。显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汲取不同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
对科学主义的学术兴趣是启蒙运动以来哲学事业的持久话题之一，实际上，迄今为止人们对科学主义历史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它的观念史方面。然而，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对科学主义的研究也开始进入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学术视野，出现了诠释科学主义及其历史的多重角度(multi-perspective)。这种变化对科学主义编史学研究是极为有益的，它使我们有可能在更为综合的水平上，重新审视科学、科学主义以及它们的历史，重新评价科学主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1.科学主义和思想史
把科学主义理解成一种关于科学的文化信念（或哲学立场），并将它视为是人类思想史的一部分，这是探讨科学主义现象时最经常使用的分析视角。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所谓科学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它主张“自然科学的方法是知识探究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所有的研究领域，包括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1],P.393)这个定义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定义所隐含的陈述结构为，科学是一种理智习性，或一组认识世界的特殊态度和思想模式；科学的态度和思想模式（方法）被认为具有先在的优越性和普遍性；科学主义是人们将科学的特殊原则和智力品质扩展应用于科学之外的其他知识领域的结果。
这种把科学主义的形成视为一种理智“殖民”过程的思想史考察，首先遇到的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即什么是科学的准确领域？从科学领域转换到其他非科学领域的是什么？如何描述科学之外的思想领域？过去，这些问题是被以一种非历史的(ahistorical)术语提出的，没有与考察观念史上科学和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结合起来，因而很难有可被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
美国著名史学家奥尔森(R.Olson)认为，科学应被视为是一系列活动和习性，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条理的、普遍合法的和可检验的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体系。在他最新出版的《被神化和被蔑视的科学》一书中，奥尔森首先考察了古代和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各种传统（巫术、宗教、哲学）中的那些智力要素或习性，发现爱奥尼亚的思想家、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完全是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一样的科学家。“《蒂迈欧篇》看起来显然满足一份科学文献的任何合理要求”，其哲学与科学的意指似乎是无法区分的。其次，他修正了一般被假定存在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联系（逻辑的和时间的），认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并非在时间上先于科学或在内容和范围上广于科学。相反，整个西方哲学事业，它的起源应归功于科学的观念和活动。通过考察哲学（科学）思想力求独立于其他文化领域、同时又对这些领域产生影响的史实，奥尔森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方文化首次注入科学主义应该在前苏格拉底时期。”([1],P.378)
正如有人指出的，奥尔森正确指出了古希腊是那些盛行于科学主义思想中的观念的来源，但他将泰勒斯和柏拉图说成是科学主义思想家，未免把网撒得太宽了。古希腊的知识观念还不是典型的科学主义，更为重要的，科学作为一种或多或少自主的体制在前现代时期并不存在。而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和社会地承认的统一体的存在，对于将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是必要的。因此，与奥尔森不同，更多的史学家坚持认为科学主义是与现代科学同时降生的，尽管它们都有早年的智力根源。从思想史方面看，使现代科学与过去的科学区别开来的并非是对自然的观察，而是其处理自然的特殊目的和方法。现代科学的不同之处，更具体地说，首先在于它始终坚持用可控性的观察实验作为得到任何结果的与境仲裁，其次是使用数量方法作为取得明确证据的主要手段。这种理解甚至影响到对“科学主义”一词的定义，比如韦莫斯(J.Wellmu-th)就十分明确地认为，科学主义可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2],P.16)
在观念史的框架中对科学从哲学的独立，科学、自然哲学和一般哲学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神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的，是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Cassirer)。卡西尔认为，自然哲学家（特别是牛顿）的成功彻底改变了哲学传统，使形而上学、认识论、社会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主要还不在于将科学的概念和定律应用于较宽的语境中（尽管这是变化的一部分），也不在于自然哲学作为一种知识本体取代天启教、自然神论或形而上学而成为整个哲学的基础，而在于采用一种新的哲学化的方法，后者模仿了牛顿和其他自然哲学家使用的方法。启蒙运动认为，牛顿的《原理》是人类理性取得的首次明确的成就，它表明人类能够运用理性揭示世界的奥秘，驳斥了怀疑主义，回避了天启教和自然神论，制止了表面上似无穷尽的形而上学争论。随着科学的成功以及哲学与其他思想领域区别开来，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看到了哲学的胜利，并将《原理》的广泛影响看作是整个哲学的影响。在17、18世纪，人类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可分性已是一个相当一般的假定，哲学家们相信存在着一种适用于全部哲学和科学领域的方法。这两个世纪的哲学观（可称为哲学主义）之间的不连续性，仅仅表现为对特殊方法的选择：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其他17世纪哲学家将数学作为他们的方法，而启蒙哲学家们则使用牛顿的自然哲学方法。([3],PP.6-27)
卡西尔的观点实际上将“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怎样和为何影响了其他思想领域”这一问题，转换成了另外两个相关问题，即为什么大多数哲学家假定有一种理性或一种方法贯穿于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和科学）中，以及为什么自然哲学取代数学成为哲学的普遍方法论模式？这种转换有助于校正那种认为早期现代科学是一种直接影响其他思想领域的独立思想体系的简单化理解。换言之，17、18世纪的科学信念是以间接方式（借助于哲学整体）产生影响的。而到了19世纪，情况就变得有些不同了。
19世纪被称为是“科学的世纪”，按照丹皮尔(W.C.Dampier)的看法，这不仅是因为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迅速增长，还因为“人们对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4],P.283)在观念史的视野内，19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始于德国的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性质上的关系的争论。这次争论象征着智力权威的增长和自然科学的独立性，意味着科学的模式及其对其他思想领域的直接影响已变得更为适当。随着哲学的分化和各分支的独立，科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相反，许多人认为它就是那个更大的整体本身。哈耶克(F.A.Hayek)在他所著的《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对圣西门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技治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的和历史的研究，讨论了科学和技术之间在概念上和体制上的联系。他注意到，19世纪建立的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和以科学知识培养工程师的理想是一种误导，它们助长了一种被称为“社会工程观”的态度，即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科学和技术加以改造，而传统是不值得尊重并应被抛弃的东西。在他看来，这是与科学主义的盛行最为相关的一步，它既与圣西门的“新基督教”或孔德的“人道教”思想一致，也是20世纪技治主义实践的观念基础。([5],PP.263-291)
从19世纪开始的明确地将科学奉为至尊的努力，在20世纪上半叶继续保留下来并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得到了加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科学观由科学经验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进一步系统化和精致化了。以科学经验主义为例，其基本的科学信念包括五个相互支持的命题：(1)科学是统一的。一个理论中的规律可从其他理论的规律导出，一个理论中的术语可用另一理论中的术语加以定义，各门不同的科学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而一切学科都可还原为物理学的规律和语言。(2)科学无界限。一切于人类有益的事情原则上无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或者说，原则上不存在科学所回答不了的问题。(3)科学已在预测、说明和控制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由前几个世纪的自然科学和晚近的社会科学所促成的进步已极大地拓宽了人类的知识，科学洞见之实践应用正使我们日益有效地控制自然力和人类的心智。(4)科学方法赋予科学结果以客观性。即使科学研究所得结果不都具有客观真理性，仍然可以对来源于观察或实验的经验证据给予理论假设的支持程度进行客观的估算。(5)科学是有益于人类的。一切非科学，特别是宗教和形而上学，都是未开化的和毫无意义的；只有科学知识及其应用能现实地造福于人类。([6],P.161)正是这五个彼此相关、互相支持的命题以及运用它们的特殊方式，支持了科学主义的基本信念，即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人类学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最具权威、最为严肃或最为有用的部分。用实在论者的话说，这一信念可表达为：科学且唯有科学才描述了不依赖于视角的自在世界。
齐曼(S.Ziman)认为，哲学的科学主义者对定量的经验数据、准数学的理论模型、实验的重要性，以及成功预见的可能性的信念，60年代以后已显得过时了。([7],PP.267-268)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以非常严格的观点看待什么可算作科学的知识，但却把这种知识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排除了所有其他的知识来源。科学实在论者同样认为，有一个唯一可信的科学世界观，并能够通过适当的方法发现它。这种一般的世界观往往鲜明地将“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程序区分开，并倡导在所有学科中实现前者替代后者的转变。在库恩(T.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后，这些信念已在思想界发生动摇。例如，持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的费耶尔阿本德(P.Feyerabend)就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和可靠的。科学受到偏爱既不是由于它的方法也不是由于它的成果，它的至上统治权只是因为它过去的一些成功导致了防止其他意识形态复兴的制度上的措施，如教育、专家权力集团的作用等。“简言之，科学今天的优势并不是因为它的相对优点，而是因为情况被操纵得有利于它。”([8],P.109)科学过去只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一种，但它现在已变成了排斥其他非科学传统的独断宗教和沙文主义事业。
相对主义当然并不是比科学主义更优越的立场，正如许多哲学家看到的，它也包含着某些谬见和偏激。但相对主义的挑战至少使人们明确地看出了科学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缺陷，从而为社会学和心理学分析的进入打开了大门。
2.科学主义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
最早对历史上存在的科学主义文化现象进行社会学透视的是社会学家本－戴维(J.Ben-David)。在他1971年出版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书中，本－戴维探讨了科学在现代早期的西方社会中的体制化过程，以及此后科学在不同国家环境中的兴衰。体制化过程是指科学在社会中成为有价值的和相对自主的活动，以及伴随而来的科学家角色的出现。在各种社会因素中，本－戴维认为，“科学主义运动”的兴起对科学的体制化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科学主义运动”是在现代科学早期出现的一群人促进科学的实践，其参加者相信，科学是求得真理、有效控制自然界、以及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例如，在17世纪的英国，科学主义运动倡导这样一种信念，即“培根哲学和实验科学是可用于所有人类和社会问题的普遍原则。”([9],P.167)在培根式的乌托邦中，科学的可能成果既包括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也包括促进“科学家阶层是杰出的中产阶级”这样一种看法。本－戴维认为，在17世纪的英国，自然科学（尤其是科学精神）的形成、科学主义运动、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兴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法国、德国和美国来说，科学主义运动的影响尽管来得较迟或不象在英国那样具有决定意义，但离开一种广泛分享的对科学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作为一种自主体制是无法像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有效地在这些国家生存和发展的。([9],P.254)
批评家认为，本－戴维对科学体制化和科学主义运动关系的描述存在一些成问题的假设和主张。首先，他的科学观是实证主义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过去的知识可以用现代的科学标准加以评价。结果，他关于知识和科学的历史社会学的议程，只是要调查社会因素对知识增长的促进或阻碍；而科学的内容即知识本身却不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其次，与上一点相联系，他将科学主义看成是一种外在于科学的社会运动，并主张科学主义与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这样，科学主义或多或少地成了与科学知识本身不相干的东西，科学权威地位的内在来源及科学与更广泛的知识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此外，尽管本－戴维的书中广泛使用“科学主义运动”一词，但对“科学主义”始终未从社会学角度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因此，他对科学主义的社会分析，还只是“作为允诺的但几乎没有被发展的研究领域的一个导言”。([1],P.384)
对科学主义的社会研究做出更重要贡献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受库恩开启的认识论社会学转向的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试图恢复知识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中心性。他们抛弃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基本假设，主张所有的信念和知识（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都无例外地受到社会因素的决定性影响；所谓客观的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科学知识是一种人工制造的产品，是被社会地建构的。他们声称，科学知识社会学将关心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的不同状态的条件（因果性），公平地对待真理和谬误、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公平性），对称地说明真的信念和假的信念（对称性），以及把上述说明样式应用于自身（反身性）。([10],P.7)
在新的理论范式下，卡末龙(I.Cameron)和埃奇(D.Edge)首先对科学主义的概念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在其合著《科学的形象及其社会运用》(1979)一书中，卡末龙和埃奇首先讨论了生物进化论和道德理论的关系，从科学和伦理学的内容上区分了“是”和“应该”，而道德理论领域的科学主义论点中通常是无视这种区别的。接着，他们对科学主义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科学主义呈现于那些人们利用广泛分享的关于科学共同体及其信念和实践的形象与概念，以增加他们提出的观点、他们促进的实践、或他们倡导采用的价值和政策的影响力的地方。科学主义概念蕴涵着对科学的态度：那些使用科学语言的人承认和尊重科学共同体的权威，并且利用该种权威，以便使他们的语言更有说明力。在这样做时，他们加强和巩固了[科学的]那种权威。”([11],P.3)在这里，卡末龙和埃奇描述了预设在观念—实践转换中的社会过程，认为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的、宗教的或政治的权威，就是这个过程的关键因素。
在解释人们为何以科学主义的方式使用科学资源时，卡末龙和埃奇的回答十分简明，即“支持、巩固或促进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11],P.5)为说明这一“利益模式”，他们对科学主义可能有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分析。在他们看来，科学主义的第一个社会功能是内部的和外部的合法化或加强科学家所持的立场。如果出现科学共同体内部或科学共同体与外部群体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科学主义的修辞学可被用于为科学共同体或其中的某些部分做辩护。甚至，在并不存在明显冲突时，对科学的乐观主义态度及各种庆典（仪式）也可强化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科学共同体的声望和自主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些庆典或仪式支撑起来的。
科学主义的第二个社会功能表现在，科学的权威可被用于增强一种科学家或非科学家所追循的社会哲学。卡末龙和埃奇特别强调那些对科学并无职业兴趣，而只将科学的权威用于维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的人，如何将科学作为其社会哲学的声望的后盾。在这方面，科学社会史家萨克雷(A.W.Thackray)曾研究了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的活动。他发现，尽管一些学会成员的社会观点随其地位的变化而可能发生从进步主义到保守主义的变化，但他们一直在使用科学的权威。“他们的科学主义修辞学保持下来，仅仅论点发生了变化。”([11],PP.57-58)这项经验研究结果，正好印证了卡末龙和埃奇关于“客观科学”与特殊社会哲学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的观点。
卡末龙和埃奇认为，科学主义的第三个社会功能隐含在这样一种与境中，即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外行开始引用科学理论而不是科学的一般特征。他们考察了1850-1900年间美国人关于遗传问题的社会观念，发现尽管它们（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用以支持这些十分不同的观念的科学理论并没有实质性的修正。可见，社会需要和社会目标在决定科学理论权威的特殊使用方面具有首要性。
卡末龙和埃奇的工作强调和突出了科学被诸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用为一种权威资源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探讨何时、怎样以及为何，科学获得了在社会、宗教和政治事务中的权威，以及它是怎样保持这种权威的。他们拒斥了本－戴维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及相关假设，但同时也忽视了后者积极致力的目标之一，即提出一个科学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一般历史图景。在他们之后，另一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巴恩斯(B.Barnes)试图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原则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他的《关于科学》(1985)一书提供了建立科学主义的社会史的研究范例。
许多人认为，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假称自己是科学的：科学主义的论辩是一种包含着非法诉诸科学的论辩，科学主义的态度是一种迷信科学并错误地将科学视为唯一可能的认识形式的态度。巴恩斯不赞成这种观点，而是主张一种对科学主义的描述的和中性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在考察正确的或错误的、合法的或非法的、科学的或科学主义的分歧时，持对称描述和公平视之的立场。按照这种立场，一个群体的科学可能是另一个群体的科学主义，反之亦然。在巴恩斯看来，重要的是要根据特殊与境描述一个群体如何利用科学权威，以及另一个群体如何通过指责前者的科学主义而促进其自身的利益。他认为，在任何已知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科学权威影响范围的看法，其边界代表着一种动态平衡，且随时间而变化。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科学权威的影响范围处于不断扩展之中，但它起作用的机制以及科学家在其中的地位与几个世纪前的宗教和牧师相比并无本质差别。过去，社会是被宗教而不是牧师统治着，同样在今天，统治我们的社会的是科学而不是科学专家。([12],chap.4)
巴恩斯的工作实际上潜在着与本－戴维所做工作结合起来，建立科学主义社会史叙事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接受科学权威而非科学本身是科学主义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那我们就首先应该分析和描述科学如何成为理智上较杰出的知识体系，以及它如何在17世纪以近的西方文化中体制化，并获得智力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然后，我们还应该描述和分析科学之智力的和社会的边界，怎样被建构为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的行动，以及怎样造成了亲科学主义的和反科学主义的复杂公共关系。但正如哈克福特(G·Harkfoort)指出的，这项工作已超出了纯粹社会学的范围，特别是在涉及科学主义者（行动者）的心理过程时。([1],P.390)
心理学家关注科学主义的学术论题还是最近几年的事。从已有文献看，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科学的权威是否实现了与宗教相似的心理学功能；如果是，它又是以什么方式实现这一功能的。对于这些问题，康托尔(G.N.Cantor)对法拉第的生活和工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案例。
法拉第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被称为圣德曼派的小教会的成员之一。在法拉第决定加入圣德曼教派与他追求一种科学生涯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机呢？康托尔认为，科学和宗教之间并不存在不变的和因果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两种刚性的观念体系。“他[即法拉第]的科学和宗教二者都是经过挑选的对他的心理需求的反应，因为它们履行着极为相似的角色。从圣德曼教到物理学并没有明确的因果之矢，反之亦然。”([13],P.293)在法拉第的个性中，秩序与混乱所扮演的心理角色是同安全和危险相关的，而科学和宗教恰好可以满足赋予他的经验以秩序和提供他的生活以安全这两方面的需要。也就是说，法拉第的心理需要是由两种相关但有别的信念体系，即科学和宗教来满足的。一般情况下，他的科学生活和宗教生活是并行不悖的，当然有时也会产生紧张和冲突。
在法拉第的案例中，科学在满足秩序需要方面起到了与宗教相似的心理功能，但这与用科学完全替代宗教去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还是有重要区别的。后一种情况，就象19世纪许多“德国一元论联盟”的成员（包括著名化学家奥斯瓦尔德）所倡导的那样，才属于典型的心理学的科学主义。
在剖析科学主义的心理图像方面，米基莉(M.Midgley)的立场可能是最具批判性的。在她的近作《科学的拯救》(1992)中，米基莉清理了科学被用现代神话制造的方式，并将科学主义的心理学意义整合进一种精致的关于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哲学立场。按照她的观点，科学主义是对一种完美的合法立场的夸张。实际上，科学确定揭示了世界的真实方面，它确实对人类的拯救做出了贡献，但它不是打开世界的唯一一把钥匙，也不是通向拯救的唯一道路。通过检讨本世纪最著名的论及科学的畅销书，她发现了它们的一种共同特征，即用一种既是哲学的又是心理学的语言对科学进行了“歪曲的拔高”。例如，在巴罗(Barrow)和蒂普勒(Tipler)合著的《人择宇宙学原理》一书中，作者提出了对“奇特的宇宙学巧合”的一种解释，认为宇宙正随着它的发展而具有了人性目标。他们声称，宇宙仅仅是通过被人类（科学家）观察到才存在，“这个世界——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是通过被人类科学家观察到才成为实在世界的。”([14],P.199)这样，宇宙的存在和发展就可用人类的存在加以说明，“人择原理”使智慧生命成了至高无上的存在，或者，人（科学家）取代上帝成了世界之实在性的保卫者。这种至上性在他们书中以一种准神学的词汇表达出来：在"ω"点，宇宙将发现它的完成，所有的生命（不仅仅是人类）将扩展到所有逻辑上可能存在的宇宙空间领域，并贮存无限量的信息，包括逻辑上可能认识的所有知识。用更标准的神学家的语言说，即“所有的生命在ω点上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14],P.199-200)
米基莉认为，隐藏在这些全能、全在、全知的梦想背后的心理动机，实际上是对死亡的恐惧、对肉体的忧虑、对力量的渴求和对理智的得意。正是搀杂着其他动机的理智夸张，使科学贸然许诺天国的荣誉和不朽，并使人们企图单独通过科学而达到完善的至上。结果，以前人格化在上帝身上的需要和理想，现在在科学中实现了。
3.科学主义的编史学
至此为此，我们已从观念史、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总结了有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科学主义作为一种从西方传统中兴起的文化现象，不仅具有不同方面的含义，而且这些方面也并不是相互割裂的。比如，注意到科学主义的心理学功能并非意味着下列质问是不适当的，即科学主义的替代宗教是否服务于特殊的群体利益。
实际上，科学主义是与科学、宗教、意识形态运动等一样富有结构特质的历史现象，它有自己的智力要素，它服务于个人或社会群体的利益，它也实现了某些心理学上的功能。但正如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由以满足智力的、社会的和心理的需求和目标的，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在特定与境中的权威。这是我们在讨论科学主义编史学问题时，首先应该明确的一个问题。
建立科学主义编史学所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确定科学主义的历史时空。科学主义起源于西方文化传统，这一点已无疑义，但其历史起点并非是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时期（过宽）。正如我们已指出的，科学主义主要是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个概念。在地域方面，有人把现代科学史上的科学主义仅仅限定为19世纪英、德两国的科学自然主义，这也是不恰当的（过窄）。首先，这种限定有一种误导，似乎科学主义总是反宗教的（或反基督教的）。实际上，科学甚至在现代早期就被基督徒用来支撑他们的信念，这种对科学权威的求助与其他知识领域或日常实践并无质的区别。其次，从一个混生文化的角度看，科学主义和现代科学都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复杂现象，从18世纪的自然神学、19世纪的科学自然主义，到20世纪以量子论为基础的整体主义，都是运用科学的权威于宗教事务、世界观和政治学的相同的西方模式。将广泛的科学主义窄化为局域的科学自然主义，就如同将现代科学窄化为英国的牛顿力学一样。
有关科学主义编史学的第三个问题涉及科学主义概念的内容和语境。过去对科学主义概念的哲学理解，是将它作为一种纯智力活动来考察的（过窄）。与科学一样，尽管智力活动是科学主义历史的一部分，并且尽管科学的观念影响其他观念是这个历史的智力内容，但科学主义的历史叙事还包括其他有趣的和重要的方面，正象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看到的那样。当然，片面地强调科学主义的社会或心理方面，同样窄化了它的内涵。科学主义的语境应该是三种（或更多种）视角的交织综合，只有这样才能讲述一个关于科学主义的完整“故事”。我们不妨尝试进行一下梳理。
在17、18世纪，现代科学的边界和它的权威还在形成之中。就科学和哲学在现代早期可被区分开来说，前者是包融于后者之中的，科学的权威支持总体的哲学的权威。因此，形成中的科学主义是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的内在角色的重要部分。这一时期科学与神学的关系，是中世纪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关系的翻版。自然神论者(Deist)和无神论者(Athei-st)在使用科学的权威时，必然遵循相同的论证路线，尽管它们所得结论不同。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哲学和科学的权威也在变化，它们被新兴群体（比如中产阶级）用来加强其自身利益，并开始被用于满足个人和群体的心理需要。
在19和20世纪，科学主义的概念结构发生了变化，因为科学已发展成一种职业化的社会体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开始被直接移植到其他领域，而不再必须通过哲学的间接路线。与这个过程平行，科学的权威由于科学和那些被认为与科学有关的技术的成功而继续增加。此外，传统宗教的广泛衰落，以及诸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运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世界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景观。作为所有这些变化的一个结果，科学的权威被用于支持各种相互交织的信念。不仅如此，科学作为一种完善的对宗教的心理替代物的概念，开始被系统提出。反映所有这些变迁的最著名的案例，或许是19世纪末的达尔文主义和20世纪上半叶的爱因斯坦主义，以及它们各自实现的社会功能和心理需要。
当然，建构科学主义的任何历史叙事，都会由于无法解决甚至无法陈述的科学边界问题，而遇到混乱和障碍。人们在使用“科学主义”时所持的态度（积极、中立、消极），也会部分地遮蔽他们的叙事。尽管如此，“科学主义”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它能帮助我们分析科学同更广泛的文化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制，评价那些企图树立或颠覆它的各种行为或信念的合理性和价值，以及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型”预测科学的未来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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