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经济开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2）11-0120-05
汉代北部边郡与西南边郡，在时间上，是继踵而设；在治理上，北部突出战略防御，西南重在政治治理，由此导致汉王朝对其经济开发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运作方式，这些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居民族属不同，在国家边防战略的地位不同以及民族治理的政策不同。
一
北部边郡的设置，经过战国时期“边胡之国”——秦、赵、燕之初创，到秦统一后，“筑长城，因地制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千里”，[1]将原有秦、赵、燕之长城连贯为一，初步完善了北部边郡体系。计有：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个郡。这些边郡的设置，使上述地带第一次置于统一国家政权管辖之下。至汉武帝时期，在北部大规模开边拓土“取河南地”、夺河西走廊、逐匈奴于幕北，“幕南无王庭”，[2]对北部边郡分拆组合，新增了朔方、西河、安定、天水、金城、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定襄等10郡，加上原有12郡，共计22郡，布于长城沿线，史称“北边22郡”。它们分别隶属于凉州、并州、幽州监察区。东汉以后，“州”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三州”（幽、并、凉三州）成为北部边郡之总称。
西南边郡属益州。它是以秦以来的“巴蜀四郡”（汉中、巴郡、广汉、蜀郡）为基地逐步经营完善的，其大规模拓展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分别派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对西南夷进行经营，先后建立了犍为、牂柯、越隽、沈黎（前111—前97），文山（前111—前67），武都、益州等七郡。东汉以后，又别出“治民比郡”之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广汉属国，同时增设永昌郡，最终形成12个郡国，完善了西南边郡（国）体系。
北部的自然地理环境较为复杂。从大的方面而言，除黄土高原西部以外，主要的地理特征是干旱荒漠。居民以畜牧业为主，部落种群规模较大，主要有：匈奴、西羌、乌桓、鲜卑等诸多部族。
由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以侵伐”[3]，北部羌胡成为汉王朝最主要的边患。正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云：“四夷之暴，其执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乌桓、鲜卑，笔者案）迭盛……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西边、北边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4]构成两汉时期的主要防线。
西南边郡，地处高原，崇山峻岭，河谷纵横，居民族属众多。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自大；其西靡莫之数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魃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揲榆，名为隽、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笮以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北，君长以什数，冉
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司马迁这段论述中我们可知：西南夷种族群落较多，规模较小。其经济形式有农耕者，有半农半牧者，有游牧者。然其为患，却远不及北部游牧民族。《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云：“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
由于北部边郡与西南边郡在汉王朝边防战略的地位不同，导致汉王朝对其治理与开发政策产生差异。
二
北部边郡，面临羌胡等游牧民族，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交互作用的主要地带，对于防御武备有着特别重大之关系。“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5]治军甚于治民。因而，北部边郡太守拥有一支相当实力的常备军。卫宏《汉旧仪》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燧，追虏”。不仅如此，汉王朝为了加强边郡的防守，先后在边郡地区增设了农都尉、属国都尉、将屯将军等机构分别率屯田兵、属国兵、将屯兵协同边郡太守，加强边郡地区的防御。使边郡地区通常保持30万左右的常备军。[6]
为了维持在边防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汉王朝在后勤供给体制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汉武帝时期不计成本地对边郡进行大规模的突发式经济开发就是集中体现：
（一）加强边郡城防和道路建设 汉武帝在新拓展的边郡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程建设。《史记·平准书》载元鼎六年“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后汉书·西羌传》：“初（汉武帝时）开河西，列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汉武帝由于防御匈奴与西羌，开发西域，在河套以西，用了短短12年时间，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三、四千里障塞亭燧”；[7]同时还修筑了固阳道，沟通天山南北与中原的联系；修“回中道”，北出萧关。初步完善了北部长城沿线及其以外的交通体系。
（二）大规模徙民实边 徙民实边，在汉武帝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汉书·武帝纪》等资料记载，从元朔二年（前127年）至元鼎六年（前111年）17年间，先后六次大规模迁徙居民充实边防，最盛时一次竟达“七十余万口”。大规模徙民实边，充实了边郡人口。《汉书·地理志》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之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三）开创军事屯田 屯田之设，始于武帝。《史记·匈奴传》载：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远循，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书·食货志》称：“初置张掖、酒泉，而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自此以后，军事屯田成为汉代定制，得到推广。如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郡有军屯；河西走廊之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有军屯；河湟、陇西等地也有军屯。所谓“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8]
（四）大力发展马政建设 为适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汉代大力组建骑兵，加强马政建设。早在文帝时，采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至景帝时，开始在北部畜牧业区开设牧马苑“益造苑马以广用。”[9]据《汉仪补注》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武帝即位以后，“为伐胡，盛养马”。在景帝马政基础上，又“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什一。”[10]马匹数量大增。《玉海》卷148引魏王郎云：“雄卫霍张皇之师，羁兵塞上，厩马有四十万匹。”汉武帝时期，大力发展骑兵与马政建设互为促进，二者均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时养马、用马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汉武帝时为巩固北部边防而进行的规模巨大的突发式经济开发，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就边防而论，城防工事与交通的开凿，完善了边郡防御体系。所谓“建障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稍安”；[11]大规模徙民实边，充实了边防人口，增强了边郡的防御能力；屯田之设，取到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12]的功效；马政建设，也为汉武帝组建大规模的骑兵，对边防军兵种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就经济发展而论，其短期效益也十分明显：首先，徙民实边，军事屯垦，增加了北方边郡地区的人口，使农耕经济不断北移，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北方游牧区；政府鼓励性的组织管理形式也为边郡地区的经济形式的转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汉书·地理志》就称凉州地区：“谷价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金城湟中，谷斛八钱”。[13]同时，屯田本身也取到了“益积谷，省大费”[14]的功效。
其次，马政建设，亦使长城沿线出现过畜牧业繁盛之局面。《盐铁论·西域篇》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于野”；《汉书·地理志》也云：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复次，边郡城防体系的建立和交通之开凿，加强了中原与边郡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通关市，饶给之，往来长城下”；[15]“商胡贩客，日款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6]“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17]盛行于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充分体现了其对内对外的经济、文化价值。
然而，汉武时边防经济开发成果的取得，是有赖于国家巨大的财政投入为基础的。史谓“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18]如徙民实边，兴建居民点，要为其建置房宅，“一堂二内”，[19]而且“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20]屯田卒的生产工具、耕牛诸项也由国家供给。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但是，西北干旱荒漠，降雨年平均不足250毫米，屯田亩产远远低于内郡，仅为0.7石左右，[21]按“田事出，赋人二十亩”[22]计算，一个屯田卒仅能生产14石粮食，而其一年所食当在24—30石左右，耕不偿食。故陈直先生认为：屯田“不是裕财，而是消费”。[23]至于城防工事及交通的建设更是如此。仅筑朔方城“费数十百钜万”。而汉武帝所筑三、四千里障塞亭燧，其费用之巨是可想而知了。故此，汉武帝大规模突发式开发北部边郡之举措并未持续多久，就因“天下费多，财用益屈”[24]而不得不下“轮台诏”与民休息，标志着边郡大规模开发告一段落。由于缺乏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北部边郡逐渐步入衰落状态。经新莽之乱以后，“边陲萧条，靡有孑遗”。[25]
东汉政权建立以后，面对“障塞破坏，亭燧绝灭”的局面，采取了收缩边防的政策。“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26]相应地，放弃了对北部边郡的经济开发。
一方面，大规模内徙边民。从建武十年（公元34年）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东汉王朝分别迁徙定襄、雁门、代郡、陇西、上谷、安阳、北地、上郡、西河、朔方等郡之民于内郡。如此大规模徙民于内郡，使北部边郡显得意外萧条；同时，民间自发的、零散的、渐进式的移民内郡，更使得边郡人口锐减。把《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户口统计与《续汉书·郡国志》所记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户口统计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其耗减量十分惊人。平帝元始二年，西汉北部边郡有1151828户、5114887口，而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锐减至320469户、1399131口；分别仅占西汉平帝时户数的27.82％和27.35％。在农业社会，人口是衡量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人口锐减，其经济衰退之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时人王符曾云：“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才]置数百，而太守周迥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27]
另一方面，则是少数民族大量入居塞内。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起，南匈奴、乌桓、鲜卑相继入塞，交错于边郡。
少数民族入居边郡，固然有助于加强民族融合。但对东汉王朝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原来牧马区大多变成了战场，政府无法在宜牧区牧养马匹，使东汉王朝逐渐放弃了北部边郡的苑马收养。如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28]其次，使屯戍区大为缩小。西汉常置的屯田机构亦日渐废去，使戍耕点越来越少，游牧区不断南移。加上东汉王朝对入居少数民族羁縻失当，致使边乱十分频繁，据粗略统计：自安帝至东汉末季，匈奴大规模犯边达20余次，羌人犯边40次，乌桓、鲜卑犯边达30余次。如此频繁边乱及边郡战争，使得北部边郡经济一落千丈，史称“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29]“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遂至虚耗”。[30]东汉衰亡，祸起于边，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与东汉放弃边郡开发不无关系。
三
西南边郡，由于居民种族群落较小，“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陵暴之害不能深也”。汉王朝对其统治有异于北部边郡，而以政治治理为主，采取了灵活变通的统治政策，实行郡县、土长并重的双轨制统治方式。既设郡县，任命太守、令、长执行大政方针，有又任命大小部落首领为王、侯、邑长，“以其故俗而治”。郡县守令治其土，王、侯、邑长治其民。
在经济开发上，也相应地采取了因地制宜、循行渐进的方式运作。主要表现在：
（一）实行“初郡无赋”的优惠政策。《汉书·食实货志》：“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西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以其故俗治”，其经济上的意义是承认边郡民族的特殊性，在不强行改变边郡民族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对边郡民族实行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
“无赋税”，即对边郡民族实行免征或少征赋税。它是由于边郡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各异且发展极不平衡所决定的。两汉在西南设治之初，一度做到了免征或少征赋税。如西汉平南越、西南夷，于其地置17初郡，郡县吏卒的给养和车马，均由旁郡供给。即使在有些地区征税，也因民族之差异，不与内郡一样按田亩交纳租税，而只象征性的交纳土贡。如东汉且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人相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之领、盐1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31]
封建统治者强调统治方式和治理措施的灵活性适应了西南边郡地区所存在的民族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和畜牧业。西南边郡民族，生产方式多样，大体分为“魎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文化型；“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型文化；还有“或土著，或迁徙”的半农半牧文化型。两汉政府在“以其故俗”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进行了适度开发。如西汉末年，“以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陂地，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益州如此，西南边郡其他宜耕地区也多有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说到犍为南部今云南昭通一带“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楚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后汉书·郡国志》犍为条注引《南中志》曰：“（朱提）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此外，在今四川西昌、云南呈贡、大理等地，都出土了东汉时期的陂池和水田模型，陂池与水田间有沟漕相连，足证内地农田灌溉技术已传入西南边郡地区。一些地区粮食丰裕，以致“米一斗八钱”。[32]
在宜牧地区，东汉时也设立了牧马苑。安帝永初六年：“诏越隽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33]在西南地区开辟了新的牧区养马。和当地畜牧业相互促进，并举发展。因此，西南边郡畜牧业量动辄几万几十万头，[34]亦说明当时畜牧业发展之状况。
（三）注重发展当地矿产业和特色手工业。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据查《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可以发现，该地不仅采冶金属种类多，而且生产工场分布广泛：益州郡的滇池县产铁，俞元县出铜，律高县出锡、银铅、贲古县产铜、锡、银、铅，来唯县出铜，双柏县出银，羊山出银和铅；犍为属国的朱提县产银、铜，堂琅县出银、铅、白铜，武阳县和南安县出铁；永昌郡的不韦县出铁，博南县产金和光珠（宝石）；越隽郡的邛都县产铜，台登县和会无县出铁，蜀郡临邛出铁。汉王朝通过对该地区丰富矿产资源的渐次开发，使得中原金属冶炼和铁器制造技术传入西南边郡广大地区。西汉前期，西南夷地区还不会冶铁，使用少数的铁器均来自蜀地。东汉时期，滇池、不韦、台登、会无诸县均有产铁记载。
不仅矿冶业得到很大发展，西南边郡地区其他手工业产品亦得到较快发展。《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永昌郡“知染彩文绣，有兰干细布”。《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说：永昌郡“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卖与人”，牂柯郡也出产梧桐布。[35]此外，光珠、琥珀、水精（水晶），琉璃，轲虫，蚌珠，翡翠等待色产品也通过朝贡、纳赋以及商业交流流入中原。班固说，汉武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36]《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称：“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木之玮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帏焉”。可知西南夷与汉朝之间贡纳、馈赠往来之盛；同时也说明汉代以来，西南边郡地区特色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四）发展交通，加强交流。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武帝时期相继开凿了三条道路：一是南夷道，亦称夜郎道。元光五年（前130年），汉廷“发巴蜀卒治通，自楚道指牂柯江”，[37]此道由今宜宾通北盘江。二为西夷道，又称零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此道由今成都至西昌。三则是南夷道。《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溪，置 唐、不韦二县”。联通今云南永平、保山和施甸。
道路的修通，既是郡县设治的基础；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它以郡县治所为中心，以邮亭、驿站为网络，深入民族聚居地，通过“交往效应”，把西南边郡连为一体。同时，又通过经济较为发达的巴蜀，北上关中联系中原；东通汉水，连接江南之荆、扬地区；南向以南方丝绸之路为纽带勾通岭南、缅甸、印度等地。使西南边郡和全国乃至域外联系起来。由此，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交往，促进西南边郡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南御滇楚、楚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盐铁论·通有篇》载：“徙邛笮之货致之东海”。学者研究表明，汉朝“建立益州等郡后，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交通基本畅通，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传入和四川盆地铁器大量运入，云贵高原才开始使用铁器。”[38]也使云南地区具有和内地相同的文化面貌。
总之，两汉对西南地区近三个世纪的渐进式开发，使西南社会经济得到缓慢而长足的发展，到东汉末年，西南边郡的社会情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在郡县治所及其周围地区，汉族移民的影响明显增强，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姓地方势力。《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公孙述时，（牂柯）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永昌郡有“大姓陈、赵、谢、杨氏”。这些大姓主要来自汉族移民，他们成为受官府支持的势力，是东汉以来汉族移民在南中影响进一步扩大的反映；同时说明，他们在传播中原文化取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西南边郡地区人口不断增加。为说明问题，我们同样以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户口作一比较。西汉元始二年，益州刺史部户口为972783户、4608654口，到东汉永和五年增至1525257户、7242028口，分别增长了56.79％和57.14％；而且，从同期所占全国人口比例来看，增长尤为明显。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共有人口为59594978，益州刺史部占7.73％，而到东汉永和五年全国人口49150220，益州刺史部占14.73％，翻了近一番。
其三，西南边郡地区也成为蜀汉政权巨大的财富来源之地。《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患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李恢传》云：南征之后，蜀汉“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载：南中诸侯“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出产于汉嘉的金，朱提的银，在当时享有盛名。刘禅时，南中开采的银窟有数十座，“岁常纳贡”。
由于西南边郡，尤其是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到东汉末年，它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经济区之一，与中原、江南经济区三分天下而有其一，最终支撑了蜀汉政权，而成三国鼎立之势。
四
综合本文，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一）国家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指导意义。政策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成败兴衰。
（二）社会经济按其自身发展规律运行，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可以成为经济起动的催化剂，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明显效果。但是，经济要稳定、持续的增长，还需要根据其地理、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渐进式发展。
（三）加强交流，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经济文化被分割成彼此相对独立的群体而难以融合时，交往就成为其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机制。这种交往，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形式，对经济文化发展都是极其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