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与蒋介石斗争的“三个回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胡汉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国民党元老”之称的胡汉民，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参加了创立中国同盟会的活动，并出任评议部议员、书记部书记。1907年随孙中山到新加坡、越南河内等地，创设革命机关，参与筹划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发动的武装起义。1909年在香港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长，参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武昌起义胜利，出任被孙中山视为后方基地的广东都督要职，时年仅33岁。袁世凯篡权，又随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此后，他一直紧随孙中山左右，并致力于孙中山理论的完善工作。可以说，胡汉民为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作过许多努力。或许，在当时的国人眼里，“汉”即华夏（意即中国）、“民”即民主也；胡氏将自己的名字“衍鸿”改为“汉民”，就是要为民主而奋斗吧！
如果说，胡汉民跟随孙中山时的革命对象是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建立后，其斗争矛头则主要是国民党内的独裁专制势力。后者与前者相比，其斗争更艰难，且程度更复杂。因为反对清朝和北洋军阀专制，人们一目了然，而要反对国民党内的独裁专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尽管如此，胡汉民仍以无所畏惧的精神进行着他的后期斗争。
南京政府建立初期，胡汉民本来是支持蒋介石的，他的设想是自己主党，蒋氏主军政。在胡氏看来，按照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论和“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计，在“训政时期”党是替代人民行使政权的，行使政权的核心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只有把这四权行使好了，才能保证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作为党与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类似于西方议会，但非选举产生），具有创制与立法的最高权力；作为治权系统的立法院，主要是对中央政治会议的立法纲要进行具体化、条文化，作出实施细则等方面的规定。中央政治会议与立法院在行使孙中山所设计的四种政权中，对民主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氏要利用“以党治国”的理论，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和立法院以实现其建立民主中国的理想。胡汉民在南京政府建立后出任的正是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立法院院长之职。
事情后来起了变化。当蒋介石在胡氏的支持下打败了各派地方势力之后，其独裁专制日甚一日，并且还要准备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一部确立总统制的训政约法，以实现其当总统主宰一切的野心。对蒋氏要召集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的主张，胡汉民十分敏感。蒋氏要制定约法当总统，这就意味着他的党治理想不能实现，意味着他欲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掌管“党务审查”，把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欲借中央政治会议把南京政府变成“党治的政府”的计划全部落空，他所主张的党国政府将要变成蒋记独裁政府。因此，胡汉民极力反对制定约法，更反对国民会议选举总统。
在国民党南京中央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胡汉民发表文章指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决议将总理所著的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现在又谈约法，岂非将总理遗教搁开而另寻别径？”可精明的蒋介石却不是把孙中山的遗教搁开，而是高举“遵奉遗教”的旗帜攀登总统的宝座。于是，胡蒋之间展开了一场表面为要不要再另外制定约法、实质为民主与专制独裁的论战。
南京国民党的三届四中全会，是胡蒋对战的第一回合。1930年11月12日，四中全会开幕。胡汉民主张四中全会的任务是“严正的检查过去，策励将来”；而蒋介石则强调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要讨论召开国民会议与制定约法。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胡汉民给予小小的退让，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不同意国民会议选举总统和制定约法。蒋介石也退让一步，避开总统问题而只谈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重要性。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决定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规定会议以改善制度，刷新政治和“剿共剿匪”为主要内容。表面上看来，蒋介石好像作了让步，实际上蒋在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因为全会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的职权。原行政院长谭延闿于1930年9月22日病死后，由宋子文代理其职， 这次全会推举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这样就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地位。蒋乘机对行政院改组，把行政院变成了他的家内阁。如宋美龄的兄弟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其姐夫孔祥熙任实业部长，孙科任铁道部长，他自己还兼任教育部长。其他各部长亦全部是他的亲信。
由于胡汉民的反对，三届四中全会虽然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决议，但并没有规定国民会议可以制定约法，这可以算是胡汉民取得的一个小小的胜利。可是，蒋介石并不遵守与胡在全会上达成的协议，会后却仍然按照他制定约法、选举总统的既定步骤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这就使胡蒋的矛盾继续扩大。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戴季陶控制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企图像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来操纵国民会议。胡对蒋控制国民会议筹备工作的手段十分不满，于是决定不再继续妥协沉默，决心与蒋较量一番，因而胡蒋又展开了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在反蒋联合阵线失败后，当时国民党内敢与蒋介石公开抗争的也就只有胡汉民了。因为胡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他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同辈与助手，在国民党内具有显赫的地位，其资历之深，蒋介石远不能与他相比；第二，胡背后有国民党元老派、广东财团和部分实力派的支持；第三，胡此时仍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头衔，且有他以立法院长身份控制着的立法院；第四，胡长期跟随孙中山，熟悉孙中山的著作和西方的民主理论，在立法问题上与蒋展开论战是他的长处。所以，胡氏凭着自己的优势，敢与手握军权的蒋介石进行斗争。
1931年1月5日，胡汉民针对蒋介石以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及选举总统的企图，公开发表谈话，专门论述国民会议的性质与任务。首先，他在论述国民会议的性质时指出，国民会议与国民大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形式。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始见于1924年11月10日发表的《北上宣言》。他认为孙中山当时提出的国民会议，只是训政时期带有政治协商性质的一种组织形式，它是国民中一部分人的代表会议，并不是由全体国民在普选基础上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因此它不是权力机关。国民会议只能代表国民提出重要意见，而不能代表国民全体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根据孙中山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设计，处于训政时期的中国，还不具备召开国民大会的条件，因而只能召开国民会议，而不能召开国民大会。所以，不能把国民会议与国民大会的性质混淆起来，更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
其次，在论述国民会议的任务时，胡汉民认为，既然国民大会与国民会议的性质不同，其任务当然也不相同。国民大会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以及修改宪法与法律和制裁官吏的权力，而其性质仅相当于一个咨询机关的国民会议则没有这些权力。如果要制定约法，只能遵照孙中山先生的“训政保姆论”，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国民大会行使之。而且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以总理遗教作为国家根本法，即已相当于孙中山先生所说训政时期实行约法之治的约法，无须再另外制定一部约法。
再次，胡汉民认为孙中山虽然在遗嘱中提出要在短期内召开国民会议，但并未提到国民会议应当制定约法一事。从胡汉民对国民会议的性质与任务的论述来看，他对孙中山的民主建国理论理解得相当透彻，而且从孙中山继承者和捍卫者的立场出发，主张党权高于一切。
蒋介石的独裁专横，在国民党内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不满，因此，胡汉民公开与蒋抗争，得到了党内不少人的支持。国民党元老派，孙科的太子派，部分中央执、监委员，立法院委员等大都倾向于胡。不少地方党部也支持胡的主张。尽管蒋介石运用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把持的中统特务机关到处活动，但也无济于事。国民会议召开前夕，二陈派往各地的特务曾粗略地估计过形势：如果确要举行总统选举的话，全国各省市党部，除了蒋系控制下的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外，其他绝大多数选票都是支持胡汉民的。他们预计，蒋只能得到32%的选票，其余68%属于胡氏。面对这种局势，蒋介石十分焦急。他先是采用吴稚晖的建议，由吴去劝说胡，不要与蒋相争。当吴拜访胡氏，劝胡“休养”引退，勿与蒋氏抗争时，胡勃然大怒，痛斥吴是无耻之徒。吴如丧家犬狼狈而去。蒋不搬掉胡汉民，他就当不了总统。为此，又采纳戴季陶的计谋，决定关押胡汉民以镇慑胡派分子。1931年2月28日晚， 蒋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骗到他的司令部。胡按约赴宴，可等待他的并不是宴会，而是南京警察局长吴思豫。吴拿着蒋介石圈阅过的一封控告信，指责胡犯了破坏行政、运动军队等多种错误。胡愤怒之极，叫出蒋介石当面责问，蒋无言以对，只得拂袖而去。这样，胡当晚就被软禁在蒋氏的司令部。第二天一大早，胡即被大兵押送到汤山软禁。于是，胡蒋斗争的第二个回合结束，蒋介石的强权政治战胜了胡汉民的民主政治。
蒋介石随心所欲地非法扣押立法院长，实在无法向全国交待，于是便采取各种措施掩盖事实真相。首先，在报纸上作欺骗报道。3月1日，蒋记中央所控制的报纸都登载胡汉民请求辞职的消息，诡称胡在28日晚召开的会议上，因与蒋政见不一，争论不已，一气之下提出辞职，避居汤山。其次，蒋氏亲自出马大肆批驳胡汉民的主张。3月2日，他在国府纪念周上指责胡汉民犯了四大错误：第一，说胡汉民身为立法院长，竟敢独持异议，坚持不主张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曲解孙中山遗教；第二，斥责胡氏不顾本党与国民全体公意，固执己见，引起制定约法纠纷，给党国留下了无穷祸患；第三，指斥胡越权失言，蛊惑人心，其目的是欲以立法院长身份总揽大权；第四，宣称胡汉民一贯不听孙中山的话，而蒋则是完全按总理遗教办事的人。
蒋氏的这套把戏，不仅使当时受迷惑的人分不清真假，而且使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也真假难分，不少人认为胡被蒋扣押的主要原因是反对约法，与蒋争当总统，其实这是误解。胡反对蒋介石当总统主要是担心他做袁世凯第二，而不是他自己要当总统。在被关押前，胡曾对蒋坦然地说过这样一番话：“为你个人计，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身价，反只能减低你的信用。做总司令、做主席、做行政院长，而国事至此。进一步说，你操纵一个国民会议，通过约法，再选举你做总统，你能做得好，我也许可以相当赞成，但你万不能怀疑我会和你争总统，因此而以去我不快。你要这么存心，便没有能认识我。其实主席或总统，能值几文斤？我革命数十年，只是愧对国民，愧对总理。……假如我真想做总统，或者运动军队，自为其政，我却没有这么蠢。你在前方与阎（锡山）冯（玉祥）相持，我有什么做不得的？前方的形势愈紧急，后方的地位愈艰危，整个南京城，跑来跑去，在党部政府开会的，几乎只有我一人。其余的人，虽然也算在政府负责，但不是养病，便是请假，或是到上海别处去了。你查看当时的签名簿，是不是许多会议，往往只有我一个人出席，连谈话会都开不成吗？我不在那时推翻政府，到现在战事定了，你也回来了，才来推翻政府，这种蠢事，大概平常人脑筋都会想得出来，决不是我做的。”除了这次谈话外，胡汉民在给邓泽如的一封信中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反蒋的目的。他写道：“我为了党、为了国，为了已死的孙先生，我愿意放弃一切，帮助一个中国的凯末尔。假如这个人要做袁世凯，我将绝不犹豫地反对他！”南京政府刚建立时，有人劝胡汉民不要与蒋合作，胡亦说了同样的话：“假如我到南京来是帮助蒋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个人，是凯末尔，不是袁世凯。如果这所谓‘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任何牺牲，在所不辞。”应该说，胡汉民的这些自白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像土耳其那样的资产阶级领袖——凯末尔（现译基马尔），能够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像袁世凯那样，借着新约法而当总统，再由总统而变为“洪宪皇帝”，恢复封建帝制。事实也证明，为了反对蒋介石做袁世凯第二，他并没有被蒋的扣押所吓倒，他在被监禁的过程中，仍然领导着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这可以看作是胡蒋斗争的第三个回合。
胡汉民被扣押后，胡蒋合作的局面迅速转化为胡蒋两大派系的对立。胡系粤派中央监委、南京政府文官长古应芬首先通电辞职，以示抗议。尽管蒋介石操纵宣传机器隐瞒事实真相，但各地方党部多不相信蒋记中央对胡汉民事件的解释，反蒋各派亦乘机大肆对蒋进行抨击。蒋介石原以为搬掉了胡汉民，粤派（因胡汉民是广东人，胡系亦通称粤系或粤派）分子会受到镇慑，没想到会引起如此强烈的不满。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蒋虽然仍旧一意孤行地要召开国民会议，但他只得暂时收起攫取总统的野心。1931年3月22日， 蒋发表谈话表示：“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不必且不应提出总统问题。”这似乎可以看作是第三个回合胜利的开端。
胡汉民被软禁后没有丝毫的妥协，他从汤山传信给古应芬和孙科，授意他们到广东联合陈济棠（广东实力派）、桂系以及蛰居香港的汪派，开府广州，另立中央，讨伐蒋介石。于是，古应芬于3月1日通电辞职后立即活动于陈济棠、李宗仁、汪精卫和孙科之间，同时古在香港还与唐生智、唐绍仪、李烈钧等人拉上了关系。为策应古在南方的开府活动，孙科又派代表北上与隐居在天津的西山会议派取得了联系。经过古、孙的串联活动，各派反蒋势力联合起来了，他们以广州为中心，揭起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大旗。1931年5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在广州成立，宣布代行国民党最高职权，并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了“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的口号。接着又组成了广州国民政府。广州非常会议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出现了宁粤两个国民党中央与宁粤两个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粤方以护党救国，实现民主政治及打倒独裁专制为号召，采用政治与军事交替运用的办法向宁方发动了强大攻势。经过近半年的较量后，蒋介石被迫让步，于1931年10月27日召开宁粤统一的“上海和会”。根据和会协议，宁粤分别单独召开国民党“四大”，由双方各自选出的中央委员组成新的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其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面对因独裁专制所造成的分裂后果，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作了这样的表述：“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而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亦或不至如此压迫（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的人。而今忏悔，愿牺牲一切，贡献于党国，赎我罪恶。”1931年12月15日，南京中央批准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之职。蒋氏通电下野的这一天，被广州方面看作是打倒独裁、实行民主的纪念日，广州市还专门举行了庆祝活动，庆祝民主政治战胜独裁政治的胜利。至此，胡蒋斗争的第三个回合亦告结束。
“上海和会”召开之际，胡汉民便回到广东。他表示不再出任任何职务。但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仍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可他却一直留居广东，直到1936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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