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的现象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现象学论文,胡塞尔论文,伽达默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B516.52
如果说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逻辑研究》提供了理解20世纪西方思维的基础，似乎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部著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大批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伽达默尔等人的思维方向，而且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哲学领域，其影响几乎是无法界定的。本文拟从胡塞尔和伽达默尔在某些观点的看法上，探求胡塞尔现象学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哲学启示。
一
现象学和解释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在方法上就是立足于现象学的基础之上的。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这位极有教养的现代学者在《真理与方法》导言中，直接了当地承认胡塞尔现象学对他的影响：“这里笔者所受的影响有，胡塞尔向我们所提供的严谨的现象学的描述；狄尔泰使所有哲学思考所获得的广阔的历史眼界以及海德格尔几十年前所作的胡塞尔现象学描述和狄尔泰历史眼界的结合。我的表述有时尽管不甚完满，但这些影响仍然是明显存在的。”（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然而，伽达默尔作为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从不把自己的解释学称之为现象学的解释学，（注：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34页。）这起码说明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正是这二人的关系。
也许是一种巧合，伽达默尔出生于1900年，而奠定了胡塞尔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的《逻辑研究》也是1900年问世的。但是，直到1923年，伽达默尔才见到胡塞尔，并试图学习现象学方法。事实上，伽达默尔在这段时间里确实对现象学有了深入的了解。因为他不仅直接聆听了胡塞尔的讲座并参加讨论课，甚至在稍后一段时间里，他还讲授了胡塞尔的哲学课程。当然，如果仅从二人的一些接触以及伽达默尔讲授过胡塞尔哲学来讨论胡塞尔对伽达默尔的影响，似乎是流于表面化了。那么，我们这里就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入手，探求伽达默尔对胡塞尔观点所采取的态度，以便考察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逻辑研究》第1卷中，胡塞尔批判了自19世纪以来在大陆哲学界中盛行的心理主义学说。心理主义最初是用来称谓J.费里斯和F.贝涅克的哲学观，他们倡导了一种完全奠定在心理学之上的哲学立场。他们认为，哲学就是自我观察或内省，所以，心理学就是一门基础科学，所有科学都应以此为基础。于是，心理学不仅流行一时，而且长期支配着哲学、伦理学以及逻辑学等等学科的研究。胡塞尔《逻辑研究》有力地反驳了心理主义，他令人信服地指出，心理主义的最终结局就是相对主义、人类主义或怀疑主义。为此，《逻辑研究》第7章的标题就明白无误地写成：“心理主义作为怀疑论的相对主义。”胡塞尔指出，心理主义混淆了心理学对象与逻辑学对象，使逻辑学的客观性“消融”在心理学的主观性之中了，从而导致丧失了客观真理而走向了怀疑论，“事实上，心理主义的所有变种和扩展都是相对主义，只是一种未被人始终认识的和未被明确承认的相对主义而已。”（注：（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目的在于划清心理学等经验科学与现象学哲学的界限，从而达到建立一种作为一切科学基础的“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为此，1911年胡塞尔发表了《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一文。胡塞尔在此篇文章开头明确指出：“哲学从最早开始就要求成为严格的科学”，但是，“在哲学发展的任何时期，哲学都没有能力实现它要成为严格科学的要求”。（注：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吕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3页。）这使得这位“将哲学看作是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因素”（注：侯鸿勋、姚介厚：《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篇），下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哲学家的良心深感不安。因为哲学的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比如，有人竟认为哲学的本质是非科学的。胡塞尔认为，哲学作为严格科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追求“纯粹而且绝对的知识”，（注：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吕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4页。）他合理地看到，自然主义也希望把哲学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上，并把它建成为一种严格的科学。可是，自然主义由于方法是经验的，所以，不可能达到这种目的。因为经验总是有限的，并且总是要被超越的，因此它根本不会、也不可能达到严格科学对本质知识要求的纯粹的、绝对的知识。胡塞尔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进一步批判了心理学的自然主义，同时对历史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所谓历史主义，是一种特别突出历史意识的哲学观点。在历史主义看来，任何认识都伴随着关于一切事物，包括精神事物生成的意识。把这种历史主义贯彻到底，“就落入极端怀疑主义的主观论，关于真实性、理论与科学的观念同其他所有观念一样，将随之而失去绝对有效性。”（注：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吕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4页。）胡塞尔并不否定精神是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历史确实在进行着的精神生活中展示了非常多样的哲学立场，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多样性可以抹煞事件的客观有效性，发展也不等于否认事件的普遍有效性。但是，“历史主义将其地位安置在经验的精神生活的事实领域之中。它绝对地设立经验的精神生活中没有将它自然化（自然的特殊含义与历史思考相去甚远，而且在任何事件中都不通过一般地规定它从而对它施加影响）；在这个程度上出现了一种与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极为亲近的相对主义，而且这种相对主义也导致类似的怀疑论困难。”（注：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吕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1页。）历史主义仍然是经验论，无论如何，绝不可能从经验当中证明或否证先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始终认为，历史主义的代表是狄尔泰，尽管狄尔泰本人有些观点与与胡塞尔相似。1935年，胡塞尔在《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一文中，继续毫不留情地对狄尔泰进行批判。“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强烈地需要对精神的理解，然而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方法上与事实上的联系的不清晰已经变得几乎让人难以忍受。”（注：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吕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0页。）狄尔泰在方法上和事实上都没有摆脱自然与精神、客观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元论，仍然停留在对周围世界的自然主义的关注焦点为基础的客观主义的朴素性上而无力自拔。胡塞尔指出，历史主义与心理主义在原则上是殊途同归的，无论是心理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根本无法达到认识精神的本质。
在对狄尔泰的指责上，伽达默尔的态度是明朗的，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胡塞尔的立场上，尽管他在多种场合都表示自己深受狄尔泰的影响。伽达默尔同胡塞尔一样，尖锐地指责狄尔泰的历史主义。为此，他还专门写了长篇论文《解释学与历史主义》，以划清自己的解释学与历史主义的界限。（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狄尔泰批评历史主义将历史事实视作客观有效的真理，这一点可以说与胡塞尔是完全一致的。胡塞尔认为，对历史主义而言，就是要从历史事实中找寻最终的客观有效的真理。如果说一个观念具有有效性，这就意味着，这个观念是一个事实性的精神构成物，它就被认作是有效的，并且在这种有效性的事实性中受到思维的规定。胡塞尔进一步指出，这样，客观性、真理、科学等等观念只是一些相对于人类而言有效的东西，历史主义最终进入到相对主义或人类主义的领地之中。当然，伽达默尔批评历史主义的目的与胡塞尔是有区别的，胡塞尔是从先验观念主义的角度出发批评历史主义，伽达默尔则从解释学的视域的历史性以及理解在先结构出发批评历史主义；前者认为根本不可能从历史事实中推导出最终的客观性，后者则干脆地说，根本无法获得最终的客观性。这样，二者已有了不同的方向。然而，这并不能简单地否定胡塞尔批评心理主义、历史主义等所取得的成果对伽达默尔的思想有极大的启发。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还进一步批评狄尔泰是强烈地受到了自然科学方法和穆勒逻辑学经验论的影响。伽达默尔认为，若要研究“理解”的精神现象学，在方法上既不能效法于自然科学，更不能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样，他将自己与狄尔泰做了区别。同时，他又认为，精神科学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被建立的，因而，它在方法上也应该是独立的，这个方法就是现象学方法，即通过无意识的内心体验去把握直接呈现在人的意识中的经验。“精神科学的推论方法却是一种无意识的推断，因而，精神科学上归纳的进行就与独特的心理条件联在一起了，它要求有一种合适感，并且又需要其它的精神能力，如丰富的体验和对势的承认。”（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伽达默尔再一次地肯定了自己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理解和运用。当然，不能不说的是，伽达默尔也并不认为现象学的方法是绝对的方法，而仅仅是十分有效的方法而已。仅此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说，伽达默尔对绝对主义的认识论是不肯认同的，而仍然倾向于胡塞尔批评过的相对主义的怀疑论呢？这是值得商榷的。
二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着大量笔墨探讨了“体验”概念的语义史和概念史。在此，伽达默尔肯定“体验”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所具有的认识论功能，”（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并概述了胡塞尔的“体验”概念。胡塞尔的“体验”概念，一般与“意识内容”、“意识活动”以及“我思”等概念同义，因此，他强调体验一般构成现象学研究对象的“最高的属”，现象学就是纯粹体验的描述性本质论。虽然胡塞尔也承认体验中的非意向性因素，但是，这个非意向体验作为材料要素也进入到意向体验的感知统一体之中了。如果说意识生活是胡塞尔哲学的必然出发点，那么，这里是否也可以说，“体验”是现象学研究的出发点。在胡塞尔看来，“体验”概念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应该是意向性，这一意向性显示出体验行为(erleben)和被体验物(das Erlebte)之间的本质关系，“体验”通过对体验内容的意指构造出体验对象。“体验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就成了一个一切意识活动的万有符号，这些意识活动的本质特征就是意向性。”（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与此同时，伽达默尔对狄尔泰关于“体验”的解释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指出，就像在胡塞尔那里一样，“体验”(Erlebnis)在狄尔泰哲学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他合理地说，“体验”概念在狄尔泰那里“构成了一切对客体之知识的认识论基础。”（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但是，在狄尔泰那里，“体验概念显然含有两个要素，泛神论和实证论的要素，也就是经历和结果(Ergebnis)”（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伽达默尔对“体验”概念进行考察，他认为，“体验这个词的造成是与一个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相适应的。”（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体验”是在19世纪70年代才与“经历”(Erleben)相区别，而成为一个惯用词，而且“对‘体验’这个词的创造是以两个意义方面为依据的，其一，是一种直接性，这种直接性是在所有解释、处理和传达之前发生的，而且，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造提供素材的；其二，是从直接性中获得的收获，即直接性留存下来的结果。”（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这里，狄尔泰“体验”概念中所包含的双重因素与伽达默尔对“体验”一词考察的结果大体相符。德文中"Erlebnis"所包含的词根是"leb"，即“生命”；而"Ergebnis"的词根则是"geb"，即“给予”。于是，针对"leb"与"geb"，伽达默尔又指出，“体验”概念与生命有着内在的关联，在“体验”中显现出来的是生命，这就意味着生命的本源性；而“给予”，则是“生命的客观化”，（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是第二性的、派生性的。伽达默尔指出，狄尔泰的生命概念是从目的论上考虑的，“即生命对狄尔泰来说，完全就意味创造性。”（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由于生命客观化于意义构成物中了，因而，一切对意义的理解，就是‘一种对客观化于精神性生气中之生命的还原，而意义构成物则来自于这种精神性生气’。”（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这一思想，无论对胡塞尔还是对狄尔泰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认为客体产生主体之中，“体验”概念标示出先验自我生命的原始性和创造性。
伽达默尔不惜笔墨揭示胡塞尔和狄尔泰关于“体验”的思想，其目的在于指出胡塞尔和狄尔泰的思想“卷进了难题之中，”（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真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伽达默尔指出，胡塞尔的将客体化的生命回置到它们产生于其中的精神的生命性中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认识论的成见，它束缚了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使他陷入到自我意识的内在性中而无力自拔。伽达默尔认为，胡塞尔的思想一直未能超出意识的范围，生命概念的内涵在他那里因此也未能够得到展开。伽达默尔批评胡塞尔，意图很明确，想从另一角度来超越胡塞尔，即从“理解”的角度去阐释主体和客体，或者说是理解与被理解之物的对立统一。伽达默尔对胡塞尔思想的反思是借助海德格尔的力量。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是人类生命本身的原始存在特征，一方面它“筹划着它的朝向可能性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理解着的可能性的存在本身是一种‘能够存在’，因为这些可能性作为开启的可能性反冲到此在之中。”（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8页。）海德格尔的“筹划”是生命对自身的超越，也就是由生命创造出客体；“反冲”则是说明在此在中的自身实现。这里，前者似乎和胡塞尔的“主体构造”思想相应，而后者则是黑格尔“自身意识的实现”的思想了。海德格尔的这一综合思想令伽达默尔特别称道，并紧紧跟随这一思想。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某个被给予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从属于效果史的，也就是说，理解属于被理解之物的存在。伽达默尔认为，人们不可能在我们生产出某物并因此而把握住某物的地方经验到存在，而只能在产生出某种被理解的地方经验到存在。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中的人和他的理性是不可能摆脱成见的，成见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基于对理解的先决条件，即“前理解”的考察，他认为，成见不仅不是理性所要克服的对象，相反，因为成见才使理性的历史存在成为可能，理性通过理解可以不断扩大成见的范围，而成见作为人类向未知推进的已知系统，把我们置身于历史的传统中，在理解中发现自己，不断开拓新的知识领域。这样看来，伽达默尔从“体验”概念出发，揭示胡塞尔“主体构造”的狭隘性，承接海德格尔的思想，似乎又进入到了非主体构造性的领域，使“理解”的概念带有一种非主体性。并且，伽达默尔承认理解的多元性，更容易让人觉得他在走向胡塞尔极力反对的相对主义。尽管这样，胡塞尔的思想不可否认地还是影响了伽达默尔的思维方向。至少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解释学中至关重要的“理解”概念就与胡塞尔的“构造”思想有着相应和相继的关系。
三
“视域”(Horizont)，按字面意思，就是指一个人的视力范围，如果这样来解释，这个范围应该是有限的。"Horizont"在德文中还有一个意思，即地平线。那么，就可以设想一下，视域最大范围也不过就是地平线以内的地方。不管怎样，视域在这里是与主体有关的。当然，视域的范围可以随主体的运动而延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视域又可以说是无限开放的。一般认为，“视域”这一概念被作为哲学术语运用是起始于尼采和胡塞尔的，对“视域”的词义本文不将深入讨论。由于“视域”概念在胡塞尔哲学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这里，讨论“视域”概念对伽达默尔思想的影响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胡塞尔哲学的必然出发点就是意识生活。“现象”在胡塞尔看来，就是意识活动和在意识活动中构造出来的意识对象。不难看出，胡塞尔的“现象”、“意识”概念与“体验”概念基本是一致的。因为，胡塞尔对“体验”的理解尽管也涉及到意识对象，但这里的“意识对象”仅仅是作为“非意向体验”通过“意识活动”的统摄而构造出来，并没有对“意识对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后来，胡塞尔发现，意识活动的本质特征，即意向性与意识对象是无法分割的，意向性联结着意向体验和意向的被体验之物。一旦进入到意向的被体验之物，即意识对象的研究领域，那么，“视域”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之中了。与最基本的感知体验相符合，胡塞尔“视域”概念的最初含义仅仅指的是被体验之物的背景，即意识对象的背景。他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对视域进行不断地积累，不断扩展，一个“世界视域”就对主体显现出来了，由主体构造出来的并且始终与主体有关的“世界视域”就是胡塞尔所谓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基础。胡塞尔认为，“世界视域”是通过意向性而被构造出来的，同时，世界本身只能被理解为各种被构造的对象所具有的被构造的视域。在此，胡塞尔主要讨论的是直观的世界视域，但是，间接的世界视域也是无法回避的，间接的世界视域可以帮助人们构成历史世界或未来世界，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认识视野。在胡塞尔那里，直接世界视域是第一位的，而间接世界视域是第二位的。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并没有分析胡塞尔的“视域”概念，可是，完全可以说，伽达默尔从胡塞尔的“视域”概念中领悟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换言之，伽达默尔借助胡塞尔的“视域”概念，以此为手段，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发挥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胡塞尔认为，直接直观的视域是出发点；而伽达默尔则认为，间接的视域是更深层的东西，直接直观的视域是受间接视域的影响和制约的，它永远包容着过去的传统的东西。为了避免有无最初的、无历史的直接直观视域的这样一种追问，伽达默尔认为可以设定一个效果史的历史开端，这个开端可以作为我们传统的来源，但本身却作为创世之初的世界而免受传统的影响。只是这个世界是不可把握、不可理解的。这个设定永远只是一个设想而已。伽达默尔运用“视域”概念，是为了他的解释学的“效果史原则”，他自己也说过，对视域构成和视域融合所作的全部阐述都是为了描述效果历史意识的进行方式。行文至此，可以看出，伽达默尔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明证性原则”有着根本的区别。胡塞尔认为，任何一个原本给予的直观都是一个合理的认识源泉，他以此来寻求理性的最终根据和最终确定性；而伽达默尔与胡塞尔对理解的无成见的要求相反，主张理解的必然成见结构。
总之，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是从人的纯粹的主观意识出发，并把哲学研究的范围限定在思维意识的领域里，从而使他的哲学无法摆脱主观性的困境。但是，胡塞尔在哲学探索进程中的某些观点、方法，在客观上启发了人们对认识论的重新思考。就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而言，他所依据的是现象学的基本操作原则以及在某些认识论上的启发，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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