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经济政策分析范式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经济政策论文,经济学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3-0152-06
从科学哲学对“研究范式”的界定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可以被理解为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不但在最基本的经济政策观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且在经济政策问题提出及其具体问题回答、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分析和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与手段等方面也迥然不同，从而形成了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和演化范式。本文在评析和比较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两种经济政策分析范式若干主要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经济政策分析范式的弥合问题，相关分析结论及其所蕴含的经济政策原理对当前金融危机下反思传统的新古典经济政策观以及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
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基本理论假设、理论“硬核”及一系列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策观，其政策分析主张以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进行政策最优组合与最优制度设计。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很多场合下存在所谓“市场失灵”而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需要有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纠正市场失灵，其政策分析成果表现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不过，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是分离的，这些政策建议最初是在宏观经济学的背景下形成的，并且大多集中于价格管理、投资或储蓄调控、税收调节、利率调整、货币供给等数量性政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注重规范性和工具性分析，可以将之描述为决策导向的“手段+目标”分析，或者称为“手段—目标”二分法，即根据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政策制定者有能力自主决定目标，并且根据具有解释性的经济理论采用相应的政策手段。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手段+目标”分析中，政策工具和制度设计经常被自觉地作为外生变量来看待，公共或政治学领域与私人或经济学领域之间是分离的。20世纪50—7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但该理论仍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中主体的行为及政治市场的运行，一个基本假设是利己主义对政治行为的控制不亚于其对经济行为的控制，其实质是在既定的宪法和司法约束下，政策制定过程与在政府内外追求既得利益的政治过程联系起来。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政策分析中的完全理性假设修正为有限理性假设(即从结果上来看理性是不完全的)，沿用新古典的“均衡—最优”分析，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中进行理性决策研究，以理解政策领域所产生的重要问题为目的，并针对全球化发展导致的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边界扩张的现实，试图将经济学家们的政策分析能力扩展到需要某些新的工具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分析的问题上。所谓新的经济政策分析工具主要包括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及实验经济学等。新政治经济学在沿袭新古典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局部修正和补充，就经济决策的政治性质以及社会中的政治行为如何影响经济选择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静态分析。就制度性经济政策而言，新政治经济学并未放弃对最优制度或核心制度的追求，仅仅是将制度形成的“利益驱动说”叠加于“效率驱动说”之上。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并未舍弃政策分析中最优目标的观念，更倾向于通过强化其与政策分析领域的相关性而揭示政策的政治过程中哪些因素可能导致产生非最优的政策设计和结果，从而探寻实现最优的条件和结构。所以，它并不是经济学家们向政治学领域扩张的一种努力，而是扩展经济政策分析领域的一种尝试，其间经济政策分析的核心，从新古典范式纯粹的要素配置效率到选举、寻租、管制、立宪等政策的制度过程，再到权力与权威、交易成本与产权、制度与路径依赖、认知与意识形态等包含了社会矛盾、摩擦与冲突内容的政治行为与经济利益互动，新古典范式经济政策分析的发展体现出了一种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趋势。
“华盛顿共识”是对新古典范式经济政策分析的信念、目标及工具等一套最为完整的表述。其核心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而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华盛顿共识”所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即新古典经济学，其政策分析的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传统的新古典经济政策分析存在几个重大缺陷：一是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的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正是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的强外部性问题赋予了政府重大角色；二是政策与制度或制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未得到恰当的认识，发展中国家被告知要建立好的制度，而且也有好的制度的示范，但对如何创建这些制度却语焉不详；三是按照新古典思路的要求，国家实施好的政策很容易，仅仅削减预算赤字就可以，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广泛的目标和更多的工具。因此，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说明新古典范式的“手段—目标”之间存在着混淆，尤其是私有化和自由化常被视为目标本身，而非手段。
由以上评析可以看出，新古典的经济政策分析旨在通过比较政策工具的利弊，为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建议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这种过于简化的“手段—目标”二分的经济政策分析范式存在以下缺陷：①尽管通过描述有限信息、外部性、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市场等来认知和概括与理论模型相对立的现实非最优化特征，但政策分析的目标却是接近所假定的理想模型，从而使其经济政策分析表现为一组理论逻辑抽象转变为政策规范推理的过程，理想化模型从分析工具转变为经济政策的实际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②该范式强调数量型经济政策，主张通过这些有限的数量型政策搭配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并未形成一种包括制度性政策与技术政策在内的系统政策观；③因为将政策制定过程排除在政策分析范畴之外，新古典范式因而缺少将政治—经济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分析；④因为一味地主张通过最小化政府角色来纠正“政府失灵”，新古典的经济政策分析并没有认识到政策制定者认知的变化及其在社会交流过程中的学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⑤新古典经济政策分析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谋求所谓不同政策工具的科学组合，在其分析框架内没有为政策创新留下空间，因而该范式没有足够关注促进政策创新的政治企业家精神作为集体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在政策成功创新中发挥的作用。
二、经济政策分析的演化范式
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资源数量的历时变化即资源配置不同，演化经济学主要描述与质相关的演化即资源创造过程，认为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以此为最基本的本体论预设，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分析范式。该范式在数量型经济政策分析的同时更加关注如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等质量型的经济政策，其政策观主要包括：注重政策分析中的历史因素与路径依赖，主张政策设计对政策变迁的适应过程、连续性和渐进性；以“资源创造”下的创新观替代“资源稀缺”下的配置观，政策设计注重新奇的突现、可能的扩散及由此所导致的已存结构的转变；在经济政策起始与预先目标不一致的意外后果之间兼容不确定性与意外干扰的非最优政策思路；主张经济政策的试验性，赋予行为主体以试验的自由，鼓励多样性的创造活动，而不是诉诸于专家的理性设计或领导的个人权威；局部经济问题要在与整个经济系统的性质、结构和动态等有关的概念体系中加以阐释，基本的政策理念是系统论的。[1]因此，由于对真实世界中经济体系的本体论预设不同，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分析最好将政策本身视为一个过程性和系统性问题，而不能缩减为简单的手段—目标二分法，因为手段—目标二分法包含了两个独立且相互分离的方面：一是政策工具及其效应，二是目标及其合法性和适当性。其中，政策工具一般是由经济学家分析并提供，而目标则由政策制定者实现，手段和目标的分离会使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产生冲突并反馈到政策工具评估中。实际上，由于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有限理性而非新古典式的完全理性，他们往往只能感知和分析某些反馈，而忽视另外一些。因此，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仅仅将其分析局限于政策工具层面极为困难，而不得不接受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标。
不过，演化经济学在其政策分析中并未完全否定和摒弃手段—目标二分法，而是更多地主张对其进行修正和拓展，使之更有效地适应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特征。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Witt曾指出，政策分析的演化范式可以保留手段—目标二分法，但要改变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通常的信念，将工具性的政策分析视为共同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者、利益集团、公众和经济学家都应该作为解释者和咨询者参与到其中。[2]这意味着经济政策分析不能不考虑政治过程的约束，在演化的尤其是新哈耶克式的政策分析中特别强调知识约束(新古典解释为信息不对称)，将经济政策分析的手段—目标嵌入到与政治过程相关的约束集合中，以一种独立的、非规范性的分析来处理政治过程中的手段—目标问题。但是，按照Nill的看法，演化范式作为一种适应性政策分析应超越手段—目标维度，将其置于一个拓展了的“问题+目标+手段+约束”框架中，因为政策分析目标与问题之间的联系并非如新古典范式所视为的理所当然，考虑到政治过程约束从而将问题从目标中分离出来是非常普遍的，这有助于从问题分析中直接得到政策目标的一些特定前提，因而在演化范式的动态分析框架中，这种联系是怎样的以及可以从何种程度上对其进行理论界定都是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3]在此基础上，Nill和Kemp进一步讨论了“问题+目标+手段+约束”框架的构成要素使政策分析面临的三个亟待解决的挑战：如何使政策目标与问题分析相符合；必须为政策工具建立适当和具有实际意义的标准；要在不确定性和政治背景下处理政治约束。[4]因此，演化分析范式体现了一种由新古典过于抽象的简单化向更具现实基础的复杂过程进行还原的努力，尝试对新古典式政策过程“黑箱”掩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阐释，主张一种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整合分析。
关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整合分析问题，演化分析范式基于演化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的交叉应用而形成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5]，主要是描述制度、由制度而产生的微观层面的具体政策以及特定制度产生的宏观政治背景即政治结构等的一个分析框架，该框架强调制度之间的互补和互动关系，考虑到历史因素、人的主观性、环境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条件，主张以适应性和多样化的制度性政策分析替代对最优制度或核心制度设计的追求，并通过对政治市场运行、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行为的细致分析来展现公共政策的形成机制。新演化政治经济学遵循了演化经济学的“有限认知”假定，突出认知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就经济政策分析而言，无论是政治企业家还是经济学家因个人知识差异形成了不同程度的个体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的限制最终导致个体理性不仅从结果来看是不完全的，更重要的是从过程来看就已经蕴含着不完全。此时，企业家式的“创新理性”作为对有限认知的补充在政策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它表现为政策主体的一种态度，即努力克服既有限制，如知识方面的限制、资源供给方面的限制、技术性限制等。因此，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认为政策制定者、利益集团、社会公众和经济学家等主体间交互性的知识创造不但是一种政策学习的方式，而且是导致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得以出现所需要的知识创造形式，它往往会导致新的政策学习方式和新的认知模式的出现。故而其政策观具有典型的“过程”分析特征，集中体现在认知模式在经济政策形成中的作用、经济政策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等方面。
关于政策形成过程，演化分析范式认为由于政治主体个体感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且存在偏见，因此个体行为并不由“目标”决定，而是由认知模式决定。认知模式包括个人在学习、经历以及社会化过程中积累的关于自身及所处环境的全部知识，这在经济政策分析的“政治过程”语境中被称为“协调性信念”，偏好和信念是认知模式或协调性信念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直接导致了政治主体的选择性感知和对信息的片面理解。政治主体的偏好和信念受社会互动的影响，没有任何人的偏好和信念是固定的，它们将持久地随着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性的交互作用而变化。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这种认知模式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政治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主体都试图影响其他人的政治偏好和信念，政治主体间的互动过程因此展开，最终形成共享的认知模式。[6]共享认知模式的形成有利于并促使代表共同偏好的政策建议产生。认知模式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这种功能来源于社会交流与学习等交互行为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Witt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有限认知假设提出并分析了政策形成中的议程设置效应，议程设置作为一种社会交流与学习的人为机制，其效应产生于政治主体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活动，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政策制定者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学习是一个互动过程，游说在政治学习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要素。[7]Andreas Freytag与Simon Renaud则分析了学习过程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以及学习过程对政策规则执行的作用，结果表明政策改革是主动学习(active learning)和被动学习(pathological learning)这类演化过程的结果，学习作为一种演化机制对于政策创新具有决定性意义。[8]
关于经济政策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的问题，除上述认知模式的作用外，还包括政治企业家精神在经济政策形成与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政治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否认了外部强制力(如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诉求)催生新的社会规则的观念，将集体行动的形成视为内生过程。政治创新即成功的集体行动并非由外界环境变化引致，相反，那些被视为外生性解释变量的环境因素，恰恰是政治企业家行动的目标。政治企业家在经济政策制定的演化分析中占据着显著地位，他们被视为致力于拥护或为新政策及其它政策创新寻求支持的核心力量，是政策形成的民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经济政策变迁或创新之源。政治企业家在推动经济政策创新过程中会积极地对其他主体进行引导和协调，发挥着提高共同意识的作用。例如，政治企业家会根据政治成本—收益分析，寻找集体行动的机会将共享认知模式下的个体组成战略集团，如此一来，战略集团间的竞争环境就不再是给定的，而是依赖于政治企业家的行动，战略集团在政治观点上的胜利就是对政治企业家创新行动的肯定。
三、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由以上阐述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和演化范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表1所示)。首先，基本的前提假设不同。①新古典范式假设偏好既定，因而分析政策选择时的投票规则均假定偏好次序确定，且存在稳定的偏好结构。但现实却如演化范式所强调的，偏好在社会交流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抛弃偏好既定和稳定的假设可以为政治学习、游说和控制分析等变量的引入创造空间。偏好作为认知模式的组成部分，其变化会对经济政策形成及其效应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新古典范式中，个人偏好是一种显示出来的信息，政策制定者可以完全掌握这种信息，并对其加以利用；而在演化范式中，偏好是一种知识，只有对特定的个体而言才有意义，并且要获得关于偏好的知识，只能通过行为主体的认知。由于信息是客观的，知识是主观的，因此，偏好在两种范式中的性质是不同的。②尽管新政治经济学以有限理性假设(对应于不完全信息假设)修正了新古典的完全理性假设(对应于完全信息假设)，但其所强调的有限理性是就事后结果而言的，与新古典的完全理性假设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并未真正涉及主体行为的过程特征，因而其政策分析关注导致偏离最优目标的条件和结构，即如何调整该条件与结构才能克服政策制定中的有限理性或信息不完全问题，故与根据政策目标选择最优政策工具组合的新古典范式并无二致。演化范式则采用了“有限认知”假定，认为经济政策制定所涉及的主体对于可使用的政策工具、手段—目标关系以及政策效应的知识是有限的，并且由于注意力受限以及信息处理能力有限，他们对价值观、目标以及兴趣持有并不完整的观念，这使他们的学习具有选择性，所以有限认知是与选择性的注意力过程以及学习关注的信息相伴而生的。
其次，分析框架和思路不同。新古典范式是典型的“手段—目标”分析：由政治家确定政治目标(通常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后经济学家将在科学知识和证据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工具选择的分析以实现预先确定的目标，经济学家作为咨询者的工作在于设计最优政策，或是汇集一系列替代性政策供政策制定者选择，最后是政策在政治领域的执行。这种分析模式只有在以下前提条件具备时才有效：政策目标固定并可清晰地甄别和确定；可以设计出最优或次优的政策方案；所有替代性政策的利弊可以清楚地知道；拟制定的政策与主导意识和信念即认知模式相符。“手段—目标”分析深受新古典经济学均衡与最优思想的影响，政策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黑箱”。演化范式同样包括确定目标及其得以实现的手段，但将政策决策视为一个协商过程，该过程包括政治主体或集团在经济与政治约束下关于目标和手段的讨论。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将两种范式比较概括如下(见图1)。
图1 经济政策分析的两种模式
第三，分析方法不同。两种理论关注内容的不同导致了其政策分析方法的差异。新古典范式重点关注特定目标下的最优政策建议，这一目标体现为社会福利的提高，因此其分析定位于如何使经济政策最为有效，使经济主体产生正确的激励，进而使得经济绩效提高。于是这种政策分析就被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忽略了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分析具有还原论特征，将与经济问题相互嵌套影响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还原为与外部环境和资源配置有关的外生关系，而资源配置问题则被还原为单纯的市场行为，最后又将市场行为归结为价格问题，一切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价格问题，政府的政策就是使价格“正确”。在此意义上来说，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种静态或比较静态研究，它重视经济政策产生的条件以及不同经济政策之间的比较研究。正如Slembeck指出的：“传统的经济政策分析侧重比较政策工具的优劣，公共选择理论虽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和观点，可以应用于具体问题，但在传统分析和公共选择理论中都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综合的模型，将政治—经济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去。”[9]因此，演化范式认为研究何种经济政策最为有效固然重要，但是这种经济政策得以形成和贯彻的政治过程更为重要，政治过程受认知模式、政治企业家、学习、互动等因素的影响，更多地采用反还原论的动态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是必须的。
最后，分析的主要内容不同。由于新古典范式主要关注政策工具的比较，并且以提高社会福利为目标，这使它的政策建议都是数量化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讨论。而且在新古典范式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似乎就是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新古典经济学的还原论同样将与经济问题相互嵌套影响的技术出现和扩散视为外部性问题，其关于技术的政策也倾向于所谓的“外部性内部化”，没有在政策体系内给独立的技术政策分析留下空间。演化经济学视技术与经济绩效间的关系为经济系统本身动态本质的问题，创新在演化经济学中更多地被称为“新奇”，新奇的创生被视为是永无止境的经济变化的原因。因此，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产业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的研究是“质”的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需要特殊激励机制和政府“质”的政策的支持。如果说新古典政策分析是一种研究存在(静态)即既定资源配置效率的范式，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一种研究生成(动态)即经济增长动力的经济政策分析范式。
四、结论
本文阐述了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政策观，将经济政策分析区分为新古典与演化两种范式，从政策分析对象、本体论预设、理论基础、前提假设、框架与分析方法、主要内容等方面对两种范式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比较。结果表明，两种经济政策分析范式存在显著差异，新古典范式是在“手段—目标”框架下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数量型经济政策分析，其新政治经济学关于政策形成的分析则修正、充实进而强化了规范性与工具性的均衡—最优分析的特征；而演化范式则是一种包含了政策形成、创新与变迁过程的追求资源创造的质量型政策分析，其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关于政策形成的多样化—非最优分析则进一步凸显了对创新与过程动态的适应性特征的关注。经济政策分析目的也决定了两种范式之间的差异。一般来说，演化范式希望追究经济政策的本质，故而强调认知和政治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而新古典范式则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因此更侧重于手段—目标分析和政策工具的比较。简言之，演化范式的经济政策分析是“追本溯源”，而新古典范式的经济政策分析则是“直面现象”。所以，在经济政策分析方面，新古典和演化范式并不像其理论基础那般截然对立，彼此可以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分析思路和成果，以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进行经济政策分析，既要使新古典范式中的政策目标在经济政策工具的助力下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又要像演化范式将经济—政治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如此才能确保经济政策设计产生预期的经济效果；既要有新古典式的促进短期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设计，更要像演化范式注重长期内制度性与技术性经济增长动力的多样化政策设计；新古典范式在分析具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建议以及不同政策工具组合的经济效果比较方面见解独到，而演化范式显然在经济政策形成、创新及其变迁过程分析方面更具优势，而且演化范式对技术政策分析的关注使得经济政策体系更趋完善。由是观之，这两种经济政策分析范式所存在的量质之分与动静之别，更多的体现了互补性，在经济政策设计的实践中，将两种分析范式结合起来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