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传统与金圣叹小说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金圣叹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后期兴起的文艺新思潮中，提高小说、戏曲地位的言论不断出现。李贽宣称《水浒传》和《西厢记》“皆古今至文”（《焚书》卷三《童心说》）。金圣叹则进一步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首《序三》，明崇祯贯华堂刻本，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本。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注明某回回评，夹批或眉批等。）。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致力于揭示《水浒传》等“才子书”为什么是“古今至文”。他认为，从《水浒传》中可得到“读一切书之法”（《序三》）。总结这些“读一切书之法”，构成了金评《水浒》的主要特色：对小说写作技巧和审美特征的梳理。
金圣叹所推许的“六才子书”，包括文、史、哲著作，文学作品又有诗歌、小说、戏曲之分，仅靠他所说的“一副手眼”即同一套文章学的原则和方法来解读显然不够。金圣叹的批评实践也证明他并非仅有“一副手眼”。但在评点《水浒传》时，他确实常联系《史记》等来讨论其创作动机、文体特点、人物塑造和叙事方法等。可以说，金圣叹小说批评体系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史传这个参照系统的存在的。因此，讨论金圣叹的小说观，必须考虑如下问题：从他这种解读模式来看，小说和史传的关系是怎样的？金圣叹对小说概念及性质的认识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小说概念及史传中的小说因素
“小说”这一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非常混乱、复杂。一方面，长期以来在这一名称下汇集了芜杂众多的文体，包括许多非文学作品；另一方面，用来指称小说这一特定文学样式的名目，又有“小说”、“稗史”、“演义”等等。直到清代，这种纷杂状况也未得到改观。
通过统计，我们发现金圣叹对《水浒传》及同类作品基本沿用“稗史”、“外史”等称呼，但也有几次用“小说”来指称：
《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读第五才子书法》）
三处各不相照，而时至事起，适然凑合，真是脱尽印板小说套子也。（第39回回评）
小说之不能读，而欲读天下奇书，其谁欺？（第51回夹批）
“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八字，耐庵撰之于前，诸小说家用之于后，至今日已烂熟旧语，乃读之便似活画出一位法官。（同上）
他承认《水浒传》是“小说”，但并不掩饰对“小说”整体的蔑视。正如日本学者前野直彬所言：“他的意图在于强调与诗文相比被不恰当地看低了的通俗文学中，也有文学价值很高的东西。”（注：《明清时期两种对立的小说论》，陈熙中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5)。）金圣叹希望揭示《水浒传》与其他才子书，尤其是与《史记》的共性，对其他小说则予以严厉批评。有些批评比较中肯，如说《三国演义》叙事不够生动，“笔下拖不动，踅不转”（《读第五才子书法》），“处处战到若干合，一刀斩于马下而已”（第53回回评）；说《西游记》情节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而且“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读第五才子书法》）。不过，对《三国演义》的历史小说特点，金圣叹似乎视而不见，对《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也一概以“说鬼神怪异之事”（同上）、“牛神蛇鬼”无所不有（第52回回评）而予以否定。这些看法透射出他小说观中的缺陷。
拿《水浒》与《史记》相比，并非金圣叹首创。明嘉靖年间李开先的《词谑》记载，唐顺之等谓“《水浒》委曲详尽，《史记》而下，便是此书”。天都外臣《水浒传序》也说：“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传中警策，往往似之。”他们把二者的关系拉得很近，作为小说的《水浒传》与作为史传的《史记》之间的差异则似乎被忽略了。金圣叹通过对文本的详细评析，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
历代都有人指出《史记》含有小说因素的特点并褒贬纷纷。从史学角度出发，不少人批评《史记》记了一些有民间传说色彩的事，并过于注重叙述的详尽和细节描写，近于小说家言。明人胡应麟的评论具有代表性：
至称羽重瞳，纪信营墓，无关大体，颇近稗官矣。
亦观太史之叙仓公乎？连篇累牍，靡弗厌焉。相如窃女，曼倩滑稽，虽其文瑰伟可喜，而大体不无戾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
而从文学角度讲，这一点却为一些古文家和学者所肯定，试举其论：
（司马相如）赋成而王卒，而困，是临邛令哀故人之困，岂无他料理，顾相与设画，次第出此言，是一段小说耳。子长以奇著之，如闻如见，乃并与其精神意气，隐微曲折尽就……（倪思、刘辰翁《班马异同》卷二十六）
余尝论《史记》之文，类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毕出；黄帝张乐，洞庭之渔龙怒飞。此当值以文章论，而儒家以理学捃束之，史家以体裁义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陈继儒《史记定本序》）
宋人评《史记》已多从“文章”角度着眼，到明代这种倾向更为普遍，以至清初冯班嘲讽说：“今人看《史记》，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读史。”（《钝吟杂录》）金圣叹显然也属于“只看得太史公文集”的人。他虽然仍未摆脱小说是“正史之余”的观念，但并不一味地以史传的原则和义例去绳法小说，而更关注两者在文学意味方面的一致性，这就使他的小说观获得了突破旧说的可能。
二、小说特性：对史传的借鉴
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著作对古代小说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从金圣叹的大量评语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水浒传》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借鉴和学习了《史记》。
（一）纪传体体制特点
金圣叹认为《水浒传》也可视作记事的“史”：“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官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第7回回评）并且认为其体制类似《史记》所创立的纪传体：
《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读第五才子书法》）
稗官固效古史氏之法也，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夫人必立传者，史氏一定之例也……夫一人有一人之传，一传有一篇之文，一文有一端之指，一指有一定之归。（第33回回评）
在具体批注中，他指出第1回是“王进传”，第22回至第31回是“武松传”，又第50回是朱仝、雷横“合传”，第37回是宋江、李逵“合传”，等等。宋江出场的介绍文字特别详尽，他认为是“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亦所以成一书之纲纪也。”（第17回夹批）
《水浒传》的结构比较特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可独立成篇，这在袁无涯刻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中已有表示（注：《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鲁达、林冲、武松、石秀、张顺、燕青等，俱可别作一传，以见始末。”参见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茅盾古典文学论文集》第4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问题是小说与史传毕竟性质不同，我们可以从《水浒传》中找出更多不符合“史氏一定之例”的地方。金圣叹未指出这种差异，而过分强调其一致性，生硬套用史传理论来解释《水浒传》。如第33回回评，他认定此回属“花荣传”，应该“写花荣便写到宋江悉为花荣所用”，为此不惜篡改原文，以坐实“花荣传中不重宋江”之论。这种简单粗率的做法给他小说理论的深入造成了障碍。
（二）“以人系事”的特点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读第五才子书法》）
金圣叹认为《水浒传》的写作是为了塑造一批英雄人物形象，而《水浒传》成功的标志就在于人物塑造的成功：“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同上，参见《序三》）而这个特点也与《史记》的影响有关。
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不再像编年史那样“以年系事”，而是“以人系事”，即以人物为纲来选择、组织史料，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就其文学意义而言，《史记》最大的成就是写出了一批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历史人物。为突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应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其思想、性格、本质特征的事件，而这种事件未必关乎“天下存亡”，如陈胜“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的浩叹，张汤“劾鼠掠治”的儿时小事（注：《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都很琐细，却使人物性情毕现。
金圣叹对《水浒传》那些成功地表现人物个性的情节赞不绝口，认为得到了“史公笔法”的真传。第2回写鲁达不许酒保“聒噪”，金批云：“回写鲁达，便又有鲁达一段性情气概，令人耳目一换也。看他一个人便有一样出色处，真与史公并驱矣。”他类似的评论还很多，如《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论“《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第25回回评论鲁达、林冲、杨志、武松各有其“胸襟”、“心地”、“形状”、“装束”，等等，都很精辟地证明了《史记》“以人系事”特点对《水浒传》作者塑造人物形象产生的积极影响。
（三）“怨毒著书”的思想内容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称：“《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焚书》卷三）他把《水浒传》与《史记》的“发愤著书”精神联系起来。金圣叹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他提出“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不能“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读第五才子书法》），这显然与《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不合。而另一方面，他又完全同意李贽的意见并为《水浒传》“怨毒著书”的性质辩解：
发愤作书之故，其号耐庵不虚也。
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注：第6回夹批、第18回回评。按“怨毒”一词出于《史记·伍子胥列传赞》：“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这曾被长期当作攻讦《史记》的口实，然而也遭到不少人反驳。如宋人楼昉《过庭录》云：“太史公作苏秦、张仪、范雎、荆轲传，分外精神，盖子长胸中有许多侠气，所谓爬着他痒处。”在金圣叹看来，班固所指责的也恰恰是《史记》精华之所在：
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读第五才子书法》）
天都外臣《水浒传序》曾指出，《水浒传》与《史记》中《项羽本纪》、《游侠》、《货殖》诸传“警策”之处相类。金圣叹对水浒群雄确有不少贬词和诅咒，但更多时候他“赏叹不置”的也正是那些与《史记》精神相通之处。第50回“雷横为母，朱仝为友，写得一样慷慨”，他认为“其势遂欲与《游侠》诸传分席争雄”（第50回夹批）。他对李逵、阮小七、鲁达、武松等极力赞赏，如评鲁达：“写鲁达为人处，一片势血直喷出来，令人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第2回回评）这些看法，实际上否定了他反对称《水浒传》为“发愤著书”的意见。
《史记》“发愤著书”、推重豪侠的思想倾向对《水浒传》等小说有显著影响。金圣叹在此表现出的进步与保守思想的内在矛盾，在李贽等人身上也有反映，应历史地对待。不过金圣叹主要还是承认并赞赏《史记》对《水浒传》的这种影响，尚不失为开明的批评家，对此我们应予以肯定。
（四）叙事和修辞方法
金圣叹重视分析《水浒传》的“章法”、“句法”、“字法”等，且认为这些方法与《史记》有密切关系：“《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读第五才子书法》）他提到一种基本叙事方法，即所谓“春秋笔法”。孔子修订《春秋》，常一字寓褒贬，后来司马迁等发展了这种写法，在记叙中不直接表明观点，而是把自己的立场、观点隐藏在客观叙事方式中。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中称之为“序事中寓论断法”，金圣叹则称之为“史家案而不断之式”（第40回回评），《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所举“绵针泥刺”、“背面铺粉”二法，是其具体应用。他认为《水浒》作者对宋江犹如司马迁对汉武帝，表面肯定而暗用“深文曲笔”予以讥刺（注：第35回回评。参见《读第五才子书法》，第17、第35至38、第40至42、第50、51、57、59、61、64、第66至68各回回评及夹批。），说这表明“《水浒传》独恶宋江”（《读第五才子书法》）。这种看法当然违背小说本意，与金圣叹自己的另一些观点也自相抵牾。为证明上述意见，他常篡改原文，并有意曲解，因此这部分批语比较生硬武断，缺乏说服力。
叙事视角问题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颇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一样，基本采用全知视角，但间或也有用限知视角叙事的。金圣叹把第20回、第26回的各一段分别改作阎婆惜和武松“听出来的”（注：金圣叹对自己这两处修改很得意，赞为“神妙之笔”、“奇文”。），许多研究者引为限知叙事的例子而加以赞许。实际上他在另外一些地方也论及叙事视角问题，并与《史记》相联系。如第8回回评分析鲁智深救林冲的场景：
乃今观其叙述之法，又何其诡谲变幻，一至于斯乎！第一段先飞出禅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详其皂布直裰与禅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为智深。若以《公》、《谷》、《大戴》体释之，则曰：先言禅杖而后言和尚者，并未见有和尚，突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则一条禅杖早飞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后言皂布直裰者，惊心骇目之中，但见其为胖大，未及详其脚色也；先写装束，而后出姓名者，公人惊骇稍定，见其如此打扮，却又不认为何人，而又不敢问也。盖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
他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这段叙述其实就是以二公人为观察者的限知视角叙事。第12回杨志、索超比武，金评：“此段须知在史公《项羽纪》‘诸侯皆从壁上观’一句化出来。”这是因为“一段写满教场眼睛都在两人身上，却不知作者眼睛在满教场人身上也。作者眼睛在满教场人身上，遂使读者眼睛不觉在两人身上”，与《项羽本纪》中从诸侯眼里看到项羽率楚军奋战的限知视角叙事手法类似。金圣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浅，但在当时已可谓是空谷足音了。
金圣叹关于《水浒传》对史传叙事方法、修辞技巧的借鉴还有很多论述，但有许多只是从一种宽泛的文章学角度着眼的。胡适批评他把《水浒》搞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鲁迅则说他“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做法上”（注：《〈水浒传〉考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下）第7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我们看他津津乐道的“起承转合”（《读第五才子书法》）、“相题有眼，捽题有法，捣题有力”（第46回回评）等，的确有八股气，把小说的写法与古文、八股文混为一谈。他在这些地方评论最多最细，但对揭示小说特有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手法，并没有太大贡献，因而在这里我们也不拟详论。
《史记》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金圣叹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很有价值。但他的论述存在简单化倾向，过分强调小说与史传的共性，对小说特有的文体特征、艺术手法谈得较少，这是他小说理论的不足。
三、小说特性：与史传的区别
作为卓越的小说批评家，金圣叹对传统小说观虽有某种程度的认同，但也敏锐地窥到了小说一些独特的规定性和美学特征，并大胆肯定，提出了不少创造性见解。
《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有一条论《水浒传》与《史记》的不同，研究者普遍给予高度评价：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对这段话的具体阐释，各家意见不尽一致。有人认为“因文生事”和“以文运事”是小说与历史著作的区别，有人则认为是文学内部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区别（注：前者参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第61-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中国历代文论选》（三）第247-2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后者参见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第159-16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张健《“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辩正》，《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孰是孰非，不能轻下断语，还必须与金圣叹的其他评论结合起来看。第28回回评讨论“文”、“事”关系，尤应注意：
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则马迁之文之料也……是故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钜者而
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呜呼！古之君子，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而犹能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岂有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哉？则读稗官，其又何不读宋子京《新唐书》也！
金圣叹把《史记》与《水浒传》放在一起同《新唐书》相对照：前者“为文计，不为事计”，后者则“止于叙事”。这表明他把《史记》和《水浒传》都当作文学作品，二者之间并非小说与纯粹历史著作的关系，这也是他的一贯思想。作为“实录”性质的史传，《史记》绝非只“为文计，不为事计”，此无须辩。金圣叹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小说与史传“因文生事”、“以文运事”的根本差异。
“事”可以是实有的，也可以是虚构的，由于使用“记事”、“叙事”等术语同时指涉小说与史传，金圣叹一般不强调两种“事”的区别。但在上引评语中他清楚地分辨了这种差异：史传“以文运事”，记叙“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的既成事实，而小说“因文生事”，叙述的是虚构“生成”之事。这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史传虽然可以对史实作“括”、“张皇”、“附会”、“轶去”等处理，但不能背离“实录”原则；小说则拥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从而更容易成为吸引读者的“绝世奇文”。“因文生事”的概念，表明金圣叹已认识到小说的一个基本规定性——虚构性。他对《水浒传》因这一特性而“胜似《史记》”给予充分肯定。
中国小说长期与史纠缠在一起，史著的“实录”等原则也被拿来绳法小说。但从小说角度出发，虚构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在金圣叹之前，天都外臣和容与堂木《水浒传》评语已指出《水浒传》的虚构性。金圣叹历史性地总结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容与堂本第1回回评说：“《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虚构的小说为什么使人感到“逼真”？容本解释说“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符合“人情物理”（注：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第10、第97回回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金圣叹对此也有精辟之论。他评武松打虎：“皆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打虎场面本出于虚构，却因符合生活逻辑而成为“全副活虎搏人图”（第22回夹批）。《读第五才子书法》有一段说：
《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
《宣和遗事》情节简单，人物形象粗糙，《水浒传》作者加以合理虚构，使人物形象丰满、生动起来，达到“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的栩栩如生的境界。逼真的虚构叙事为小说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逼真的叙事要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的情节安排和富有形象性的细节描写来实现，这就是所谓“为文计”。容本第13回回评说：“《水浒传》文字形容既妙，转换又神……已胜太史公一筹”，金圣叹进一步提出“《水浒传》胜似《史记》”，认为《水浒传》在艺术性方面甚至超越了《史记》。林冲误入白虎堂一节，金批云：“如此奇文，吾谓虽起史迁示之，亦复安能出手哉！”（第6回回评）李逵等闹江洲，情节“奇变之极”，他认为“笔墨之妙，史迁未及”（第40回夹批）；武松杀嫂祭兄一段情节极尽紧张变幻之能事，金圣叹赞道：“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读《水浒》不读设祭，不知《水浒》之奇也。”（第25回回评）
逼真的虚构叙事、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描写是小说的生命，在这些方面《水浒传》的确“胜似《史记》”。
由于以《史记》等史传作品为参照，《水浒传》的虚构性等小说特性得以凸显出来，金圣叹敏锐地总结并肯定了这些特性。但他对《水浒传》与其他小说的共性则注意得不够，致使他的小说理论不足以涵盖小说的整体。
四、结语
以上我们对金圣叹的小说观作了一些分析，阐述了他的小说批评与史传传统的密切关系。这种“拟史批评”模式对后来的小说批评影响极大。直到晚清，一些批评家仍沿用着金圣叹的批评方法和批评精神。
小说与史传何以会有这种密切关系？首先是由于史传本身包含有小说因素，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小说家对史传从思想内容到修辞技巧都加以借鉴、模仿，使它们之间建立起诸多血缘关系，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哂之……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注：《管锥编》第一册第166页，中华书局1986年。）其次是攀附史传以自高身价。小说在古代一向受歧视，若和地位甚尊的史传认了“同宗”，自然可以提高其地位。在传统观念笼罩下，这也是小说批评家别无选择的选择。从批评实践的角度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小说批评晚起，且长期得不到重视，造成理论贫乏，往往要从诗文、艺术批评等领域汲取养分，对史传理论的借鉴更是必然的。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史记》等的认真借鉴。
史传传统对金圣叹小说观的形成既起了积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也有阻碍其深入的负面影响。通过揭示小说与史传诸多方面的密切关系，他比较系统地发掘出《水浒传》丰富的文学价值，对小说的虚构特性和审美特征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由于小说和史传毕竟性质不同，许多史传理论并不适用于小说，金圣叹的一些分析便有生搬硬套之嫌；更严重的是，由于过分强调与史传的共性，他对小说整体概念和整体性质的认识不无偏失，也不够全面，未能彻底摆脱旧的小说观的束缚。
但不管怎么说，金圣叹小说批评的成就是难能可贵的，他对小说的大胆肯定和宣扬也很有勇气，晚清的邱炜萲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前乎圣叹者，不能压其才；后乎圣叹者，不能掩其美。批小说之文原不自圣叹创，批小说之派却又自圣叹开也。（《菽园赘谈》）
在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上，金圣叹的贡献和地位确是无人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