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学术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山大学论文,历史学论文,研究所论文,学术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10-0090-07
现代中国学术转型以中西新旧的学术转承为重要内容，它集中体现在大学研究院所和专门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人员流动、机构设置和学术传承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大国学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大语史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是现代中国一批重要学术研究机构，20世纪20年代次第成立，在人员构成、机构建制和学术精神上一脉相承。前人已有论及①，而问题甚多，空间广大。本文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着意探究中大语史所与上述机构在人员、建制和学术上的关联，从而揭示它在现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 人脉源流
中大语史所人员来源广泛，主要来自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和清华国学院，留学回国人员也不少，他们是中大语史所的中坚，有的还是中研院史语所初期的重要成员。
中大语史所由傅斯年筹办，全仗朱家骅慧眼识人。②好友顾颉刚鼎力相助，并日益成为实际推动者。顾颉刚致函胡适说：“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虽未成立，而已有房子，书籍，职员，出版物，同已经成立一样，这一方面孟真全不负责，以致我又有实无名地当了研究所主任。”③顾颉刚做“有实无名”的所主任，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他在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任过事，有办研究所的经验，建中大语史所，他出力不少；其次，在中大语史所筹备阶段，傅斯年又忙于谋划中研院史语所，无暇兼顾，语史所便由他打理；再次，他引荐了容肇祖、钟敬文、罗常培、丁山、陈锡襄、董作宾等人入所，他们大都是他在北大国学门或厦大国学院的故旧，形成一股势力。这是鲁迅在厦大国学院指责他营植排挤的主要罪名之一，也是他与傅斯年后来闹僵的要因之一。④
傅斯年毕竟是所主任，人事安排并非全听顾颉刚的。江绍原因鲁迅之荐，聘任中大英语系主任。鲁、顾交恶，江氏担心受牵累而辞职，并函告胡适。胡适回信劝说，傅斯年仍希望他去，并说傅、顾把他看成鲁迅派“此确是”他的“误会”。胡适进一步解释说：“我同孟真谈几次，都主张消除党派成见，他也极赞成，且有事实可为证。如他极力拉介泉往粤，是一事；颉刚曾荐程仰之，而孟真不用，又是一事；颉刚荐陈万里，他也不用，又是一事。此皆我所亲知，故敢引来作例。”⑤介泉(潘家洵)、程仰之(程憬)、陈万里是顾氏在北大和厦大的故交，他曾向傅氏引荐而未获聘。
1928年9月，傅斯年受聘中研院史语所所长。11月，卸中大语史所主任职，由顾颉刚代理。12月下旬，顾颉刚就任该职。
中大文(史)科教职员参加了语史所工作，理科生物系和法、预科一部分教职员也参与其事。这就突破了北大国学门以文科为主的单一性，既与厦大国学院筹备前期的情形相似——文、理、法、预科兼容，又避免了厦大国学院后期文理争锋之弊；但人事纠纷与学术分歧总是难免的，《吴歌乙集》风波和史禄国事件就是典例。⑥
中大语史所从1927年8月筹备到1930年11月停办，人事纷更：所主任有傅斯年、顾颉刚、商承祚，事务委员会委员有傅斯年、顾颉刚、余永梁、黄仲琴、马衡、徐绍棨、罗常培、容肇祖、商承祚、刘奇峰、沈刚伯、伍俶、何思敬、闻宥、葛定华、陈楙(懋)、丁山，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委员有傅斯年、顾颉刚、余永梁、容肇祖、商承祚、何思敬、黄仲琴、徐绍棨、罗常培，民俗学会(组)主席(主任)容肇祖(何思敬)，考古学会(组)主席(主任)商承祚，语言学会(组)主席(主任)闻宥，历史学会(组)主席(主任)沈刚伯，档案整理室主任黄仲琴，名誉顾问有赵元任、傅斯年、陈垣、容庚、邓尔雅、何遂、谢英伯、蔡哲夫、辛树帜、童仲华。其中，7人来自北大国学门，4人来自厦大国学院，2人来自清华国学院，6人曾在国外留学。显然，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的教授、学者是中大语史所的主干，留学回国人员充当要角，清华国学院的影响也不小。
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教授是中大语史所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赵元任是“清华研究所教授，始于美洲习物理及逻辑，声闻一时。后专研究音乐及言语学，贡献甚多。将以方言研究辟汉语学之路。”⑦余永梁、杨筠如、孔德、朱芳圃均毕业于清华国学院，前三人曾编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语史所周刊》)，余氏还是中大语史所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大语史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委员，协助顾颉刚起草了《本所计划书》。杨氏《尚书覈诂》、余氏《金文地名考》，作为“本所周刊论文汇刊”，首印单行本。⑧这是他俩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优秀论文⑨，同样受到中大语史所青睐。这四人在《语史所周刊》共刊文32篇，因为他们的关系，王国维、陈寅恪、李济、徐中舒、张荫麟、姚名达、黄淬伯、卫聚贤、程憬、王庸、戴家祥、罗根泽等人在《语史所周刊》共刊文34篇。可见，清华国学院师生在中大语史所的地位不可轻忽。
在中大语史所发展中，留学回国人员举足轻重。所主任傅斯年自不必说，中大法科主任何思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中大民俗学会发起人之一，“同情”《民俗》周刊的编辑，“亦愿负责帮忙”；⑩是审查和编印民俗学丛书的负责人之一；后任民俗学组主任。中大生物系主任辛树帜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热心中大民俗学运动。志同道合使他和顾颉刚成为至交，因而与人结怨。顾颉刚在日记里评价说：“余与树帜性格相同，事业心强相同，扶植后进心切相同，故得谤亦相同。”(11)中大文科主任刘奇峰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因学术分歧和党派之争，与语史所代理主任商承祚闹得很僵，商父商衍鎏在日记里有所披露：“祚儿粤教授，其主任刘奇峰之与生意见，聘书为其扣发，虽戴朱两院长有挽留之言，而尚无切实办法。缘刘氏就职后，对刊物发表学术著作，诸多干预，妨碍学术风气，更尤涉及党派，独断独行，与承祚意见相反，甚至发生口舌，关系至僵。”(12)
中大语史所的主要成员还是创办中研院史语所的班底。1928年1月，傅斯年建议中研院设史语所。3月，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任中研院史语所常务筹备员。5月5日，他们开列了一份中研院史语所拟聘研究员名单，中大语史所占了12人：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敬、罗常培、商承祚、丁山、容肇祖、董作宾、余永梁、黄仲琴、辛树帜(13)，这些人大都出席了中研院史语所第一、二次会议。(14)故可这么说，中研院史语所筹备初期实以中大语史所人员为主干。
随着中研院史语所工作的展开，傅斯年坚持“找新才”和舍弃“浮华得名之士”的原则，聘清华国学院三大导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分任中研院史语所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组主任，吸收北大等名校优秀毕业生为助理研究员。至此，中研院史语所完成了人脉更新，免去许多旧的人事纠葛，加上共同的学术信念和傅斯年的组织才干，借助外部环境的渐趋稳定，迅速取得斐然成就，初步实现了中国争取世界性学术发言权的目标。(15)
二 机构演变
中大语史所的机构设置，既承袭了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的规例，又有一些变化和新创，为中研院史语所的建制奠定了初基。
设中大语史所事务委员会，商同所主任，执行该委员会议决应办事件。(16)它相当于北大国学门委员会和厦大国学院事务会议，委员9人，其中常委3人，轮流在会办公。1928年5月16日，事务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容肇祖、顾颉刚、黄仲琴、余永梁、马衡、徐绍棨、罗常培、傅斯年等人出席，推举顾颉刚、余永梁、黄仲琴为常委，议决所务多项。(17)6月11日，事务委员会开第三次会议，议决调查广西瑶族，派容肇祖、商承祚到韶关调查古迹等事。(18)1929年1月8日，组织新的事务委员会：刘奇峰、顾颉刚、商承祚、伍椒、陈楙、丁山、容肇祖、黄仲琴、余永梁。(19)10月7日，事务委员会人事变动，顾颉刚、余永梁、丁山离开中大，加聘沈刚伯、闻宥为委员。(20)11月2日，事务委员会开会，商承祚报告增添蒋径三、刘万章为本所助理员，议事多项。(21)12月28日，事务委员会议决改订本所系统图、规程及其他事。(22)
中大语史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是傅斯年函请校长戴季陶特别核准成立的(23)，聘顾颉刚、何思敬、徐绍棨、商承祚、罗常培、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琴、傅斯年任委员(24)。1928年5月16日开第一次会议，推举傅斯年、余永梁审查《语史所周刊》稿件，顾颉刚、容肇祖审查《民俗》周刊稿件，顾颉刚、何思敬、黄仲琴审查民俗丛书。(25)28日开第二次会议，顾颉刚提议，今后凡经本会通过审查的出版物，无须送交学校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复审，以省手续而分责任。(26)顾氏提议有针对何思敬、伍椒在学校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反对印行“民俗丛书”之意。(27)1930年，中大语史所公布《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简章》。它规定：“本会为本所一切出版物审查机关，有审定应否出版，及出版先后次序之全权。”(28)
成立民俗学会、考古学会、语言学会、历史学会四学会。中大语史所民俗学会兼具北大歌谣研究会、北大国学门风俗研究会和厦大国学院风俗调查会的职能，它最先成立也最有成绩，突出表现在创办《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和出版“民俗丛书”上。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都成立了考古学会，前者还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合组东方考古学协会，欲在实地发掘上有所作为，因故未果。(29)厦大国学院制定考古学计划，拟加入东方考古学协会，并组织发掘团，拟先在安阳发掘，亦因国学院解体而夭折。(30)中大语史所在广州附近石牌发掘了晋砖(31)，为小型发掘。到了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学组，开展了不少的大规模现代考古发掘。中大语史所语言学会覆盖了北大国学门方言研究会的内容，而外延更广。从《语史所周刊》“切韵专号”、“方言专号”来看，语史所的语言学研究从文献考订开始转向注重语言学和方言学调查。中研院史语所语言学组以汉语方言、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和语言学为工作范围，借鉴欧洲语文学派的成绩，应用科学的方法，借助实验的手段，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了语言实验室。(32)历史学会是中大语史所新创，无甚建树。倒是旧书整理部和档案整理室沿袭北大国学门和厦大国学院做法，整理了一批旧书和广东民政厅旧档案。中研院史语所对明清史料的整理，规模空前，成绩卓著。(33)
培养研究生是中大语史所应有之义。1927-1928年，中大语史所两次颁布招生简章，皆“因校款支绌，种种设备无术举办，致未能实行招生。”顾颉刚以此为念，拟乘1929年寒假北行之机，预聘专家，暑假再在北平、上海、广州三地招考研究生30名。(34)可惜“研究所招生广告在报上登了十余天，尚无一人报名”(35)。嗣因顾氏辞职，中大语史所招生未果。
1929年年初，中大语史所提出本所扩充屋宇意见书。(36)1930年4月，因经费支绌和人事变迁，中大语史所缩减规模，改订组织系统，学会改称组，学会主席改称主任。沈刚伯、闻宥、何思敬、商承祚分任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组主任，增聘黄仲琴为档案整理室主任。(37)
中大语史所继承和发展北大国学门规制，拟建成一个寓学术研究、培养人才、陈列参观等于一体的现代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但因各种原因致使计划未果；倒是中研院史语所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这一职能。中研院史语所在大陆二十余年，吸纳了一批中国文史学界精英，也培养了不少文史学人才，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典范。
三 学术转承
中大语史所明确标举语言历史学，从笼统的国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史学研究，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成为史学的辅助学科。
中大语史所和一般以“国学”命名的研究机构不同，与傅斯年对国学的态度有关。早在1918年北大文科师生“研究国故”讨论中，傅斯年赞成并首次使用了“整理国故”一词，后被胡适援引，进而发展为一场全国性学术文化运动。(38)整理国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远在欧洲的傅斯年提出“绝国故”主张。(39)创办中大语史所，他一反“国学”命名的时风，另树一帜。在《旨趣》中，他明确反对“国故”、“国学”、“中国学”等名词，认为：“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历史学或哪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40)其深意在改变中国固有的治学之道，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41)
傅斯年一向重视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北大读书时，他认定“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推崇中国传统考据方法，希望以西洋方法来补其不足：“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42)留学后，他醉心欧陆语文学派的治史方法，尤钦服法国伯希和(Pelliot)和瑞典高本汉(Karlgren)。(43)傅斯年之所以“偏爱”“科学的语言学”，是因为“讲历史，归根总要讲到思想史；讲到思想史，原始的材料就是语言，这一中心观点不但解释了历史与语言的研究为什么分不开，由此也可以看出，蕴藏在他内心最深密处为他最关切的学术问题，实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原始阶段及其形成的主动力量。这一问题所牵涉的，除了历史学语言学，还有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44)
傅斯年和顾颉刚论中国古史，认为过去史学和考订学成绩不多，“而语文学那面竟有无数的获得。但是，这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汉学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所以最大的成绩是统计的分类通转，指出符号来，而指不出实音来。现在尚有很多的事可作”(45)。这应是傅斯年将语言学置于历史学之前的一个考虑，但主要还是受欧洲语文学派的影响，用语言比较方法来研究史学。傅斯年称羡顾颉刚，却不想追摹其后，而欲另辟蹊径，成就自己的学术威名。(46)
从中大语史所到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办研究所的意图一以贯之。首先，强调“集众的研究”。民初以来，建立学术研究机构成为学界共识，出现北大国学门，效者蜂起。中大语史所揭举“集众的研究”旗号，使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能更为鲜明。在《旨趣》中，傅斯年诠释了“集众的工作”样式的意义：“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在傅斯年看来，“这集众的工作中有的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规模有系统的研究。无论范围大小，只要其中步步都是做研究工夫的，便不会流成‘官书’的无聊”。(47)
其次，力扩研究范域。中大语史所致力于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文籍考订学和历史学研究，创设人类学馆、历史博物馆，融贯中西新旧；新修广东通志、语言及国语教育法研究、公文研究，既符合中大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又不悖傅斯年改革中大文史科的初衷：“至于不得不有之国文系，已改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但思为中学校造几个教中国话——不容易——的教员而已。”(48)后来，他进一步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追求研究材料、方法和工具的不断扩充，使中研院史语所在考古发掘、语言学、方言学、民族学、人类学调查、明清史料整理等方面卓有成效。
再次，注重研究队伍的学术水准。中大语史所已聘九位指导教授都是中外学术界著名学者，除了傅斯年、顾颉刚、赵元任、何思敬外，高本汉是“瑞典古登堡大学教授，为现在世上研究汉语流变之最大家”。史禄国(Shirkogoroff)是“俄国人类学家，前厦门大学教授，英国亚洲协会会员，在满洲实地工作多年”。吴梅是“前北大东大教授，为中国研究词曲律则之最大家，著作久行于世”。马衡是“北大考古学教授，北大古物之搜集，由其一手成之”。俞大维“在欧洲留学者中，公推为天资最高、学业最博者”。(49)
作为左右中大语史所的两强，傅斯年和顾颉刚的学术理念大同小异，具体做法则有不同。《语史所周刊》的《发刊词》，不仅揭示了中大语史所的学术精神，也反映了它与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中研院史语所的学术传承关系，是理解顾颉刚治学路向及其与傅斯年学术理念异同的一把钥匙。(50)顾颉刚治学主要用“历史演进的方法”、“用证据去修改假设的方法”，解决了中国古史的许多问题，但前者只能在较浅层次中寻找事物的来龙去脉，而不能完全揭示历史的真相，只能起到破坏非信史的作用，而不能直接从事信史的建设，发展到极端甚至对重建信史有负面影响；后者虽是一个科学方法，但他在提出“假设”时，往往使用“默证”，亦影响其结论的科学性。(51)
傅斯年的治学路向有别于顾颉刚。钱穆认为，顾氏史学渊源于崔述的《考信录》，以“疑古”为务。傅氏“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如其以历史语言二者兼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在中国，“尤属创新”。他主持中研院史语所在地下发掘与龟甲文研究两门，“皆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他“心中之史学前途，则实不限于此两者”。(52)钱穆所论大致确当，但傅斯年将语言历史学并举的想法或许来自德国，心目中的典范却在法国。(53)
中大语史所“以作语言与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并以造成此项人才为宗旨。”(54)在这里，“科学”主要指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精神。中大语史所在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领域，从事科学研究，传承和发展了北大国学门的新学术事业。
董作宾主编《民间文艺》，提出研究“民间文艺”具有“学术的”、“文艺的”、“教育的”目的(55)，继承和发展了北大歌谣研究会追求“学术的”、“文艺的”精神。(56)他对“民间”的诠释，“不限于汉族”，而包含“中国领域内的一切民族”，既突破了北大歌谣研究会专注于汉族的狭隘，又大大扩充了厦大国学院风俗调查会想调查“有特别文化的人群(如曲蹄，畲民等)”的范围。(57)他对“文艺”的理解，“不限于韵文”，而广包一切民族的一切文艺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变革：“在我们的眼眶中，歌谣、谚语的价值，不亚于宋词、唐诗；故事、传说的重要，不下于正史、通鉴；寓言、笑话，不让于庄生、东方的滑稽；小曲、唱书，不劣于昆腔乐府的美妙。因为这是民族精神所寄托，这是平民文化的表现。”(58)与刘复论《尚书》和小唱价值的“大”、“小”有异曲同工之妙(59)，其实质就是一种学术平等的眼光。董作宾来自北大国学门，自然懂得学术平等的意义，故将征集、发表、整理、研究中国全民族文艺视为《民间文艺》的唯一使命。十年后，他说：“吾道南矣。”(60)
钟敬文作为北大和中大的民俗学运动的亲历者，认为后者“不仅仅”是前者的“一般继续，而且是大踏步前进了”。(61)杨堃考察中国民俗学史，认为中大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故较北大时期的新文学运动的民俗学运动，已经不同，已有进步。这是代表两个阶段，亦是代表两个学派的”(62)。自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者的治史观念、方法、对象、范围大变。顾颉刚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大语史所的学术经历，就是他借助民俗学来研究史学，提倡民史的过程。(63)傅斯年将中大语史所提倡的西南民族调查研究进一步落实并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发掘殷墟和其他古遗址，为古史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和历史的依据。
从搜购古物、访古调查到实地发掘，表明中国考古观念在更新，考古方法在进步。1928年10月，中研院史语所试掘殷墟成功。傅斯年在报告此事时，强调现代考古“不仅在于文字”，还要获得“无文字之器物”，更要获取“地下情形之知识”；否则，“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64)他大胆聘用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主持考古学组，采用现代田野考古方法和技术，标志中国考古学现代转型。
北大国学门开始懂得语言学调查的重要，林语堂起草的《方言调查会宣言书》被视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里程碑，标志现代方言调查的起步。(65)中大语史所囿于人力和技能，方言调查停留在纸面上。到了中研院史语所语言学组，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各民族语言调查，收获不少。
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方法和工具。中国过去做学问往往以正史和官书为材料，顾颉刚为中大购求图书，突破传统观念，将搜购的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集、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等16类(66)，大大拓展了史料来源。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表明中研院史语所的努力方向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67)从而迅速取得实效。
中大语史所以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的学者、教授为骨干，这就使它基本沿着这两个机构一线下来的学术路向而发展。留学回国人员和清华国学院师生的加盟，注入了大量多元的新学术理念，使得中大语史所的机构建制和学术精神，既有传承的一面，又有新创、变化和发展的另一面。
从中大语史所发展而来的中研院史语所，先因后创，在人员结构上，割断旧的人脉，倾注新鲜血液，以留学欧美的清华国学院导师为中坚，吸收北大等名校毕业的研究生为基干；在机构设置上，化繁就简，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重点破解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难题；在学术理念上，进一步确立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观念，沿着找寻新材料、发掘新问题、援引新工具的路线，在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从北大国学门到中研院史语所，既是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型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确立的过程。中大语史所承上启下，完成了人脉转移和机构转换，实现了从笼统的国学研究向综合的史学研究的转变，据有转换中枢地位。中研院史语所的建立和发展，标志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确立。
注释：
①前人研究各有侧重，如：桑兵通过考察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演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和中大语史所的人脉关系；又以分析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之旨趣为主线，揭示了从北大国学门到中研院史语所的学术转承，重点分析了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学旨趣的异同(《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陈以爱理清了从北大国学门到中研院史语所的人脉源流和学术脉络，侧重于北大国学门的影响(《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施爱东梳理了中大民俗学运动中的人事纠葛和学术传变，涉及了中大语史所与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中研院史语所在民俗学上的关联(《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创立和学术转型——以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为中心》，中山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查晓英认为，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中大语史所在人员和考古取向上一脉相传，而清华国学院和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取向更为接近《从地质学到考古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已有研究虽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仍有很大拓展空间。
②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③《顾颉刚致胡适》(1928年2月27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51页。
④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19页。
⑤《致章绍原》(1927年10月22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全集·书信(1907-1928)》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3页。
⑥参看拙文《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学术探索》2007年第4期)、《〈吴歌乙集〉风波背后》，(《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
⑦《本校文史科概况》，《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校报》，1927年8月25日，第19页。
⑧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1930年，第74页。
⑨《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1927年6月。
⑩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1929年，第127页。
(11)顾颉刚：《颉刚日程》(抄件)，1928年12月16日。顾先生日记抄件由顾潮女士提供，谨致谢意。
(12)商承祚：《我的大半生》，商志香覃编：《商承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
(13)《致蔡元培、杨杏佛》(1928年5月5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60～61页。
(14)王懋勤：《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日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版，第198页。
(15)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74页。
(16)《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18页。
(17)《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62～63页。
(18)《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64页。
(19)《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70页。
(20)《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103～104页。
(21)《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105～106页。
(22)《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108～109页。
(23)《戴校长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组织出版审查委员会事致文科主任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5月22日，第3版。
(24)《本校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录》，《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5月12日，第2版。
(25)《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62页。
(26)《本所纪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集第32期，1928年6月6日。
(27)参看拙文《〈吴歌乙集〉风波背后》，《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
(28)《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19页。
(29)参看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14～131页。
(30)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第60～61页。
(31)《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69页。
(32)参看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33)参看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第115～117页。
(34)《本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最近进行》，《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9年1月11日，第2版。
(35)《顾颉刚致胡适》(1929年8月20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册，第370页。
(36)《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扩充计划》，《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9年1月18日，第1版。
(37)《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之新组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0年4月8日，第2版。
(38)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30～37页。
(39)《致李石曾、吴稚晖》(1927年5月16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48页
(40)《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9页。
(4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76页。
(42)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
(43)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11页。
(44)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109页。
(45)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3期，1928年1月23日。
(46)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台北《中国文化》第12期，1995年12月。
(47)《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1～12页。
(48)《致李石曾、吴稚晖》(1927年5月16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48～49页。
(49)《本校文史科概况》，《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校报》，1927年8月25日，第18～19页。
(50)参看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68～274页。
(51)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09页。
(5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7～168页。
(53)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75页。
(54)《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1929年)，第2页。
(55)董作宾：《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56)《发刊词》，《歌谣》第1号，1922年12月17日。
(57)林幽：《风俗调查计划书》，《民俗》第7期，1928年5月2日。
(58)董作宾：《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第297页。
(59)刘复：《敦煌掇琐叙目》，《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3期，1925年10月28日。
(60)董作宾：《〈看见她〉之回顾》，《歌谣》第3卷第2期，1937年4月10日。
(61)钟敬文：《重印〈民俗〉周刊序》，《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8页。
(62)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第6期，1948年6月。
(63)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民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64)《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0页。
(6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106页。
(66)顾颉刚：《卷头语》，《图书馆周刊》第6卷第1～4期合刊，1929年2月1日。
(67)《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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