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优势与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题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发展理论的突出特色是以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问题为对象，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造，推动社会变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一个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自觉设计和选择的过程，是人们自为地寻求发展的过程。因此，发展理论所涉及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在当代主要表现为落后国家如何跳跃式赶超发达国家，从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一、“后发展”及其优势
“后发展”亦称之为“后现代化”，是相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原发式现代化国家而言的。“原发式”现代化指的是以英、美、法等国为代表的先行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亦称之为“早发式”现代化。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其原有发展基础上自发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它们没有可资借鉴的样板，没有外来的压力，其社会发展呈现出缓慢、渐进、稳步、和谐的特征。而所谓“后发展”或“后现代化”则是指那些受原发式现代化国家影响主动或被迫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为数众多的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当代“后发展”，也有人称之为“第四代工业化”，“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主要是那些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东南亚诸国、墨西哥、巴西以及南斯拉夫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金泳镐：《论第四代工业化——对格尔申克隆与希斯曼模式的反思》，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因为这些国家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其发展往往是由于外在环境的逼迫和挑战，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有“原发式”国家作为可资借鉴的样板，所以人们对未来的发展有较强的自觉性；其社会发展是通过政府有计划地推进来实现的，因而表现出自觉强制、快速突进等特征。“先发”与“后发”的区别，就如布莱克指出的：率先推进现代化的社会，在许多领域都是航道畅通的，因为它们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咀嚼现代因素，并循序渐进地吸收它们的影响，而“在后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中，这种挑战越发来自于外部，因而转变来得更迅速、更突然”（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换言之，“先发”是一种市场自发的过程，“后发”则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自觉过程，也就是说，“后发展”实质上是一种自觉赶超或跳跃，是当代社会跳跃发展的典型形态。
“后发展”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世界历史背景下相对落后国家发展的必然抉择，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和某一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取现代化之道……换言之，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即尽快地实现现代化”（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现代化“具有一种侵略能力”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国际展拓及其后果。
后发展与先发展相比存在着一定的优势，因为，经济文化的暂时落后并不妨碍后发国家直接吸收和利用最新文明成果，反而为这些国家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少走弯路的经验。理论界称之为“后发展优势”或“落后得益”（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俄国托洛斯基称“后发展优势”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用以暗示一个不发达的文明具有发达文明所缺乏的某种进化潜势。他说：“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前者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容许甚至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这就使发展不必重复发达国家的全部过程，而是以跳跃的方式直接指向最先进的领域（转引自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对“后发展优势”进行充分论述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格尔申克隆。他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飞跃一旦开始就越猛烈。此外，与倾向于大规模工厂和企业的强大潮流相联系的落后程度越高，成立各种级别的垄断性协议也就越容易。最后，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就越是有可能按某种有组织的指挥前进”（格尔申克隆：《对现代工业化“前提条件”概念的反思》，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184页）。 正因如此，后发展国家能够从人类的福利和幸福的角度，选择那些使他们能够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成果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教授指出，“现代化的趋势是后来居上。”
发展往往后来居上，这是自然、社会发展中早已存在的现象。但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后发展”的优势才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这是因为，世界交往使得同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具有共时性的意义，社会生产力可以突破各国原有的水平而发生“移植”。这表现在，“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使经济快速启动；还可以利用先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的机会，直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合理化。就如格尔申克隆指出的，落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先进国家开始发展时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有先进国家作为技术辅助、熟练工人和资本货物的来源。”同时，由于国外存在着资金富裕的地区，落后国家就可以依靠引进外资解决辅助起步阶段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此外，“后发展”所拥有的较高自觉性，也是其具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后发国家往往通过政府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发展目标，发展是自上而下的依靠国家强力推进的，这就使后发展国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交往使落后国家的发展不必一切从头开始，它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采取优化的赶超发展战略，跳跃式地步入较高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发展”是由于人的自觉选择和设计而导致的发展，是发展的一种先头形式。
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发展后来居上的事例不胜枚举。德国是现代化的“早期后来者”，德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近200年。在19 世纪中叶，德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产业工人只占全部人口总数的2.98%，社会结构处于不平衡和多重混杂的格局。但因其后发性，德国的发展在借鉴英、法、美的基础上少走了许多弯路。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重工业在短短40年间远远超过英国，在1910年工业总产值仅次于美国列居世界第二。日本虽然从明治维新时起，经济就已开始了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但日本社会真正实现现代化是在二战之后。1945年盟军接管日本实施了包括给劳工组织权利、实行自由教育、废除专制制度和经济民主化等在内的五项改革措施，以及农村中彻底的土地改革，使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上，日本经济从1955年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到70年代中期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实现了发展的跳跃。1955年到1970年间，日本以60亿美元的支出，换回了全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几乎全部先进技术，并在15年内使其科技水平赶上了最发达的美国，节约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和十分之九的研究资金，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
我们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把“后发展优势”绝对化，片面地以为只要落后，就能实现后来居上。事实上，在现实的发展中，并非所有的“后发”国家都能够顺利地实现发展的跳跃，即使有的国家实现了经济跳跃，离社会的全面进步还有相当长距离。以拉美为例，拉美国家有的从60年代，有的从70年代开始了赶超式发展的历程，但至今尚未有成功的实例。巴西从1967年以后，经济开始走上增长之路。1968年至1974年，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0%，出口增长四倍多。“巴西奇迹”的出现，似乎标志着巴西已结束了过去的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但人们意想不到的是，70年末“巴西奇迹”开始消失。由于债台高筑以及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巴西经济陷入了困境，巴西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被誉为东亚新小龙即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兴起， 曾经一度使人们对东南亚的发展充满希望和信心，然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后发展”的问题，也为其他的“后发”国家敲响了警钟。
我们同样不能同意对“后发展”作这样一种极端的理解，即认为越落后越好，越落后发展就越迅速。应当看到极端的落后，会使一个民族或国家丧失最起码的发展条件。在当今世界发展节奏越来越快的条件下，极端的落后是没有条件和能力把握发展机遇的，只会被发达国家越甩越远，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二、“后发展”的难题及其实质
任何发展都必然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后发展”也不例外。“后发展”虽然能够享受到先发国家发展初始所没有的便利条件，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担先发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未曾碰到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先发国家在发展中占据了先手之利，使后发国家已无法重复先发国家走过的路。或者说，“后发展”所要追求的是西方国家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发展目标，同时又不能简单采用这些先发国家所曾经使用过的手段，这就导致了发展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严重错位，造成了社会发展的两难窘境。这种两难窘境是“后发展”特有的困境，是自觉选择、设计所带来的社会发展问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1、经济发展的双重难题。 优先发展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后发”国家面临的最根本的发展难题。“后发”国家面对的是已经形成了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其经济力量比较薄弱，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往往成为“先发”国家通过既成的国际分工和不平等贸易体系间接剥削和掠夺的对象，与此同时还要被迫承担“先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诸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代价。因此，“后发”国家的发展一方面要考虑本国的实际，另一方面还必须向世界领先水平靠拢，因而发展只能以赶超、高速的方式进行。这就使得他们在经济发展中既不能只专注于单一经济增长，又难以在保证社会公平的同时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公平与效率之间很难保持必要的张力，结果要么是“有增长而无发展”，要么是经济发展的迟滞。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不能不说是“后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然而，在现实发展中，为回应发达国家的冲击和挑战，后发展国家往往制定“经济增长第一”的战略，希冀靠经济的增长使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都随之迎刃而解。因而，往往通过政府的参与，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使社会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地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跳跃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后发展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多数情况下，这种“跳跃”有人为拔高的成分。对“经济决定论”的盲目乐观，导致这些国家过分地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忽视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是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结构与质量的变化，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严重滞后，如教育科技的落后、发展差距拉大等等，这些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加剧，难免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最终影响社会的长期进步。
据1996年法国《青年非洲》周刊的报道，由于“决策者们常常迷恋于经济增长的绝对值”，以致于对“世界上20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来说，经济发展是一种失败。”这20亿人口分布在101 个国家中，遍布世界各大洲，主要集中在非洲、东欧和阿拉伯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指出，全球存在五种“不带来好运”的经济增长：①经济得到了增长，但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创造就业的机会。其中典型的是加纳，1986年至1991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8%， 而就业率也随之下降至13%。②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经济增长反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全世界现在有358个亿万富翁， 拥有的财产相当于26亿人（占世界人口的45%）的财产总和。③没有发言权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没有同时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其结果是经济发展缺乏长久的动力。④没有文化根基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导致的是本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湮灭。⑤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没有前途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应注意结构和质量》，载《参考消息》1996年8月1日）。
毫无疑问，后发展国家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必须注重经济发展。“在现代化的最初起飞之后，经济领域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居于首要地位，经济问题的解决，对于现代化社会及其政治体制的存活与发展，对于任何制度领域的持续发展（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组织的领域），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8页）。但仅有经济的单方面增长并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发展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人的发展的综合整体的结构变动，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是达不到社会整体进步的目标的。英格尔斯认为，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行为方式上的人的转变，就不可能成功地从落后国家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以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2、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 经济跳跃与政治变革滞后是“后发展”国家十分突出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是相互促进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变革，反过来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必然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实际。西方发达国家是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才逐步开始其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政治的变革是以相当长的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后发”国家的历史现实却与此截然不同。由于“后发”国家的发展是在外部刺激下强行启动的，一开始就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自觉强制过程，即“用超经济手段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用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利促进现代社会分化并平衡多元竞争”（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后发国家对政治局势的稳定、政府职能的强化十分重视。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广大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过高期望是相矛盾的。久而久之，会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容易引发社会混乱。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页），道出了“后发展”的政治窘境。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政治民主化无疑是“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理想目标。由于民族独立战争所带来的超常动员、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示范效应”，使得“后发”国家的民众对于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异乎寻常地强烈。但实际上，“后发”国家往往都有着浓厚的集权、专制政治的传统，现代性发育程度较低，因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实施缺乏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不考虑现实国情全盘推进民主化进程，其结果必然造成制度或体制真空，导致传统制度、社会结构的瓦解与脆弱的新制度二者之间的错位，引起权威失落、社会控制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政治失序与社会动荡。拉丁美洲的百年历史是最好的例证。在拉美，伴随着经济的进步产生的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发达”政治，而是独裁的军人政府，而且独裁政府恰恰出现在拉美地区最发达的国家，如1955年或1976年的阿根廷、1964年的巴西和1973年的智利。尽管在80年代文人领袖及民选的政权代替了军人独裁，但是，“这些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机构具有声名狼藉的软弱性。”进入90年代这种软弱性并没有得到改观，人们不禁发出“拉美脆弱的民主是否具有生存能力？”这样的疑问（参见托马斯·E ·斯基德莫尔、彼得·H·史密斯：《现代拉丁美洲》，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2—73页）。G.奥唐奈进而指出：“至少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超出某一点就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民主只与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相联系，而‘当代南美洲较高水平的现代化与政治民主是不相联系的’。”更有甚者，有的学者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制国家几乎从未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权威主义国家则可能有极高的、适度的以及极低的增长率。……‘在穷国当中，权威主义政体提高了经济发展率，而民主政体则确实像是一种有碍于发展的奢侈品’”（参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43页）。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不可否认，上述说法的确道出了“后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3、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二难抉择。 如何把处于前现代的传统文化改造、培育成现代新文化，是“后发展”国家文化发展的共同难题。与“先发”现代化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的文化发展面临的并不仅仅是同一种文化的继承与变迁，还涉及到本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冲突，而后一问题对于赶超式发展的“后发”国家而言显得尤为突出。西方文化因包裹着巨大的物质成就和经济跃迁而显示出其优越性和先进性，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极易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而不加思索地模仿与照搬，从而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价值标准的失范，价值目标的盲目性、随意性加剧。这种“断裂”就实质而言，是由“示范效应”所导致的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超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价值观念的滋生与蔓延，表现出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对社会经济、政治及生活方式的过高期望：想以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想以低的行政能力实现高度发达的民主化建制。这种价值观念超前的结果，就是以理想去剪裁现实，进而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造成“后发”国家社会政局的动荡。
对传统文化缺乏客观、公允的评价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超前是落后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的情况。一般说来，落后国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往往是因提倡“西化”过多而导致的变化过快的危险，其代价是使或许仍有意义的传统结构和传统价值丧失。而有的“后发”国家为了消除西方国家的负面影响，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试图立足于传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修补以达到改造传统文化使之现代化的目的，全然忽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本质差异，其结果同样导致文化发展的迟滞，最终阻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后发展”文化困境产生的实质在于，未能正确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或者把传统文化完全等同于落后文化，因而不加区分地一概抛弃，或者简单地把传统文化等同于民族文化，错误地把弘扬民族文化理解为回归传统从而脱离世界发展潮流。事实上，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具体地进行分析。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凝固体，它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种种变异，形成一条“变体链”。但是这些“变体”之间又保持共同的主题，并同出一源，因而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接其间。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杂糅在一起的，关键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丹尼尔·贝尔指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事实上，任何传统文化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具有现代因素、属于人类文化共同财富的精品；其二是那些在传统文化中有其本来内容和价值取向，但可以被改造、被接纳到现代文化中的部分；其三是传统文化中与传统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相匹配的，并在历史上和实际生活中大量潜移默化发生作用的亚文化、俗文化。不加区分地对传统一概拒斥，其结果必然是民族特性的消失，发展主体的失落；反之，以强调民族特色为由，对外来文化予以排斥，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同样有害。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后发展”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总之，由于“后发展”是一种跳跃式、赶超型发展，它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受到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强烈冲击。因而，“后发”国家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往往把发展看作是对已发展事实的模仿，欧美发展模式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进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把西化看作是资本主义化，使发展步入了困境。不懂得即使是欧美的发展、西方的现代化，其模式和具体道路也是多样化的。就如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所指出的：“外围的工业化大大推迟了，而且是在中心持续不断的危机中进行的。这就加强了外围模仿中心的趋势，照中心的样子亦步亦趋。我们力图采纳它们的技术和生活方式，追随它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并复制它们的体制”（杰拉尔德、迈耶等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187页）。
事实上，尽管对于所有的国家而言，发展的含义都应该是相同的，但不同的国家在如何走向这个进步的问题上却是如此不同，以至于社会发展即使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也可以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在发展形式上呈现出无穷的多样性。就如格尔申克隆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落后程度将决定其偏离理想模式的程度。因此，落后完全规定了历史的变化模式”（《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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