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与稳定增长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稳定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从高速增长常态到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阶段性转变。2001-2012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1%，而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为7.7%和7.4%，10年来中国经济首次告别两位数的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长减缓阶段，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正逐渐弱化。关于增长减缓的研究，多数集中于通过统计方法找出样本国家增长序列中的转折点(Ben-David等，1998；Rodrik，1999；Reddy等，2009；Berg等，2012)。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采用经验法则进行判断。如Hausmann等(2006)建立识别增长崩溃的具体方法，即当劳均收入出现下降趋势，并且降幅超过以往所有的降幅时即为增长崩溃。Eichengreen等(2012)通过界定3个条件来识别增长减缓，即增长减缓前年均增长率不低于3.5%，增长减缓前后降幅大于等于2%，同时人均收入水平要超过10000美元。Felipe等(2012)对如何实现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也进行了数值化界定，研究发现，中等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至少在4.7%才能避免落入中等低收入陷阱。 有学者对导致增长减缓的原因进行研究。比如，Eichengreen等(2012)的研究显示，增长减缓发生时往往伴随着前期的高速增长与不合意的人口特征。同时发现，中等和高等受教育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及出口以高科技产品为主的国家很少经历增长减缓。应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问题，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李猛(2013)在增长核算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减速90%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来解释，剩余10%归因于资本增长的放缓。张德荣(2013)研究了处于不同增长阶段国家的动力源泉，指出发展中国家会面临增长停滞源于不能适时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认为改革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刘伟等(2014)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除了表现为经济增长率下降之外，“滞胀”隐患也是经济增长“新常态”的体现。 上述研究主要是在刻画经济增长路径的属性特征，而我们的目的是要寻找经济增长减缓拐点。本文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减缓需要满足的条件，寻找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经历减缓，分析驱动经济波动的诱因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 二、经济增长减缓界定及国际增长经验启示 (一)对经济增长减缓的界定 经济增长减缓定义为在经济增长阶段突然持续偏离预期的增长路径(Aiyar等，2013)。本文主要借鉴Eichengreen等(2012)、Aiyar等(2013)关于增长减缓的界定，同时考虑本文重点关注中国及各省的经济波动情况，放松一些假定构建经济增长减缓的时间点所满足的条件，并以此计算经济经过长期快速增长之后在何时减缓，刻画从减缓拐点到下一个减缓拐点之间的阶段性特征。界定经济增长减缓时间点需要满足的条件为：
其中，
为依据2005年不变价格测算的GDP增长率，
和
分别表示t-n到t和t到t+n时间段GDP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考虑到很少有国家或地区连续7年经济加速或减缓增长，因此我们取n=7(Eichengreen等，2012)。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减缓之前的7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Γ；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减缓下降的幅度不低于Λ；第三个条件限定增长减缓发生在某一收入区间内，考察经济增长进入一定的收入“门槛”之后是否发生阶段性转折。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首先借助全国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筛选出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时间点(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1952-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经历周期性波动的同时共出现10次增长减缓拐点。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1958-1960年、1970-1971年和1996-1998年3次连续减缓过程，并且在每一次经历连续减缓过程之后都会达到经济周期的波谷，如经历3年连续减缓后，1961和1999年分别处在经济增长的谷底。有些波谷甚至在连续2年甚至1年的增长减缓后出现，如1976和1999年。这表明增长减缓拐点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大幅波动的过程。表1显示，2008年中国经济再一次出现减缓拐点，经济增长率随后开始呈现加速下滑态势。由于增长惯性，尽管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4%的峰值，但随后经济增长下滑趋势明显，其后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7.8%和7.7%，2014年甚至降至7.4%。这表明，尽管中国经济经历快速增长过程，一旦出现经济减缓拐点，如果没有能够扭转这一趋势的稳定增长动力存在，增长持续下滑将成为可能。根据Eichengreen等(2012)预测，如果按照经济增长前后7年2%的减缓幅度计算，预计2015年中国将再一次出现经济减缓拐点。
(三)国际经济增长经验比较分析 本文以美国及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为参照，结合东南亚和拉美部分国家，同时考虑中国增长基数较低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均GDP还不足100美元)，加入博茨瓦纳和赤道几内亚两个起点较低但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通过对中等收入阶段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典型国家的经验借鉴，以及仍在中等收入阶段摸索但增长领先于中国的国家发展路径的总结，可以更清楚地认清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 1.基于减缓时间点和增长率角度考察 我们首先控制经济增长下降幅度为2%，同时放松收入区间的约束，通过调整平均经济增长率来考察各国经济增长发生连续减缓的可能性。从表2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各个国家发生连续增长减缓的可能性都集中在某个增长率区间内，一旦增长率到达一定水平，发生增长减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比如，亚洲国家多数在经济增长率为7%～10%之间发生连续增长减缓，拉美国家集中在4%～6%之间可能发生连续增长减缓。中国发生连续增长减缓区间也集中在7%～11%。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4%，正处于发生连续增长减缓的概率区间，当前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发生连续减缓趋势已经明显体现出来。 发达经济体连续增长减缓过程多集中在跨入高收入“门槛”之后。如美国198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其连续增长减缓集中于21世纪初期；日本1986年跨入高收入国家，连续增长减缓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于1990年先后成为高收入国家，连续增长减缓发生于1993年以后。同时，这些国家(地区)在跨入高收入“门槛”前10年，增长均相对平稳。如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在此期间均未经历减缓过程，中国香港地区虽然之前一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但在此期间仅经历了2年的增长减缓期。近期有望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巴西和马来西亚，其连续增长减缓也分别发生于70年代和90年代，而进入21世纪后均未发生过增长减缓。由此可见，要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必须保持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避免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
2.基于人均收入“门槛”角度考察 本文将人均收入区间限定在7000美元以下的范围，重点关注人均收入在[3000，7000]美元时，各国经历经济减缓情况。同时借助式(1)，通过变动收入水平，计算出各国在高增长率情况下(3.5%)发生连续减缓时对应的收入区间。大多数人均收入在[3000，5000]美元区间内的国家或地区都会出现经济增长减缓拐点，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非、俄罗斯、巴西、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乌拉圭、博茨瓦纳、赤道几内亚。这意味着在保持高增长情况下，人均收入处于[3000，5000]美元时容易发生增长的阶段性转折。具体原因可能是增长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通过摆脱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样势必会带来增长速度的减缓。 虽然进入3000美元收入水平面临的增长减缓的风险较大，但如果能顺应增长减缓的趋势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就能较快实现向下一个增长阶段的跨越。如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亚洲国家停留在[3000，5000]的时间均较短，新加坡只用了5年时间就跨过了5000美元的“门槛”，而韩国和中国香港均为7年。相反，如果在这个阶段不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就会在这个阶段滞留较长时间，发生增长停滞。拉美国家中，巴西1973-2006年的34年间均处于[3000，5000]美元的水平；阿根廷和智利人均收入在1960年以前就达到3000美元，分别于1992和2004年跨进5000美元“门槛”，停滞时间分别长达33年和45年；哥伦比亚、智利也用了近20年的时间实现跨越。2013年，中国人均GDP水平为3583.38美元，正处于[3000，5000]的收入区间内，能否顺应当前增长减缓的趋势，通过转方式、调结构顺利进入下个增长阶段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 (四)国际经济增长经验及启示 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均在较短时间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并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间保持相对稳定增长。具体而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实现增长跨越。比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经历了连续增长减缓后，放弃之前重点发展机械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产业战略，将微电子、光学机电和新材料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战略支柱产业。同时，日本确立技术立国战略，实行第三次教育改革，培养技术创新型人才。新加坡在1971-1975年也发生连续增长减缓过程，为应对危机，新加坡政府于1979年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以制造业发展为主转向发展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同年，为配合产业战略调整，新加坡合并成立了职业工业训练局，强化职业技术教育。韩国经历了6年(1974-1979年)连续增长减缓后，于1980年确立了“技术立国”的战略，2006年韩国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9.8%，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专利申请国。伴随技术进步，韩国成功实现了从制造业国家向创新和设计型国家的转型。 拉美国家陷入长期增长停滞源于没有适时转换增长动力机制。如巴西于1973-1981年经历了近10年的连续增长减缓，政府没有积极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转换增长动力机制，至20世纪80年代出现持续衰退，被称为“失去的十年”。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两次连续增长减缓(1970-1972年和1979-1980年)，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主要是制度建设缺失，面对增长减缓没有能及时改善增长的制度环境，从而不能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智利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60年代末发生连续增长减缓，随即采用自由市场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代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自此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给智利带来了持续经济增长动力。 对中国而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持续30年经济增速维持在9%以上的水平，但这种增长主要源于国内要素成本优势，以及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生的后发优势。中国一直以来利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通过发展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技术先进国家差距较大，通过技术模仿能较低成本的推动技术进步。然而，这也导致中国技术进步对国外技术模仿的依赖性较强，没有形成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径和优势，这些因素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成为引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推力。 三、实证分析的基本研究框架 (一)实证方法 本文借鉴Eichengreen等(2004、2012)方法用二元离散值来表示，如果经济增长在减缓时刻能够加速回升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即满足以下条件：
其中，s_g_rate表示经济稳定增长，Δg为增长加速上升增度，
分别表示前后7年间年均增长率。式(2)表明，当经济增长处于连续减缓时，如果在某一时刻增长加速上升的幅度不低于2%，经济增长就具有跨越减缓拐点的可能性。在分析经济稳定增长动力之源时，本文从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直接原因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原因两个维度进行选择。经济稳定增长计量模型为：
中国经济面临高速增长常态到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阶段性转变，这只是经济增长阶段性“换挡”，并不意味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本文的经济增长指标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为：
式(4)中，X和Z是向量，其中X为直接因素的向量，Z为基本因素的向量。
分别表示年固定效应和省固定效应，
为随机干扰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相关解释变量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和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因此本文将在基准计量模型中引入某些变量的二次方项。式(4)经济增长模型为动态面板模型，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导致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为此，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分析。通常广义矩估计方法分为差分矩估计和系统矩估计，但Bond等(2001)认为，差分矩的估计量易受弱工具变量影响，进而产生有限样本偏误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报告系统矩的估计结果。 (二)主要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的主要变量包括：(1)分权化改革。本文在马颖和陈波(2009)、马颖等(2015)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财政分权下的金融体制变迁指标。用金融机构总贷款除以各级政府部门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来表示。(2)地方制度环境。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市场机制基础性匹配提供保障，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本文用万人腐败立案数作为分析地方制度环境的替代指标。(3)地方政府努力水平。地方政府追求经济绩效的努力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因此本文选择用各省本年与去年的GDP增长率之差和各省本年与去年的税收收入增长率之差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4)工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衡量，工业化是国家和地区随着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为反映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采用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5)对外开放度。由于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不仅包含了对外开放过程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对发展中国家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选择对外开放度作为基本原因引入到分析框架中。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6)引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本文选取变量主要包括：固定资本形成率，用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用15～64岁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高人力资本水平，用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衡量；原创性技术进步，用每万人科技期刊论文数量来衡量。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时间跨度为1978-2013年。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原因与经济稳定增长 1.金融分权引致经济稳定增长动力开始递减，需要推进金融部门改革 表3中模型1考察了金融分权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计结果发现，金融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这表明，虽然短期内财政分权及其推动的金融分权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二者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金融分权并没有表现出持续的增长动力。在经济稳定增长模型中，金融分权变量系数在1%统计水平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国金融分权化过程并没有释放足够的动力引致经济稳定增长，金融分权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效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释放之后已经递减，开始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实际上，金融部门在提高贷款效率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金融发展不够成熟是由于金融配置资源的潜力受到财政方面的约束，应当通过市场化改革给金融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之成为加快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途径。 2.地方政府不同努力方向会引致经济稳定增长动力差异 表3中模型2考察了地方政府努力水平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绩效的努力可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但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收入的努力在长期却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这可能是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绩效时，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追求财政税收的努力更多关注收入来源渠道的发展。为实现晋升的目的，地方政府官员会积极追求经济增长绩效差额的最大化，如果上一年的增长绩效较高，则地方官员就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努力提高任期内的增长绩效，这会为后期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有利于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当前中国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制的设计使地方官员在追求税收收入增加时，注重投资过程而忽视企业的经营发展。中国税收收入构成以增值税为主，就增值税收入而言，只要企业投资行为不断增加，即使企业利润不高，增值税收入也会持续增长。这样，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税收收入增加，会通过“招商引资”、“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方式实现短期任内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而这对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是无益的。 3.良好的地方制度提供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环境 表3中模型3考察了地方制度环境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反映地方制度环境的腐败指数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呈倒U形，腐败先促进后抑制经济稳定增长。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整个国家体制不健全，通过腐败可以使资源按私人部门的意愿进行配置，从而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政府管制行为的减少，经济增长对制度环境的敏感性逐渐增强，较差的制度环境也诱使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发生偏向性转移，因此腐败的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成为阻碍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4.中国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动力不足，还需要长期的工业化深化 工业化水平变量系数在经济增长模型中显著为正，但在经济稳定增长模型中不显著，这表明工业化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对未来经济增长仍然十分重要。然而，当前工业化对经济稳定增长并不能释放足够的动力，不具有扭转经济增长加速下滑力量。2010年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还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即使到2020年也仅走完工业化前两个阶段，工业化还需要继续深化。 (二)直接原因与经济稳定增长 1.原创性技术进步是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 表4中模型5考察了原创性技术进步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技术进步不仅引致经济增长，而且具有足够的动力维持经济稳定增长，这表明原创性技术进步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随着中国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经济增长对原创性技术进步的依赖性越大，也就是说，中国当前所处的增长阶段必须要通过自主创新取代技术引进或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中国目前已经跨过了中等高收入“门槛”，进入经济增长新阶段，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转方式、调结构”的迫切需求，要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必须通过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过程，加大原创性技术创新力度，发展高端制造业。当前，中国正面临“缺核少芯”、“少创新、缺设计”等短板，国内关键技术研发能力低和“核心技术空洞”已成为事实，如果不能具有高人力资本环境下的自主创新，可能会陷入对国外技术依赖的陷阱，甚至会丧失经济正常发展的链条。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稳定增长效应不显著，而高人力资本是经济稳定增长动力之源 表4中模型6、模型7检验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人力资本比重对经济稳定增长的效应。结果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可以引致经济增长，但不能维持经济稳定增长，而高人力资本具有足够动力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高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属性特征，除了作为一般生产要素之外，高人力资本更多赋予生产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内涵。同时，高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特征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生产的成本，提高研发部门的效率，从而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因素。当前，中国人力资本虽然数量上达到足够规模，但专业人力资本不足。比如，中国计算机与电子行业和制药业是制造业中研发人员占劳动力比例最高的两大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比例分别为4.66%和2.67%，而美国相应的研发人员比例为11.37%和13.23%。中国的人力资本在部门间存在严重不匹配，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一现状已经影响到当前中国“转方式，调结构”战略的顺利实施。 3.投资和对外开放已成为经济增长不稳定的因素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投资和对外开放引致经济显著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在微观层面上，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由此造成的要素价格扭曲；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存在严重的投资积压和由此产生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投资仍然是造成中国经济波动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同时投资本身的波动已经成为经济波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对外开放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当前对外开放开始成为驱动中国经济不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对外开放政策促使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国内，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外围经济走弱与国际经济随机因素冲击也成为中国经济不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深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国际经济环境因素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本文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稳健性分析：(1)为克服遗漏变量问题，把基本原因和直接原因放在一起进行回归；(2)改变检验样本。我们选择1984-1990年(16个省份)和1994-1999年(18个省份)两个连续减缓的时间段作为检验样本。同时，选择2000-2006年(27个省份)连续加速时间段进一步比较分析；(3)去掉内生变量再检验，本文认为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互为因果关系，因此把工业化水平变量去掉。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注：同表3。 表5中模型9～11的回归结果显示，通过控制其他变量，金融分权在经济减缓时期不能引致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加速时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制度环境和地方政府努力水平在经济减缓时期和经济加速时期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在影响稳定增长的直接原因方面，高人力资本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具有足够动力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投资只具有经济增长效应，不具有经济增长稳定的作用。对模型12、模型13进行系统矩估计，控制其他变量后，上述各个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改变。这说明以上稳健性检验所得的结论与前文的实证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是可信的。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借助艾肯格林设定经济增长减缓需要满足的条件，基于跨国经验及长期经济增长数据寻找经济增长路径阶段性特征。结果发现，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间均保持相对稳定增长，其连续增长减缓过程多集中于跨入高收入“门槛”之后。由于这些国家能够适时转换增长动力机制，从而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而拉美一些国家，由于错过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增长动力的最佳时机，从而陷入长期增长停滞。
当前中国刚跨过中等高收入“门槛”，2008年就出现增长减缓态势，2015年可能再次出现增长减缓拐点，这将使中国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变得相对困难。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增长动力不仅表现在引致经济增长，关键看能否具有足够的动力引致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同的，平衡增长和加速增长时期，引致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较为相似，而在增长减缓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存在差异，甚至有些因素不仅不能扭转经济持续减缓的趋势，还导致经济增长更大幅度的波动。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后，大规模的经济赶超，比较优势的发挥已逐渐失去动力。因此，需要结合“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迎接下一个稳定增长的关键时期。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建议：(1)虽然短期内财政分权及其推动的金融分权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并在这种环境中二者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金融分权并没有表现出持续的增长动力。中国分权化改革虽然有市场化改革的部分元素，它毕竟不是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需要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尤其推进金融部门的改革，使之成为金融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2)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匹配提供保障，减少政府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同时，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为地方政府营造正确的努力方向，使地方政府的绩效目标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转变，从而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因此，改善政府治理、抑制政府腐败依然是中国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3)工业化进程内在蕴含了产业结构转型、产能过剩等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中国工业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三方面问题。(4)随着“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深，要及时防范外来风险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带来的冲击。(5)未来中国固定资本投资率的回落态势在所难免，劳动力资源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将趋于消失。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引擎是具有高人力资本环境下的技术创新。因此，要不断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高人力资本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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