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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与作品之不同／搔艺术之痒
我不太熟悉教科书中对《古船》那个时期的作品的评价。发表在杂志、报刊上的一些评论，部分读过了。我觉得评论家的文章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有自己的初衷和目标。这些文章对作家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作家要吸纳许多营养，注意来自各方面的看法，这是作家面向全部生活的一个部分。
当然读过许多精彩的评论文章。
但总的来说，作家会明白评论和作品的写作还是不同的，其出发点和目标区别还是太大了。评论的概括性、所谓的大处着眼的特征，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最好的评论并不因此而忽略作品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比如作品的语言、细节、文字褶缝中的微妙、人物个性的深层、诗意、感性和张力、激情的饱满度、隐于文字中的气质、幽默感……实质上类似的东西才决定一部作品的高下精粗。这些往往是作家创作中的依赖，也是最终能否走远和存活下去的保证。个别评论有时难以摆脱“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这样的论证逻辑，但这种逻辑其实于一般的作文是相宜的，对于蕴涵复杂的文学写作是不相宜的。
对于文学本身，作品的思想倾向有时反倒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优秀与否，即作家精湛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令人陶醉。如果评论太冷静也太清晰了，连艺术的微熏都没有，结果就会成为状态之外的冷议。这样的评论与作品和作家都是隔开的，并不能搔艺术之痒。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之初的创作过程中，具体到一部作品，比较起来“改革”想得很少，而总是为生活、为人的历史、为人性、为屈辱和荣誉、为爱情、为诗意……这一切所激动。当然这些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内容——只是离不开而已。
评论不可能不概括，但在优秀的评论家那里，这种大处着眼，这种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应该是良性的，即有助于进一步走入艺术的纵深地带；如果反过来形成了遮蔽，这种概括就成了问题。
作家希望评论能够紧贴着语言走，一直走入作品内部。
《古船》的写作／不要变得呼吸短促
因为《古船》的写作离现在二十多年了，具体构思的过程以及创作状态已经有些模糊。回忆一下，当时我发表作品已经十余年了，但总觉得还没有真正写出自己。这种感觉直到现在回忆起来，都十分清晰。当时随着作品数量的积累，这种希望有一次更重要、更深入、更集中、更酣畅的表达的心情和愿望，变得强烈起来了。那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它可以容纳我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重要经验。当时的阅读量很大，中外现当代（介绍过来的）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代表作可能都读过了。我觉得有一些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分；艺术和生活的密度还需要增强。我想用这一次实践来改变一下。
好像没有想很多对以往某部具体作品超越的问题，也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的考虑。因为当年只想怎样写得精彩，怎样把深深震动了我、让我或激越或肃穆的场景和情愫表达出来，怎样不使共鸣之弦松弛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当时的状态。技法层面的东西想得不多，如果有，也都及时糅和在“状态”里了，成了整个“状态”的一部分，所以印象反而不深，记不住了。
写作《古船》的前后，是我心潮难平的日子，又是我呼吸深沉的日子。这样一部书需要这样的状态：沉浸、感动、冲决，却又需要尽可能地沉着，不要变得呼吸短促。
它不会自行消失／传统大词的内容
人文精神讨论其实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终止，就因为这个话题不是短时间能够摆脱、能够厘清的。作家主要不是参与讨论，而是用写作这一最大的行为来坚持、来说明自己。作家的发言是必要的，但真正的、有力的发言其实是在作品里面，是通过感性和形象去抵达的。我几乎没有直接参加讨论，没有为这样的一些争论写过一篇文章。关于讨论的文集收入的我的文章，还有争论中别人引用的我的文章，大都是在这场讨论还没有发起前的一些年里发表的。我一直这样写作和探究，直到今天也还是继续往前，一路产生着文章和作品——它们只是我的日常工作，不是为了具体的争论才写的。
所以可以说，我并没有直接参与当时的那一场争论。但也可以说，每个写作者，在广义上都算是参与了或继续参与着那一场争论。这不是自己愿意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问题。因为一些与生俱来的大的命题就放在那儿，它不会自行消失。
我不曾与任何人对阵过，将来也不太会。因为这说到底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还有，每个人的写作生涯都有自己的方向和逻辑，既不能强求同一，又需要各自独立。把严肃的讨论弄成一场闹剧，还要制造出几个描脸的喜剧角色，通常总是这样的，这也是商业时代把一切都娱乐化、庸俗化的具体表现。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样的讨论，其实完全不必过分地从学术上抠字眼，过分了，即遮蔽了问题的实质。这严格讲也不是什么缜密深邃的学术问题。这是十分浅直、然而却是格外重要的现实选择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并不深奥。这不过是关于人的勇气、自尊、良知、向善、仁慈、大义，诸如此类传统大词所涵盖的一些内容——是放弃它还是有点起码坚持的问题，如此而已。
所以说这种讨论只会潜隐，而不会结束。人类大概终生都不会摆脱这一类问题的纠缠，不会因为把它撂在一边就能够心安理得地活着。
不存在文学转型／人类中的某一种角色
想了想，在我这里，基本不存在“文学转型”的问题。因为作为作家和自己的文学，面对一个外部世界是理所当然的。作家和他的文学总要面临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时候都是尖锐的、重大的和不可化解的。所有的问题和问题的重心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无论怎么改变，作家和他的文学都要负责，都要面对，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比如文革时期，文革前后，开放之初，对于作家和他的文学来说，可以说都是严峻的，又都是蕴藏了生活本身的极大丰富性的。这些时期之与文学来说有什么不同吗？既有极大的不同，又可以说是完全相同——都需要作家的传递、回答、反省、沉入，都会产生欢娱忧伤痛苦愤怒，等等这一切。作家与时代的紧张关系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他们是人类中的某一种角色。这种角色重要与否且不去讨论，但他们具有的角色特征和功能，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消失。既没有消失，又怎么会有“转型”？
对我来说，过去面临的问题并不比现在更少。内心的欢悦、痛苦的反思，更有激烈的批判和否定，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的，而且大概还会一直继续下去。创作中，最重要的是文学劳动本身带来的陶醉，是无法言说的生活和人性本身引起的好奇，是这些在吸引我。这与过去是一样的。说到“痛苦”，各个时期都是不同的；说到“崩溃”，每个时期都有。日常的岁月看来只能如此，文学与岁月的关系也只能如此。
商品经济时代给予作家的痛苦，比起另一些时代，有的方面是加重了，有的方面却是减轻了。对于有的作家而言，他孕育创作张力的生存因素和生活内容已经改变，这其实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任何时代里，最优秀的作家都没有让自己去努力适应时代的问题，因为他的存在目的，完全不是为了更好地适时生存，不是为了把自己“卖”出去。相反，优秀的作家要做的只能是怎样一如既往地探寻，怎样站稳脚跟，怎样不被大水冲倒，怎样不被一股蜂拥的潮流裹卷而去。
不能把内容和情感与艺术技法、文体探索之类分离
我想作品成功的关键点不止一个，精神素质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程度当然算是极重要的方面。这种关注一方面会使作家在人性探究中更加深入，在表达生活时更加复杂开阔；另一方面也许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即这种深切关注首先会强化作家的技术层面，使其在表达上不仅变得锋利、透彻，而且还会引领文体变革的风气。从文学史上看，这几乎是没有什么例外的。我们不能把内容和情感与艺术技法、文体探索之类分离，一旦分离了，二者都不能成立。尤其是后者，一旦离开了前者即成为廉价的简单的模仿，既无难度又无生命。
面临两个方面的不足／文学不是身份问题
我所反对的不是职业作家制度，而是对职业写作容易产生的疲惫——特别是室内工作日久丧失创作生气、情感不饱满、内容不新鲜——类似的一些问题的担忧。职业化的写作，在本质上只要不伤害和误解文学的性质就是好的。作品不是制作而是创作，是生命感动的过程，工艺属性是比较低的。我认为写作者具有职业作家的时间、技艺和功课心，只能是最好的一件事。现在看时下的文学写作，作家面对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功课做得不是过于充分，而是不够。我们大约面临了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好的职业作家的稳定可靠的技术，二是保持生鲜的生命感动。
是不是好的作家，不在于其人有否专业作家的身份。文学不是身份的问题，不能在身份问题上埋怨或欣喜——不同的生命性质远比身份重要得多。
九十年代初的写作／小时代的文学见解
我的这批作品中，《九月寓言》算是较少争议的。《柏慧》左右的几部有不同的看法。九十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作家在那个时期的创作，回头看看是必须的，是可以分析的。我在这个阶段写出了这样一批作品实属必然。今天看它们的道德感只嫌不够，哪里是什么“主义”。作品应该是不同的，作品和言论也不是一回事，创作的感性空间一般来说越大越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作可以没有悲伤愤怒以至于正义。正义不必是作品的主题，但正义在作家心中会是长存的。有人以为正义必然会伤害艺术，这是小时代才有的文学见解。正好相反，失去了它，作为一个作家就会像一滩泥水一样流泻和松散。
人物与作者的间离／击节赞叹与抬头仰望
作家是不同的，作家的表达是各种各样的，真正的痛苦也不一定要如数加在文字之间——可能会渗透在更深层、在血肉之中。一般来说，我是反对将写作者本人的疼与苦直接加到作品人物身上的。作者塑造的人物要与作家本人有所间离。当然写作者的心灵质地最终是无从掩盖的。
时代不同了，各个时期的文学高峰会有不同，但它们仍然可以纵横相比。我不认为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比得上十九世纪，更不认为有谁超过了托尔斯泰、雨果、歌德等等。这不太可能。空气和水都污染了、改变了，生长之物必然就会变化。这种变化是不得已的，所以不能说越变越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杰出人物，我在埋头阅读现当代杰出作品击节赞叹之后，仍然还是要抬头仰望十九世纪的高峰。
现在的阅读和写作生活其实就是如此：击节赞叹抬头仰望。二者都是真实的。不击节就没有活在当代不仰望就没有远大的目标。
理想的写作人格／对作品的回顾
我的作品出版后，经历的时间还太短，虽然有的已经出版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凡是经典都需要更长时间的考验，就此而言，这里“经典”的概念对整个当代文学都是谈不上的。
文学杂志、编辑以及评论家，是重要的阅读者和鉴别者，更是传播者和催生者，是当代文学的共同创造者。他们和写作者一起将自己投入到时间的长河里。总的来说，文学经典是由时间来鉴别的。
现在的问题是各种信息、信息的传播方式多到了空前的地步，其覆盖率大到不可思议。好的作品被淹没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对此不必存有侥幸。这一点，对一般初登文坛的人和有一定地位的作家而言，许多时候没什么两样。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精神和艺术很快被消费掉了，真正的思想和艺术成长的空间虽然不能说没有，但是已经成了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杂志编辑及评论家的责任空前重大，时代期待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优秀人物提高自己的声音，而不是选择沉默。他们最终是与写作者并肩抵抗的人。
因为这样的时代除了物质利益，人们不再轻易相信什么。过去专家对于艺术的判断和强调是有效的，而今就不同了。所以这就需要一再地强调，并越来越需要以自己的品格做出担保。问题是现在恰恰又是人们最不相信品格之类的一个时期，这就是令今天的写作者和所有文学人士最尴尬的事情。可是不以品格做担保，那种关于艺术的判断和强调就更是一钱不值。
我心中理想的写作人格是这样的：即便作为一个极为孤单无力的个体，也仍然需要具备抵挡整个文学潮流的雄心。
先顶住它再说，别的另讲。不顶住，只随潮流而行，哪里还会有什么思想和艺术，更不会有时代的杰出指标。以附和众声的游戏为能事，想在混乱无序的时代捞上一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后只能成为浅薄的把戏，时代的闹剧一完，一切都跟着完了。这种闹剧中产生的所谓“经典”，没有一部会是名声完好地活到下一个世纪。一般来说时间一过，它们就隐遁或消失了。
我自己认定的东西，一些看法，是会比较倔犟地坚持下去的。我认为自己努力最大的，一度是短篇小说。我看重自己的短篇，如我的一百三十多个短篇，几乎每一篇在写作时都称得上处心积虑，且是状态最好的时候。二三十年过去了，它们当中可能有十篇二十篇是我今天写不出，并且仍然喜欢的。短篇中，多次被评论或选载得奖的是《声音》、《一潭清水》；我自己同样看重的有《海边的雪》、《冬景》、《玉米》等。其中一些写我童年生活和记忆的，今天看更能让我感动，因为它们纯正朴实，有真情有张力。有时我想，一些最饱满的创作也许在我的中短篇小说里。我写了十七、八部中篇，其中没有被广泛转载和评论过的一些篇目，如《护秋之夜》、《蘑菇七种》、《瀛洲思絮录》、《金米》等，也许不逊于或好于《秋天的愤怒》。长篇小说写了十二部，我个人除了《古船》、《九月寓言》而外，较看重《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刺猬歌》、《能不忆蜀葵》等几部。
单从字数来说，我写作数量最大的除了长篇小说就是散文了。可能散文的总字数在三百万字左右。这其中只有一部分是作为“规范”的散文写出来的，而更大的一部分是写作生涯中自然产生的。这与我个人的散文观有关。我认为散文应该是真实的、自然的流露和呈现，它们最好不要被当成一种创作品，不要按一种有形无形的模式和套路去创作。
我最早发表的作品是诗，也一直迷恋，后来却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诗虽然一直写下来，但极不让自己满意。可能是散文化的东西写多了，诗的表达也就有了障碍。不过我在某一天终会克服这些障碍，因为我心里的一些渴望和感动非要用诗表达出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