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语境的对接——瞿秋白对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列汉诺夫论文,文学理论论文,语境论文,批评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764(2014)05-0059-07 1929年至1934年，是普列汉诺夫(以下简称“普氏”)文艺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研究最集中的时期之一，冯雪峰、鲁迅、瞿秋白等做了大量工作。瞿秋白有三大贡献：一是翻译了普氏的四篇文学论文，即《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第一讲)；二是撰写了长文《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深入研究了普氏文学理论；三是批判胡秋原、弗理契文艺观点的同时，总体评判了普氏文学理论。瞿秋白的普氏文学理论译文大都是当时新发现、新出版的普氏文章或演讲大纲，内容新颖，与冯雪峰、鲁迅等转译日文不同，瞿秋白直接从俄文翻译，可信度更高。瞿秋白“全面地论述了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错误和价值，代表着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对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认识水平”[1]。对于普氏文学理论，瞿秋白批评远多于肯定，但同时代同为“左联”主要成员并同样译介与研究普氏文学理论的冯雪峰、鲁迅等人，却称颂远多于指责，称其“以救正我”，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之一，“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铲，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2]。瞿秋白为何异于别人而侧重于批评，他又是如何批评的，这值得深入追问和专门探讨。 一、批评内容 以通读普氏全集、译介其多篇文学论文为基础，联系中国文艺现实，总结归纳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批评如下。 (一)文艺与政治功利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历来关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瞿秋白的普氏文学理论批判，也是如此，包括以下要点。 一是普氏理论标榜客观主义，忽略文艺的政治功利。瞿秋白认为，普氏文学理论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宣扬生物学、地理学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练习的欲望”；“五段论”公式遗忘了“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概念；以科学的文艺批评为幌子，污蔑党派文艺批评为纯粹主观主义立场，放弃能动性；标榜艺术至上论，否认文艺的意识形态、阶级属性，与无产阶级文学“揭穿敌人的假面具，揭穿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动摇分子的假面具”[3]背道而驰。瞿秋白发现，同样评价别林斯基，列宁与普氏大为不同：前者看重别林斯基在阶级斗争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后者认为别林斯基的伟大“首先因为他是个文艺批评家”，可见二人文艺观的相异。通过援引列宁观点，瞿秋白强调，文艺是阶级的宣传工具、教育群众的武器，虽然“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但它意识形态属性鲜明，发挥宣传作用无可厚非。在瞿秋白看来，普氏艺术至上论的客观主义，密切联系他“政治上的错误”[4]，这是问题关键，也是“批评美学理论的根本原则”[5]。 二是普氏兜售“象形论”，无视文艺的能动性。早期苏联文艺界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弗理契，以普氏学生自居，但他发展的主要是普氏消极观点，“过于强调了社会经济与生产方面，而忽略了艺术本身的运动和发展”，“把艺术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并认为艺术完全受经济的支配”[6]，其看法迥异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弗理契》等文章中，瞿秋白指出，由于信奉普氏象形论，弗理契犯了波格诺夫式错误，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普氏强调象形论，将艺术的作用等同于中国、埃及的象形文字。然而，艺术固然依赖形象思维，但这种象征内容贫乏，只能消极反映生活，无法影响客观世界。据此，瞿秋白强调，普氏的这一观点，与列宁“反映实质而且影响实质”的艺术能动反映论背道而驰，因为艺术家“是个战士，而不是旁观者”，“是个‘列宁派’，他要会抓住发展的倾向，而不是消极的照相机”，“要会理解社会现象，而把它溶化到艺术的形象里”[7]，政治追求鲜明，社会责任重大。进而，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文艺不同于其它文艺，因为它“各方面的最深刻的最充分的最高限度的去认识社会的现实，真正深入改造世界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之中所有的一切矛盾和困难”，革命价值突出，政治功利明显。在瞿秋白看来，普氏无视文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发挥其政治功用，不利于革命斗争，不可不批判。 (二)文艺与阶级本位 文艺的阶级本位、发展方向，是界定文艺属性、生成文艺价值的前提，一直被广泛研究。基于这种考量，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批评如下。 一是普氏以知识阶层为文艺本位，漠视大众。瞿秋白认为，文艺坚持大众本位，还是知识本位，是他与胡秋原的分歧所在，也是问题的根本点。联系普氏文学理论，他强调，普氏贬低高尔基文艺作品，指责俄国民众的愚昧，说“布尔塞维克还不如唯心派的音乐家斯克里亚宾懂得马克斯主义”，污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文艺政策为欺骗群众的手段，根源于普氏是坚持和平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政治上的孟什维克修正主义者，轻视普通百姓。联系了解到的苏联文学突击队运动，瞿秋白认为，不少大众很有文学才华，他们“对于文艺非常之有兴趣，有很多文学的天才”[8]，在戏剧等民间文艺领域，造诣尤其精湛；即便面对稚嫩文艺作品，也应该“加重教育突击队的任务”，推动“加入文艺研究会的突击队员的创作进步”，促使其“作品的思想上艺术上的程度增高”，发动他们参加普洛文艺运动。 二是普氏理论停留于“现在是什么样”，忽视文艺发展。瞿秋白强调，普氏艺术至上论的客观主义，只关注文艺现状，停留于“现在是什么样”的事实描述，而无产阶级文艺更需关注“应是什么样”这种建设性、发展式面向，不忘应然性的价值追求，“为着全人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而去从事于艺术和文艺评论”，“坚决的站在真正为着这种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党派方面”[9]。瞿秋白强调，普氏文学理论的保守性、妥协性，影响了大众文艺的发展，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需多加批判。 (三)文艺与哲学观念 文艺与哲学联系紧密，一定的文艺思想，总是脱胎于特定的哲学观念。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的哲学观念，做了如下清算。 一是普氏理论坚持抽象主义的哲学立场，脱离具体语境。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等文章中，瞿秋白指出，普氏政治家、哲学家身份内在关联，其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影响了他文学理论的正确性，“那种机械的分割哲学艺术和政治的观点，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多元论”[10]。在他看来，普氏象形论表面上是模仿律、相仿律作祟的结果，罪魁祸首却是抽象主义哲学思维。以列宁对普氏哲学观念的批评为主要思想资源，瞿秋白强调，普氏文学理论拘泥于逻辑主义、笼统主义的哲学观，试图找到所谓的一般规律，忽略了具体的历史事实，遗忘了复杂的环境条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 二是普氏崇尚不充分的辩证法思维，文艺认识不科学。在《论弗理契》、《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等文章中，瞿秋白强调，普氏关于列夫·托尔斯泰、民粹派、18世纪法国戏剧的估量等文艺问题的看法，违反了辩证法，普氏倡导的“唯物论的辩证法”是一种不充分的辩证法或者说“非辩证法”，它难以认识矛盾的各个方面，据此主张“艺术作品和科学论文是互相对立的，情感和理智是互相抵抗的，艺术的社会分析和美学估量是互相分离的，内容和形式机械的分裂了的”[11]，更是荒谬。在瞿秋白看来，普氏哲学思维下的文艺观，认识绝对化，辩证性不够，语境意识贫乏，难以令人信服。 二、主要成因 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源自独特的主体条件，深受研究视界的影响，综合生成了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的批评态度。 (一)现实斗争的需要 1931年至1933年，瞿秋白、鲁迅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据茅盾回忆，因瞿秋白党内威望高、理论修养好，左联作家对他“人人折服”。基于此种身份，瞿秋白对普氏的认识、评价，也就服务于左联的斗争需要，选取普氏复杂观点的哪些部分进行何种评价，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选择性接受、变形性阐释、差异性传播无法避免。更重要的是，自诩掌握普氏唯物史观精髓的胡秋原等人，尊奉、传播其艺术至上论，本就针对左联文艺主张而来，他们批评左联对现实世界的干预与批判，过于倚重文艺作品的宣传价值等，且“胡秋原原来是一位持自由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学问，远远超过了那些左联批评家。他读了普氏、托洛茨基、渥隆斯基以及其他一些苏联理论家的著作之后，认为尽管文学有一种阶级基础，但文学创作不应当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文中的那种规律”[12]，胡秋原以他采摘的普氏局部观点为媒，用以反对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决不可听之任之。 关于这一点，瞿秋白曾明确指出，争论的核心是，自由人还是工农大众承担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任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领导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你让不让一切种种的阶级和文学存在”，而在于“你为着那一阶级的文学而斗争”[13]，胡秋原等鼓吹“高尚情思的文艺”，以文艺自由论为幌子，客观上帮助统治阶级“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14]，胡秋原清洗了普氏文学理论的优点，推崇其孟什维克主义思想，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客观主义”，而他声称“不主张只准一种文学把持文坛”，臆测、夸大左联理论家与作家之间的矛盾，其实质还是“反对阶级文学的理论”。瞿秋白的论辩逻辑演化为如下话语序列：批评普氏，即维护左联，亦即促进中国革命文艺的高涨。这种逻辑关联、意义指涉，决定了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的态度，至于它能否涵盖普氏文学理论的全部，是否存在误解、夸大，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也就显得不太重要，甚至是太不重要。 正是基于此，瞿秋白批评普氏文学理论不重视文艺的阶级属性、忽视文艺的政治功利等，而实际事实恰恰相反，“普列汉诺夫的功利主义艺术观不同于通常的功利主义艺术观，乃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功利主义艺术观”[15]。另外根据杨慧的中俄文对勘考证，瞿秋白所撰文章《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是对苏联伊颇里德《新发现的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学著作》一文的撰述，它“从文字上看，瞿秋白放弃了追随原文格局的对译，重新组织文字。从关注重心看，原文重在批判普氏文艺学的若干错误，如客观主义、唯心主义、艺术至上论等，并强调这种批评与现实的文艺斗争乃至捍卫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的紧密关联。而瞿译则重在强调对普氏之文学与政治分离原则的批评，关注重心转移到了文学的党性和政治性问题”[16]，大幅改动原著，“对于苏联文学理论界的这一重要斗争(对普氏“正统”的批判——引者注)，瞿秋白只是一笔带过”，该文“根据中国文坛现实，尽全力将其裁剪到自己的阐释框架中”[17]；1931年《文学遗产》总第1期刊登了普氏尚未出版的论文11篇，瞿秋白选译了其中的4篇，批评胡秋原、苏汶的相关论点，成为其落脚点、旨归点，“自有深意存焉”[18]。在1920、1930年代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博弈语境中，“自由主义在面临马克思主义挑战时失去影响，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19]，通过同台斗争与反复较量，马克思主义取得对自由主义的胜利，瞿秋白对文艺自由论的批判便是其中的重要工作。总之，现实斗争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的批评，催生了其主体态度。 (二)苏联风潮的误导 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在苏联工作、学习，“堪称国内熟谙苏联文艺界最新动态的第一人”[20]。1932年至1933年，撰写批评普氏文学理论文章之时，他阅读了涉及苏联文艺论争的大量书刊资料。正是在此前后，苏联对普氏文学理论的评价截然不同：1924年至193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致拉萨尔、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的信在苏联公之于世之前，列宁文学理论著述未被大规模辑录、整理、研究之前，普氏被尊为“正统派”，地位甚高，因此，1920年代初期译介果戈理《仆御室》所作后记、《序沈颖译〈驿站监察吏〉》等文章中，瞿秋白援用普氏等俄国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坚持“社会—思想—文学”的认识路线，强调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1924年8月瞿秋白曾翻译普氏《辩证法与逻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这两篇哲学论文，强调普氏哲学思想的先进性、科学性；1930年代开始，苏联内部局势好转，便于官方腾出手整顿意识形态，曾经否定“十月革命”而犯过政治错误、尖锐批评列宁的普氏，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加上法捷耶夫后期“拉普”思潮盛行，普氏被德波林、米丁等斥为浅薄的庸俗社会学、修正主义，遭受全盘否定，这些势必影响瞿秋白的判断。 冯雪峰曾回忆说，国内当时的文学理论，除马克思主义之外，“最多则来自苏联‘拉普’中阿巴赫等人的理论”，瞿秋白讨论文艺问题“特别是在讨论创作方法时，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拉普’的影响”[21]。瞿秋白说“最近的文艺论战，在国际的范围里克服这种‘正统论’，而继续开展反对一切种种机会主义的斗争”[22]，“国际的范围”、“克服这种‘正统论’”、“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即指苏联文艺界对普氏理论的贬低与批评，他接受了这一态度与观点。这方面的明显例证是，瞿秋白翻译了当时苏联官方评判高尔基的不少权威论文，如V.吉尔珀汀《高尔基——伟大的普洛艺术家》等，而这些文章披露了普氏对高尔基的批评立场与冷淡态度，比如普氏对高尔基是“客气的，冷淡的，形式的”[23]，他批评高尔基“很不行的消化了那无产阶级全世界的真理”，不赞成判定《母亲》的“布尔什维克”性质，“孟塞维克的普列哈诺夫嫌恶着高尔基的布尔塞维克的同情”[24]，此间隐含贬抑普氏及其思想的判断。与之不同，冯雪峰、鲁迅的普氏文学理论取自日本，引入的是肯定态度与推崇立场，相异的理论资源生成了相反的判断结论。 192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掀起了一股普罗文艺热潮，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文艺大众化等观点被国内快速接受和大力倡导，而苏联普罗文艺欣欣向荣的景象，又带给中国人以美好的憧憬，成为革命前行的动力性灯塔。对此，瞿秋白就曾写道，“俄国革命的文化事业，从此更无限量，是世界人类生活之艺术化的先河”[25]。因为这种强有力的情绪感染、逻辑指引，苏联文艺界的言与行成为国内仿效的标杆，一定程度上导引中国革命文艺的认知指向与情感方向。在瞿秋白看来，1931年成立的苏俄普罗文学联盟将“新的关于劳动力问题、苏联机器工业的发展、工人的工作态度”等作为新题材，广泛建立文学突击队，“中国的革命文学界应当特别深刻的了解苏俄普罗文学的新的阶段”[26]。他者式的苏联文艺风潮内化为如下推演序列：因为苏联各项事业的美好，文艺大众化、服务现实斗争的大有裨益，借鉴包括批判普氏文学理论在内的苏联文艺界做法，必然有助于推动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批判普氏也就理所当然。苏联贬低普氏文学理论的世风时潮，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瞿秋白的全面认知。 (三)研究视界的影响 1929年至1930年，胡秋原编写了《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这本研究普氏文学理论的专著，全书60余万字，1932年底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在当时影响较大。该书称赞普氏为“世界最初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建设者”、“科学的美学的开山祖”，对普氏文学理论的某些重要论题做了介绍、评价，不少章节有其独到、深刻之处。但因为普氏文学理论的复杂性，前后期认识的大相径庭，选择哪些部分进行评价，所得结论也就大为不同。受日本理论界主流观点的影响，胡秋原总体上采用了普氏“正统论”立场，多选择他艺术诉诸情感与形象、艺术起源等的科学见解，看重其后期孟什维克妥协思想下的一些文艺观点，他“用人性论代替了普列汉诺夫的阶级论”[27]，借此兜售自身理论，普氏成为他观点的保护神。因此，批判胡秋原，首在批评普氏理论，假若能批倒他笔下的普氏，使其丧失论说基石，驳斥胡秋原即告成功过半，至于胡秋原对普氏的理解是否准确、到位，反倒不是问题的关键。 为此，一方面，瞿秋白精心编译了普氏的4篇论文，他说“这里也有许多很有意义的材料，可以和中国已经译出的普列哈诺夫著作参看”[28]，瞿秋自称这种编译为“参看”，明显针对胡秋原的普氏观：《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一文，引出文艺批评家政治立场与文学批评科学性关系的讨论，用以破解胡秋原的非政治主义论断；《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这篇被苏联官方文艺界当成“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代表作，意在批判胡秋原的艺术至上论；作为普氏艺术理论核心的《唯物史观的艺术论》一文，引入针对普氏唯物史观的批评，用于打掉胡秋原等人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瞿秋白在所撰普氏批判长文中写道，胡秋原是“从普列汉诺夫、弗理契出发的文艺理论家”，普氏的唯物史观对他影响很大，他有时说艺术用“形象去思索”，是“生活的表现、认识和批评”，又说艺术的最高目的是“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观点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在瞿秋白看来，胡秋原“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9]，他“舍不得朴列汗诺夫”，不熟悉列宁文学理论，普氏文学理论“包含着客观主义和轻视阶级性的成分，也包含着艺术消极论的萌芽”，到胡秋原那里，还夹杂着安得列耶夫和他自己的学说，变成了“百分之一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它鼓吹“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危害巨大。 实际上，当时站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的胡秋原，倡导“在文艺或哲学的领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但不一定在政党的领导之下，根据党的当前实际政纲和迫切的需要来判断一切”[30]，并非“反动派的走狗”，声明“我决不反对普罗文学的存在及特权的，只要作得好；而且知道因还年青，不大好也是不可避免的”[31]。1932年，进步社团中国著作者协会发起成立之时，根据得票数的多少，胡秋原与陈望道、王礼锡、冯雪峰等7人，被推选组成筹备会；1933年，上海文化界组织营救丁玲、潘梓年，胡秋原“等亦致电南京政府，请查明释放或移交法庭办理”，发表了“我们的作家是怎样被绑?怎样跌死!我们将怎样去营救?怎样去保障?”[32]的质问，便是这方面的明证。另外，胡秋原之所以“决舍马克思主义而取自由主义”，既有亲历苏俄、目睹其所谓“阴暗面”而怀疑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大审、个人崇拜，都使我惊异。买东西常须摆长龙，物品的素质甚至不如上海，使我断言我们不能实行苏俄的共产主义，最使我反感的，是在红军博物馆看见外蒙已划入俄国版图”[33]，更有中国被殖民化、有损民族自由的深层担忧，“西化，俄化乃是自甘永落他人之后，而且中国与西方与俄国社会传统不同，环境和需要不同，二化决不能为救国之用，只有促使中国殖民化之可能”[34]，主观体验、国家利益、民族情怀等多维交织，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对其评判是不科学的。此外，胡秋原主张“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针对的是民族主义文学“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这自由的创造”、“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35]，他同时认为“一切文学都是有阶级性的”[36]，但中国左翼文坛却以为“它对左翼文坛所力倡的文艺的阶级论、文艺的党派性等等也将起一种消解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就使许多左翼作家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置于一种敌对观点的位置上加以抨击”[37]。可见，胡秋原笔下的普氏，成为瞿秋白体认的主要出发点、批评的视界靶心，这使其看法带有明显的辩驳色彩，用语相对夸张，认识比较情绪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准确评价。 三、简要评价 立足于中国文艺现实，借助列宁的相关论述，瞿秋白集中评价了普氏文学理论，他研究目的明确，分析视角多维，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但当时革命斗争的救亡主题，统领了超脱审美的启蒙方案，前者对文学理论的建构提出了方向，强调了重点，设定了对象。服务于国内现实斗争的需要，受苏联贬抑普氏理论风潮的影响，加上普氏思想的复杂性、不同时期的差异性，又因胡秋原对普氏文学理论的选取、阐释、变形而影响瞿秋白的评价视界，他的研究视线集中于普氏后期文学理论，对其批判远多于肯定。它并非简单的学术研究行为、纯粹的理论探讨工作，而是一种时代需要与思想资源的对接策略，牵涉甚为广泛，情况比较复杂。 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发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承载着特定的社会使命，按他自己的话说——“这里不免略为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38]，它以一种批评性、否定式的独特方式而展开，服膺于1930年代中国文学论争“各派所依据的常常是其政治文化立场，而文学自身的要求则往往被隐去。其间，备受重视的是说话人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何种立场上讲话，是论争各方最关注的”[39]之整体氛围，其推导逻辑往往建立在政治立场、阶级身份的基础上，加上普氏思想与革命斗争实践的巨大“隔膜”，主张俄国革命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分进合击与平行领导之路，曾经尖锐批评十月革命，与列宁思想存在不少根本性的分歧，因而被贴上孟什维克投降主义思想标签，苏俄官方所作的此种政治评价，势必直接影响对其文学理论的判定，这种情况在当时中国风起云涌、激情澎湃的革命语境中尤甚，“谈论、品评政治的热情在以‘艺术问题’为由头的探讨中得到发挥，人们的政治情绪在以‘艺术问题’为由头的探讨中得到宣泄”[40]。 以今天的眼光视之，这种以政治取代学术的评判方式，不恰当地放大了普氏的政治错误、贬低了他的思想贡献，所得结论有时比较片面、不够公允，使普氏被逐渐淡化乃至被遮蔽，受此种体认与评价的推动，“普列汉诺夫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影响，从一开始奔腾喧嚣的江水，逐渐转化为水面下沉默然而坚韧的河床”[41]，它进一步强化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化色彩，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导致1935年后20年内我国普氏著作译介与研究的停滞状态，文学理论界仅引用1944年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所收录普氏的5段文艺论述，即“论原始艺术与劳动之不可分离，劳动早于艺术”(2段)、“论艺术之形象的特质”(2段)、“论革命期资产阶级的艺术与政治斗争”(1段)，接受明显出现偏离，“这种错位现象在上述瞿秋白的评论中已初现端倪，随后则衍化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42]，这些必须承认。然而，它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中国的快速传播，加速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进程，引出的一些思想命题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不断走向成熟，促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新兴的学科面貌登上历史舞台，参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早期话语实践和价值建构，迄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典型体现，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出现，仍然有其意义。标签：文学论文; 瞿秋白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胡秋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