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界论文,台湾论文,日本论文,动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主席1998年访日时与日方领导人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0年5月接见日本“日中文化观光交流大会使节团”时就加强中日友好发表的重要讲话，从战略的高度昭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对日关系的决心和愿望，为建立和发展21世纪两国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中日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长期存在于日本政界的一小股亲台反华势力即所谓“台湾帮”至今仍在活动，不时跳出来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此，有必要引起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一、台湾帮的近期动向
战后50余年来，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一直与美国的反华势力及台湾的反共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沆瀣一气。中日复交前，他们敌视中国共产党，试图扼杀其领导下的新中国，竭力阻止中日关系正常化。中日复交后，他们又一起制造麻烦，破坏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阻挠台海两岸统一大业的进程，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台湾政权更迭和台独色彩浓厚的陈水扁上台以后，其活动更加猖獗，气焰愈加嚣张。
（一）歪曲历史，掩盖罪行，美化殖民统治，为“台独意识”推波助澜
近年来，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及一些右翼政客屡屡信口雌黄，胡说什么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是为了“从白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煽动右翼势力于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集会，公然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捏造的”，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赞美日本在对台湾和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也做过好事”；成立由87名众参议员参加的所谓“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科书年轻议员之会”，通过发行《对历史教科书的疑问》一书发泄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现状的不满，迫使编纂、出版部门淡化、模糊、删掉拟于2002年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军侵略暴行的表述，并把“侵略”一词改为“进入”；散布台湾曾为无主的“化外之地”，经过甲午战争以来100多年的独自发展已形成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文化”，有权利获得独立；亲台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在1999年11月访台时甚至公开称台湾为“国家”，台北为“首都”，为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皇民阶级”的“台独意识”推波助澜。
（二）诬我有“复仇心理”，主张中国分裂，为李登辉的“两国论”造势
包括亲台政客在内的一些日本右翼势力按照日本武士道崇尚“复仇精神”的逻辑，推测中国不会忘记当年日本侵华时犯下的滔天罪行，鼓噪“在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台湾”，妄断将来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必然称霸亚洲，报复日本。因此，他们不仅为李登辉捉刀《台湾的主张》一书，通过李氏之口兜售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而且，石原慎太郎还在2000年4月12日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公开为李登辉的“两国论”造势，直言不讳地鼓吹“中国分裂有利于日本”，叫嚷“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小国，日本应尽力促进这一进程”（注：《人民日报》2000年4月17日。）。
（三）借台湾政权更迭之机，日政界亲台人士竞相访台，为台湾的“务实外交”助力
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和陈水扁的“就职典礼”期间，在台湾帮的策划与推动下，除共产党和社民党之外的日本其他主要政党几乎都派员访台，以便与陈水扁和民进党建立联系渠道，推动“政党交流”，在未来日台关系的发展中占据主动，为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助一臂之力。3月18日宣布陈水扁当选后，日本最大的超党派亲台国会议员组织——“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山中贞则便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议员尽快熟悉陈，“与陈水扁展开正面交流”；该会副会长村上正邦则积极筹划日本朝野政党共同组团参加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3月31日，该组织访台的国会议员麻生太郎（自民党）和仙谷由人（民主党）分别会晤了陈水扁、李登辉和民进党主席林义雄；3月21日上午，该组织副会长村上正邦（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会长）就急于要邀请下台的李登辉访日，并由他和石原慎太郎发起成立了由政治家和财界人士组成的“邀请筹备委员会”；在陈水扁举行就职典礼期间，被台湾当局奉为座上宾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他会见陈水扁，陪李登辉打高尔夫，同台独分子、台“总统”特别顾问彭明敏一起吃饭，声称“为了台湾，我将尽一切所能”，并把实现李登辉访日作为其具体目标之一。
（四）在领土问题上寻衅闹事，为日本遏制中国、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制造借口
这可以说是近年来日本仇华亲台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和右翼分子的惯用伎俩。他们继1988年、1996年两次在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上建立灯塔后，2000年4月20日又非法登岛建立神社，并计划定期参拜；同年夏天，日本政界台湾帮中的“国防族”通过新闻媒体，突然对我国近年来一直从事正常科学考察活动的海洋调查船大肆炒作，同时声称“中国的导弹已将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纳入视野”，为其渲染的“中国威胁论”注入新的内容，并写入同一年度的《国防白皮书》。更有甚者，他们试图把上述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与中日两国间正常的经济合作挂钩，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对华援助，以此来要挟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为日本扩充军备、介入台海局势赢得时间，制造借口。
二、台湾帮的形成与现状
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政界的亲台反华分子便开始逐步聚拢和日趋活跃。但其真正形成一股势力并能左右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则始于50年代后期岸信介入主首相官邸。至70年代初，为反对中日复交和日台“断交”，他们便正式建立起帮派组织。70年代至80年代，鉴于中日关系的深入发展，虽也有个别台湾帮分子不时跳出来美化和歪曲侵略历史，为当年的军国主义者鸣冤叫屈，但总的来说嚣张程度似有所减弱，给人以销声匿迹、偃旗息鼓的表象。然而进入90年代，面对冷战后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和近邻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台湾帮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主义意识日趋抬头遂又复蹈前辙，重新集结，且气焰更加嚣张，活动空前猖獗，大有继续蔓延膨胀之势。
（一）岸信介当首相使台湾帮走上前台
1957年2月，被称为日本台湾帮开山鼻祖的岸信介登上首相宝座后，湾帮首先在执政的自民党中形成气候。台湾帮在政界的粉墨登场，标志着他们对日本的政治已从幕后操纵转为台前左右，由暗中扶蒋反共变为公开亲台反华，制造“两个中国”。
岸信介从学生时代起就热中于国粹主义和大亚洲主义，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战时，他曾被日本政府的商工省派到我国东北地区的伪满洲政府任职三年，后升任东条内阁的商工省大臣、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日本投降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从其狱中日记和晚年时期对他的专访也不难看出，岸信介是一个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始终都“不认为日本负有战争责任”（注：本浕二郎「台湾口ビ一」、株式会社デ一タハゥス、1998年5月，115页。）。
岸信介一上台，就极力推行随美亲蒋、敌视中国的反共反华政策。上任仅半个月即1957年3月12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同台湾成立合作委员会；3个月后即1957年6月2日，他就急不可耐地造访台湾，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声明”，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次年的5月2日，在岸信介政府的纵容下，日本极右翼分子制造了侮辱中国国旗的“长崎事件”（注：1958年5月2日，两名日本右翼暴徒闯入日中友协长崎支部主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强行降下中国国旗，制造了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同年10月9日，岸信介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叫嚣：“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不使朝鲜和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始终尊重台湾政府，是日本的外交路线”。
1960年1月14日，死心塌地追随美国的岸信介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修改后的新《日美安保条约》（新《日美安保条约》加进了所谓的“远东条款”，突出了保卫台湾的立场），并不顾包括相当多政界人士在内的广大日本人民的反对，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承认该条约的决议，于6月19日在举国一片愤怒的抗议声中悍然宣布新《日美安保条约》生效。这一时期，岸信介勾结美蒋、敌视中国的丑恶行径已可谓登峰造极，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二）佐藤内阁全面推行台湾帮的对华政策
如果说岸信介是台湾帮的开山鼻祖，那么，其胞弟佐藤荣作则堪称台湾帮的巨魁。在亲美反共方面，两者的思想意识和政策路线可谓一脉相承，如出一辙；而在亲台反华、制造“两个中国”方面，则后者更甚于前者。因此，佐藤荣作的上台使日本的台湾帮更加甚嚣尘上。
佐藤出身于运输省官僚，他之所以很快发迹，一方面得益于对国会议员握有生杀大权的内务省的创始者、长州军阀领袖山县有朋的人际关系，一方面仰赖于其兄岸信介的提携和美国对其顽固反共反华立场的赏识。
佐藤执政（1964年11月至1972年7月）期间，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他一方面从经济上扶持台湾，上台伊始便于1965年4月同蒋介石集团签署协定，为台湾提供1.5亿美元的日元贷款；一方面公开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通过1967年9月7日的访台，加紧同蒋介石勾结，叫嚷“在日美安全体制（适用）的地区（范围）里，没有把台湾除外”，“一旦北京政府同国府（台湾）之间发生武装争端”，日本“也不能隔岸观火”，为偏安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鼓劲打气。在佐藤政权的纵容下，日本的右翼分子时常寻衅闹事，仅1972年3-5月间就接连多次到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门前捣乱，狂呼“台湾不是中国的”，“维护日华（蒋）条约”、“尖阁列岛（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等口号，散发反华传单，撕毁中国国旗。
在对华问题上，佐藤政府极力阻挠中日间的人员往来和发展贸易关系，相继多次拒绝中国的代表团访日，并一直以第二个“吉田书简”（注：第一封“吉田书简”是吉田茂在1952年日蒋签署“和约”时炮制的，第二封则是其下野后于1964年5月以私人身份致国民党秘书长张群的信函，函称日本政府无意再批准“日纺”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开展对华贸易。）为由禁止日本对华延期付款出口使用输出入银行资金，致使日本拟向中国出口的第二套维尼纶成套设备、2艘万吨货轮及化肥成套设备的合同遭到破坏，无法履行。
在政治外交上，佐藤政府则亦步亦趋地推行随美政策。佐藤于1965年1月和1969年11月两次访美时均与美国一唱一和，散布中国有“侵略倾向”，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表示要坚持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正规外交关系”。佐藤反对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直至其盟主美国因形势所迫于1971年派基辛格两次访问北京，安排旨在中美建交的尼克松访华之际，他仍执迷不悟，坚信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政策。结果，却被美国在对华问题上搞了“越顶外交”，开了个空前绝后的高级国际玩笑。陷入孤立境地的佐藤荣作，在内外交困中不得已于1972年6月宣布辞职，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中日间也因此迎来复交的曙光。
（三）台湾帮的组织形态与现状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岸信介和佐藤荣作这两个战后日本最大的保守派头目之所以长期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除其强烈的反共反华意识和美国从中作祟等因素外，不可忽视的是他们身边聚集了贺屋兴宣、石井光次郎、船田中、玉置和郎、滩尾弘吉、藤尾正行、松野鹤平、毛利松平、儿玉誉士夫、椎名悦三郎、金丸信等右翼亲台反华势力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代台湾帮虽相继退出政界或作故，但台湾帮仍香火不息，自其祖师爷岸信介起，在经历了椎名悦三郎、滩尾弘吉、金丸信之后，目前接力棒又传到了小泽一郎等人手中。（注：本浕二郎「台湾口ビ一」、株式会社デ一タハゥス、1998年5月，8页。）他们虽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即使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他们也不甘心失败，反而变本加厉，走向有组织的集结。
1.台湾帮的别动队——“青岚会”。青岚会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不久，在素有“永田町的妖怪”之称的岸信介的幕后操纵下，由当时自民党内一群右翼少壮派议员纠合而成的。他们歃血为盟，带有浓烈的封建暴力色彩。其矛头所向，直指当时为恢复中日关系而竭尽全力的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根本目的是反对中日复交和日台“断交”，破坏中日友好关系。这个血盟议员团的好斗之徒行动粗野，与黑社会的暴力团别无二致。他们在自民党和政府内翻云覆雨，横行无忌；动辄在国会推倒桌子，乱扔烟灰缸，致使田中、大平等政要身边不得不配备警卫人员严加保护，以防不测。在社会上，他们煽动右翼分子进行反华喧嚣，寻衅滋事，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令当局大伤脑筋。
这个行动诡秘的特异政治集团的成立发起人代表是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为干事长，中尾荣一为执行主席，滨田幸一为事务局长。代表有藤尾正行、玉置和郎、凑彻郎、渡边美智雄等人。此外，其周围还聚集了中山正晖、三冢博、加藤六月、江藤隆美等反共右翼政客。（注：本浕二郎「台湾口ビ一」、株式会社デ一タハゥス、1998年5月，166页。）按当时的政治派系分，这些人多属福田派，但幕后却受着台湾帮祖师爷岸信介的操纵。（注：本浕二郎「台湾口ビ一」、株式会社デ一タハゥス、1998年5月，152页。）据认为，从堪称台湾帮别动队的青岚会肆无忌惮的亲台反华行动也可以看出，其背后必有台湾庞大的资金支持，它的成立可谓是日本政界台湾帮的一次总动员，大集结。
值得注意的是，青岚会成立已近30年，但至今仍香火未断。像中川一郎的儿子中川昭一、滨田幸一的儿子滨田靖一等人，目前仍继承着青岚会的思想和行动，并拼命地鼓动周围的年轻议员也步其后尘而成为台湾帮。
2.台湾帮把持的“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被台湾帮把持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成立于日台“断交”半年后的1973年3月。但出人预料的是其首任会长并非台湾帮的鼻祖、曾任过首相的岸信介，而是未参加自民党任何派系的一介议员滩尾弘吉。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是由自民党中的亲台议员滩尾弘吉、田中龙夫、石原慎太郎等人发起成立的跨派系议员团体，当初共有150名国会议员参加，到80年代末已发展到约270名议员，并有多名现职阁僚加入。该会第二任会长为右翼亲台议员藤尾正行，藤尾年迈辞职后，由右翼亲台议员山中贞则接棒，为现任会长。
1993年6月自民党发生分裂，以小泽一郎为首的反主流派另立新进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也一分为二，新进党内以小泽辰男为首的议员随之组成了“日华（台）议员联盟”。1997年2月，分属自民党和新进党的上述两亲台议员组织重又合流，组成新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同年12月新进党解散后，原新进党亲台议员又分别流入自由党、民主党、改革俱乐部和自民党，该会成员也增扩至274人，其中众议员206人，参议员68人。对外号称“约300人”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注：本浕二郎「台湾口ビ一」、株式会社デ一タハゥス、1998年5月，146页。）目前已成为日本国会中最大的跨党派亲台组织和对台政治交往的主渠道。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作为由所谓“国民代表”即国会议员组成的政治团体，理应将其成员名单公之于世，受到国民的监督。然而，它却秘而不宣。这种反常的做法，不能不令人产生疑虑。（注：按常理而言，只要缴纳会费，日本的国会议员均可参加一些议员团体或组织，会费则被从其报酬中扣除。正因为议员的报酬来自于百姓的税金，民众对其政治活动拥有知之权利。所以，正常情况下，这些组织的构成和宗旨应为广大国民所了解。）迄今，人们只能从公开报道的蛛丝马迹中对其主要领导成员的组成情况略知一二。据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所著《台湾帮》一书披露，“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的现任会长是山中贞则，副会长为小泽辰男、村上正邦、平沼赳夫和前田勋男。
山中贞则曾就读和执教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台湾，多次担任自民党和日本政府要员，与岸信介、佐藤荣作关系甚笃，是现自民党内的老牌右翼亲台势力头目之一。小泽辰男为战前旧内务省官僚，与亲台的民族主义政客小泽一郎关系密切，现任改革俱乐部代表。村上正邦曾任老台湾帮干将玉置和郎的秘书，现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会长，历任自民党和政府要职，与台湾当局过从甚密，深得其赏识并被授予“勋章”，被认为是目前参议院台湾帮的头号人物。平沼赳夫是战时日本首相、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的养子，曾任内阁运输大臣及国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是自民党内右翼亲台势力的头目之一。前田勋男出身于政治世家，其祖父前田米藏曾任战前及战时六届内阁大臣，战后被整肃。其父前田佳都男为自民党参议员，曾任内阁国务大臣、参议院副议长。其本人现为自民党参议员，曾任通产省政务次官、法务大臣等职务。
该组织的目的是“发展日本与台湾的交流”，“强化对台湾的发言权”。（注：「产经新闻」1997年2月6日。）其成员的主要特点是：(1)老一代顽固亲台人物大多是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或鹰派议员；(2)世袭或新当选的年轻议员的成分居多，且呈上升之势；(3)老亲台议员大多是出于对蒋介石政权感恩戴德和反共意识，而年轻一代议员则更重视台湾对日本的战略地位和“民主化的共同价值”；(4)其中约2/3的成员在海峡两岸问题上脚踩两只船，即既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也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或民主党“日华（台）友好关系议员联盟”的成员，而且随着台海两岸关系的变化和台湾对日工作的加强，这种倾向有可能进一步发展；(5)真正的台湾帮虽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但他们却把持着该组织的领导职位，基本上影响和决定了整个组织的政治动向。
3.有别于台湾帮的民主党“日华（台）友好关系议员联盟”。该组织成立于1997年5月29日，当时的民主党政策调查会副会长池田元久任会长，政调代理会长枝野幸男任事务局长。
民主党于1996年9月成立后，党内谋求促进日台议员交流的呼声日益高涨。1997年3月，为出席“东亚改革论坛”而访台的池田、枝野及众议员前原诚司曾就“蓬莱经济圈”设想等问题同李登辉交换意见，并开始策划成立该组织。1997年8月，由民主党政调会长、该会成员仙谷由人率领的该党代表团访台，就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问题与李登辉等台高层人士举行一系列会谈；1997年10月，台湾“双十节”前后该组织派团访台，并与李登辉举行会谈；2000年3月台湾选举新领导人和5月陈水扁的就职仪式期间，该组织也都派人访台观察台岛内的政治动向，与台新领导人交换意见。
该组织宣称，其成立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同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有分歧的自民党和原新进党议员组成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保持距离；一方面以经济和文化为中心，展开独自的对台议员外交。该组织的工作方针是：“努力统一双方的历史认识；鼓励台湾的民主化；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民主党有关人士表示，该组织“无意制造两个中国”。
该组织最初只有16人参加，目标是扩大到25人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已有27名议员也加入了跨党派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今后如遇国内外形势和党内情况发生变化，在这些“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议员的作用下，该党的“日华友好关系议员联盟”还能否继续有别于台湾帮所把持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而坚持其“无意制造两个中国”的方针。若该组织在重大问题上与“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联手，则有可能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4.“日华（台）亲善协会”及其他。与青岚会等并立的反华亲台议员组织，还有原自民党亲台议员千叶三郎发起成立的“日华亲善协会”、“东亚亲善协会”和名为"APU"的反共政治议员集团等。（注：本浕二郎「台湾口ビ一」、株式会社デ一タハゥス、1998年5月，167-169页。）千叶三郎与岸信介同属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战前派，战后曾任鸠山内阁的劳动大臣。“日华亲善协会”是为抗衡亲华的日中友好协会而成立的。该会集结了业已退出政界的老台湾帮或青岚会成员等民间亲台势力，旨在继续从事反华亲台活动。其首任会长是原参议院议长原文兵卫，现任会长为原自民党鹰派政治家、曾任文部大臣的藤尾正行。而“东亚亲善协会”成立的时间较早，其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在战争中协助过日本军队的中国人”。"APU"则属反共的议员政治集团，岸信介、贺屋兴宣、木村笃太郎、滩尾弘吉等亲台反共议员都是其正式成员。不过，较之于前面其他几个亲台议员组织，目前这三个组织的影响力已有所衰落，表现“不甚活跃”。
三、台湾帮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
台湾问题始终是困扰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日本的对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台湾帮的牵制和左右。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右倾化和陈水扁上台，台湾帮势必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政策的影响力度，积极推动修宪，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制造法律依据；促使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为台海两岸的统一平添障碍；在领土问题上制造麻烦，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增加变数。
（一）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继续坚持研发TMD，以保持对华威慑态势，阻挠中国统一进程
台湾帮可谓是日本国内反华反共和极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右翼势力的集体化身，他们中有的身居内阁要职，有的掌握着执政党外交、安全部会的大权，对外务、防卫等政府职能部门和政、财界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迄今，他们在日本政府制定旨在向海外派兵的PKO法案、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扩大自卫队的对外职能，把台湾纳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周边事态”所适用的范围等方面，（注：1997年8月17日，时任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梶山静六就有关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公开声称，其适用范围“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并强调他发言“绝非只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政府的立场”。岸信介的外孙、时任自民党外交部会代理会长的安倍晋三在1997年11月接受《政界》杂志记者采访时也毫不掩饰地宣称，“在谈到周边地区（所指）范围时，必须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所以，这一地区就是指菲律宾以北，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这是常识。因为没有必要特意去刺激中国，所以就不对包括哪些地区作限定了。”）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修订后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虽然为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局势时日本“不得不提供后方支援”找到了借口，但毕竟因日本国现行宪法的禁律和对目前自身军力的不够自信而底气不足。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估计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将继续蓄意宣扬所谓来自外部的“威胁”，不遗余力地推动现行和平宪法的早日修改，为其“必要时”军事干预国际事务，尤其是台海和朝鲜半岛局势奠定国内法律依据。同时，他们也将竭力鼓动日本政府继续坚持研究开发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即使在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业已表示推迟决定部署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情况下，也绝不轻言放弃TMD，以便追求日本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上的战略优势和对华威慑态势，为台独分子撑腰，为中国统一设障。甚至还想把台湾也拉入其TMD计划，唆使台湾与大陆进行抗衡，以阻止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从而达到其“以台制华”、“遏制中国”、称霸亚洲的战略图谋。
（二）逐渐突破非官方往来限制，进一步提升日台“实质关系”，利用两岸政治之争，从中坐收渔翁之利
中日两国1972年的复交，亦即日台间所谓“外交关系”的终结。《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重申和确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承诺同台湾“只维持民间和地区往来”的“非官方关系”。然而，日本台湾帮的“台湾情结”并未就此终了，他们依然旧情难忘，一直无视中日两国政府间签署的法律文件精神，践踏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郑重承诺，与台湾当局尤其是李登辉之流暗中勾结，遥相呼应，寻找一切机会和制造各种借口，配合台湾当局的所谓“务实外交”政策，不断策划日台间的政界人员互访并提升互访人员的层次，试图突破仅限于民间往来的“非官方关系”界限，以达到其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目的。
回眸中日复交28年来所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台湾帮谋划与策动日台间政界人员往来的行动已由暗趋明，规模已由小趋大，形式已由个人趋向政党，性质已由非官方趋向准官方。从1994年10月借广岛亚运会“政治不能干预体育”之名同意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到近年来屡屡策划李登辉以“校友”或“学者”的私人身份赴日出席活动；（注：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会长村上正邦为首的台湾帮，正策划以“亚洲公开论坛”或曾出版过李登辉《台湾的主张》（日文版）一书的“PHP研究所”的名义，邀请李登辉访日，并成立了“李登辉访日筹备委员会”。）从台湾帮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1999年11月借口考察台湾震情访台，到2000年5月他又公然出席陈水扁在台北的就职仪式，均已突破日台间不能进行官方往来的限制。至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头面人物小泽一郎、梶梶山静六、山中贞则、村上正邦等人经常秘密访台，则更是不争的事实。
陈水扁上台伊始，已明确表示将继承李登辉的路线，有意加强同日本的关系。李登辉也表示愿做陈水扁与日本之间的桥梁。在日本国内台湾帮及亲台势力的推动和台湾当局的积极争取下，日台关系正面临从量变到质变的局面。为因应这种内外压力，日本今后有可能调整其对台政策，逐步将日台关系提升到准官方级别，甚至有朝一日可能允许李登辉访日。另据日本报界透露，日本的台湾帮正秘密鼓动日台间商签所谓的“日台友好协定”或制订“日台关系法”。今天的舆论可能成为明天的政策或行动，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由此可见，日本的台湾帮极欲推动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扮演一个更加直接的角色，并唆使台湾当局继续与大陆抗争，以便利用两岸的政治之争，坐图渔翁之利，这对台海两岸的互动和统一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三）在台湾问题上掣肘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另有所图
历史上一直隶属于我国台湾省的钓鱼岛，是中日间现存的惟一一处所谓“有争议的领土”。长期以来，日本台湾帮极为担心的是，台海两岸一旦实现统一，这一长期困扰中国的因素将不复存在，日本手中遏制中国的台湾牌将失去作用。若两岸形成合力后，迫使日本部分乃至完全放弃对钓鱼岛主权要求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大。因此，在日本某些人看来，一个“彻底独立”的台湾或一个“永久分治”的中国，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也正是近年来日本的台湾帮加紧与台湾的李登辉之流和“台独”分子进行勾结，为两岸统一设置障碍的原因所在。估计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日本的台湾帮将有可能一方面继续推动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掣肘中国，即使台湾近期不能完全脱离中国而实现真正独立，至少也要维持住目前“不统不独”的局面，使无论大陆或台湾都无法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有力的措施维护主权；另一方面将进一步纵容日本右翼势力登岛滋事，在岛上建标志物或简易设施，以便造成既成事实，使中国难以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与日本进行交涉。
（四）日本政府将在不使中日关系破裂的前提下，加强同台湾的“实质关系”
近期内，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在对华及对台问题上还会不时制造麻烦，挑起事端，向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要求提升日台关系。但就日本长远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而言，中国大陆与台湾所占的分量毕竟不一样，孰轻孰重，估计日本政府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尚不致于因小失大，为了台湾而冒犯中国，失去其在华的长远利益。即使因国际或台湾内部原因导致台海发生冲突，日本也不会为了所谓台湾的安全而单独地直接军事介入台海局势，与中国兵戎相见。只有在美国军事干涉台湾事务或台海局势时，日本才有可能依据《日美安保条约》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的形式而跟进。因此，一般情况下，它很可能在确保中日关系不破裂、地区安全格局不遭破坏的前提下，尽量加强同台湾的“实质关系”，大力推进“以民代官”、“以经代政”、“以党代府”的政策举措，以扩大所谓“民间”交往的方式，渐进性地发展同台湾的政治关系，并以经济手段达到影响和控制台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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