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前后_固定资产投资论文

宏观调控前后_固定资产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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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经历了SARS那个阴霾的春夏之后,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好的,平稳的,但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苗头,2003年中国全年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猛增26.7%,达到55118亿元;而进入2004年,态势越发难以遏制,1月份和2月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又进一步飙升53%!尽管决策层对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出现“过热”尚无定论,学术界的种种争论还在激烈进行,但频频出自中央政府和央行的一系列决策措施已经清楚地表明:新一轮宏观调控力度正在加大。

“过热”再度降临

“过热”一词对于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实在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出现过4次。而作为判定“过热”再度降临中国经济的依据,固定资产投资的超常增长、贸易逆差的出现,以及“负利率”时期的悄然而至等等,都与1992年那个令人记忆深刻的秋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过热”指标有着惊人的相似。

种种迹象表明: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部分地区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以及低价位住房供不应求和高档住宅空置较多等结构性问题。同时,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2年,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年均增长25.3%;1997年至2002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年均增长一倍以上,二者的增速都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速。部分地区的商业银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违反有关规定,放松信贷条件,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倾向随之推波助澜。

另据对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资金情况的调查,其投资资金中涉及的不仅是政府资金,更多的是企业自筹资金。而其中相当比率是银行贷款。以钢铁为例,投资于钢铁的资金有76.1%是企业自筹资金,财政资金仅占0.63%。有数据表明:目前在投资领域,房地产开发、钢铁、电力、城建、化工五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额占全社会的58.8%,已成为投资增长所占比重最大行业。

至2003年,虽然出现了非典疫情,但投资加速态势依然未减。2003年上半年,扣除物价因素后,国内经济投资增速高达31.4%。与上一次经济过热的情况相比,尽管1993年投资增速高达60%,但扣除物价因素后,投资增速也只有26%。因而有经济学家称:中国现在的投资增长速度已经是历史之最了!

固定资产投资过猛,直接加剧了煤、电、油、运供求关系紧张状况。在钢铁生产的强劲推动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而今年一季度,尽管煤、电、油、运的生产均保持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但仍难以满足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全国有23个省、区、市拉闸限电……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经济的大起大落,几乎都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密切相关。有人警示说,投资增长过快,必然使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产业——一旦泡沫破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金融业的巨大风险。

显然,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已经进入到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能否避免重蹈以往经济大起大落的覆辙已经成为对我国宏观调控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

“野马”缘何难驾

其实,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就已经注意到并多次对部分行业过热现象提出警告。但是,受巨额利润驱使的投资行为仍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2003年6月13日,央行发布了意在抬高房贷“门槛”,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防范金融风险的“121号文件”,全称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文件,竟遭到了房地产商们的强烈质疑和指责,并引发了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

同年8月,央行进一步决定从9月21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6%调高至7%。此番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约冻结商业银行1500亿元的超额准备金,不准看出其调控力度已明显大于“121号文件”。由于它预期不会引起下半年金融机构贷款下降,因而被称为温和的政策措施。

为给经济降温,四季度中央接连发出对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预警信号,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并未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在地方利益和市场需求规律的驱动下,一些地方的投资额有增无减,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属于产业政策抑制的行业更是顶风而起、“大干快上”。今年首季,上海、南京、杭州GDP分别增长18.1%、21.6%和15.5%,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却分别高达37.3%、72.8%和48.9%!

“经济过热”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中央的意料。央行有关领导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上发出严厉的警告:“不要因为央行现在出手还比较温和,就想趁这个机会赶快‘干一把’(加紧投资)。这样一来,导致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会造成今后的政策更加严厉,对大家都不好。”她奉劝大家,不要和央行博弈,大家同舟共济。

4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目前经济运行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导致信贷增幅过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5月2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指出:由于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然过大,货币信贷还在高位运行,价格总水平继续上涨,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不能动摇,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不能松懈。

那么,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热潮会出现“禁而不止”的情况?换句话说,与以往相比,这一轮宏观调控为何如此之难?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4年前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地方项目投资增长高达64.9%,说明当前经济过热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拉动的。

应该说,1993年到1998年的经济“软着陆”,至今仍是中国宏观调控者引以自豪的事情。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灵活利用利率杠杆增加储蓄、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等16条措施,要求各地立即贯彻落实。事实证明,这种以行政为主,以市场和法制为辅的手段成为遏制行政主导型投资热的比较奏效的方法。

那么,这次为什么不能效仿1993年的做法呢?问题在于,我国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的经济过热大都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而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新一轮经济周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个周期。这意味着,此轮经济过热,既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又带有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

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不是通过中央政府追求高速度而是通过地方政府追求高速度体现出来;而带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则表现在投资主体多元化,企业正成为投资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盲目冲动再加上企业的非理性行为无疑给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点刹”能否奏效

为与1993年“急刹车”式的宏观调控相区别,也为了免去外界不必要的猜测,中央高层称此次调控为“点刹”——

今年2月,银监会发出通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信贷资金流向进行专项检查。

3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不再审批扩大电解铝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严格禁止新建和扩建机立窑等水泥项目。

4月2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同日,央行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和再贷款浮息制度,并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公开市场操作。

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江苏省和金融监管部门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事件涉及的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29日,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在1个半月内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重点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以及2004年以来新开工的所有项目。

30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控制信贷规模、降低信贷风险。银监会还提出七条具体措施,并特别指出,对于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以及未按规定程序审批的项目,一律不得发放新的贷款,已给予授信和已发生贷款的要采取适当、稳妥的方式予以纠正。

“五一”以后,央行继续运用公开市场业务,11日发行了1年期中央银行票据,13日上午又恢复了回购交易,同时开展发行较长期的1年期的票据和1个月到3个月的短期正回购,以进一步收缩市场上的流动性……

一系列被称之为“点刹”的调控措施实施之后,效果又如何呢?据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去年贷款最高的8月份,贷款余额增幅达23.9%,去年年末已下降至20.1%,到今年4月末,贷款余额继续下降到19.9%。同时,广义货币也基本呈现一种逐渐下降的态势,虽然下降的幅度还比较有限,但已初步抑制了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的趋势。

与此同时,钢材价格已呈现明显下跌态势。国家统计局认为,下半年经济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回落,“点刹”初见成效。当前,尽管货币政策已经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预警性、超前性明显提高,但是还应当强调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积极配合效果。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例如结构调整等,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往往并不令人满意,目前的货币政策调节也遭遇到缺乏有效工具以及传导渠道不畅等问题。

其实,优化产业和投资结构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如影随形的问题。而近期出现的高投资增长率,恰恰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问题。但是,在供给结构调整方面,特别是在防止投资过热方面,我们需要探索和实践的地方还很多。

调控如何“两全”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的加大,争论的焦点也已从前一阶段的“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转向目前的“宏观调控应该怎样调”。

其实,中央此次宏观调控之所以没有像以往四次经济过热中那样急放疾收,而是采取“点刹”的方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既要防止经济过热又不想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可谓用心良苦。

事实证明,每次过热都会给经济带来不小损失。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的峰位虽明显下降,但亦均超过10%。这四次经济过热后虽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却均以减缓经济增长率为代价。

那么,现在情况又如何呢?有数据表明:目前投资过热的五大行业同时恰恰也是国家统计局颁布的今年头两个月新增利润最多的行业。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重于投资的增长。而过分依赖于一个方面推动力的经济增长太快,超过了潜在增长率,其结果往往会导致增长质量的下降。根据对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相关数据的研究,总体上看,政府投资每增长1%,应当能使GDP增长达到0.8%左右。但是,在2003年,投资每增长1%所带来的GDP增长却只有0.4%左右。

可以说,正是以往的教训使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这一轮经济运行刚刚进入上升期时就开始采取措施预防经济过热,并在同时注意把经济上升的活力和潜力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十分注重在采取调控手段时不过激、不过急和不过早。

但是,制定一个既能防止经济过热又能兼顾各方利益并不伤及各地区、各部门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宏观调控方案又谈何容易?!

有人认为,要想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趋势,目前应更多地运用行政手段。因为在情况尚不明朗特别是国际上相关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如果贸然采取加息这样的总量措施,就会失去继续调整的余地——道理很简单,一旦加息不可能马上再减息。相反,倒是“窗口指导”这样的行政手段的弹性要更大一些。所以,现在行政手段多一些,并不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倒退。

然而,就商业银行而言,信贷风险控制和盈利本来就是其经营本能。那么,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家的行政控制指令,究竟该维持怎样一个“度”?

更多人则强调运用市场化调节方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重工业化时期,这个时期的投资通常是大规模、分期进行的,如果在已经投入前期的资金之后进行严厉地紧缩,就有可能在银行形成新的不良资产,此时银行体系承担了经济紧缩的风险。而目前,固定资产增长过快几乎完全是银行信贷支撑的结果。以房地产为例,无论是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流动性贷款、土地储备贷款还是个人住房消费贷款,都是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把银行信贷资金集中到了房地产业。因此,如何规避信贷风险?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央政府追求经济平稳增长、防止大起大落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宏观调控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把当前局部过热的问题提前解决好,从而防止局部过热变成总体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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