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实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中国论文,重要贡献论文,张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09)05-0096-09
张岱年教授在中国实学研究上的重要理论贡献，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一、提出了宋元明清哲学“三足鼎立”的学术格局；二、构建了宋元明清“气本论”学派的人物谱系；三、关心、支持与指导了现代中国实学研究。
一、提出了宋元明清哲学“三足鼎立”的学术格局
自北宋特别清初《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和《理学宗传》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及其理学家或通过故意歪曲或通过有意埋没等手段，将张载开创的“气本论”学派变成宋明理学的附庸。所以，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宋元明清哲学只有两个学派即程朱的“理本论”学派和陆王的“心本论”学派，根本不承认由张载开创的“气本论”学派的独立地位。张岱年教授认为，这种“两足并行”的观点，是一种“不准确、不全面的”错误说法。在他看来，在自宋至清的哲学中，除程朱、陆王两派外，还有一个以张载、王廷相和王夫之为代表的独立于理学之外的“气本论”学派。
张岱年教授的“三足鼎立”的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
一般说来，在20世纪50年代前，张先生把它表述为唯气论、唯理论(或理气论)和唯心论。早在1936年5月《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张岱年教授指出：“宋以后哲学中，唯物论表现为唯气论，唯气论成立于张横渠……唯气论其实即是唯物论。”“张子的唯气论并无多大势力，继起的理气论与唯心论，都较唯气论为盛。到清代，唯气论的潮流乃一发而不遏，王船山、颜习斋，先后不相谋的都讲气。……习斋以后有戴东原，讲气化流行。”
张先生在1937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针对当时学界的现状，更为完整地阐述了宋元明清哲学“三足鼎立”的新说。指出：“自宋至清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有三个主要潮流。第一是唯理的潮流，始于程颐，大成于朱熹。朱子以后此派甚盛，但不曾再出过伟大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大家都是述朱而己。第二是主观唯心论的潮流，导源于程颢，成立于陆九渊，大成于王守仁。此派最盛的时期是在王氏以后。第三是唯气的潮流亦即唯物的思潮，始于张载，张子卒后其学不传，直到明代的王廷相和清初王夫之才加以发扬，颜元戴震的思想也是同一方向的发展。(颜氏反对程朱陆王，独对于横渠颇表敬意；戴氏虽不推崇横渠，然在宇宙观上是宗述横渠的)”可以说北宋是三派同时发生的时代；南宋、元及明初是唯理派大盛的时期；明中叶至明末是主观唯心派大盛的时期；清代则是唯物派较盛的时期。”在这里，张岱年教授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自宋至清的哲学思想分为唯理派、唯心派(主观唯心论)和唯气派(唯物论)三大哲学潮流，而且也清楚地指出了三大哲学潮流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产生、发展和兴衰的历史过程。他以“三足鼎立”新说代替了自《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和孙奇逢《理学宗传》以来的“两足并行”的旧说，这是张岱年教授对宋元明清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张先生较多地把“三足鼎立”表述为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在1981年4月撰写的《关于宋明时代的唯物主义及其对唯心主义的关系》一文中，他指出：宋明哲学，有“以气为本的学说”，有“以理为本的学说”，也有“以心为本”的学说，充满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对立”。“以气为本的是唯物主义，以理为本的是客观唯心主义，以心为本的是主观唯心主义”。1991年，张岱年教授在《张载哲学的理论贡献》一文中，又指出：“宋元明清哲学中，程朱学派以‘理’为世界本原，属于客观唯心论；陆王学派以‘心’为世界本原，属于主观唯心论。在程朱、陆王两派外，还有以‘气’为世界本原的是唯物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开创者是張横渠。”1992年，张岱年教授在《中国哲学史》创刊号上发表的《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派论争》一文中，以更为简明的语言，肯定“宋明哲学中主要有三个学派，即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本论。”
有的时候，张岱年教授也把“三足鼎立”新说表述为“气”一元论、“理”一元论和“心”一元论。在1981年8月撰写的《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一文中，他说：宋元明清哲学“实际包括三个流派：一是张载的“气”一元论，后来到明代的王廷相和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才得到进一步发展。二是程颐、朱熹的“理”一元论，后来成为南宋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官方哲学。三是陆九渊的“心”一元论，到明代的王守仁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又说：“宋明理学在中国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张载讲“气”一元论，程、朱讲“理”一元论，陆、王讲“心”一元论。”在1985年1月撰写的《王廷相和明代气学》序中，他肯定王廷相在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论争中，“从程朱回到了张载的‘气一元论’。”
张岱年教授虽然主张以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或“气”一元论、“理”一元论和“心”一元论诠释“三足鼎立”新说，但是不赞成以“理学”、“心学”和“气学”界定“三足鼎立”的内涵。他《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派论争》一文中，指出：“近年有许多学者称程朱学说为‘理学’，称陆王学说为‘心学’，称张王学说为‘气学’。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即如此命名的。”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四十九章《通论道学》中，认为“程氏弟兄是道学的创始人。他们弟兄二人创立了道学，也分别创立了道学的两派：理学和心学。張载以气为体，可以称为气学。”又认为“心学与理学是传统的名词，如果以这两个名词为例，立一个新名词，那就可以说張载的一派是气学。心学和理学是道学中的唯心主义，气学是道学中的唯物主义。”張岱年教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我在拙著《中国哲学大纲》中，曾称张横渠、王船山的学说为‘唯气论’，50年代以来称之为‘气本论。’看来称之为‘气本论’较为明切。如称之为‘气学’，却有不甚恰当之处。”“程朱理学在本体论上以理为本，在修养论上宣扬‘穷理尽性’，理不仅是一个本体论范畴，而且是人生的最后归依。陆王心学在本体论上以心为本，在修养论上宣扬‘发明本心’，心也不仅是一个本体论范畴，而且是道德的最后依据。张横渠、王船山在本体论上主張以气为本，但在修养论上却不是以气为主要观念，横渠讲‘大心体物，’船山讲‘尽性践形’，都没有以气作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横渠船山之说不宜简单地称之为气学。还是‘气本论’比较恰当些。”所以，张岱年教授认为，“将宋明哲学的派别区分为气本论、理本论与心本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批评有些学者“只承认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两大派别的对立与斗争，不承认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传统，那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颇之见。”在现代学者中，也有人将张岱年哲学思想说成是“新气学”。据我所知，在张先生的著作中，从未将张载、王夫之一派的哲学称之为“气学”，而且明确地指出它“有不甚恰当之处”，不如“气本论”“较为明切。”张先生的新唯物论哲学虽然是接着张载、王夫之一派的“气本论”讲，但是，张先生既然不同意将张、王的旧唯物论说成是“气学”，怎会同意将自己的新唯物论说成是“新气学”呢？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详见李存山先生《“新气学”辨正——与张立文先生商榷》)
20世纪50年代以来张岱年教授对“三足鼎立”还有一种表述方式，就是以学派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来命名的。他《关于宋明时代的唯物主义及其对唯心主义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传统的说法，把宋明儒学分为两大派：一是程、朱学派，二是陆、王学派”，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于是，他根椐王夫之的观点，将宋元明清哲学分为张(载)王(王廷相、王夫之)学派；程(颐)朱(熹)学派；陆(九渊)王(阳明)学派。1988年1月，张岱年教授在《宋明理学评价问题》一文中，再一次重申他的观点。他说：“自清初的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来，许多学术史思想史著作认为宋明理学包括两个学派，即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学派。我认为这是不准确、不全面的。事实上，理学中还有一个重要学派，即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的学派，可称为张王学派。”“我认为，张王是理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学派。把理学思潮简单地析别为程朱、陆王两派，乃是一种偏见”。
从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50年代起，张岱年教授是持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所以，他在诠释宋元明清哲学“三足鼎立”新说时，总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高度揭示它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本质，将张(载)王(王廷相、王夫之)气本论学派哲学界定为唯物主义，将程(颐)朱(熹)理本论学派哲学界定为客观唯心主义，将陆(九渊)王(阳明)心本论学派哲学界定为主观唯心主义，赋予中国近古哲学以现代意义。1992年4月，他在《中国理学大辞典》序言中指出：宋明哲学中，“程(颐)朱(熹)学派宣扬唯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王(守仁)学派宣扬唯心，可以说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但张载及其继承者王廷相、王夫之以气说明世界，乃是唯物主义哲学。”1992年6月，他在《中国哲学通史纲要》序中，再一次重申：“宋明哲学主要分为三派：一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客观唯心主义)，二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本论(主观唯心主义)，三是以张(载)、王(廷相)为代表的气本论(唯物主义)”。
以上对“三足鼎立”的不同表述，只是以不同的角度立论的。在张先生的著作中，往往是重叠或交叉使用的。
张岱年教授提出的“三足鼎立”新说，是以他对宋元明清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为理论前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哲学辩论的根本问题也会随之变化。在1956年10月出版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张岱年教授明确指出：宋元明清时期，“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就是‘气’、‘理’与‘心’何者是根本的问题。”1980年9月，他在《中国哲学大纲》再版序言中，指出：“宋、明哲学的中心问题是：气、理、心三者孰为根本？气是物质性的，理是观念性的，心是精神性的。以气为本，以理为本，以理为本，形成三个主要流派。”1983年5月，在《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一文中，他将宋元明清哲学家分成气一元论、心一元论与理一元论三派，认为张载肯定“整个世界由气构成，气凝聚而为万物，而气本身是一种物质性存在。张载是‘气一元论’者”。“明代的王廷相反对程、朱陆、王理学，替张载辩护，主张理在气中，理不离气，也属于这一派。”“程颢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心……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陆九渊发挥了程颢的学说，认为心即世界，世界即心。”明代王守仁“将这种“心”一元论发展到极端，宣称‘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们都是“心”一元论者。”“周敦颇、程颐和朱熹则表现为客观唯心主义，是‘气一元论’者，程颐、朱熹认为世界的最高本源即是理”。1985年初，张岱年教授在《中国古代哲学源流》一文中，再一次重申宋元明清哲学家分成三派的观点，指出：“宋元明清哲学的哲学范畴是气、理、心。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以为气是最根本的；程朱以为理是最根本的；陆王以为心是最根本的，这是中国近古哲学思想的基本分野”。
张岱年教授提出的“三足鼎立”新说，从思想继承性而言，可能受到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影响。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对宋明学术源流作出了客观评述，他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教学于关中，其门人末有殆庶者。……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嬉，……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在这里，王夫之将宋明学术分为三派：一是“张子之学”，二是“周、程、朱氏之学”，三是“陆、王之学”。张岱年教授对此评论说：“我认为船山的这个见解很深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張横渠的学说，以气为最高概念，可谓唯物主义。程、朱的学说，以理为最高概念，可谓客观唯心主义。陆象山的学说，以心为最高概念，后来王阳明又加以发展，可谓主观唯心主义。一般的看法，只承认程、朱与陆、王的对立，而不承认張横渠‘气的哲学’的独立地位，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偏见。”(1982年《王船山的历史地位》)张岱年教授站在时代精神和现代辩证唯物论的高度，对王夫之的思想作出了现代诠释，从而提出了宋元明清学术“三足鼎立”的新说。
张岱年教授提出的宋元明清学术“三足鼎立”新说，虽然不是直接把“实学”作为切入点，但是他冲破数百年乃至千年的“理学研究范式”，敢把宋元明清“以气为本”的气本论学派从“理学”中剥离出来，成为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对立的独立学派，并把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格局由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两足并行”转变成“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本论”的“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一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就从本体论角度为宋元明清“实学”的合法性及其历史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为中国实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功伟矣！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中国实学研究，并在中国实学研究实践中我提出的“一源三流”说①，正是对张岱年教授“三足鼎立”新说的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二、构建了宋元明清“气本论”学派的人物谱系
要想真正摆脱数百年乃至千年的“理学研究范式”对学界的思想束缚，确立宋元明清“气本论”学派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只是从学术总体上提出“三足鼎立”新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具体人物层面一个一个地将他们从“理学”和“心学”阵营中剥离出来，构建一个系统的“气本论”学派的人物谱系。张岱年教授几乎用尽了一生的精力和智慧，艰苦地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剥离出来，并找出他们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从而构建了一个宋元明清“气本论”学派的人物谱系。
张岱年教授构建宋元明清“气本论”学派的人物谱系的学术工程，主要是把被埋没或者被歪曲的唯物主义代表人物从“理学研究范式”中剥离出来。
他在1937年2月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自序中，初步地构建了一个宋元明清“气本论”学派的人物谱系。北宋张载(世称横渠先生)是这一时期“气本论”学派的开创者，中经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代颜元、李塨，至戴震而完成的。他在其后的50年哲学生涯中，根据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又先后补充了北宋的王安石、李觏，南宋的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叶适，明代的韩邦奇、吴廷输、吕坤、宋应星、王艮、李贽和唐鹤征，明清之际的刘宗周、傅山，清初具有“独特思想者”陈确、潘平格、吕留良和陆世仪等。这就是张岱年教授为学术界构建的宋元明清“气本论”学派的人物谱系。
正如张先生在1955年《关于张横渠的唯物论与伦理政治学说》一文中所说：“整理中国的古典唯物论，认清中国的唯物论传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历史上许多的唯物论者，不是被埋没，就是被歪曲。”在这一剥离工程中，张岱年教授用力最大者，恐怕要数张载和王船山了。
张岱年教授认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张载以气为本，程颐以理为本，“关学宣扬气一元论，洛学标榜理一元论，实际上是泾渭有别的两派”。但是，“洛学的门徒，为了争夺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不惜歪曲事实，编造谎言，力图贬低关学。”(《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洛学门徒是如何歪曲事实，编造谎言呢？张先生从三个方面揭露了他们的谎言：一、在年龄上，他们故意将张载说成是二程的晚辈。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注八中，张岱年教授指出：“北宋五子，以年岁言，邵(雍)最老，周(敦颐)次之，张(载)又次之，二程则少张子十余岁。”怎么能说张载是二程的晚辈呢？二、编造年龄谎言目的，是为了将张载“关学”打扮成“洛学”的附庸或同调，企图贬低张载而抬高二程的地位。张载卒后八年大程方卒，三十年小程方卒。所以，在张载卒后，先从学于张氏而后又从学于程氏的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公开编造说：张载拜见二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尽管程颐公开加以否定，而二程门徒仍然坚信、宣扬“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的谎言。三、故意贬低张载“关学”的思想价值。朱熹在《语孟集义序》中，指出：“若张公之于先生(指二程)，论其所至，窃意其犹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认为张载是二程的配角，真正主角是二程。在《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中，他又指出：“横渠之于程子，犹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认为二程的境界最高，张载则亚于二程。朱熹编著《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将张载“关学”列于二程“洛学”之后。从此，“濂洛关闽”、“周程张朱”的“道统”说，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便成为宋元明清流行的口头语了。“于是，张载被他们打扮成理学大师了。事实上，张载没有把“理作为他的学说的中心观念。”“把张载列于二程之后，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意图涂抹历史。”(《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不承认张横渠的‘气的哲学’的独立地位，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偏见。”(《王船山的历史地位》)
为了恢复张载“气本论”思想体系及其所开创的“气本论”学派的本来面目，以确定“气本论”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立学术地位，张岱年教授在其专著《中国哲学大纲》(1937)、《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955)、《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956)、《中国哲学史史料学》(1980)、《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1984)、《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1987)等，以及重要论文《张横渠的哲学》(1955)、《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1977)、《张载评传》(原载《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释张载哲学中所谓神》(1984)、《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序(1986)、《张载哲学的理论贡献》(1991)、《正蒙全译》序(1995)等，从正反两面系统地深刻地揭示了张载“气本论”思想体系及其所开创的“气本论”学派的本来面目，从而为恢复张载及其所开创的“气本论”学派的历史地位，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史料层面，都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
张岱年教授认为，明代宣扬“气本论”的思想家，除了张载，还有被理学家歪曲的罗钦顺，被埋没的王廷相、韩邦奇、吴廷翰和宋应星等“气本论”思想家。从思想继承性看，虽然“罗钦顺是从程朱学派分化出来的”(《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宗仰程伯子形上形下浑然不分”的“理气为一物”的观点(《中国哲学大纲·序论》)，“受程朱学派的影响很大，所以有许多人把他算作程朱学派中的一人。事实上，他曾对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进行了重要的批评。他是一个从程朱学派出来的独立思想家，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张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源流》一文中，论证道：罗钦顺“中年信仰程朱，晚年对于程朱理气学说发生怀疑，提出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
王廷相虽然“是明代中期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是，这位哲学家却长期被人埋没，鲜为人知。张岱年教授在1982年《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序中，较详细地客观地阐述了这一历史过程。他说：“明清之际，撰写《明儒学案》，摘录了王廷相的主要著作，高度赞扬了他的‘理在气中’的观点。但是，黄宗羲以后的清代学者就很少谈到王廷相的著作了。‘五四’以后出版的几本‘中国哲学史’著作中，也很少提到王廷相。我在30年代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中曾对王廷相的学说有所论述。解放以后，50年代初期，我有幸购得明刊《王氏家藏集》，披读之余，颇拟对于王氏哲学作进一步的阐述，而忙于教学工作，竟致迟延，仅在《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略加评论，有负宿愿，念之深愧。值得庆幸的是，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设立专节讲述王廷相的思想，又主编了《王廷相哲学选集》，于是王廷相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终于得到确认了。”尔后，在1985年《王廷相和明代气学》序、1990年《喜读〈王廷相集〉和〈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又进一步补充说明了这一发掘过程。
在《中国哲学大纲·宇宙论》中，张岱年教授对王廷相哲学作出了精辟的论断，指出：王廷相“是一个声望不甚显著的独立思想家。”所以称他是“独立思想家”，主要有两方面涵义：一是在内容上，王廷相“论学不属于朱陆两派，而独以张子为宗。信持唯气的宇宙本根论，认为並非气本于理，而实乃理于气，气才是最究竟的。”在《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二是在形式上，不以解经形式而是“个人立论。”张先生指出：“中国近古时代的哲学家，多数以解经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理论见解，如王夫之著《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形式上是对于《周易》、《尚书》的注解，而内容包含许多独创性的新观点，是借题发挥，故称为‘外传’、‘引义’，但是究竟受解经形式的拘束，不免拖泥带水。……王廷相的《慎言》与《雅述》，在形式上是个人立论，独抒己见，而内容又非常深刻，超越前哲，这是难能可贵的。”(《喜读〈王廷相集〉和〈王廷相和明代气学〉》)
张岱年教授认为，王夫之哲学思想中，虽然接受了程朱学派的“天即是理”和“心中有理”的“一些唯心主义残余”，但是，他在理与气、道与器、有与无、知与行等哲学基本问题上，既反对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批驳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坚持了“气本论”唯物主义立场。他是一位“前无古人”、成就“卓越而光辉”的哲学家，是“明清之际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从他批判绝对君权、否定理欲之辨和“主静”修养方法，证明“(王)船山确已超越了理学的限际，所以不能称他为理学家。”(《王船山的历史地位》)“清代的理学家把王夫之也算作程、朱学派，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人把王夫之也看作反理学的思想家，似欠确切。”(《关于宋明时代的唯物主义及其与唯心主义的关系》)为了确定王夫之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立地位，张岱年教授除了他的专著外，还撰写了多篇有关王夫之“气本论”思想体系的学术论文，诸如《王船山的唯物论思》(1954)、《论王船山哲学的基本精神》(1983)、《王船山的理势论》(1984)、《弘扬王船山的精粹思想》(1991)、《王船山的主‘动’哲学》(1992)、《王夫之伦理思想研究》序，等等。
张岱年教授不仅从程朱“理学”中剥离出罗钦顺、王夫之，从“诸儒”中发掘出王廷相等人，而且还从宋代事功学派代表人物王安石、李觏、陈亮、叶适著作中阐释出他们的“气本论”思想，从正面深刻地论述了清代颜(元)、李(塨)和戴震的“气本论”思想体系。
明清时期，除了从程朱“理学”中剥离出罗钦顺、王夫之，、从“诸儒”中发掘出王廷相、颜元和戴震等一流唯物主义哲学家外，张岱年教授又从“诸儒”中发掘出了一些重要的“气本论”学者。
他指出：顾炎武反对“王学空疏狂放之弊，而致力于述经及史学的研究。”“顾氏奠定有清一代考据学的基础，他对王学痛心疾首。”(《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他反对空谈心性问题，提倡研究实际问题的新学风。”顾氏虽未提出系统的宇宙论，但“他承认‘充满于世界之中的是气。’(《日知录》卷一：“盈天地之间者气也”)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同上)，并且指出‘道理是不能离开物体的。’(同上：“非器则道无所寓。”)应该承认，顾炎武宣扬了唯物主义观点。”(《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反对抽象的心性空谈，着重研究实际问题，……他开创了清代考据学重视实证的学凤。在哲学方面，顾炎武赞扬张载‘太虚即气’的观点，认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强调‘非器则道无所寓’(《日知录》)，表现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中国古代哲学源流》)
傅山在学术上“提倡诸子学的研究，开创清代研究先秦诸子的风气。”反对各种奴性，崇尚民族气节。在哲学上，“他针对程朱‘理在气先’的学说，提出‘气在理先’的命题。”“傅青主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谈傅青主的历史地位》)
深受王廷相思想影响、而被中国人早已遗忘了的吴廷翰，也是改革开放后从日本发掘出来的。还有“韩邦奇，解《正蒙》‘太和何谓道’云：‘太和是阴阳迭运，絪蕴交密者，乃化育流行天道也，孔子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正蒙拾遗》)他极力推崇张载。此外，吕坤、宋应星也都主张气一元论，这是近年来哲学史工作者所公认的。”(《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吕坤，独立思想家，有唯物主义倾向。”“宋应星，明末科学家，著有《天工开物》。……近年发现他的哲学著作《论气》，阐发气一元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除上述外，张岱年教授也不断地从陆王“心学”中剥离出一些“气本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构成明清实学中的“实心实学”流派。指出：唐鹤徵“是从阳明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他断言：‘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生生不已皆此也。’‘自此分阴分阳千变万化条理精详卒不可乱，故谓之理。’(《桃溪札记》)又说：‘盈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唯横渠先生知之’。(《桃溪札记》)他也是张载气一元论的继承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明代“黄绾，本来笃信王守仁，拜王守仁为师。晚年对王守仁的唯心论有所批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阳明后学虽遍布天下，其中最具特色的当推泰州学派。王艮虽以阳明为师，但在实际上讲的仍是他自己的“格物”说，认为“身”是“天地万物之本也”，提出“安身”“保身”、“尊身”，既要满足个人物质生活，又要满足个人尊重需求，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反映了个体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的要求，这同当时社会中市民的活跃是有关的”。(《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李贽虽然崇拜王守仁的“心学”，但是，他极力反对程朱学派客观唯心主义和陆王学派中的“伪道学”，猛烈抨击封建主义的礼乐刑政，主张人民“自治”、“自理”，反对君主专制，“具有初步的民主思想。”(《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反对礼教，批评程朱学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起过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张岱年教授认为，明清之际，刘宗周“虽属于阳明学派，但也批评王守仁许多学生流于禅学。刘宗周在理气问题上批评程朱，强调理在气中。而在心物问题上，认为心是根本。这样，他虽然在理气问题上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归根到底，还是唯心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明代后期，阳明学盛行，而宗述阳明学的学者多流于禅学。刘蕺山服膺阳明，而力图挽救王学末流之失，讲明儒释之辩。”他“以诚意为宗，虽属唯心之论”，但“在理气问题上肯定理在气中，在人性问题上力反朱学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二的观点……蕺山断言理在气中，近于气本论；但以心统天地万物，仍属心本论的观点。从学术发展上来看，刘蕺山可以说是从心本论转向气本论的一个中间环节。”(《蕺山学派哲学思想》序)
张岱年教授认为，黄宗羲宗其师刘蕺山之说，虽然肯定“盈天地皆心也”，提出“心即气也”的命题，但在理气问题上，“他赞扬罗钦顺、王廷相的见解，强调理在气中。”“在政治思想上提出比较明确的初步民主思想，在政治思想上起了卓越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哲学源流》)“黄宗羲在宇宙观上徘徊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还不是一个坚决的唯物主义者。”(《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自陆象山至黄梨洲的唯心论之发展，即由心即理说到心即气说之发展。象山之说出于理气论，由梨洲之说而前进，则入于唯气论。这是由理气论经过主观唯心论而达到唯气论之环。”(《中国哲学大纲·宇宙论》)
正因为张岱年教授以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构建了一个宋元明清“气本论”学派的人物谱系，有力证明“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个悠久的唯物主义传统。”(《中国古代元气学说》序)这就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中国实学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不管是《明清实学思潮史》还是《中国实学思想史》的人物选择，都是这一人物谱系的进一步扩展。
三、关心、支持与指导了现代中国实学研究
中国大规模地开展实学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哲学研究领域的反映。从一开始，张岱年教授就担任中国实学研究会顾问，十分关心、支持与指导了现代中国实学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围绕着编写《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先后于1985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八大处，1986年8月18日至23日在四川成都金牛宾馆，召开了明清实学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明清实学的内涵和外延，发展脉络和历史地位，以及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反映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争论的焦点是：“明清实学”是否存在？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或者怀疑态度。记得在八大处会议上，持否定的人有一阵几乎占了主导地位。如果“明清实学”真的不存在，编写计划就会架空，开展实学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在这一关键时刻，张岱年教授在他的总结式的发言中，明确地肯定“明清实学”是确实存在的，并建议编写者将书名由《明清实学史》改成《明清实学思潮史》。因为在他认为“明清实学”并不限于哲学，还涉及到文学、艺术、科学、政治和经济等领域，是一股“由虚返实”的社会思潮。经过认真讨论，大家同意张先生的意见，从而为撰写《明清实学思潮史》和开展中国实学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经过三十多位作者的通力合作，由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三卷本)于1989年7月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以人物为纲系统阐述明清实学的学术专著。张先生看后十分高兴，并向全体作者表示祝贺。
《明清实学思潮史》撰成后，该书作者在学术观点上发生了分歧。有些同志仍坚持原来的学术观点，把实学看成明中叶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间的学术思潮。而我和部分同志在明清实学研究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宋明理学中，不管是程朱学派还是陆王学派，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多次讲到“实学”，有时也声称自己的学说是“实学”，如何解释这一学术现象呢？二是明清实学家虽然批判了宋明理学，但是他们所批判的只是其中的“虚学”部分，而理学中所蕴含的“实学”成分又是构建明清实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又如何科学地说明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关系呢？由此，我就萌发了编写《中国实学思想史》的念头。这一想法尽管受到同道者的批评，但我仍坚信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按照中国实学是“北宋以降的实体达用之学”的新看法，由我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三卷四编四十七章，凡135万余字)，于1994年9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海内外第一部以问题为纲编写的中国实学专著，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实学的基本特征、演化过程、发展规律及其当代价值。
该书出版前夕，我曾把全书总目和部分清样送到张先生家里，向他请教，以便在学术方向上最后把关。他看后，非常高兴，还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荣晋同志：
北宋以来，许多学派都自称实学，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实理，宣扬天道义理之实；陆王心学强调本心，宣扬内心修养之实；唯物论者认为气是实体，宣扬气化实体之实；事功学派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国计民生之实；清代朴学重视经义，强调训诂考据之实。其所谓实者各不相同，而皆崇实黜虚，反对道释虚无寂灭之说，则是一致的。这是宋元明清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您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对于北宋以来实学思潮做了详细的论述，这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新贡献，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全家安好
张岱年
5月22日
在这封短信中，张岱年教授对我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是对全体作者辛勤劳动的充分肯定，我们感谢老一代学者对我们的关怀与指导。从中国实学理论上，这封信回答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关于中国实学的起点问题。张先生既不同意起于汉代说和唐代说，也不同意起于明中叶说，明确指出“北宋以来，许多学派都自称实学”，肯定“起于北宋说”，是正确的。(2)中国实学的共性与个性问题。从个性看，既有程朱理学的“天道义理之实”，陆王心学的“内心修养之实”，清代朴学的“训诂考据之实”；从共性看，各派实学虽不相同，但“皆崇实黜虚，反对道释虚无寂灭之说，则是一致的。”可以说，这封短信，不只是对《中国实学思想史》编写指导思想的赞誉，而且对于中国实学研究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极为重要。
近日，翻阅《张岱年全集》，发现这一重要学术观点，是张先生随着实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经过长期沉思后而逐步形成的。早在1956年撰写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他从本体论高度，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与今天所谓物质相近的名词，“就是‘实’，‘有’，‘物’，‘器’，‘象’，‘气’。‘实’就是实在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谓客观实在。‘有’就是存在，也即是客观存在。……古代哲学家所谓气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物质了。”1991年撰写的《清代哲学》序中，他更加全面地指出：“明清之际，从事学术的明代遗民，遭受亡国的残痛，考察明室覆亡的原因，归罪于宋明理学的空疏，于是力图黜虚崇实，达到了学术发展的新阶段。”“清初的进步学者大都黜虚崇实，而所谓实者，各家意见不同。所谓实者，有训诂考据之实，有修养履践之实，有国计民生之实。”如他认为陆世仪“颇注重礼乐兵农之实学”，颜(元)、李(塨)“主张恢复礼乐射乡书数六艺的实学，注重经济民物水火兵农等实用的研究。”(《中国哲学大纲·序论》)这封短信的观点，是张先生长期思考的结果。
《中国实学思想史》出版后，在中国实学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国实学研究对象的“泛化”与“窄化”。围绕这一问题，学者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学术会议上也多次展开面对面的争论，提出了各种看法。2002年10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实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年老多病的张岱年教授，就多年争论的实学研究对象问题，发表了精辟的看法。他说：“我非常高兴参加中国实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实学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学研究对当代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历史上的实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程朱学派虽然强调理性，但却真下功夫。既然真下功夫，也就可以称为实学了。这种真下功夫的身心修养，就是广义的实学。狭义的实学就是气一元论，即唯物论，如张载、颜李学派，是以气为根本的，属于狭义的实学。”张先生讲话虽然简短，但是他的“实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近年关于“泛化”与“窄化”之争的一次理论总结。与会代表，都为他的精辟观点感到鼓舞，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想不到这竟是张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实学学术会议，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篇简短的讲话和一张他和全体与会代表的合影。
1981年4月，张岱年教授借《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修订之机，在《修订本序言》中，除了“补充修改”外，第一次把唯物主义与“实学”等同起来，提出了“可以用‘实学’作唯物主义的名称”的命题。他说：“中国过去是否有一个唯物主义传统呢？这两年来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我认为，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二个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这就可以肯定确实有一个唯物主义传统了。中国过去没有唯物主义的名称，但这不是没有唯物主义传统的理由。王守仁宣扬‘心学’，‘心学’即是主观唯心主义。没有人提出‘物学’或‘气学’的名称。王廷相曾标举‘实学’二字，如说：‘《正蒙》，横渠之实学也。’(《慎言》)。我们可以用‘实学’作为唯物主义的名称。”在这里，张先生不但肯定中国过去“确实有一个唯物主义传统”，而且还把唯物主义与“实学”视为同一意义的名称。
近三十年来，张岱年教授由持信唯物主义而走向实学研究，应是他的题中之义，二者有着内在的必然逻辑联系。每当中国实学研究出现分歧和争论的关键时刻，他就会提出自己的精湛观点，从而为中国实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张岱年教授的名字永远同中国实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他为中国实学研究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注释：
①关于“一源三流”说，请参阅拙作：《完成两个转变，推进船山学研究》，《转换研究范式，推动张载‘关学’研究》，《转换研究范式，开创浙东学派研究新局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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