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能胜[1]2000年在《回归自然——论陶渊明对自由的追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是人的生命意识觉醒的时期。本文试图从政治理想（“惠和千里”）和人格理想（“质性自然”）两方面揭示陶渊明的生命意识。“自由”既有人格的意义，也含有为实现目标而确证自我力量的意志的自由。在陶渊明的诗文中，“自然”、“真”、“自由”是相通的，“自然”包含三层意思：本真的自我，人格的自由和自然界。陶渊明以自我精神的完善，超越羁绊和痛苦，赋予生命以充实和圆满，实现人格的自由与回归。
朱高利[2]2009年在《陶渊明和梭罗回归自然的美学意蕴》文中指出陶渊明和梭罗两位思想家,虽然在国度、时代、文化背景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都选择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在自然中形成了对于自然、人生、社会等方面共同的审美追求。他们过着“简单”生活,自由惬意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并分别在诗歌和散文中体现出对于生命真谛的追求,都深深的吸引着今天处于消费时代中的人们。挖掘他们形成共同的审美追求的深层原因,对于今天处于迷茫中的人类,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从两人的差异入手,探讨了他们在国度、文化背景、哲学基础等方面的不同；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通过他们回归自然后的生活和创作,重点分析了他们在回归自然后形成的共同的审美追求。这种相似性体现在回归心灵自由、对自然美的发现与赞美、领悟生命的真谛、抒写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四个方面。这种以自然、自由、和谐为主旋律的生活,正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第三部分在一、二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共同审美追求的原因,向纵深开掘,阐述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在于三个方面的深层原因：自然美的独特存在、文明发展的偏颇、人类对生命自由的追求。通过以上的分析,旨在说明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文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可以为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第四部分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具体阐释了这种审美生活追求的现实意义。从两个方面展示了对现代人的影响：诗意的栖居和精神家园的重建。随着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加快,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加剧；随着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的推进,“金钱至上”自然成为了很多人的不懈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真诚丧失,人际关系隔膜。使自己迷失在前进的路途中——紧张、焦虑、身心疲惫、精神无所依归,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见病。本文正是立足于此,希望能给今天的人们一点启示,无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在心灵环境等方面。
刘红红[3]2010年在《庄子思想与魏晋时期中国文艺的自觉》文中研究说明庄子作为先秦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和道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以其独特的思想旨趣、人文关怀、审美趋向和文本模式,奠定了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和美学品格的基调,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本文力图从魏晋这一庄学勃兴和文艺自觉的特殊历史时段切入,将对庄子学说在魏晋流传发展的考察与对此阶段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文艺创作、审美艺术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深入揭示庄子学说对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体系的构建最初产生影响的思想文化机制和内在转换环节,为“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庄子“基因”绘出第一阶段的思想谱系；另一方面也着力探讨魏晋时期中国文艺自觉的进程及其与庄子思想流传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庄子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和生命价值,讲究人与自然和社会和谐共处的人生哲学。庄子所推崇的“逍遥”的人生境界、“至、真、神、圣”的理想人格、“虚静”的精神修养方法和“游”的处世态度,与无目的、非利害、超功利的审美活动规律和艺术创造精神内在高度一致、息息相关。不过,庄子思想的美学意义和艺术价值是在流传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魏晋时期特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文化和精神氛围,不仅为庄子学说的广泛流传和发展演变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且开掘和发扬了庄子学说中的审美和艺术内蕴,使其成为魏晋时期中国“文艺自觉”重要的思想催化剂。本文指出,庄子思想对魏晋时期中国文艺自觉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魏晋玄学通过对“声无哀乐”、“言意之辨”、“圣人有情无情”等主要论题的探讨和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庄子学说,而且使庄子思想中潜隐的艺术品格和审美趋向突显出来,从形象思维、语言形式、情感等方面揭示了艺术的独特本质和审美的特殊规律,冲破了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的桎梏,从思想理论上促进了艺术本体的独立。二是魏晋士人群体在庄子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魏晋风度”,不但体现了士人阶层主体精神的自觉、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而且使他们在思想上超越名教、独立自由,在行为上率性而为、顺应自然,在生活上隐逸山水、服药纵酒,在情趣上寄托艺文、高雅飘逸。这使士人群体不仅对艺术创作和审美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而且还对自身的人生理想和价值产生了新的追求,发现了文艺对于主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把艺术创作作为实现人生价值、体现终极关怀的有效途径,从而自觉地投身于艺术和审美创造中,大大促进了艺术主体的觉醒。三是随着艺术本体的独立和艺术主体的觉醒,魏晋时期的人们对审美和艺术创作独特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是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产生了“重神轻形”的创作方法论、“虚静”的审美观照论、“神思”的艺术想象论、崇尚“自然”的美学原则等艺术和美学理论,为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调。四是由于士人群体开始自觉从事于艺术的创作、欣赏和评鉴,大大拓展了魏晋时期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体裁,产生了大量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特别是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等领域,魏晋士人们的审美创造都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作用,为这些中国古典艺术的主要门类在后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典范。
赵雪梅[4]2010年在《陶渊明诗文中的生态美学思想》文中研究指明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体裁。陶渊明是魏晋独具风流的人物,不仅是诗,在他的文章中也处处体现出以自然为最高境界的处世哲学。陶渊明诗文中所描写的田园之乐正是现代所提倡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典型文本。陶渊明诗文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在自然中寻求人生的安顿,这是陶渊明带给我们的生存智慧,同时也是我们为这个时代的生态危机所寻得的一方心灵的栖息处。本文拟对陶渊明诗文中的生态美学思想进行集中的考察。首先,主要是追溯陶渊明生态美学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与思想渊源。《周易》、孔子、老庄等对陶渊明生态美学思想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和哲学思潮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从文本入手,深入研究陶渊明诗文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最后,掘发陶渊明生态美学思想的现代启示意义,为当下我们寻求生态文明,追求一种尽可能简单的物质生活和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指明了方向。
洪平[5]2016年在《论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怀》文中认为作为东晋最有名的诗人,陶渊明为后世文人留下了众多宝贵的财富。众所周知,陶渊明先生是开创田园诗风的第一人,他的作品中多的是对田园生活的描写与感悟。传统的陶渊明研究,往往强调在山水诗盛行的时代,陶渊明作为“田园诗人”的特殊性,然而当我们反复阅读陶诗,便可以发现,陶渊明免不了受当时时代风潮的影响,其诗歌中并不乏对山水景观的刻画。本文以陶渊明诗歌为文本对象,重点探讨其诗歌中涉及到山水情怀的部分,从而挖掘出,除了“田园”外,“山水”实际上是陶渊明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情结。绪论:主要探讨“山水情怀”一词,概述本课题的研究现状,谈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及写作意义。第一章:主要探讨山水情怀形成的原因。包括陶渊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对时代风尚的追随以及他走向山水的契机三个部分。第二章:主要将陶渊明的诗歌中表现诗人山水情怀,描绘山水景物的诗句一一析出,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莽苍的自然山水景观。这一类景观通常是诗人作品中纯粹地描绘不经人工的渲染的自然山水,显示山水的原始风貌。另一类为僻静的田园景观。这一类景观以田园生活为背景,写诗人所见到的田间地头的客观景物。第三章:主要探讨分析诗人对山水情态的透彻领悟。本章从陶渊明居于山水的生活之趣、寓于山水的性格之美、托于山水的生命之归三个方面进行剖析。第四章:专门将陶诗中析出的山水成分与同时代的“山水诗祖”谢灵运的诗歌相比较,着意寻找其相通之处。只有和谢灵运的山水描写比较时,才能看出陶诗中山水情怀的全部意蕴。余论:主要论述陶渊明对唐代山水诗的影响问题,特别是唐代的王维和孟浩然等山水诗人对陶渊明的一种接受的分析。这一部分是对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怀的一种纵向的分析,亦是不可或缺的。总之,本课题主要集中在对陶诗的山水情怀方面的研究,证实除了“田园”外,“山水”实际上是陶渊明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情结。
管才君[6]2016年在《魏晋自然审美观念研究》文中提出自然,既是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也是能够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审美范畴。从先秦到魏晋,自然一直具有多种含义,并被多重理解。魏晋的自然观,既是形而上的、超越的,又是形而下的、感性的。其形而上的超越性质,体现为自在自为的“自然之道”；其形而下的感性存在,表征为实体性的天地万物,以及人的自然情性。魏晋自然观的复杂意蕴,关涉到“道”本体品格的抽象性,自然界存在的客观性,以及人的感性要求的合理性,延展到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等方面,浸润到美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促成了这一时期自然审美观念的转变与流行。第一章论述自然的内涵及在魏晋时期的理论化表述。自然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元范畴,或者核心范畴,其内涵异常丰富。魏晋自然观的理论化表述集中于玄学,玄学以其独特的思辨气质构建起魏晋自然观的多个向度,奠定了自然从哲学范畴向审美范畴转换的理论基础。第一,从三个层面对自然的内涵进行界定：道法自然、人性自然、天人合一,这三个层面涵盖了自然的基本内涵,是总纲性的理论概括。第二,考察了魏晋自然观的理论化表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无为与自然、独化与自然、名教与自然。王弼“贵无”,“无为自然”是王弼提出的新自然观,自然既是物之自然本性,也是客观规律性；郭象“崇有”,其“独化自然”说创构出魏晋自然观的新形态,体现为自生与自性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王弼、郭象“体用一如”的哲学观,使其对待名教与自然的态度趋向一致,他们均认为名教与自然并不矛盾,可以合一；阮籍、嵇康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否定封建伦理制度,张扬了个体的价值和意义,这对于魏晋自然审美观的形成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章分析自然观对于建构审美主体的重要作用。魏晋自然观与审美主体的建构关系密切,自然的形而下层面,凸显人的自然情性,促成了时人审美意识的觉醒；其形而上层面,则将人提升至与“道”同一的超越品质,表征为对人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第一,自然人性论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欲望的合理性。魏晋士人一往情深,甚至于肆情纵欲,直接的影响是促进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并由此带来审美趣味的变化。第二,道家自然观认为,唯有圣人才能达于“自然之道”,呈现为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王弼讲“圣人体无”,即指明了圣人合乎道,顺乎自然的人格美特性。老庄以圣人为人格美理想,魏晋士人则将这一理想运用于人生实践,刻画了一系列完美的人格美形象。第三,魏晋时人物品藻盛行,对人格美的欣赏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时人常以“清”、“淡”、“真”等范畴品评人物,这些范畴的出现和使用,与魏晋自然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梳理这些范畴的衍生、发展的历程,可以窥见审美主体的建构路径。第三章讨论自然观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客体被人们接受和欣赏,山水审美由此兴起。魏晋士人将形而上的“自然之道”具象化为自然界山山水水,他们以山水为安居之地,追求生命自由和精神超越,创造出了丰富灿烂的山水审美文化。第一,分析自然成为审美客体的理论基础。自然的实体性意义,经过先秦、两汉的发展,至魏晋时正式确立,自然开始指称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这是自然意义的新发展。“天”与“自然”的意义具有同构性,两者的分疏与合流,使得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客体直接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人们观照的对象；第二,山水审美观念经历从“比德”到“畅神”的历史变革。“比德”说将自然山水与社会伦理相比附,侧重于以山水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品质,“畅神”说则是重在以审美的精神欣赏自然山水之美,寻求精神上的愉悦畅达。第三,中国传统山水审美方法是“观物”和“游物”,“观物”重在静态的审美观照,“游物”则重在动态的审美体验,两者共同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山水审美方法。第四章考察自然观影响下的审美的生活方式。自然之道,既指向形而上的“道”之本体,也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当自然关涉人的精神性,并降落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时,就演变成为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第一,魏晋士人遁自然之道,以审美的心境面对生活,静观体悟人生意趣,这种崇尚虚静、无为的致虚守静之法又被运用于养生,成为养生之道。制欲与养神是养生的关键,郭象从这一传统养生路径出发,以“成圣”为目标,渴望达至人生超拔之境；嵇康、阮籍则慕尚神仙道术,期望通过服食修道,实现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养生目的。第二,魏晋时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应用于日常生活中,集中体现为“任达”之风的盛行。“达”乃是从玄心出发,一切因任自然,体现为行为举止、生活方式的放诞不羁,这影响到魏晋士风的改变,推动了士人的生活不断走向艺术化和审美化。第三,区别于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旧自然观”,陶渊明提出“新自然观”。他不认可狂狷任诞的行为方式,也不求长生不老的养生之术,而主张“任真”、“固穷”,热衷归隐田园,通过与大自然的亲密互动,享受“纵浪大化”的人生意趣。第五章探究自然观对文学艺术的重要影响。在魏晋自然观影响之下,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文论范畴和审美范畴,不仅在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出现和使用,而且成为文艺创作的基本准则。第一,这一时期的文学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刘勰、钟嵘的文论著作中,《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论文,涉及到文学本体、风格、创作、内容与形式等多个方面,初步建构起文学自然论的理论体系；《诗品》以“自然英旨”为标准对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特性进行了品评,强调诗歌情感的真切、声律的流畅、风格的清通。第二,自然在艺术理论中大量出现并广泛使用,顾恺之的自然观体现为对形神关系的全新理解,其以“传神写照”为绘画艺术的基本美学原则,强调以神统形、重神轻形；阮籍、嵇康以自然论乐,他们认为“自然”是音乐的本体,“平和”是音乐给人带来的美感体验。第三,“无为”是自然的重要内涵之一,当“无为”的理念被运用于文艺创作,就形成了创作自然观,具体体现为“无意于文”和“技进乎道”两个方面,这种文艺创作观念一直为历代推崇,影响极为深远。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内容。本文重新定义自然内涵的三个层面,全面概括魏晋自然观的三种理论形态,通过创新研究观念,厘定自然从哲学范畴向审美范畴转换的理论基础。自然对魏晋审美观念的影响是全面的,涵盖到主体、客体、生活、艺术等各个方面,从自然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可以有效拓展研究内容及视阈,从而打破传统美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最后,本文指出,魏晋自然审美关涉到身体意识的觉醒、人格审美的确立、生态美学的萌发,这与现代美学理论在概念、范畴和表述方式等方面具有共通之处,考察魏晋自然审美观念的生成路径及深层意蕴,对于当下的美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陈颂[7]2015年在《隐逸主题下陶渊明与艾米丽·狄金森诗歌意象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西隐逸文化具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在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独立存在价值，以及在与自然互动中寻求生命意义方面。陶渊明作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艾米丽·狄金森被称为“白衣修女”，两位诗人在隐居生活中，会面对相似的的境况与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中，诗人们会产生相似的情感体验和思想哲学，反映在诗歌中便产生了相对应的诗歌意象。通过将这些意象分为隐士与自然，隐士与自我，隐士与社会三个方面，并对相关意象的平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诗人在隐居生活中感受、思想和艺术观等方面的相同和不同。通过对两位诗人的意象的相同和不同点的分析，总结差异性产生的原因，从而深化对两位诗人的作品、思想、哲学等方面的认识，进一步了解中西隐逸文化、中西意象的同与异。在物质欲望泛滥，人类被外在资讯、科技所控制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隐逸精神，保持自我独立思考能力，关注心灵，贴近自然。
白丽洁[8]2013年在《论陶渊明诗文中的新自然精神》文中研究表明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年代之一,但却是艺术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这种艺术精神不仅表现在创作领域,同时也表现在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之上。伴随着汉帝国中央统一集权的崩溃和儒家信仰的衰落,人类社会和精神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时期,同时在经济领域大规模的庄园经济也开始兴起。这些转变促使了人们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思考,进而引发了魏晋玄学的产生。魏晋玄学与儒学的最大不同在于极大的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这种强调带有“人的觉醒”的重要意义。“人的觉醒”不仅促使了艺术领域内各种创作的繁荣,同时也催生了人类对于自然美的重新认识,这些都将促使魏晋时期一种新的审美人生观的形成。陶渊明生活于魏晋的后期东晋,与魏晋时期大历史背景相比,东晋由于是统治阶级大逃亡之后的一个偏安一隅的政权,而且政权本身的形式也较为特殊,因而政权更加的腐朽,门阀士族耽于享乐,朝廷内危机四伏。在思想领域内,玄学也逐渐失去了前期的深度和意义,并且很快与外来的佛教合流。魏晋玄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本体在此时期也变得空幻,人们又开始重新去寻求和确定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陶渊明对此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李泽厚先生曾在其著作《美的历程》中对陶渊明的成果作出归结“在对待人生解脱问题的探求上,陶渊明找到了他自己特有的归宿,并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确立了一种过去所未见的新的审美理想”。[1]本文之“新自然精神”正是对这种审美理想的解读,新自然精神是魏晋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同时受到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和儒道精神、郭象哲学的影响,在其诗文中不仅表现为独特的文学创作题材选择及各种富有深意的文学意象的塑造,同时还是一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在现代社会也颇具启示意义。“新自然精神”在形式上受到陈寅恪先生“新自然说”的影响,而内在意蕴上却更倾向于对陶渊明思想的审美解读。本文立足于美学学科的视角,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传统美学精神对陶渊明的影响,以陶渊明的诗文为证,采用宏观和具体结合的方法来对陶渊明的审美理想进行探究,从而得出其对现代的启示意义。论文将从陶渊明新自然精神产生及理论渊源、新自然精神在陶渊明诗文中的表现、新自然精神与艺术化生存和新自然精神的当代启示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田晋芳[9]2010年在《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陶渊明(公元365～427)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和杰出的文学家,他的影响力穿越了时代和地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采感动着一代代读者,直至现代世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则正是中外读者的持续的接受,构成了陶渊明至今不灭的艺术生命力。聚焦于这一现象,以比较文学的接受研究为途径,探讨其中不同的历史文化因子和中外文化的异同,将陶渊明的文学效应视为动态的作用与反作用,即是本学位论文的主题和宗旨。这也是坚持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运用新的观念和方法,来探讨一位古典诗人在现代全球化语境下得到接受的图景的尝试。论文主体由序论与四章内容构成。序论包括：第一,关于中西文化交汇下的陶渊明及其研究的课题史。第二,接受研究的理论来源与论文的学理支撑。第三,接受的主体——“读者”的独特界定。第四,论文的理论意义及创新之处。第一章“现代思潮催生的接受模式”,评述现代思潮中对陶渊明接受的新模式。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批评新标准。他的关注点转向了诗人的个性,这种以诗人人格为核心的做法,体现了将陶渊明的精神境界引向艺术审美领域的努力。二是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文史兼通与中西合璧的独特研究视角。他在现代历史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史观念,为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提供了文化思潮的内涵,开掘出陶诗中“新自然说”的哲理基础。三以朱自清与朱光潜为代表,执着于陶渊明研究中的文学特质的揭示。这表现在讲究作品文本与注释关系上的“详密”和“切合”相接合,把握陶渊明思想与禀性的二元性,通过提倡情感与审美的重要作用,将诗作的人格魅力树立为重要的艺术标准。第二章“西方现代汉学家的接受与独特视界”,评介陶渊明走向世界后,从西方文化的视界来解读和译介陶渊明诗歌的情况,分别以三位著名的陶诗英译学者埃柯尔、海陶韦、戴维斯为个例。埃柯尔的英译更多出自逼近陶诗原貌的忠实翻译,既有传达陶诗神韵的精彩之笔,也有参考汉语文献不足导致的误解之处,由此而对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及其哲学思想的把握发生了文化上的偏差。海陶韦下足功夫学习和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力求原汁原味地译介陶诗,但因文化的隔阂,虽然成绩世所公认,照样在接受过程中遭遇了意义的缺失。戴维斯的翻译注重对陶诗进行西方哲理的关照,所以对陶渊明倍加推崇,将其和西方哲人相提并论,既有文化沟通上的积极意义,也有现代阐释过程的误区。第三章“文化意识觉醒下的中国学者英译”,述评因文化交流意识和文化自尊心的加强,中国学者主动向国外译介陶渊明诗文的工作。他们既是传播者,也是接受者,因为他们的翻译同样体现出对陶诗的不同解读；他们既有本民族文化的根底,又更多一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虽取向有所出入,但仍旧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文化上的位差。这其中有杨宪益,在英籍妻子戴乃迭的帮助下,作为中国学者,最早进行了陶诗的英译；有方重的陶诗选译,因译者有上佳的英语诗学素养,选译篇目质量上乘；及下一代学者谭时霖,他全译了陶渊明诗文,致力于沟通中外文化,也具有鲜明的特色。第四章“世纪之交中外接受的诸类型”,综述20与21世纪之交在中西思想文化激荡之下对陶渊明的多种接受类型。首先,探析中国学界对陶渊明的思想倾向与人格形象的研究,包括文化语境、玄学或儒道释的思想渊源、自然观与生死观等观念探讨、人格构成与分析四个方面；其次,考察陶诗主题和题材、四言诗、境界和意象以及从艺术性到审美性的研究,以及在此接受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打下的西方现代思维的烙印。复次,评析中国学者致力于打通中外文学距离和中外文化隔膜的各种努力与尝试。他们一定程度均受到比较文学学科的启发,但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最后,探讨旅美学者田晓菲对陶诗传抄本异文的处理及文本的解读。作者在国外后现代解构思潮的预设下,对陶渊明传统的诗人形象进行了全面的颠覆,固然有创新之处,但暴露出无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重大缺失。
武宏璞[10]2011年在《陶诗的文化生态及其创作心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仕与隐的冲突过程,恰是隐逸诗人壮志难酬之下以田园山水来转换视觉、感觉却欲罢不能的心路历程。陶渊明不是笑着归于田园的,而是带着丝丝的牵挂和遗憾,流动于诗行之间的遗憾,伴随他直到终老。第一章介绍了“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学精神的姻缘联系,这恰是陶渊明及其创作的给养与基础。屈原本人及其作品所迸射出的悲壮,是中国悲剧精神超越西方的有力见证。道家的隐逸山水田园,其实是“士志于道”而不得通其道的另类抗争。仕与隐的冲突过程恰是多数隐士壮志难酬之下、倍感生命危急而以田园山水来转换视觉、感觉却欲罢不能的心路历程。第二章介绍了陶渊明政治理想的盼望-实践-消解的过程。通过细致的诗文分析,得出结论:陶渊明的的政治理想并非《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而是“仕而达,济天下”。“士志于道”是历代士人的主导精神,隐逸诗人多不能超然地融入田园山水恰是“士志于道”赋予了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第三章介绍了陶渊明的园田生活并未达到物我冥一的境界。自晋义熙元年(405)归园田始至义熙三年(407)创作《悲士不遇赋》,陶渊明便经历了初事田园的喜悦、壮志不得舒展的郁闷到凄郁的悲歌的心路历程。就408年火灾始至418年刘裕幽安帝而立恭帝前这一时段来说,诗人始终没能忘却“先师遗训”,更未“常常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刘裕幽安帝而立恭帝,引发了陶渊明人生悲苦的不可抑制,恰由此始,陶渊明开始了向“物我冥一”的人生境界的嬗变。中国有着“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恰因这一传统的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明才绽放着无限绚烂的魅力;恰因这一传统的卓尔不群,才使中国文学精神张扬着异于西方文学的特征——“气”之魂:或悲壮之气,或悲怨之气,这就是中国文学精神鲜明而坚强的品格与个性。就其著作与自身命运所形成的文化意象来说,屈原堪称悲壮之气的代表;庄子虽高标“逍遥”,但其“内心固极痛苦悲惨”,逃脱不出悲怨的范畴;而陶渊明由仕而隐的渐变过程恰是对屈原悲剧精神的超越;最后选择隐于园田,恰是对庄子凌空蹈虚的超越精神的返实。陶渊明的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学精神“气”之魂是两个方面。总之,陶渊明的一生及其诗文,则是悲壮之气与悲怨之气相得益彰的律动与嬗变。陶渊明在出仕阶段,“仕而达,济天下”的理想激荡着诗人的胸怀,悲壮之气流动于诗行之间,但每每有幽怨情绪的波动。归于田园之后,陶渊明真正达到“物我冥一”境界的作品很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的悲怨之气畅流于诗文之中,但亦常有“少年壮且厉,扶剑独行游”(《拟古》)的悲壮啸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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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陶诗的文化生态及其创作心理研究[D]. 武宏璞. 陕西理工学院.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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