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大众文化：批评现状、本质及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新时期论文,本质论文,批评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大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对“大众文化”这一基本概念未加科学 界定的情况下纷纷炮制话题的行为。检视一下当下的大众文化批评文本便可发现，诸多阐释 活动都在有意回避对“大众文化是什么”这一元理论的正面回答，即使偶有涉及，也总是试 图 三言两语把大众文化的本质问题打发掉。具体表现为有些论者不做任何甄别便将流行文化、 通俗文化、娱乐文化、市民文化、消费文化、商品文化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同质或等值概念来 径直使用，造成概念术语的不统一和理论的混乱，致使大众文化的批评实践难以深入有效地 进行。由此连带的另一些并发问题是：大众文化批评时常以表达方式上的主观随意性来冒 充理论命题的原创性；以思维方式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来炫示文化观念的前卫性；此外，还以 价值判断标准的失范而妄称思想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以致于人们惊呼：中国没有本土性的大 众文化理论！除了对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汉译或再叙述，批评家们已不敢说话或不会说话， 其直接后果只能是大众文化批评以自说自听的自娱方式而与大众文化现实实践相疏离。加之 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下定义的努力的蛊惑，遂使新时期大众文化批评陷入“准的无依”（钟 嵘《诗品·序》）、各自表述的无序状态。试想，当不能确知“大众文化”这一批评对象为 何物的情况下，何以实现批评活动本身所拥有的说明世界的话语权力？焉能指望建立起科学 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框架体系？根基不牢，体系动摇。这的确应引起批评界的警觉。基于此 ，本文试就新时期大众文化批评的现状、大众文化的界定及特征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一、批评的现状
在资本全球配置、文化多元共生的世界大语境中，大众文化作为崭新的知识对象已经成为 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热切关注的重要话题。而且，这也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的文 化研究领域所发生的从高雅文化、经典文学向世俗大众文化、亚文学的“中心转移”相一致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较之新时期文化格局中日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大众文化 实践，大众文化批评活动还是迟到了一步，这个时间差少说也有十年。
笔者认为，新时期大众文化批评的误区可用下列五个命题来表述：第一，迟到的批评；第 二，复述性的批评；第三，自言自语的批评；第四，无理论的批评；第五，无主调的批评。 这五大误区的实质及表现可通过顾名思义的方法直接把握，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详述，行文时 拟采取综论的方式剖析之。需指出的是这五大误区同新时期中国文化研究的总体形势相关联 。
在中国学界，文化研究尚未完全摆脱经院式、封闭性的境地。理论言说与文化现实错位的 现象普遍存在。几乎所有文化问题都陷入未果而终的无效争论之中。学人们以深居书斋、埋 首典籍的学院派治学方式规避对现实问题的解答，凭借手中的话语权力“王顾左右而言他” ，鲜有学术权威出面做思想观念乃至学术游戏规则的整饬工作。在此情况下，任何文化理念 都遭遇到了背对背的解构性力量，诸如道德理想主义与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激 进主义与守成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审美与审丑……。当本土理 论无力解答本土的实际问题时，便只好邀请境外理论来帮忙。实际上，那些暗藏不平等权力 关系的批评话语及文本不可能立足于中国文化现实这个根本上，一旦真的作为普适性理论去 阐释实际问题，便会产生方枘圆凿的感觉。而且，在具有民族文化情结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 ，这简直是引狼入室。时过境迁，人们发现原来存在的棘手问题还依然存在，而且多半已经 演变为没有答案的死题。言说者除了得到暂时的言说快感外，最终没能解决存在于转型期中 国的任何现实文化问题。在众声喧哗的思想阵地上，除了一片狼藉的文化碎片，几乎别无长 物。水浑了，鱼也没捉着。
新时期大众文化研究举步维艰。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绵延数千年的特定历史，注定使中国文 化理论遗产中可资直接利用的大众文化思想资源几近于零。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差不多是白手 起家。研究者首先想到的便是援用西方的文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至于中西方 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一般说来是很少去考虑的。如果盘查一下目前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所倚 重的理论话语，可以发现基本上有如下几类：第一，以霍卡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莫 勒、霍布森、威利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主义理论；第二，以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 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第三，以阿多诺、本雅明、霍克海默、洛文 塔尔、马尔库塞以及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第四，以福柯 、摩德丝吉、安戈、莱德威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的文化思想；第五，以詹姆逊、利奥塔、乔伊 斯、沃尔夫、丹尼尔·贝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1](P93-97)而尤以第三、第五两 类理论话语最为走俏。它们的先后引进，至少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活动的开展，而且也 确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至今我们仍将其视为建构中国大众文化理论所必 须汲取的话语资源。但如上所述，这些理论毕竟是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形态和文化语境中产生 并用以解读西方大众文化文本的理论模式。当我们饥不择食地拿来而不做本土性转换便当作 有效性理论话语去操练时就难以做到应付裕如，理论与实践的龃龉便不可避免，而且极有可 能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而又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移植到中 国而变成“假想敌”。如中国学界对“文化工业”煞有介事地讨论，便极富自作多情的讽刺 意味。其实，“文化工业”在中国何曾会成为了不得的问题？尽管文化的商品化趋势已见端 倪，但在我看来，离成熟的“文化工业”的建立还遥遥无期。这一文化事件不由让人想起杯 弓蛇影、自相惊扰的典故来。
当然，基于非文化平等基础上的话语引进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在他们答应给予我们的 东西和他们实际给予我们的东西之间，有着惊人的悬殊差别。”[2](P84)因为哪里有话语， 哪里就有意识形态，哪里也就有权力关系。只要你汉译或使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概念和命 题，你就得服从西方人直接或间接的文化指令，默认西方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普遍性的真理 话语。可见在充满权力关系的全球化语境中，身处经济和文化弱势的民族批评家要想走出西 方文化理论的势力范围是何其不易。有时，走出的结果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进入。西方理论话 语简直成了当今中国学人走不出的鬼打墙。
这是一种两难。面对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问题情境，我们理当有自己的学术声音、文化立 场和价值观念。但事实上我们又不得不主动放弃文化发言权，在西方强势文化依靠其背后的 政治经济强力而加紧文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我们的感知系统和话语系统已全部失灵，离开 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话语已经很难进行有效地叙述。出自国人之手的批评文本，从基本范畴 到逻辑架构再到论述方式已少有原创性，纯粹的母语写作已成为思想落伍者的标记。能将欧 美的文化理论套用得像祖传秘方一样娴熟，那就一定是中国思想界的前卫，得到老外真传则 更是炙手可热，至于论者有没有自己的观点以及观点是什么则无人过问。汤林森的《文化帝 国 主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萨义德的《东方学》、詹姆逊的《后 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德里克的《全球 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洛克的《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等理论批评文本从不同立场 不同视角提示了以强凌弱的文化事实的存在。这是一个富于讽喻性的逻辑悖论，面对充满强 权意志的第一世界文化，发自第三世界的反文化霸权之声都依然是来自西方话语系统的提醒 和援助。
总之，我国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赶不上大众文化现实发展的需要，不少研究者忽视中西方社 会历史环境、文化语境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将中国大众文化实践削足适履地强行纳入西方理 论范式，热衷于洋理论和洋概念的囤积居奇，放弃了分析、质疑和批判，以致于在长达十年 的大众文化研究中，除了他人的东西，我们依然是两手空空。大众文化理论的本土化建设是 当务之急。
二、界定的困难与可能
厘定“大众文化”的语义，是我们建立科学的大众文化批评框架的逻辑起点。
大众文化是什么？显然不是“大众+文化”或“文化+大众”，既不是“大众”与“文化”这 两个语词及含义的缝合粘贴，也不是用“大众的文化”所能搪塞过去的。大众文化是一种独 立于“他类”文化的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的文化形态。关于“文化”的诠释，学界从文化人 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已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在此毋须饶舌。这样，问题就集中在“大众”的定 义上，而恰恰是这个让人耳熟能详的概念却潜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玄机。有人将其作为后工 业社会工人阶级或无产者的代称。而多数人则认为，大众作为文化消费者，显然不是传统观 念中因某种政治、宗教或道德理念的鼓动而走到一起的人群或集合体，它已经由习惯理解上 的褒义词或中性词蜕变为贬义词，甚至被法国的勒庞称之为“乌合之众”。它体现的是一种 无个性的平均状态，追求的是一种折衷了的平均趣味，个人在这个概念中毫无意义，是互不 相关的单一同质的无名氏。在文化精英圈看来，大众总是与庸俗、粗鄙、无知、低劣、畸趣 、愚昧等联系在一起。在“大众”定义上的分歧，昭示了通过二元因素合成模式界定“大众 文化”的困难。
定义总是被迫为揭示本质而设。
在定义问题上，我们既反对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的那种认为事物本质唾手可得的乐观主 义幻想，也不赞成反本质主义及其同道——解构主义的那种全然否定一切“本质”“中心” 从而陷入不确定甚至混沌的做派。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20世纪之前西方文化史上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哲 学 思想传统，它在追索“本质”、“道”、“终极真理”、“绝对理念”的时候，在本体论意 义上假定了现象背后一定存在着起主宰作用的恒定的本质，并把对它的掌握视作认识的最科 鹄的。“真理总是被看成应当是某种现成的东西，它可以靠思考者的独自努力而被把握，并 且能轻易地传递和传达给其他人。”[2](P9)这样，尽管认知主体不同，但因认识的客体相 同，结论也就是惟一的，一样的。这从反面为我们定义“大众文化”提供了启示：面对发展 变化的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大众文化，要加以一劳永逸的定义那将是自讨苦吃。[3](P8)
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反本质主义强调在相关性系列中不存在绝对的普遍本质。他提出“ 家族类似”概念以消解试图用一个定义来描述规则的本质主义乌托邦。指出不要受普遍性渴 望的诱惑，不要企图用一个共同的本质去统摄现象。这样，本质遭舍弃后所剩下的只是现象 间像一个家族成员的那种相似性。一个共名（名称）覆盖下的诸现象之间找不到共同的本质特 征。但是，我们在为“大众文化”定义时还是要坚持：既然运用一个共名，对象间就必定有 共同的内涵；没有共同特征的现象就不配共享同一个名称。[4]如同“本质”的存在无法确 认一样，家族类似形态也是有待证明的一种主观预设。无法下定义，并不意味着不能从理性 上对其展开思考，只要我们树立开放的本质观，追问本质是有意义的。
我们说，本质可以是多层次的、不确定的，但寻找某种确定性又是可能的。反对逻各斯中 心主义的目的是确认大众文化本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批判反本质主义则是为了证明大众文 化本质的单一性和明确性。这样，对大众文化的本质界定作为理论的提问方式是完全可以的 。在完成下列观念的转换后，我们的本质探寻是可以取得成效的：第一，从作为事先存在的 本质到作为思考方式的本质；第二，从绝对本质到相对本质；第三，从单一本质到多元本质 ；第四，从确定本质到不确定本质。这是我们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方法论启示。但他的 “ 家族类似”理论有可能殃及人类理性主义的信念，放弃对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世界的理性思 考。如果相信了他，那就等于承认人类在世界面前的无能，甚至连“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 合法性也成了问题。
本文不打算在诸多现有定义的基础上再提什么新说，推倒重来的结果可能是变相的老调重 弹，因此也不是一种明智之举。我们的办法是清理、辨析现存的定义，尔后加以多维透视和 科学界定。中国大陆学人对大众文化的界定虽多无新义，但不可谓不多。比较权威的可见于 陈刚的《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第22-23页）、周宪主编的《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第37 页）、李陀主编的《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序、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 究》（第10页）、邹广文《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第362页）、廉静和王一川主编《娱乐文 化研究丛书》总序、王德胜《文化的嬉戏与承诺》、王皖强和蔡骐主编《现代西方大众文化 丛书》总序、衣俊卿《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见《中国社会科学》1997 年第6期）等论著中。
此外，在大众文化的界定中，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还提出“肯定文化”(affi rmafive culture)、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又提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或“娱乐工 业”(entertainment industry)等相近概念。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 （1947年）中设专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以讨论大众文化。在二人那里文化工 业 即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大批量地复制和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制品的娱乐工业体 系。“文化工业用它不断许诺的东西不断欺骗它的消费者”。[5](P139)通过现代大众传媒 来先行使意识形态统治功能。
可以看出，中国学人对大众文化的定义基本上可视为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 复述与翻版。李陀在《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序中所倡言的“应该主要依赖我们自己的情 况来定义它，而不必过于关心它还有个‘洋出身’”的原则恐怕连他自己也难以很好地贯彻 落实。另外，有学者认为应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大众文化”的界定来理解 大众文化。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 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6](P708)。我怀疑这里 的张冠李戴、失源误缀是由于某种政治情结在作怪，因为毛泽东清清楚楚说的是“新民主主 义的文化”，怎么就玩魔术一般地变成“大众文化”了呢？即使说毛泽东为“大众文化”（实 际上属于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设定了发展方向，那也显然有笼统不确之感 。我们总不能将带有“大众”二字的东西都装进大众文化这个集装箱中去吧！
下面，我们便以与大众文化有共生性的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为潜在参照系，从哲 学认识论、价值论以及心理学、传播学、审美论、功能论、生产消费和内在构成等八个维度 来切入大众文化的本质。
第一，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看，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
第二，从价值论角度看，大众文化是对一元化政治社会和传统伦理社会进行文化反拨的娱 乐性文化，是构成人的精神再生产的母体。同时又是一种具有“祛魅”功能的革命性文化。 通过由“庙堂”向“广场”的转移以首次实现文化的社会共享性，打破了精英集团对文化的 世袭垄断。
第三，从心理学角度看，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进行自我抚慰的文化形态。它以对人的感性 欲望的有求必应而消解本于价值理性的苦思冥想。遵循快乐原则和投大众所好是其出奇制胜 、广结人缘的策略。
第四，从传播学角度看，大众文化是借助现代传媒而对受众实施持续影响的技术性文化。 大众文化与现代传媒的勾结，使大众文化的影响无处无时不在。大众文化仰仗工具理性，扩 张着自己的权力意志。
第五，从审美角度看，大众文化是一种所指压倒能指即形式压倒内容的文化，是一种高度 形式化的仿像文化或是影像文化。它以无与伦比的外在形式美而掩饰内在美的稀缺。
第六，从功能角度看，大众文化背靠市场这棵大树坦然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消费主义的 众声会唱中实现资本增殖的图谋，使大众在自由支配的私人时间中有效地完成精神修复。
第七，从生产消费的角度看，大众文化的生产目的与手段，与工业生产方式相似，市场行 情和经济效益是大众文化生产的原动力。打破了艺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古典经济学的成规。
第八，从内在构成看，大众文化是“文先质后”即形式总比内容被优先考虑。老掉牙的内 容可以通过形式翻新而再次进入消费系统。用“形异神同”概括大众文化文本之间的关系最 为精当。
合而化之是为大众文化。
三、特征知多少
我以为新时期大众文化的发展已基本进入到完成状态。大众文化的特征在这一状态下已彰 显无遗，在理论上做出总结已成为可能。对此，不少论者曾做过概述，计有商业性、流行性 、产业性、娱乐性、普及性、感性化、模式化、平民化、大众参与性、技术性、平面性、复 制性、新潮性、广泛性、多样性、通俗性、渗透性等等。应该说，做这种陈列是没有什么意 义的，面对这么一个相互交合的庞大的“特征簇”，必须在理论上有一个先后排序和主次轻 重上的考虑。我以为，商业性、产业性、娱乐性、流行性、复制性和平面性应作为大众文化 的本质性、生命性特征而加以重点分析，余者则是由这些原生性特征派生出来的次生性特征 。以下试分述之。
商业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产品及文化活动是由官方无偿提供给公众并借以进行意 识形态控制的公益性工业，要的是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重视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逻辑已影响到人们的思维。”[7](P148)大众文化与市 场和资本结合起来，赚钱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第一动机。大众文化从业者既是文化人，更是 惟利是图的商人。此时，大众文化制品与一般商品是等值的。大众文化是按照商人花小钱雇 人制作文化制品推向市场以赚大钱的商品生产逻辑来运作的。
产业性。大众文化是可以按照产业方式运作的经营性文化。这样以来，大众文化的产业性 问题也就成了经济学问题。现代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约而同地将大众文化视作第三产业， 认定其为整个社会生产消费体系的一部分。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同普通商品的生产一样不仅 包括策划者的策划、产品的物化生产流程、社会化流通和消费的过程，而且其生产理念—— 低成本高利润也是别无二致的。这一特征使大众文化的生产成为一种没有政治、道德含量的 纯粹的经济作为、市场行为和商业行为。产业资本逻辑置换了文本的情思逻辑，使整个大众 文化的运作过程变为资本的权力扩张过程。
娱乐性。生产和再生产快乐是大众文化舍此别无所求的价值目标和百战不殆的文化战略。 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表现出向大众“享乐动机”的直接认同。丹尼尔·贝尔曾借麦克唐纳 的 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8](P120)对大众文化 来讲，消遣娱乐不仅是完成教化的载体，而且是成就自身的最高本体。大众文化的这一承诺 ，使大众的精神世界从正剧状态一举跃入喜剧状态，重新改写了本于精英文化和主流意 识形态文化的认知——教化——审美功能论。
流行性。大众文化领导时尚又制造时尚，大众文化本身就是永远的时尚。其商业化、产业 化动作方式，加之传媒的播扬，可以使其在最短时段内弥散在大街小巷、勾栏酒肆。严格说 来，大众文化不是某类人或历史中某一阶段或集团的文化，“它今天几乎是所有人的文化， 昨天几乎是无人的文化。”[9](P548)眼下的世界正被大众文化的巨网一网打尽。无论是何 人——权要巨贾抑或引车卖浆之徒，都无力逃避其法力无边的影响。在市场化世俗化时代， 大众文化恰如到处投胎的幽灵，人人都会与之不期而遇。
复制性。大众文化是一种复制性话语。它瓦解精英文化的超越冲动和惟恐不能创造的禁忌 ，将独一无二、无中生有的经典崇尚置之度外，追求平均状态、模式化和标准化。大众文化 不怕雷同，而是怕生产者个性地侵入。大众文化没有原作，所有文本之间互为蓝本。大众文 化生产者彼此间没有质的区别。“每一首诗，是另一首诗”，[10](P100)诗与诗之间的差异 被一笔勾销。大众文化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成为具有物化特征的批量生产。大 众文化的想象空间和表达的可能性被无限紧缩，创造力被囚禁起来。大众文化的复制性特征 验证了一条社会学定律，即人的欲望是重复的、循环的，如同吃饱了还会饿一样。故此，大 众文化无限的复制才有了合法性根据。
平面性。大众文化的叙述文本只有字面意义而没有或少有象征、引申、譬喻集合而成的深 层意蕴。解读者勿需自作多情地去做知识准备、道德参与和情感注入，只需牢牢抓住“形 象”就可以了。生产者本来就没有打算提供“形象”之外的什么东西，消费者也就不要在“ 形象”之外有什么奢求。“深度”是绝对没有的。所以大众文化以经验的直接性取代了文化 价值的永恒性。面对大众文化产生的是一种直观性感觉。理性主义的本体追问被驱逐出境。 进一步说，大众文化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上提供声像服务，而声像的东西一般是与本能欲 望相联系的最原始的东西。这样，大众文化只以“形象”取媚人的耳目感官而与心灵无涉， 最终成为能指游戏和形象拼盘。大众文化与当今“读图时代”互为参证、相得益彰。
若说上述特征为所有大众文化所共有，那么仅有20年历史的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则有自己 独特的市场及管理的早期特征。如尾随西方或港澳台等准西方的模仿性；策划、生产、流通 、消费、监管与引导的无序性；城市特别是大都市是大众文化的集散地，农村尤其是边远乡 村则只能有限度地感受到属于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的存在，即城乡差别造成的非广泛性，以 及大众文化各形式之间的非对称性等等。
大众文化的特征是大众文化本质的外化形态，两者一表一里，彼此互证。因上述特征现已 成为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公共话题，故本文只做提示，不做展开。而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 在全球化语境中大众文化的本土性问题。对精英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文化来说，本土性是其 理所当然的自明性特征。而对大众文化来讲，本土性特征将是一个被假象包围而不易确认的 问题。因为乍一看，大众文化最早产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且随着国际性金融资本的 全球运作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游走。这样以来，具有提前性的第一世界大众文化与后生的 第三世界大众文化便仿佛不仅发生着前对后的单向影响关系，而且存在着前对后的派生以及 后对前的趋同等关系。按这一思路推下去，当然就只能得出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包括 大众文化）的同质化的结论。情况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形式逻辑下的结论会在辩证逻辑那里 被否决。笔者认为，正因为经济——文化的全球化的历史情境，才使大众文化的本土性不仅 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一个文化特征，而且作为一个“真实的”问题而引人注目。本来，在全 球化进程启动之前，本土性就是一个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问题，好似黄种人的黄皮肤就不 该视为问题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全球化历史语境，那么大众文化的本土性就失去了作 为问题而被提出的必要性，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
所以大众文化的本土性问题在第一世界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若硬说有什么所谓 的本土性，那也只能是一种具有霸权性的大众文化的国际流行标准。如同垄断世界影坛的好 莱坞文化帝国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土性问题注定只能是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第 三世界的文化问题。据此笔者认为，存在于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本土性问题是对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全球扩张的一种文化应对，也是对世界范围内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导 致的大众文化同质化倾向的一种反抗。本土性是一个与全球化共生的反命题。对于第三世界 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有得有失的痛苦选择。实际情况是，第三世界对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持理 想化的认同态度，而对于文化全球化则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和回绝。因为后者带有明显的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权力话语。这如同大款煽动叫花子去 花天酒地一样，绝对没安什么好心。全球化说白了只是西方化的一个别名而已。“全球化既 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11](P11)然而消除世界压缩企 图的“逆全球化”呼声（话语）依然存在。试想，当世界压缩到可以被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者尽 收眼底的时候，第三世界公民的文化身份证将在何处领取？
我们接着要追问的是：大众文化有没有世界统一的普遍模式？中国的大众文化与西方的大众 文化是否完全同质？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就像胃疼，对西方人来说是因为牛排吃多了消化 不良所致，而对于部分中国人来说则可能是一种食不果腹的生理性反应。所以，中国大众文 化研究必须在中国特定文化语境中去进行，在现时情势下即“中国特色”问题。本土性的实 现必须依赖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向中国传统文化文本（最具本土性特征的文化样品）寻找参证 ；二是在西方文化及世界文化视野中寻找反证；三是依托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背景。否则，中 国大众文化的本土性只能是一个徒然的愿望而已，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被同化只是早晚 的事。正视本土性，实质上就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坚守文化多元主义，维护中华民族的精神 血脉不坠，在承受西方大众文化东渐影响的同时又能走出来，回过头从民族传统文化中获得 一切可能性的文化智慧和文化经验，用道德人文精神提升新时期中国的大众文化。是所望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