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科学主义到科学发展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思维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思维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是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为什么20世纪末叶的风云突变使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跌入低谷之后，中国社会仍然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阔步向前并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当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首先爆发在美国、进而引发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之时，当世界各国都把经济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时，从文化心理向度上清理和考察这一历史现象无疑是一项具有学术含量、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工作。
在清理和考察这一历史现象的过程中，科学主义的因素和文化心理情结被严重忽视了。笔者曾述，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自觉地把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至“五四”之后，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中西会通的路向出发历史性地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由进化论接引历史唯物主义，从旧唯物主义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从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1]同时，他们把儒学固有的实用理性主义与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相会通，显然，这里已经触及到科学与科学主义的问题了。[2]当新时期“科学发展观”提出和阐发之后，面对“五四”以来频频出现的“科学”两字，我们十分有必要对科学、科学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做一番较深入的梳理和探析，以便推进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理解。
一
科学（science）——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外来名词。究竟是谁把“science”翻译成汉语中的“科学”两字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19世纪末的日本人福泽谕吉；也有人说，始作俑者正是那位最早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的西周；还有人说，大约在1880年前后，日本国正式固定了“科学”这一日文的汉字译名。总之，“科学”这一西语的汉字译词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最先采用了这一译法。但同时有人指出：“科学”两字并非外来名词，系汉语所固有，最早与“科举”同义，如唐代学者罗衮写道：“近代科学之家，有柏氏仓部府君讳宗回，字几圣。”[3](P3869)此处的“科学”即“科举”，与西语“science”意趣迥异。其实，在没有与“science”对译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科学”一词了，主要指专门的学识，如医学等，这可能是对汉语词根的引申。
中国古代，相当于西方“science”（科学）的概念应该是“格致”两字。16世纪，西方传教士最早把“science”概念带到了中国，如在1626年（明天启六年）出版的《空际格致》一书中，“空际”指的是“nature”（自然），“格致”就是“science”（科学），以后遂有了“格致学”一词。只是到了19世纪末，才从日本借用“科学”取代了“格致学”。“格致”一词应做何解呢？这两个字取自于儒家经典《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后世遂有“格物致知”之说。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通过践履实行，在具体的事物中推出普遍的知识或具有真理性的认识。所谓“格”，就是亲自动手去做；所谓“致”，就是直至获取知识，“格致”合意就是通过实践获取知识。宋代的朱熹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引申，叫“即物穷理”，指进入事物的内部去穷究事物中深藏着的道理，换言之，即探求事物的内在规律。
在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格物穷理”中的“物”，主要指的是人伦、人事和道德上的事项，“知”和“理”也主要不是指的科学真理，而是指一些做人的道理。所以，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及其弟子把中国的这种哲学称为“实践哲学”，也就是道德哲学。中国儒家从其始祖孔子始就重视“知”、“行”的关系，但“行”重于“知”。如荀子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4]清代的颜元说：你要想知道食物的味道，你必须亲口尝尝；你要想知道皮帽子暖和不暖和，你就必须戴到头上试一试。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说：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必须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这就叫“实践”。“格致”的过程也就是实践的过程，宋元以后迄至明清，又有“实学”之谓。
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主要指的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产生的近代自然科学，即实验科学，其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实验室的方式归纳理论和检验理论，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理论可以转化为应用科学或工业与技术理性。[5]冯友兰曾说“中国无科学”，主要指中国没有西方的那种近代实验科学。而胡适坚持说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指的就是儒家的实用理性。科学真理必须是能被检验和能被实证的，要么证实要么证伪，这套方法中国古称“效验”或“参验”，目的就在于“实事求是”。众所知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思想大解放揭开序幕的，邓小平指出，这种思想解放运动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一个是“实事求是”，另一个就是“猫论”——这大约可以概括邓小平的哲学思维体系。其实，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渊源。
历史表明，一切外来思想要在中国扎根，都要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否则，它只能是过眼云烟。这种结合或融合是自发、自觉、自然和必然的。早在16、17世纪，当西方的科学技术最早传入中国之时，它便与中国传统的“实学”一拍即合。如当时的保守派杨光先与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之间爆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天文历算”之争，以致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历案”，这是中西文化之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第一场实力较量。当时的康熙皇帝就是通过现场观测天文现象的实证方法最终裁判双方的是非曲直，这是一种“眼见为实”或“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的立竿见影的方法。结果，南怀仁的计算分毫不差，杨光先算误了。这场较量增强了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趣，也大大刺激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华夷之防”看待外来文化的固有心态。清初“历案”具有标志性意义，自那时起，作为近代科技知识总汇的“西学”（而不是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之实用价值遂为中国的统治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当然，中国的“实学”思想毕竟不是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说到底，“格致”、“实践”之说乃是一种建基于经学之上的“经世致用”的思潮。然而，虽然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潮中缺少细致缜密的科学体系，却富有一种唯物的、科学的精神；尽管它不可能催生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数学模型、公式、定理体系和逻辑架构，但毕竟对西方传来的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有一见如故的亲和力，在接受度上几乎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史实表明，从晚明直到清末，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传来的一切理论体系大都是“力拒其道，尽求其器”的，换言之，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① ——对于有实用价值的西方科学技术，中国人一向都是来者不拒，但对其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却要严守“华夷之大防”和儒家之“常道”。
正是在西方实用的科学、技术、知识冲击下，中国的实学思潮汹涌澎湃，“经世致用”、“实学救世”的口号不绝于耳，实学大师代不乏人，直至清代考据学，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其二是科学的方法。胡适曾说，中国儒家的学术，尤其是近代中前期戴震所主张“实事求是”的考据学，就是中国文化中最可贵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它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哲学命题，“西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便有了联结点和弹跳点。当年的胡适正是基于中国的实学传统接引了西方的实证主义，而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是在这一点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加以解读和接受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继而被中国化之后，充分发挥了科学能“改变世界”的强大的实效功能——大约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光，便打造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6](P647)“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6](P261)毛泽东甚至认为，“作为观念形态（意识形态）的文化”也可以划归于科学的范畴。如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在这一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6](P667)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科学的理想”等词句布满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献、文件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科学加以传播、学习和发展，更作为一种实效的应用科学加以运用。同时，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维度拓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而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并以此指导了“第二次革命”，即“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切入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思想体系的本质特征。
二
由上而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而且把它作为一门实证科学解读、接受和应用。如当初瞿秋白和李达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都用“社会学”命名。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论著，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就在于“应用”。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就是哲学，是哲学的科学或科学的哲学——哲学和科学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达到了高度一体化。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确有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其政治经济学是科学，其唯物史观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历史科学），其科学社会主义也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工业化的“科学时代”，并受到当时欧洲实验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关注他们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进展状况，并将其自然观建构在19世纪最新的自然科学成就之上。同时，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过“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等概念，但在那个“拒斥形而上学”的年代，他们刻意地规避使用“哲学”、“形而上学”来指称自己的学说体系。恩格斯甚至公开宣布：随着各种实证的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独立出来，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已经终结。至于“意识形态”一词，马、恩终其一生都是在贬义上使用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显然，他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原创型的科学学说。尽管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柯尔施、马尔库塞等人及其法兰克福学派执意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的历史地位，并试图通过回归黑格尔而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同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易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应以1845年划界，在此之前属于意识形态，在此之后告别了意识形态而转归科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无疑，马克思的这句话宣明了一个真理。这句名言既点明了哲学和科学的本质区别，也反映了马克思本人由哲学转向科学的致思趋向。
然而，正如列宁所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都有可能变成谬误——“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否认作为成熟思想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一味把它归结为科学的做法，无疑具有一种科学主义的趋向。从人文主义还是从科学主义解读马克思，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中的两大思想潮流和争辩的焦点问题。
何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把科学教义化、普遍化的一种极端性思潮。17世纪在西方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自然科学有两个理论先导，一是以笛卡尔学派为代表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一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两者的合流便是推理的理论形式和实证的经验方法，这就注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其经验性和可实证性。近代自然科学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它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即科学成果价值的实效性。据此，自19世纪以来，各种实证主义学派力图把自然科学方法引进社会科学，从而拒斥一切形而上学，致使整个19和20世纪成为一个科学主义兴起并泛滥、形而上学（哲学）终结的时代，其结果造成了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文主义传统的颠覆性冲击。科学主义虽然与人文主义相对立，它却是生长在人文主义的大树之上的。从科学到科学主义，虽然只是一步之遥，但却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正如前面已述，科学的精神是实事求是，它是西方知识论、方法论思想体系长期发展进而数理化、精确化、模型化、实验化的结果。把科学的功能无限夸大，进而使它成为一种信仰和尊崇的对象，就很容易转变为功利主义和物欲主义，而功利主义和物欲主义在本质上则体现了科学主义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趋向。换言之，科学是一种基于理性思维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而科学主义则是一种理性的迷失，它是庸俗唯物主义（把人当成动物或机器）、拜物主义（金钱拜物教）、实用主义（“有用的就是真理”）的价值论基础。
一般来说，在学理上科学是褒义词，而科学主义则是贬义词。如最早发起对科学主义批判的哈耶克，就论证了科学主义必然导致对人性的奴役。他指出，认为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假设以及研究方法对于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其他学科同样适用且必不可少的观点是荒谬的。他批评道：“‘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学科，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与确定性。它们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虽然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然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将迅速破灭。”“我们在谈到‘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偏见时，不管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我们指的不是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指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7](P6)这种对科学的“奴性十足的模仿”或崇拜，把科学主义与科学在本质上截然区别开来了。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只是方法论上的，而今的科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则表现为价值论上的。
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推崇一种非宗教、重人生、尚功利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由于缺乏工业化社会的内在要求，以及中国文化中缺少数理化、公式化的思维模型、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和系统的实验室方法，使它最终没有转创出近代自然科学，但却为崇拜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唯科学思潮的传入后扎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一种重实证精神的“实验科学”，而中国的实用理性恰是一种重实用、实际、实行、实践、实效，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虽然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这种“实学”始终没有摆脱经学的束缚，但却形成了亲和与接引近代西方近代科学的磁力场。
中国人真正接触到欧洲的数学和科技知识应溯源于明代末年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正是传教士带来了“西学”（那时的“西学”不包括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科学）和“质测之学”，它比儒家的“义理之学”更具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从明末清初始，要求“会通中西”与“实学救世”的呼声平地而起，这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呼唤。
尤其自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的社会变革加剧，借助“西学”这个外力，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革空前活跃起来，西方的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但中国人并非来者不拒，而是从中有选择地接受了两个东西，这就是“科学”和“民主”。“民主”是对西方社会体制的现实归纳和提纯，“科学”的涵盖面则要广泛得多，它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工业理性和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民主”内在地要求西方17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此反对封建主义的旧制度；“科学”旨在追求西方18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革命，以此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意识、旧伦理、旧道德，同时包含着“科学救国”的内在要求。事实表明，中国人对待“民主”的看法不同，理解各异，但对待“科学兴国”的愿景，几无轩轾，——只要是属于“赛先生”的，俨然敬若神明。作为价值论的科学主义与作为方法论的科学主义在中国如日中天，受到热烈的膜拜和追捧。
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案例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思想界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又称“科玄论战”）中，“玄学派”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问题，人生观问题需依赖精神信念和自由意志。而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认为科学不仅能解决对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认识问题，能变革物质生活，也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提出了“唯物史观”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实际上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科学价值看待，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在“科玄论战”中与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立场一致，都具有“反玄学”或曰“拒斥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趋向。胡适在这场论战中所说的一段话颇能表明中国科学主义者们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这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8](P2～3)科学的权威性可以取代皇天上帝，“科学救国”、“科学万能”的声音震天撼地，“科学”的内涵被无限地延伸，“‘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科学与教育’、‘科学与道德’、‘科学的人生观’等等，把科学引入生活的各个领域”。[9](P11)应该说，这里明显揭示了中国科学派们的科学主义情结，这种情结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使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学”时有了一个剪裁的尺度，即：凡学皆用“科学”考量，凡事皆用“科学”取舍。像进化论、实用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等，统统都是在科学学说的名义下登堂入室的。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信仰，这种精神价值层面上的东西如果把它简单地归于实证科学范畴或用实验科学的方法加以求证，极易得出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的结论，以致对它不是“坚信”而是采取“拒斥”的态度——这是从科学主义一贯拒斥人文主义和精神价值的立场必然得出的逻辑结论。建国后所进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旨在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演示和求证“共产主义天堂”的社会实验，其结局终于导致严重的信仰危机，致使我们今日还在吞食这个苦果——一旦遥远的理性王国没有变成现实，甚至现实世界与理性王国之间的反差太大，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其信仰。可见，从科学主义的实用价值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截然相反的两码事，其经验与教训是同等重要和深刻的。
三
上文已述，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接受过19世纪欧洲科学思潮的影响，这跟他们的无神论、唯物论和反宗教的世界观若合符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批激进的科学主义者，究其原因，这与他们都出身于儒生、赋有儒学的无神论、唯物论、阴阳辩证法和实用理性精神以及非宗教的传统息息相关。儒家的“大同”学说本来是一种农业空想社会主义，但当“五四”时期一批脱颖于儒学营垒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一跃而跻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门槛内——原本的乌托邦从此蝉蜕为“科学”。哈耶克在批判科学主义时就重点指出了经济规划和社会预设是科学主义在社会研究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最糟糕的“模仿”，虽然他的批判具有片面性，带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但也不无合理之处。
科学主义价值观渗透到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判断——科学的东西都是有实用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有实用价值，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反之亦然：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必然有实用价值；同理，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也影响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因为真理都是可以被实证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科学真理，所以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证。毛泽东一生都在求证“共产主义科学”，但他晚年的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告诉我们：当把信仰科学主义化，进而混淆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的本质区别时，科学便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仅此而论，科学主义不仅是科学自身的异化，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科学主义挟裹着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物主义，它的直接有害性导致人文价值的跌落，其负面效应为三：第一，一切以“有用”和“无用”的实用价值作裁判标准，在拒斥“形而上学”、“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主旨下形成反人文主义思潮，人们赖以安身立命或终极关怀的大道理不再被顾及，道德滑坡、信仰危机和普遍腐败迫使社会无奈地接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在场的“幸福”和当下的名利，甚至可以鼓吹“不择手段”。第二，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在唯科学思想的指导下，试图以征服自然的人工选择全面取代自然选择，其结果造成了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以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被摧毁。第三，在科学价值超越人文价值的境遇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真空，加之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心理环境恶化，从而给各种极端思想和邪教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社会和谐机制得以构建的心理基础被瓦解。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深谋远虑地发出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的告诫。但由于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偏颇，致使我们在享受“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丰硕成果时，不得不付出沉痛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显得十分迫切、必要和及时。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自然与人类相协调、人与人相和谐的战略发展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见，“以人为本”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10]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而非科学主义的——它纠正了科学主义所造成的认知偏差。首先，科学发展观有着深刻的文化哲学内涵，高扬了一种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主轴的社会发展观，它不同于那种一味征服自然和实用主义的唯科学的物资增长观；[11]再次，“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这种发展观追求的价值目标，该目标不是靠人的理性推算出来的社会预设，而是一种基于人性和自然机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因而，这种发展观远远超过了仅以GDP的经济增长为单一指标的不可持续的短期效应，[12]它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关怀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因此，科学发展观摒弃了在科学主义支配下的那种只图在场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精神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功利主义趋向，使人重新获得了本质意义。如果说，科学主义否定了科学，那么，“科学发展观”则否定了科学主义——“否定之否定”。“科学发展观”扬弃了科学主义中反人文价值的倾向，恢复了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克服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致力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科学发展观”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统一起来，一方面视科学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另一方面把人文关怀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二法门，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确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② 总之，由于对科学的过度尊崇和迷信，科学主义盛行造成价值跌落和信仰迷失，“科学发展观”起而反正，恢复了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相统一的思想主旨，开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思维向度。
收稿日期：2009-04-10
注释：
① 相关讨论可见李毅、寇清杰、张允熠等《综合创新论与“马魂、中体、西用”》，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② 亦可参见高惠珠《科学发展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标签：科学发展观论文; 科学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