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东北老工业基地波特效应再检验
黄金枝 曲文阳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既要青山绿水，也要金山银山”，要求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做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环境规制日渐严格的压力下，对资源严重依赖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波特假说”还能否成立？本文运用DEA-SBM-Malmquist模型评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效率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的潜力，环境规制通过直接作用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进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波特假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成立。
〔关键词〕 波特假说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 经济发展 东北老工业基地 环境规制
引 言
进入新时代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传统发展动力衰减，出现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等问题；同时也面临发展深层次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凸显，无法适应新常态。如今东三省老工业基地 “青山绿水”失去了光环，“金山银山”也黯然失色。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大背景下，面对环境保护和发展速度的双重压力，生态问题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无法回避的难题，或许也是撬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复劳的关键点。东北老工业区已经走到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必须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绿色清洁技术创新，实施严厉的环境规制势在必行。那么环境规制对资源严重依赖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带来更大的发展压力？还是促进技术革新，推动转型升级？学术界对此存在争议［1-3］，传统学派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社会排污减排的成本，严重削弱了社会的竞争力与创造力［4］；修正学派则认为从长远角度考虑，环境规制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具有增加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为 “波特假说”。“波特假说”强调适当强度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社会创新，而创新活动将提高生产力，从而抵消由于环境规制增加的成本，同时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盈利能力，提高产品质量，进而提高产业生产率，达到增加产业竞争力的效果。那么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到底如何？经济的落后是否与实施环境规制相关？“波特假说”能否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成立？东北老工业基地又将如何既要 “青山绿水”，又要 “金山银山”？本文将聚焦东北老工业基地，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
1 文献综述
Jaffe和Palmer针对 “波特假说”提出3种分类，分别是：狭义波特假说、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2］。狭义波特假说强调的是某些灵活的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弱波特假说探究的是环境规制对技术革新的影响，强波特假说则倾向于讨论环境规制对竞争力与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
（1）狭义波特假说。国内外学者的结论各不相同，Requatea等比较了不同环境的政策对污染治理技术进步的激励效果［5］，Krass分析了环境税收 （碳税）对绿色创新技术的影响［6］，李婉红等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7］，李蕾蕾和盛丹从立法的角度论述了环境政策对行业资源配置优化的影响［8］，另有学者从投资、技术水平等不同方面论证了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正向作用［9-11］。
（2）弱波特假说。部分学者的研究不支持弱波特假说，认为弱波特假说只适用于部分中国地区，而这些地区在实施环境规制后，是否能够改善技术创新效率或环境效率，且各地区间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12，13］，更多的研究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张成等 （2011）认为环境规制在中东部地区与创新效率呈现 “U”型关系，从长远角度看，环境规制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改善［14］，Cole验证了法律法规等环境规制方法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15］。
（3）强波特假说。Lanoie认为，通过环境规制提高的创新效率而带来的经济补偿小于因规制增加的成本［16］，Peuckert的研究表明虽然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企业竞争力有削弱作用，但从长远角度看，规制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17］。国内学者的经验表明，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阈值后，才有可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18，19］。
已有研究显示学者们的研究基于面向全国省份的企业数据，验证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质量的关系等都存在显著影响，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研究并没有针对某一特定区域，也没有将研究对象从企业延伸至社会层面，尤其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这种资源依赖、环境问题突出的特殊地区，并不能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另外，现存的研究大都局限于研究环境规制、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中某两者的关系，并未真正将四者联系起来探究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研究对象，探究环境规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而讨论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尝试探讨波特假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可行性。
本文的贡献在于：（1）以具体区域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例，验证环境规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借鉴，同时为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提出新思路新建议；（2）将四者联系起来，试图用中介效应描述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为后续研究做基础，同时验证波特假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可行性；（3）从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式的波特假说的书写方式，为其他老工业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腾飞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图1 文章结构框架
2 模型构建
2.1 SBM模型
传统的DEA模型、CCR和BCC模型，在评价决策单元效率时，没有考虑到松弛变量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效率测度的偏差。本文运用Tone（2001）所提出的投入导向可变规模报酬下SBM效率评价模型以弥补传统DEA的缺陷。同时，传统的DEA模型主要建立在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同比例扩张的距离函数上，这就意味着非期望产出不能被减少，SBM模型能够将允许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不同比例调整，是一种非径向的效率测度方法。SBM模型不但比传统DEA模型具有更强的效率区分度，并且能够提供更多与投入产出效率相关的冗余信息。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同时考虑到这些优点，本文利用SBM模型测量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
假设有n 个待评价决策单元 （DMU ），记为DMUj （j ＝ 1，2，…，n ）； 每个 DMU 有m 种投入，记为xij （i ＝1，2，…，m ），r 种期望产出yi （i ＝1，2，…，r ），v 种非期望产出zi （i ＝1，2，…，v ）， SBM模型如下所示：
经济发展，用地区人均GDP与产业结构衡量经济发展情况［28］。其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处理，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生产总额占全年地区生产总额比重衡量。
3.2.4 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内分析
2.2 DEA-Malmquist模型构建
Malmquist指数可以测度前后两期要素生产率，并可被分解成技术进步 （techch ）、纯技术效率变化 （pech ）、 规模效率变化 （sech ），第t 期和第t +1期的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分别表示为（xt ，yt ，zt ）、 （xt +1，yt +1，zt +1）， 则第 t 期至第t +1 期的变化为 TFP （t ，t +1）， 将 Dt （xt ，yt ，zt ）、Dt +1（xt +1，yt +1，zt +1）基座距离函数， 分别代表第 t 期、第t +1期的技术水平作为参照，ech 代表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根据Chung等的方法，推导过程如式 （3）：
如果是VRS模型，EC 可以再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即EC ＝PTEC ×SEC ，则TFP ＝PTEC ×SEC ×TC 。 当TFP ＞1时， 表示和基期相比，该企业效率改善，当TFP ＜1时，则意味着该企业效率出现衰退；当EC ＞1时，说明技术效率进步，反之说明技术效率利用下降；当TC ＞1时，说明技术进步，从而推动TFP 的提高，反之，则说明存在技术退步。
3、加强人才培养，提高网络核专家的数量和质量。全球网络安全人才的竞争激烈，在每一个拥有核设施的国家均培养和保持一支必要的人才队伍将会很困难。因此，相关国家和核设施领导者应考虑相应的替代措施，以填补相应的人才缺口，例如签署相互支持协议，对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养。
Malmquist指数用于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第t 期和第t +1期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别如式 （5）、（6）所示，综合生产率指数则可以表示为式 （7）：
根据 Fare、 徐建中［20］、 胡玉杰［21］ 等人的研究成果，在规模报酬保持不变的情形下，Malmquist指数可分解成技术效率变动 （EC ）和技术水平指数（TC ）的乘积， 具体形式如式（8）、 （9）所示。
如果是VRS模型，EC 可以再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即EC ＝PTEC ×SEC ，则TFP ＝PTEC ×SEC ×TC 。 当TFP ＞1时， 表示和基期相比，该企业效率改善，当TFP ＜1时，则意味着该企业效率出现衰退。
域间二维路由器建立协议连接时，会向对端路由器其发送携带二维路由标识的OPEN报文。如果对端路由器支持域间二维路由则回复携带有相同标识的OPEN报文，如果对端路由器不支持二维路由即无法识别标识信息，则返回常规的OPEN报文。发起连接的域间二维路由器会根据返回的OPEN报文是否携带特定标识来识别和记录对端路由器是否支持二维路由，将来二维路由相关信息只会发给建立连接的二维路由器，而不会发给传统路由器。
保持体形，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事业。刚生完孩子根本不敢上秤，不想被贴上油腻妇女的标签，就要“管住嘴，迈开腿”。
2.3 回归方程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为检验环境规制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以下基础模型：
其中Y 表示被解释变量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 经济发展），E 代表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Xi 为控制变量，εi 为随机扰动项，i 表示第i 个DMU ，t 代表年份。β 1与β 2是重点关注的系数，当0＜β 1≤0.1或0＜β 2≤0.1时，表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显著，反之，则相关性不大。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选取、处理与数据来源
3.1.1 变量选取、处理
环境规制， 在对现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22，23］，本文决定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在地区生产总额所占比重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即用当年环境污染治理支出与当年地区生产总额求商所得即为当年的环境规制强度。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通过DEA-SBM-Malmquist指数获得。投入指标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4］、期末从业人员人数、能源投入与工业用水消费量［18］。期望产出为地区生产总额 （GDP）与造林面积，非期望产出为废水排放量与SO2排放量［25］。同时，测得的全要素生产率采取连乘的方法处理，保证每一年的数据都是以2007年为基期获得的，即用累积环境TFP来衡量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矿体厚度：矿体的厚度分为两个明显的区间（图2B），1～3 m为一个区间，4～7 m为另一个区间。两个区间的资源量曲线变化也明显存在较大的落差及间断，矿体厚度与资源量的贡献关系总体呈负相关关系，即厚度越大，对资源量的贡献越小。对资源量贡献最大的矿体厚度为1～2 m，占总量的70%，这与矿床矿体多为薄脉型特征相符。
根据管道总体规划设计情况作出总体施工方案，对人员投入、设备投入、材料用量、施工质量管理、进度管理、资金管理、安全管理、计划管理、工程质评与验收、档案资料管理等方面作出全面的部署规划，并根据分段情况作出相应的施工子方案。对工程施工涉及的某个专项作出相应的专项方案，如土石方开挖堆放专项方案、爆破专项方案、施工用电专项方案、管道吊装专项方案、破公路专项施工方案、穿越输油管道专项施工方案、管道水压或气压试验专项方案等，在施工中严格按照批准的施工方案和专项方案执行，落到实处，确保施工质量、进度和安全。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回归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目前，累积环境TFP与累积创新效率对产业结构的改善都不够明显，但二者的进步对人均GDP的增长作用显著，环境TFP与创新效率的改善减少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了社会效率，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均GDP的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得性与可靠性，本文的样本选择区间为2007～2017年，数据来源于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与 《黑龙江省环境统计年鉴》。
3.2 数据分析
参考已有文献［29］，经过LM检验、豪斯曼检验、怀特检验等分析，发现探究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GDP，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效率与人均GDP的关系适合用混合回归，探究环境规制与人均GDP的关系适合用随机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与创新效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效率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适合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步骤与结果此处略。
自主学习能力能够在英语实践中获得有效的开发与提升。不但个体因素会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有着影响，外在因素也不容忽视。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而混合式教学模式则能够为培养与提高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能力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具体培养策略如下：
3.2.1 环境规制与累积环境TFP、创新效率分析运用Stata15.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见表1）。
表1 环境规制与累积环境TFP、创新效率关系
表2 累积环境TFP、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关系
从表1中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东北三省的累积环境TFP即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积极效应检验。通过分解，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是TC ，即由于技术进步的大幅度改善，验证了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带来了技术上革命创新，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社会绩效。
环境规制对累积创新效率的影响也通过了10%显著水平的检验，环境规制的系数为正，说明环境规制推动了创新效率的正向提高，为弱波特假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能够成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3.2.2 累积环境TFP、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
之所以做上述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能力有条件，为需要受教育的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我们小时候的条件很艰苦，没有很好的条件支持我们学习，我们深知其中的苦涩与艰辛，所以在自己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资助，让更多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
创新效率，用DEA模型测得，投入指标为科研人员全时当量［26］与科研 R＆D 经费投入［27］， 产出指标为授权的专利数量；测得的全要素生产率采取连乘的方法处理，保证每一年的数据都是以2007年为基期获得的，即用累积创新效率来衡量实际创新效率。其中2010年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与科研R＆D经费投入数据缺失，用2009年与2011年的数据平均值代替。
3.1.2 数据来源
3.2.3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
下文探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人均GDP的直接关系，以及加入累积环境TFP与累积创新效率后方程的变化情况 （见表3）。
韩冬炎之流，并不鲜见，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被嘲讽为“规划之神”，主政广州后，先后计划建9个新城，总面积近800平方公里；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则被称为“推土机市长”，一路从扬州“挖”到南京，直至把自家“挖”进监狱；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也是以卖光公有企事业、大搞野蛮拆迁、大兴土木营造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而著称，把“春城”昆明折腾成了“拆城”。
表3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显著作用。通过改变创新效率、提高技术水平，环境规制促进了地区的产业转型。本模型中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呈反向变化趋势，由于本文的产业结构利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额的比重代表，因此可以解释为当环境规制强度增大时，第二产业在地区经济中所占比重下降，地区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与优化，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达到又好又快的标准。环境规制对人均GDP也没有直接作用，但是环境规制对累积环境TFP产生促进作用，进而影响人均GDP的增长，通过规范社会行为，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发明创新来提高运作效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侧面印证了波特假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可行性与可靠性，为其他工业区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式 （1）中ρ 为城市生态环境效率值，λ 是权重向量，x 0是投入指标，y 0是期望产出指标，z 0是非期望产出，若
对于特定的被评价单元，当且仅当ρ ≥1时，被评价单元有效；反之，被评价单元存在效率损失。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和地区生产总值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构建新的计量模型如式 （11），得到表4所示结果。当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时结果不显著，当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与累积创新效率时回归结果显著。当被解释变量为累积TFP时，环境规制的系数为正，其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规制与累积TFP两者的关系满足倒 “U”模型。
表4 环境规制关系再检验
综上分析，波特假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成立，说明环境规制与创新效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同时环境规制与累积环境TFP满足倒 “U”模型，如图2。能够看出环境规制与累积环境TFP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当环境规制逐渐增长至b时，累积TFP呈现增长趋势，说明环境规制能够推动技术创新效率的发展；当环境规制超过b时，累积环境TFP开始随着环境规制的增长而下降，说明此时的环境规制对累积环境TFP是抑制关系。按照我国目前的发展形势，经济活动对象通过对资源的消耗得到产出，但通过污染环境或其他有损社会效益的方式换来产出产量的提高，对整体经济产出或质量会带来负面影响；过分强调环境规制，也可能导致生产总额的下滑，影响经济发展，更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努力，找到适合的环境规制强度b，尽快达到下图曲线的拐点（a，b），推动环境TFP的发展进入平稳高潮期，克服经济发展瓶颈，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复兴。
（五）实行思想教育集体化。充分利用升国旗、周末集会时机，开展班级卫生评比通报，并由校领导专门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和文明行为习惯教育。邀请交警、消防、医生等专业人员专门开展寄宿生防火、防水、防盗、预防食物中毒等合各类专项安全法制教育和健康教育活动，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护能力。邀请知名专家开展励志感恩教育，动情之处，许多学生和家长当场落泪，相拥而泣，场面十分感人。
图2 环境规制与累积环境TFP
4 结 论
本文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三省2007～2017年数据，采用DEA-SBM-Malmquist指数与计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效率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证明了波特假说能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成立。研究显示：（1）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效率值基本处于效率前沿面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2）环境规制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作用显著，但环境规制通过作用于累积创新效率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通过作用于累积环境TFP间接作用于人均GDP。
2.2 两组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气促、发热、咳嗽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病例组的气促、发热、咳嗽积分显著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波特假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成立对解决目前东北地区的经济困局具有重要意义，说明环境规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发挥出一定的积极作用，对资源严重依赖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继续实施环境规制按下了确认键。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和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自然景观是地理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师在实际展开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想实现地理知识的有效渗透，结合教学内容有针对性进行自然景观相关知识的讲解具有重要意义。
（1）打造 “区域经济共同体”。重视空间溢出效应，各经济主体应积极融入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中，东三省应该明确自身定位，协同发展，打造 “区域经济共同体”，加强贸易合作，注重对外开放，优势共享，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2）重视环境规制对创新的作用，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环境规制引领生态创新，同时以创新服务环境规制，重视科技的力量，提高技术水平，以研发攻坚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军，通过创新带动产业调整与完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绿色循环经济，集群化规模发展。同时各地应因地制宜，灵活应对，适时适当的调整措施，保证经济又好又快的平稳发展。
（3）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现代化工业发展之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谐，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建立起自然资源外的全新的发展优势，避免陷入 “比较利益陷阱”，走出 “荷兰病”的困扰，达到自然资源利益最大化。
本文虽然探究了 “波特假说”是否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成立，但没有深入到地区内部细致研究老工业基地三省各自的经济发展特征，对解释变量的控制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不满足倒 “U”曲线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下一步计划针对本文的遗留问题深入探究，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可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Michael-E Porter， Claas Van-Der-Linde.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 （4）： 97～118.
［2］Adam-B Jaffe， Palmer Kare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A Panel Data Study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7， 79 （4）： 610～619.
［3］余伟，陈强.“波特假说”20年—环境规制与创新、竞争力研究述评 ［J］.科研管理，2015，36 （5）：65～71.
［4］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对 “强波特假说” 的再检验 ［J］.中国软科学，2016，（7）：144～154.
［5］Till Requatea， Unold Wolfram.Environmental Policy Incentives to Adopt Advanced Abatement Technology：Will the True Ranking Please Stand Up？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3，47 （1）： 125～146.
［6］Dmitry Krass， Nedorezov Timur， Ovchinnikov Anton.Environmental Taxes and the Choice of Green Technology ［J］.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3， （22）： 1035～1055.
［7］李婉红，毕克新，曹霞.环境规制工具对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造纸及纸制品企业为例 ［J］.系统工程，2013，31 （10）： 112～122.
［8］李蕾蕾，盛丹.地方环境立法与中国制造业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 ［J］.中国工业经济，2018，（7）：136～154.
［9］宋马林，王舒鸿.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J］.经济研究， 2013， 48 （3）： 122～134.
［10］Gong-Bing Bi， Song Wen， Zhou P， et al.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s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Slacks-based DEA Model［J］.Energy Policy， 2014， 66： 537～546.
［11］Xiaoli Zhao， Yin Haitao， Zhao Yue.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Efficiency and CO2Emissions of Power Plants in China ［J］.Applied Energy， 2015， 149： 238～247.
［12］范丹，王维国.中国区域环境绩效及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 中国环境科学， 2013， 33 （5）： 952～959.
［13］叶祥松，彭良燕.我国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1999～2008 ［J］. 财贸经济， 2011， （2）： 102～109.
［14］张成，陆旸，郭路，等.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 ［J］.经济研究， 2011， 46 （2）： 113～124.
［15］Matthew-A Cole， Elliott Robert-J-R， Okubo Toshihiro.Trad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dustrial Mobility：An Industry-level Study of Japan ［J］.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 （10）：1995～2002.
［16］Richard Lajeunesse， Lanoie Paul， Patry Michel.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New Findings on the Porter Analysis［J］.Cahiers De Recherche， 2001， 30 （2）： 121～128.
［17］Jan Peuckert.What Shap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ompetitiveness？Evidence from Executive Opinion Surveys ［J］.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2014， （10）： 77～94.
［18］李树，陈刚.环境管制与生产率增长——以APPCL2000的修订为例 ［J］. 经济研究， 2013， （1）： 17～31.
［19］陶静，胡雪萍.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 （6）： 85～96.
［20］徐建中，曲小瑜.装备制造业环境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和Tobit的实证分析 ［J］.运筹与管理， 2015， （1）： 246～254.
［21］胡玉杰.地方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区域差异性［J］. 系统工程， 2018， 36 （5）： 150～158.
［22］王勇，李建民.环境规制强度衡量的主要方法、潜在问题及其修正 ［J］. 财经论丛， 2015， （5）： 98～106.
［23］李国祥，张伟.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J］. 当代经济科学， 2019， 41 （3）： 26～38.
［24］沈能.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J］.中国工业经济，2012，（3）： 56～68.
［25］吴朋政，赵玮璇.从速度到质量：引入环境指标的中国省会城市发展综合效率再测度 ［J］.生态经济，2019，35（6）：91～97.
［26］张中元，赵国庆.FDI／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4）： 19～32.
［27］李真，张梦.中国区域低碳竞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与实证 ［J］.财经研究，2016，42 （6）：133～144.
［28］钟祖昌.国家创新效率的结构特征及其收敛性研究——基于OECD国家和中国的经验分析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2， 33 （2）： 22～29.
［29］陈强.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233～260.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A Re-examination of Porter Effect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of Northeast China
Huang Jinzhi Qu Wen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green mountains and green waters as well as invaluable asset”.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le guarantee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Is the Porter Hypothesis still valid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in Northeast China？Wher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re increasingly stringent and resources are heavily dependent？The DEA-SBM-Malmquist model is used to evaluate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is analyzed.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and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and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directly affecting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Thus，the Porter hypothesis can be established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of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Porter Hypothesis；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novation efficiency；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theast old industrial bas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OI： 10.3969/j.issn.1004-910X.2019.12.004
〔中图分类号〕 F120.4；F127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9-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绩效审计中效率性计量研究——绩效审计技术支撑研究”（项目编号：71271064）。
作者简介： 黄金枝，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绩效评价。曲文阳，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策评价。
（责任编辑：张舒逸）
标签：波特假说论文;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创新效率论文; 经济发展论文; 东北老工业基地论文; 环境规制论文;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