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权力：应用与规制
□陈鹏
内容提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深度学习算法的重大突破，推动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应用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家和社会对于算法的依赖不断加深，作为人工智能基石之一的算法也呈现出一定的权力特征。算法权力表象上是技术权力，在公众意见及时感知、治理需求有效回应、政策议程精准设定、政府绩效准确评估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功效，为社会规制国家机器的运行提供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可能。同时，算法权力的背后也潜藏着资本的权力，资本利用其在数据和算法上的技术优势，有应用算法进行独裁和推动数据霸权的可能，国家主权面临资本深刻的挑战，全球治理格局也面临深刻变革。对于算法权力的规制，既需要各国在保障数据安全和降低对资本的算法技术依赖等方面付出努力，也需要各国积极开展合作，构建全球层面的算法治理体系并不断完善全球算法治理机制。
关键词 算法 权力 应用 规制
算法和数据是人工智能的两大基石。深度学习算法的重大突破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推动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应用程度的逐步加深，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在智能时代，国家治理这一传统上利用科层体制来维系的治理场域，也开始重视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来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中应用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治理的形态也经历了不断的变迁，智能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正悄然来临。算法作为智能治理的核心，其在智能时代广泛而深入的应用不断地赋予权力以更多的属性，算法权力正成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权力的技术特征和资本特性在算法权力上得到了较为紧密的结合。技术视角下的算法权力，为社会找到了一个有效规制国家机器运行的手段，推动着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资本视角下的算法权力，助推着拥有算法和数据技术优势的资本逐步建构起对国家的优势，国家治理秩序和全球治理格局面临严峻挑战。在智能时代，扩大算法的应用范围，利用算法的应用来规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非常必要。但同时，面对算法在应用过程中可能会给国家治理秩序和全球治理格局带来的深刻变革，各主权国家也需要积极开展合作并采取措施，以有效应对算法及其背后的资本给国家治理秩序和全球治理格局带来的冲击。
一、算法权力：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
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基石之一，是“一种有限、确定、有效并适合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①。20世纪50年代初期“图灵测试”的提出，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问世。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停留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作品当中，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取得的重大突破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人工智能时代正逐渐从想象成为现实。借助于海量的大数据和具备强大计算能力的硬件设备，拥有深度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机器可以通过自主学习和强化训练来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解决很多人类难以有效应对的治理难题。伴随人工智能算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重要性的日渐凸显，国家和社会对于算法的依赖也逐渐加深，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算法权力也随之出现。算法权力是一种人工智能技术平台的研发者和控制者在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利用自身在数据处理和深度学习算法上的技术优势而生成的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对象拥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算法权力从表象上看是一种技术权力，但其背后潜藏着控制算法设计和研发过程的资本的权力，而且在不远的将来，算法权力有可能会脱离人类的掌控并演化成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技术优势甚至是霸权。
1.算法权力表象上是一种技术权力。算法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之一，算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人类社会自进入国家状态以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应该如何协调和平衡一直是政治学关注的重要话题，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和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来有效规制国家权力的行使成为社会应对国家权力的惯常做法。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使得政府运行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民众的治理需求能够得到有效地识别和及时地回应，有效地降低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成本和难度，提升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绩效，算法也由此成为社会有效规制国家机器运行的强大技术支撑。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应用程度的不断加深，依据人工智能算法分析的结果来决策、听取人工智能算法的指令来行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成为人类决策和行为时的常态，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技术依赖将会不断增强，算法作为一种技术形态的权力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2.算法权力的背后是资本权力。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取得的重大突破，离不开在深度学习算法设计和研发上投入巨大资金和人力的资本。资本作为算法设计和研发过程的主导者，其在算法研发上的巨大投入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其自身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由于算法的设计和研发过程是封闭的，研发者的价值导向和利益意图可以随意地被植入到算法中去，使得算法设计和研发过程中存在黑箱操作的可能，人类利用算法来进行决策和实施行为时将会面临一定的风险。资本可以非常容易地将自身的利益企图和行为指向植入到算法中，让看似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下自行运行的人工智能技术平台来帮助资本完成特定的利益诉求，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同时，拥有算法设计和研发优势的资本，通常在数据的存储、提取、分析和处理上也拥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算法技术和数据优势的叠加更加强化了资本对于政府、公民、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资本和国家的关系也由此存在重塑的可能。
3.算法权力最终可能演化成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技术优势甚至是霸权。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进，人工智能正逐渐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变，超级人工智能的出现在很多人眼中也将不再遥远。人工智能形态的不断变革，也给学界关于人工智能体的属性和地位该如何明确带来了很大的争论。主张人工智能是机器的学者主张，人工智能的实质是人类设计出来用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国家和社会治理难度、满足人类美好生活诉求的机器，人工是智能的前提。而主张人工智能应该被赋予主体人格的学者认为，深度学习算法的出现，使得人工智能具备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能力，应该赋予其部分的法律人格②和财产权利。也有的学者认为，“简单地以机器‘长得是否像人’或者‘表现得是否像人’作为评判其能否获得法律主体地位的标准要件，不仅容易因概念的含混不清导致可操作性不强，还可能会陷入法律与科学技术双重认识不一致的泥潭”③。未来，人工智能是人还是机器的争论也许还将持续很久，但是在深度学习算法的推动之下，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能力正不断增强，自主意识也在不断形成，这样的事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面对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和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超级人工智能时代的临近，人工智能脱离资本和人类控制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大增加，我们有必要担心算法权力有可能正在从技术权力的表象和资本权力的实质演化成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技术优势，并最终有可能转变为人工智能对于整个人类的霸权。
二、技术视角下的算法权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类社会自从进入国家状态后，面对强大的国家和政府，如何利用技术手段来有效规制国家机器的运转、防止公权力被滥用、维护社会的安全，是公民和社会始终关心的问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化存在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也为算法权力的扩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凭借对数据的自动提取和快速准确的分析结果，在公众意见及时感知、治理需求有效回应、政策议程精准设定、政府绩效准确评估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功效。伴随算法在国家治理中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技术权力，为社会有效规制国家机器的运行提供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可能，推动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1.公众意见及时感知。公众意见表达了社会民众真实的心理认知和强烈的行为诉求，是民意的真实流露，及时感知公众意见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质量的重要前提。公众意见不同于公共舆论，“沉默的大多数”现象的存在，使得公共舆论往往成为少数人利用媒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结果，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大部分社会民众的心声。因此，政府如果完全依据公共舆论导向来决策和行为，将存在很大的风险。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民众参与发表意见的渠道愈发多样、成本不断降低、速度也更加便捷。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使得汇总和处理以数据形态呈现出来的公众意见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和技术难度大大降低，公众意见被国家及时感知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听取真实的民众意见而非营造出的公共舆论来决策和施政成为国家治理的价值使然和行为取向。
光伏逆变器的低电压穿越特性分析与参数测试方法//葛路明,曲立楠,陈宁,朱凌志,张磊//(18):149
以下代码实现了两个报告的文本分词、词频统计，在此基础上发现十九大报告中出现的新词，并制作相应的新词的词云（如图1 所示）。
3.政策议程精准设定。公共政策是各级政府履行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议程大体包括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方案的设计、政策的执行、政策的监控与反馈等环节。政策问题的界定是政策议程的起点，“由谁决定哪些社会问题成为政策问题，对于政策制定过程来说是关键性的。决定哪些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甚至比决定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更为重要”。④在传统的公共政策议程中，受制于决策信息供给的不充分和决策者在决策能力、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的障碍，政策议程难以做到精准设定，政策议程的透明度也较低，“政策黑箱”问题较为严重。伴随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平台通过对海量大数据的自动提取、汇总和分析，可以做到精准设别政策问题并设计出一定数量的具有可行性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同时，在政策方案的选择环节，人工智能技术平台通过模拟政策实施的环境，可以大体测算出各种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的收益大小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提高政策方案选择成功的概率。此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平台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结果，可以实现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全程、实时和有效的监控，降低“黑箱”操作的可能，进而提高政策执行成功的概率和效果。
4.政府绩效准确评估。政府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绩效的好坏，进而影响到民众的切身利益。评估政府行为的绩效，找出影响政府绩效的因素并及时准确地反馈，既是社会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手段，也是帮助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由于评估主体、评估时间、评估经费和评估手段等因素的限制，现有的政府绩效评估主要采取随机抽样评估的方式来进行。随机抽样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因为所抽取的样本数量是有限的，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政府绩效的全貌，而且政府在绩效评估样本的选择上存在人为操作的空间，更加降低了社会对于政府绩效评估结果的信任度。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化存在成为物体和行为的常态，政府行为的过程也被以各种形式的数据记录并保存下来。具有深度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技术平台通过对行政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自动的记录、存储和分析，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政府行政行为实施前后有关事务和人员状态发生的变化情况，为政府绩效的准确评估提供了可能。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平台通过对政府行为数据的自动提取和有效分析，也可以实现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准确完成政府绩效评估的任务，从而实现民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监督的目的，切实规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空间。
式中:w ij(t)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经t次调整的权值;I jq是在第q组样本输入时节点i的第j个输入。
三、资本视角下的算法权力：资本与国家关系的重塑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技术上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并列”。⑤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技术权力，在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提高行政运行效率、改善政府治理绩效的同时，更为公民和社会深度参与国家治理、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和有效规制国家机器运行提供了坚强的技术保障，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着积极的变革。但同时，在算法权力的技术权力表象之下还潜藏着资本的权力，“算法权力这种新兴的权力并不把我们当成‘主体’来对待，而是作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客体”⑥。资本凭借其在算法研发和数据处理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在与国家的不断博弈中重塑着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会产生一定的冲击，进而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秩序也会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1)考虑到介质含有焦粉等颗粒杂质以及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热量，易导致电渗析膜堵塞、老化变性，从而缩短膜寿命，故在工艺中设置预处理工序，对介质进行过滤和冷却，以保护设备。
有个成语叫狡兔三窟，那是指动物们。现代某些贪官，狡猾地常爱玩脚踏两只船的伎俩。他们的攀援术是谁有用就依附谁，多头出击。他们认为，“脚踏两只船”是一种生存之道。如果只会死心塌地地踏着一条船划着一支桨独行于风雨之中，实在是有些“虚度了丰富多彩的人生”。这些人，生活的理念是，宝贵的生命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在一艘船里葬身，那多亏！所以，他们的生存之道是，多给自己留条后路，多踩几条船才会无后顾之忧，哪条船更稳上哪条，不损毫发，何乐而不为？
1.资本应用算法进行独裁的风险。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公民生活中的深度应用，有效地降低了治理的成本和管理的难度，使得人类可以从繁重、枯燥的劳动的解放出来，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但同时，人工智能算法也是一把双刃剑，其在推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步入智能化阶段的同时，也使得国家、社会和公民逐渐产生了对人工智能算法的技术依赖。算法从表象上来看是一种由人类设计出来用于完成特定任务的操作指令而已，但由于算法的设计和研发过程是不透明的，算法设计者在算法的设计和研发过程中可能会将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植入到算法设计过程中，然后通过人工智能机器的技术外表来轻松实现其特定的目的。从现有的算法设计和研发格局来看，少数掌握软件开发技术优势的企业主导着算法的设计和研发工作，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企业管理中使用的智能技术平台的供给也被少数企业所垄断。伴随国家和社会对于算法依赖的加深，主导算法设计和研发过程的资本也由此建构起对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技术优势。资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可能会利用算法上的优势来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过程实施严格的控制，算法独裁也由此成为国家和社会在算法应用过程中需要加以认真防控的风险。
由于二孩政策放开增加的高龄孕妇比例往往为经产孕妇，本研究特别单独分析了经产孕妇中年龄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其他研究在初产人群中的趋势一致，经产孕妇中各类高危均随着年龄组的增高而增高。
2.资本利用数据推动霸权的危险。数据是算法的权力特征得以不断凸显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算法水平的提升依赖于海量大数据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学习原料和训练素材，算法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功效的持续发挥也有赖于对海量大数据进行自动提取和分析的结果。“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个由数据构成的世界，人也是一切数据足迹的总和。人工智能时代，公民个体社会经济生活以数据形式留下记录，每个个体无时无刻不是数据的生产者……国家的治理、政治的管理、公民的社会生活等都基于数据，对数据产生巨大的依赖度 ”⑦，数据也由此成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数据存储和处理的技术优势，谁就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数据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它的价值需要通过互联和共享并进行深度的挖掘方能体现出来，静态的、孤立的数据是难以体现出巨大价值的。从全社会现有的数据分配格局来看，政府掌握的数据比市场和社会掌握的数据量要多，政府在数据的数量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受到科层体制的束缚，政府内部的数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问题，不同区域之间、不同层级之间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在存储系统的对接和数据资源的共享上存在诸多的障碍，大量的政府数据处于沉睡状态。同时，政府在数据的存储、分类、处理和分析等方面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上也面临较多的短板。与政府在数据的共享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不同，少数企业利用自身研发的应用软件和智能政务平台，不仅掌握了海量的大数据，而且凭借其在云存储和云计算等方面的技术优势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数据的价值并加以有效利用。目前，少数企业在数据存储和处理上的技术优势正演变成为对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优势，并有形成数据霸权的可能，对传统的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公民的信息安全也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危险。
⑥⑭郑戈：《算法的法律与法律的算法》，《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2期。
2.治理需求有效回应。国家治理是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围绕特定的治理议题，运用一定的治理手段来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行为和过程。治理作为一种理念被引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已经有较长一段时期，但是治理所要求的多中心的治理体系至今尚未有效建立起来，我国治理体系的中心仍旧是各级政府。面对民众和社会日渐多元化的治理需求，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做到有效回应是困扰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政府在回应民众需求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技术、时间和经费上的障碍，使得政府对民众的回应不足和回应不及时的问题并存，政府回应力亟待提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的出现及其广泛应用，使得政府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实现对数据的自动提取和快速分析，将民众反映比较热烈的重点、难题问题作为政府治理的重点，政府对民众治理需求回应的及时性显著提高。同时，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对大数据进行提取和分析的结果，政府可以抓住问题的关键并及时加以解决，有利于改善政府治理的绩效，提升群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
3.国家主权安全面临资本深刻的挑战。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和智能治理形态的出现，给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工智能体已经开始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治理主体，推动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但同时，随着由资本主导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中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应用程度的日渐加深，国家的主权安全也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首先，国家治理中应用的智能技术平台在帮助解决国家治理难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收集国家治理中产生的重要数据，其中很多是关系到国家和公民切身利益的核心数据，主权国家正面临着数据泄露的危险。其次，在算法研发和运行过程缺乏必要的透明机制的前提下，国家和社会在治理需求的识别、治理方案的设计和治理过程的实施等环节上对算法产生的高度技术依赖，使得算法背后的资本拥有了影响和主导国家治理秩序的能力，国家的主权安全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最后，资本凭借其在算法技术上的优势，有发动算法战争的可能。智能治理的核心是算法，资本可以轻易地通过其在算法上的技术优势，来发动针对特定主权国家的算法战争，以完成资本对于该国国家主权控制的目的，特别是那些在算法研制、应用和规制等方面缺乏技术优势和安全意识淡漠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威胁更大。“由于缺乏相应技术积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充分有效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数据安全，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算法所带来的干涉。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进一步凸显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脆弱性特征，传统的国家政治安全将面临严峻的考验。”⑧
4.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秩序存在被资本重塑的可能。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的出现和深度应用，不仅对国家的数据安全产生影响，诱发数据霸权和算法独裁问题的出现，进而危及到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且也正在对全球治理秩序和治理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定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中，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核心行为体，直到近几十年国际组织的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其垄断地位，然而，在走向弱人工智能时代的过渡阶段，随着资本权力和技术权力在国家行为体内部的扩张，新的异质性行为体将在国际关系活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行为体因其不同的特性将带来不同的运行规则及行为逻辑，由内而外地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发生。”⑨具体来说，一方面，少数拥有算法技术和数据优势的超级企业会成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推动着长期以来一直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另一方面，传统的全球治理秩序也面临解构的可能，资本对于国家的强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构建，“资本的权力也将在政治体系中快速扩张，对建立在传统工业化生产基础上的现代政治体系产生影响，最终在政治权力分配中获得充分的反映”。⑩
四、算法权力的规制：国家方案和全球视野
当前，“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人工智能在其提供社会发展动力和平台的同时，也对经济、社会、就业、伦理、安全诸领域提出新挑战”。⑪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在让人类看到利用技术权力来规制国家权力良机的同时，也提醒人类要警惕算法背后日渐强势的资本权力给国家治理秩序和全球治理格局可能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智能时代，算法的应用和发展将不可阻挡，但是算法给国家主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格局带来的冲击并非不可避免，至少可以被积极规制。21世纪以来，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全球治理研究逐渐成为新趋势，⑫对于智能时代算法权力的规制，既需要各主权国家在数据安全保障和降低在算法上对资本的技术依赖等方面付出努力，也需要各主权国家之间积极开展合作，加强全球层面的算法监管体制和机制的建设。
（一）国家方案
对于算法黑箱的破解，除了要加大对核心算法研发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力度外，还需要国家在算法设计、研发和应用等环节加强对资本的法律监管和道德约束。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犯罪的主体界定和责任承担等方面的立法较为滞后，对于人工智能算法设计和研制方面的道德规制也不完善，为不少主体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来从事违法或犯罪行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为此，国家需要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和研发的标准、规则和透明度等方面出台必要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确保人工智能算法在保障国家、公民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和深化应用程度。
2.强化对算法设计、研发和应用过程中的法律监管和道德约束。算法作为一定主体设计和研发出来用于完成特定任务的运行程序，其在实践领域的应用表面上看属于纯粹的技术问题，与设计者和研发者的价值取向和利益企图难以形成关联。但是，由于算法的设计和研发过程是封闭的，除了少数开源算法外，绝大多数算法是不可解释的，这就使得算法在运行过程中存在黑箱操作的可能。“计算机系统隐含的偏见和利益取向多年前就已引起广泛关注。多项研究均显示，软件产品具有隐蔽性的特征，特定的权力结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已经事先被嵌入其中。在软件的遮蔽下，‘有限性、许可、特权和障碍’等限制不易被人察觉。”⑬
1.加大对算法设计和研发的投入力度。治理手段的更新和治理技术的进步，是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绩效改善的重要动力。与传统的治理技术进步不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的出现，不仅大幅提升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绩效，而且也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秩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利用技术来治理正逐渐变成依赖技术来治理，治理主体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从现有政府使用的智能治理系统的研发主体来看，表面上是不同层级的政府联合有关企业进行研发的，但智能治理系统的核心算法是由少数企业研发出来的。而且，智能治理系统在日常运行过程在中也离不开算法研发企业提供的技术支持。为了有效降低国家和社会对于主导算法设计和研发过程的资本的技术依赖，国家需要加大对算法设计和研发的投入力度，国家治理中采用的智能治理系统的核心算法应该由政府来掌握，确保国家和社会在应用人工智能算法推动传统治理向智能治理转变过程中的技术安全。为此，可以由国家的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国有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相关的国有企业的技术力量来负责算法的设计和研制工作，打破政府对少数企业的算法依赖，确保智能治理系统运行的安全。
3.确保公民数据和国家数据的安全。算法水平的提升和应用场景的拓展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国家对于算法权力的规制也需要对数据的存储和使用等环节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以资本为主体“大数据掌控者们借助越来越智能化的算法分析和利用着我们的数据，开发着靠数据化的人类经验喂养的人工智能产品，在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越来越多便利的同时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决策，并在此过程中积累起日益膨胀的财富、技术和人力资源……而我们在消费的同时也都在生产，生产着数据，但没人为我们的数据生产支付报酬”⑭。数据生产者与数据掌控者分离的现状和有关数据生产者的产权应该如何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和制度的缺失，不仅使得公民数据和国家数据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于公民和国家的强势地位。“面对大数据对个人隐私潜在的威胁，我们必须重视智能革命时代隐私权的保护。”⑮对此，一方面，国家需要尽快出台保护数据和数据生产者合法权利的法律法规，明确数据的产权主体，建立使用者付费制度，防止资本对于公民数据和国家数据的滥用。另一方面，要打破横亘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连接起数据孤岛，在统一数据系统、数据标准和数据处理流程的基础上，加快构建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大数据系统，有效确保公民数据和国家数据的安全。
（二）全球视野
1.构建全球算法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深度学习算法的出现和应用场景的拓展，不仅危及到主权国家的安全，也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两大重要基础——大数据和算法，很难形成以国家为界的封闭式治理，其天然涉及到一系列跨境治理议题”⑯。在应对算法权力及其给国家主权和全球治理带来的冲击等问题方面，仅仅依靠单个国家的努力是很难完成的，构建全球算法治理体系是解决全球算法治理难题的必由之路。为此，各主权国家之间需要摒弃以邻为壑的思想，采取主动合作的姿态，构建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相关国际组织参与的全球算法治理体系。这一算法治理体系，主要对算法设计、研发和应用过程中涉及到的国家主权安全、道德伦理、法律规制、人工智能犯罪防控等问题进行积极的协商和沟通，为相关算法治理机制的出台提供良好的平台和空间。
2.完善全球算法治理机制。以主权国家为主体、有关国际组织参与的全球算法治理体系的构建，为在全球层面上对算法权力进行监管和规制提供了难得的治理框架。在此框架内，首先，各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应该本着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和对智能时代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加强在应对数据霸权和防范算法独裁等方面的技术合作力度，积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算法研发和运行透明机制的建立，将算法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控制在人类可以预见并能有效应对的范围内。其次，推动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有关算法设计、研发和应用过程的法律规则、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制定。“算法及其决策程序是由它们的研发者塑造的，在细节上渗透着研发者的主观特质。”⑰也许算法是没有偏见的，但是不能确保算法的设计者、研发者和使用者也是无私的，构建为国际社会所接纳并能够让算法设计、研发和使用者自觉遵守的法律规则、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在全球层面规制算法使用和防控算法独裁的重要前提。最后，为了防止未来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算法的推动下可能会脱离人类控制问题的出现，全球算法治理体系有必要推动建立必要的人工智能自我终结机制，以确保整个人类的安全。“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曾不无忧虑地认为，人类的进程其实是由算法来决定的，在未来，人类的生化算法将被外部算法超越。”⑱而当人类无法控制具备强大学习功能并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时，人工智能自我终结机制也许是保护人类安全、维系人类文明的安全阀和缓冲器。
注释：
①Robert Sedgewick，Kevin Wayne：《算法》（第四版），谢路云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
②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东方法学》2017年第5期。
(2)测试集：使用第6届“泰迪杯”数据挖掘竞赛的test_data_sample数据集对模型进行评测，共计1 586条数据。
④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第十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吴习彧：《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⑤汉斯·昆：《世界伦理构想》，周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美的以委托代销方式进行结算。在委托代销方式下，委托方在将货物移交给受托方时并不确认收入，而是等待受托方货物销售并开具代销清单，委托方收到代销清单的当天才确认收入。如果美的就2017年7月的销售业务与某公司签订委托代销合同，由该公司来销售这批商品，美的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支付佣金，该批货物于2017年8月1日移交给代销公司，美的在2018年1月1日收到代销公司开具的代销清单，金额3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2017年7月签订委托代销合同，2017年8月1日发出货物，均不是美的的收入确认时间，所以美的在2017年度并不确认该批商品的相关收入，暂不针对该笔业务计算缴纳所得税。
⑦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适应与转型》，《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8期。
⑧封帅、鲁传颖：《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风险与治理》，《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8年第10期。
⑨⑩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
⑪张成岗：《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风险挑战与秩序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⑫薛澜、俞晗之：《迈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问题—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⑬张淑玲：《破解黑箱：智媒时代的算法权力规制与透明实现机制》，《中国出版》2018年第7期。
⑮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
在减轻税费负担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实质性减税的概念。今年3月30日，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黄志龙就发表文章 《中国将进入实质性减税新时代》，文章中说：“3月28日，在两会刚刚闭幕一周，国务院就开始兑现减税的承诺，一举送出了4000亿元的企业减税大礼包，减税力度空前，加上今年将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出台个税综合抵扣等改革方案。可以预计，在完成营改增之后，新一轮的实质性减税周期或将来临”。因此，“实质性减税”概念的提出是在今年两会之后。
⑯俞晗之、王晗晔：《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现状：基于主体与实践的分析》，《电子政务》2019年第3期。
⑰⑱汝绪华：《算法政治:风险、发生逻辑与治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通过分析SAGD采油过程中的余热，结合AHP技术的特点并基于热力学分析方法，同时考虑经济性和可操作性的前提下，给出了几种利用通过AHP技术利用SAGD余热的方案，以期能够为提高SAGD采油工艺过程能源利用效率提供开发策略。
作者陈鹏，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芜湖 241002）
责任编辑 陈亚飞
标签：算法论文; 权力论文; 应用论文; 规制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