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确立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正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无论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以《共产党宣言》作为标志，反对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与修正主义，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确立与不断发展起着巨大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在反对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清理出来的。
在黑格尔之后，德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与理论界，出现了青年黑格尔派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两大流派。青年黑格尔派他们主要是继承发展了黑格尔体系中的反动方面，他们完全赞同黑格尔保护普鲁士君主政权的保皇主张，反对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而且还散布极其露骨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以及无政府个人主义价值观，说什么社会上之所以有压迫是因为有关于“被压迫的意识”，而且认为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各有其绝对独立历史的人类自由活动之领域，历史的创造者是那些能够批判地思维的杰出个人、“英雄豪杰”；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施蒂纳在其所著的《唯一者和其所有物》一书中，宣传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自我意识”的唯一体现，是存在和现象的唯一创造力量和评价标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德国一批受资本主义发展影响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要求封建政府阻止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发展，说社会主义是一种超阶级的理论同无产阶级无关。他们的理论根源是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与人道主义，费尔巴哈作为无神论者作出过贡献，但却宣传抽象的人和普遍的爱，抹煞人的阶级性，鼓吹人不分阶级地彼此相爱、互相拥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抓住这些大做文章，如格律恩说：“从费尔巴哈那里我们找到了人，即找到了已摆脱宗教、已摆脱僵死的思想、已摆脱一切异己的东西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实际后果的人。我们找到了纯粹的，真正的人”。于是，在他们心目中既然大家都是毫无差别的‘人’就应当彼此相爱，共产主义就是这种爱的实现。因此，其代表人物之一的赫斯说：“如果我们不通过爱结合起来那我们就只能更加猛烈地相互剥削和吞食”。“每一个人所宣称赞同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爱的生活规律。”他们这些人把人道主义作为社会历史观和共产主义的基础，说什么“只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于是，他们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赫斯指责“革命是过了时的政治手段。叛乱是野蛮的举动。”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上述反动流派反动论点的时候，从正面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等原则。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修正主义的反复斗争中不断发展。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欧洲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政治反动时期。但是，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却获得重大发展，是欧洲工业大发展时代。大工业在英、法、德等国都以空前速度向前发展，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新兴工业部门相继出现，而工业无产阶级也随之发展壮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857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1864 年9月28日第一国际工人协会诞生。第一国际在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布：夺取政权、建立专政是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工人阶级的解放应由工人通过斗争自己实现，为保证革命的胜利和最终目标的实现，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就是在这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上，巴枯宁却组成一个宗派性反对派，反对这些正确原则。1869年巴枯宁在巴塞尔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胡说：继承权是私有制存在的基础，要求把废除继承权作为革命的起点，进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所作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说：“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只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巴枯宁舍本逐末的主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1]。巴枯宁派还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罪恶的根源，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国家。应当无条件地反对所有的国家，连无产阶级的国家也不能例外，它会“比现存国家更加独裁专制”。他们幻想有朝一日进行“社会清算”的时候，在全欧洲出动一百名“革命者”，通过二十四小时的密谋暴动消灭一切国家。巴枯宁还公开说：“我最痛恨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就是对自由的否定”。所以，马克思批判说：巴枯宁的“理论”十分贫乏，空洞的词句喊得非常响亮，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干阴谋却颇为能干[2]。 为此，在海牙会议上巴枯宁及其同伙被清除出第一国际。
对巴枯宁斗争的胜利，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1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实践。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正如马克思在巨著《法兰西内战》中所说的那样，公社的革命原则：无产阶级不能利用现存的国家机器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永存的搞不垮的，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以前要一再表现出来。1876年7月，第一国际自动宣布解散。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完善发展自己的理论，并为在各民族国家建立革命政党而奋斗。
1889年7月14日， 在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革命政党的基础上第二国际宣告成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多年教育与影响下，第二国际公开树起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旗帜。但是，在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中，也表现出一股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右倾思潮。甚至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竟然有：“在现存国家制度的条件下利用自己的投票权，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这些人，在以后的斗争中逐渐沦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机会主义政治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论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和批判。由于马克思在1883年3月14 日逝世，反对第二国际内机会主义的任务就落到了恩格斯肩上。恩格斯晚年，曾经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过三次重大斗争。1890年前后，反对德国党内“青年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一派人无条件地反对合法斗争，满口的左倾词藻而不做深入艰苦的实际工作，把胜利希望寄托于冒险一试与侥幸成功上。恩格斯愤怒地斥责他们说：“如果一旦将他们的理论讨诸实践，就有可能把一个拥有几百万成员的强大政党，在敌人们幸灾乐祸的笑声中毁灭掉。”[3]接着是继续清算普鲁东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因为普鲁东关于“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这三句话就是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忠实愿誓”的反动说教，还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议会主义的斗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878年，俾斯麦颁布取缔工人运动的反社会党人法。在白色恐怖下，德国党内出现了以“苏黎世三人团”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伯恩斯坦、霍西伯格、施拉姆三人联合以“三颗星”的笔名，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公开亮出了右倾机会主义旗帜，说什么：“工人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应服从有教养有财产的资产者领导”，主张调和阶级斗争与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一思潮刚一抬头，恩格斯就给以迎头痛击。他采取了以下三个措施反对批判极为有害的右倾思潮。1891年恩格斯经过多方努力，公开发表了1875年马克思写成的《哥达纲领批判》，用意深长地借批判拉萨尔主义中的“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在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设“社会主义组织”等反动观点，来教育右倾机会主义者。然后，利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之际，再版《法兰西内战》，并特意写了一个导言，强调建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性。最后是发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严肃地反对当时较为流行的在原则问题上的“和事佬”庸俗作风，强调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1895年8月5日恩格斯不幸逝世。伯恩斯坦等人，便疯狂进攻，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使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统治了第二国际。
1899年伯恩斯坦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
在哲学方面：主张“回到康德去”，用庸俗进化论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经济危机理论，否定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通过“议分民主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如果说只停留在理论范围内，1899年6 月法国社会党入米勒兰抱着机会主义目的，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部长，开始修正主义的政治实践。列宁把此事称之为“伯恩斯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从而，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成为巴黎和议的中心内容。
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坚决反对社会党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她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无产阶级的政党才可以成为执政党。于是，要求严惩米勒兰。
德国的伯恩斯坦和法国的饶勒斯等人，另持一见，认为米勒兰入阁证明社会主义影响的增长，表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应当表示祝贺。
考次基采取中间立场，认为“个别社会党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地正常开始，而只能认为是与困难环境作斗争时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采取这种冒险的尝试，那末，这是一种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因此，这种情况就不应当由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
大会最后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决议草案。列宁在评价这个决议时说：“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的态度是暖昧的，躲躲闪闪的”[4]。 在中派的掩护支持下，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逐渐控制了第二国际。这样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担负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维护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担。
列宁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部“最平凡的作品，却有特出的政治意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5]。 它“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它否定大众的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它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它否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它否定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象不适用。”[6]“书的内容越来越使我吃惊。理论上太差了， ……实践上是机会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7] 列宁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并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突破的理论；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并且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条件下，采取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坚定立场，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由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一页；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极大的丰富与发展，而且开始了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二战后社会主义的胜利越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世界体系，国际共运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然而，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施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渗透腐蚀；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对于人类第三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机遇的把握截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速度与成就超过社会主义国家而形成鲜明反差，这种一高一低的发展现实反映在政治和思想上就形成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在其他因素综合影响的情况下，已破产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三和两全”为主要内容的赫鲁晓夫议会民主主义，即现代化修正主义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当即奋起反击，维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迫使赫鲁晓夫下台。令人遗憾的是我党我国的主要领导人在胜利的同时，走向了“左”的错误，不仅影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削弱了批判赫鲁晓夫路线的成就与影响。戈尔巴乔夫的“人道民主社会主义”又在苏联广为泛滥，造成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急剧演变。在此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及时制定了应对方针，他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的对策是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8]。
综上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确立与发展起来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414—41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5页、26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2页。
[5]《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13页。
[6]《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19页。
[7]《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第241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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