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道路 两种命运——苏东社会主义的挫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两条论文,蓬勃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挫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理想的社会主义观便转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次大战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欧亚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威望，震惊了世界，以至于当时不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然易帜，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轰然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于是预言共产主义将完全失败的论调喧嚣一时，诸如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在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广为传布，似乎世界上只剩下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只剩下了“资本主义”这一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发生了这个世纪里第三次历史性巨变，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这是对福山“终结论”的有力驳斥。对此，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在苏联、东欧和中国之间，两者的国情基本相同或相似，都犯过超越发展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个人崇拜的错误，又相继在七、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的历程，然而其社会主义命运却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在20世纪80-90年代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对比是如此鲜明，值得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本文拟从中思考和研究几个重大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一、对一个基本原则的认识
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如果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挫折。
20年代末，当苏联着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追求一种所谓“纯正的”社会主义。他们不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实践中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当无法找到现成答案的时候，便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裁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例如，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运用政治的、行政的手段在很短时期内实现消灭私有制，建立起“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片面理解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之间的联系，固守“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公式，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把商品生产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由于新经济政策下私有经济、个体经济比较活跃，出现一批被称为“耐普曼”的新富阶层，不看这一政策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29年就草率地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
在对本国的基本国情的判断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着超越发展阶段、急于过渡的错误。苏联在这一方面尤为典型。30年代末，斯大林提出，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在二十年内（到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又明确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提法都脱离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因而在制定路线和政策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不切实际的情况，在执行路线和政策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盲目和急躁冒进的情绪。由于对本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不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一直处于朦胧状态，没有真正搞清楚，却把30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看作现实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自以为建立起了一种“纯正的”社会主义。这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把所有制关系单一化。苏联把国家所有制形式看作是一种最完善、最彻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而忽视或人为地禁止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关系，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二）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关系简单化。苏联一厢情愿地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清除了各种矛盾的根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完全适合”、人民内部则在“政治和道义上高度一致”，这种所谓“和谐的辩证法”，势必造成对已经取得成就的陶醉，对存在问题的漠视，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政治经济体制不断地进行改革和调整。（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把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绝对化，过分注重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需要，长期忽视人的需要。在苏联，存在着鲜明的企业等级：第一等是军事工业，第二等是重工业，第三等是轻工业。原料的分配和供应都严格按照这一顺序进行。这种情况。必然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国民经济无法持续稳定地高速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这种对社会主义超越阶段的教条主义的认识，其结果是：在面对发展道路上出现失误和曲折的时候，不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不能把失误和曲折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去分析，而是往往走向另一极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过去的一切，因而也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客观地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无法改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不断地去主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当缺点和错误越积越多，在泥潭中越陷越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就逐渐丧失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戈尔巴乔夫点了一把火，最终导致苏联连同其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一起走上不归路。
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与苏联截然不同。中国也曾出现过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错误，尤其出现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努力探求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亿万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多年来，中国经受了来自国内外的诸多考验，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各种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正确定位，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重大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社会性质上，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二是在发展程度上，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一种科学的理论，必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因而具有指导实践和预测未来的功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奠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的有步骤分阶段推进，为制订一系列适合现阶段发展水平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发达”的阶段，那么要由不发达走向发达，关键就是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实践表明，正是有了对国情正确的基础性认识，我们在处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和苏联存在着重大差别：（一）在所有制问题上，开始探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样做，不仅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符合当前人们的实际思想水平，有利于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二）在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上，正确揭示了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和平共处作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争取一个持久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没有象苏联那样搞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永远不当头”、“永不称霸”既是社会主义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是对自己在国际关系上的准确定位。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我们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三）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上，我们既不象苏联那样用“和谐的辩证法”来掩盖社会矛盾，把人们在“政治和道义上的一致”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把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说成是“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追求”而加以批判和压制，也不象过去那样通过搞政治运动、用抓阶级斗争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而是正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政治经济体制不断地进行改革和调整，努力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当然，在我国现阶段，仍处于社会转型期间，不免出现种种无序、失衡现象，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增大、有效需求不足、消极腐败现象难以有效遏制等等，这些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只能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去解决，而不能在问题面前畏缩不前，更不能采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动摇社会主义信念。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所在。
二、改革的取向和道路
到70年代后半期，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僵化的模式无法回应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其发展潜力已消耗殆尽，虽未出现经济负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国民收入增长逐年减少，计划体制已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力。而此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新科技革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为契机，摆脱了经济滞胀的局面。进入80年代以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面对来自自身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继波兰、匈牙利等国家之后，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也开始了改革的历程。从理论上来说，改革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可是，当改革成为当务之急的时候，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通常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线：一条路线是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路线，分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的区别，冲破僵化的经济模式，以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条路线是把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同起来，从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经济沿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向发展。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之间，两者改革取向和道路的不同，是构成它们社会主义不同命运的根本性原因。
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一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公理，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鸿沟。一些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在演变前虽然已经初步看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开始了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但由于受到上述观点的束缚，只采取“有限市场取向”的改革，其结果仍然走上只有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再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道路。
苏联自斯大林逝世之后，先后采取了两种改革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只对旧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修修补补，而没有突破僵化的计划体制，没有突破对计划和市场的僵化认识。如1957年赫鲁晓夫对工业和建筑业的改组，便属此类。其结局只能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第二种方式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提出了“加快发展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1987年，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虽然他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他所倡导的改革仍然没有突破计划和市场的认识误区，从而使得改革不但没有解决经济困境，反而造成经济进一步恶化。于是，戈尔巴乔夫便企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苏联改革的重心由经济转向了政治，也意味着苏联改革的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这集中反映在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引向歧途的“新思维”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讲，苏联的改革就是要“根本改造带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尽管在改革过程中，他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逻辑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在政治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多党制、总统制、三权分立等。而戈尔巴乔夫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后退，以至最后自动放弃了苏共在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地位。（二）在经济领域，认为要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实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有苏联1991年7月1日通过的《私有化法》为证。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给西方7国领导人的信中指出，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型企业卖给私人，下一步将进一步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由此可见，即使不发生“8·19”事件，私有化浪潮也必将吞噬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治、经济的交互激荡，苏联的演变已不可避免。
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同样也长期困扰着中国。然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改革实践，逐渐打破了这一理论上的坚冰。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通过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扩展，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容，党和政府适时地提出了“计划调节下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等方针。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解除了计划和市场姓社姓资的思想障碍，得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结论。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广大干群亲身体会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并对市场经济越来越予以认同。这就为当年召开的十四大正式通过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和苏东改革的根本区别：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始终坚持着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把这一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从制度上根本放弃社会主义。
在解决了改革的取向问题之后，中国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采取了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外围到核心的方法。改革之初，由于缺乏经验，邓小平一再指出，要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推广。改革首先从计划经济相对薄弱的农村开始。在农村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及时地将改革扩展到城市和工业财贸各个领域。城市改革也经历了一个逐渐的过程。起初，先允许和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再逐步发展私有经济，鼓励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办企业。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先从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入手，而后逐步推进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放权让利到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随着各个领域改革的深入开展，逐渐触及到了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这一改革最核心的问题。1997年，中共十五大则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改革作出了新的认识和部署，使改革稳步向前推进。当然，中国改革的进程中也有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与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都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化解了。
实践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已经收到了三个方面的效果：(1)充分利用了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着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以及改革过程的可控性；(2)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3)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避免了资产存量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可以说，正是坚持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有效地保证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三、关于保持党的先进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哪人阶段、哪个政党或政治组织代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它就能够掌握领导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动权。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状况如何，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苏东共产党执政以后，长期忽视党的建设，使党逐渐蜕化为一个教条化、层级型的官僚主义政党，使党失去了创新精神和对外界的应变能力，失去了先进性。这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曾任苏联《真理报》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在回忆录中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必然造成对本国基本国情认识不清，在制订政策时，常常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寻章摘句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的新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更谈不上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造成党的方针政策，脱离群众，不切实际。理论上的教条化，必然导致体制的僵化和实践中的墨守成规，党也就失去了应对新事物的能力，失去了先进性。
（二）执政党缺乏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改革的动力，不能与时俱进地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60年代初，在冷战格局下，赫鲁晓夫为了与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一比高低，以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曾提出20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并提出苏联2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宏伟”构想。可是，赫鲁晓夫只是根据当时世界主要工业产品指标来制定的发展目标，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悄悄地发生着的新科技革命，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等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到80年代信息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时，苏联经济却无法回应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而陷入结构性的危机之中。对来自基层的或群众的改革要求和改革行为，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都会受到来自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力系统的压制。这方面，勃列日涅夫时期尤为突出。勃列日涅夫除亲手绞杀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外，对国内的改革苗头，也横加扼杀。1972年曾任哈萨克共和国高级农业官员的伊凡·胡坚柯把大面积的国营或集体土地交给“农业小组”耕作，大幅度提高了产量，改革取得了成功，却于1973年被捕入狱，1974年死于狱中。不能改革，不允许改革，视改革为洪水猛兽，是苏联一大批党政官僚的思维定势，这一状况必然无法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提供适宜的环境。
（三）党的自身建设陷入瘫痪。列宁逝世后，苏共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斯大林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和定期制遭到破坏，代表大会丧失了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领导原则被践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代表大会定期召开的制度得以遵守，但是领袖个人集权、职务终身制等问题仍未解决。苏共高度集中的体制必然带来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党内监督机构功能虚化、弱化。从表面和形式上看，苏共的监督机构一直存在，但是在实质上，监督部门根本无法在个人集权的体制下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由于党的自身建设长期忽视，尽管苏联后期党员人数达1800万，约占全苏人口的10%，但是党的各级组织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这样的党也就无法在群众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体制上的弊端，试图对之进行“根本改造”，但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以致造成全面失控、无法收场的局面。戈氏最后竟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接受“非党法令”，使苏共这个曾取得辉煌业绩的大党老党毁于一旦。
（四）党内腐败现象严重，党不再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由于高度集中的体制，体制内又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这种“绝对化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腐败的典型表现就是自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在苏联形成了队伍庞大的“特权阶层”。据俄国学者保守的估计，“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他们享有许多特权，并通过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资财。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改革出现失误，更是为特权阶层攫取国有资产提供了便利。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象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因此，对这样一个已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苏联剧变时群众的冷漠态度也就不那么让人奇怪了。
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的建设问题，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最近江泽民同志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论断，并要求按照“三个代表”来建设党，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党的先进性不是自封的，它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形成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虽然也出现过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也有过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甚至也犯过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有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抛弃了过去错误的路线，敏感地认识到了发展生产力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于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成为我们判断一切工作的指针。
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的追求目标。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党并没有畏缩和止步不前。加入WTO，对于民族经济来说，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但是，只有把我国经济充分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才能有发展前途。因此，我们把加入WTO既看作是挑战，但更看作是机遇。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研究和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新特点、新经验，进一步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出了全面的部署，确定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后的20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时期。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努力保持着先进性，努力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这确保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确保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了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
以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自动放弃社会主义方向，并且党的先进性逐渐丧失，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源。但是，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遭遇挫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奉行的那套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在发展中出现挫折，在挫折中吸取教训和获得发展的力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如此。面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我们可以从中吸取许多的教训，可以使我们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变得更加聪明。在西方，尽管有所谓“历史的终结”的叫嚣，但托马斯·马格斯塔特的分析却更为客观，他说：“苏联式共产党政权在欧洲垮台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随之结束”；“马克思可能会卷土重来，而且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与马克思主义旷日持久的竞争还未结束》，《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2年12月14日）
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遭遇挫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不能进行改革。相反，社会主义只有改革，才能有出路，才能找到自身经济发展的出路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措施。但是，这种改革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一方面惊呼西方世界的失控和混乱，另一方面则对中国的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假如社会基础结构和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改善，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可以用它来代替已宣告失败的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式的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制”。西方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更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要我们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按照“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明天。
执笔：文帆、郝宇青、胡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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