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湖北社会、经济改革探索十大问题论文

2018年湖北社会、经济改革探索十大问题

“2018年湖北社会、经济改革探索十大问题”项目组1,2

(1.湖北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武汉 430205;2.中国改革试点探索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湖北分中心,武汉 430205)

摘 要: 本报告以中央和湖北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确定的改革任务为坐标,使用大数据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体制机制入手分析了2018年湖北社会、经济改革探索十大问题。报告力求体现改革的共性问题与区域特色,反映湖北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湖北重大改革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 湖北省;社会;经济;改革;体制机制

一、前言

为了找准湖北发展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湖北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与中国改革试点探索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湖北分中心组成研究团队,开展了“2018年湖北社会、经济改革探索十大问题”的研究。项目组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对2018年度大楚网、东湖论坛、凤凰网、湖北日报、新浪网等10个主流媒体网站新闻报道等基础材料进行收集与整理,运用主题发现算法逐步提炼出30个热点问题,经过专家反复论证,将30个热点问题凝练成20个。在此基础上,项目组紧紧围绕中央和湖北改革文件精神、湖北社会和经济改革实际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这三条主线,结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18年历次会议、省委和省政府智力成果采购重点项目、湖北省十三五规划纲要、2018年湖北改革任务以及湖北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历年的研究积累,在确定研究方案的基础上,针对20个热点问题构建包括词频、主题数量、网站权重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专家打分,计算出各个问题的总得分并进行排序,最终确定了2018年湖北社会、经济改革十大热点问题(见表1)。

在对读者查找资料的渠道进行调查时发现,大部分读者首先还是利用搜索引擎(如百度和Google),少数读者会利用网上图书馆、网络精品课程等查找资源,从这点可看出大部分读者还不习惯使用网络教学资源,或者对网络教学资源不够了解。现有高职教育网络资源使用过程中,还存在资源种类不全、更新不及时、访问速度慢或无法访问等问题,也存在各网络资源使用的检索方式、系统平台不统一,使用不便等问题。

表1 十大热点问题得分表

(续表1)

二、十大问题

(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1.入选理由

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血液”,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历史性进展,存贷款利率管制放开,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金融创新蓬勃发展,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金融业发展依然存在较大的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效不显著,“脱实向虚”倾向明显,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长期存在;二是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金融服务存在城市化、大户化的倾向,“资金空转”现象严重;三是金融产品和工具创新异化,金融风险不断累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上述问题越来越突出,金融风险已成为当前最突出、最显著的重大风险。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需要更加重视金融安全,不断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2.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这两台机组均为890 MWe沸水堆,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投运,现行许可证1998年颁发,将于2018年年底到期。根据新许可证,这两台机组可运行至2038年年底。

(1)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然当前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与水平仍然不高,特别是对小微企业以及“三农”等实体经济的基层群体、薄弱群体的扶助不足,导致木桶效应出现。因此,要切实解决金融“脱实向虚”问题,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的多样化需求。

(2)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体系

目前,我国多样性银行业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但总体来看,我国仍以二元甚至多元经济金融结构为主。优化金融结构,关键要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在强调银行、证券、私募与风险投资、金融中介、政策金融、保险、金融合作组织以及民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更要着重建立有区别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此外,金融创新作为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的主要驱动力,对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构建金融创新体制要植根于实体经济,面向市场,贴近客户,通过金融创新不断探索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确保金融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行业、地区、项目和企业。

198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文《人的主体性的进程》。这是针对当时学界对主体性的关注而写的。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呼唤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当时我思考的聚焦点是人的主体性怎样演化。人的成长要经历一系列发展过程,包括其间的曲折。我提出了三个时期、九个阶段的演进模式:初级期人的主体性,即自在、自然、自知、自我的主体性阶段;转折期人的主体性,即自失的主体性阶段;高级期人的主体性,即自觉、自强、自为、自由的主体性阶段。这是我关于人的主体性演化的假说的主要内容。后来我在出版《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一书时,对人的主体性演化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

(3)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初步形成了我国绿色发展理念,但理念指引需要落地,就必须对绿色发展理念所提出的要求具体化,要对理念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绿色发展路径。

小说的结尾,“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幅神异的故乡面貌是高悬的彼岸世界,是对现实的“高墙”不满而迸发的“突围”——走路。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走路”(不断的运动),新的奋斗,新的探索,蕴含了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和生命体验。“我”最终是要打破桎梏像闰土一样千千万万国人的“高墙”,让他们走向新的生命和世界。

(4)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和市场竞争机制、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以及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制约市场高效配置金融要素的体制障碍。在金融体系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为自由进入、充分竞争、市场价格、优胜劣汰。改革突破口应包括构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业、有针对性地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和浮动汇率制度、建立市场化退出渠道、优化金融监管重点等方面。

在当前形势下,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有利于改善金融市场环境和金融机构运营环境,理顺市场竞争和监督的关系,扩大市场化定价的金融产品规模,而且有利于提高金融发展效率,有效分散金融风险,释放金融体系活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质量和水平。

3.解决该问题的意义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持续推进金融改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丰富金融供给,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二)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新民营经济发展

一是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新路子。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来,尽管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已先后推出3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项目,涵盖了中央企业和部分地方国企,但这些改革无一例外是以国有企业为中心来展开的。事实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015年8月)、《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2015年12月),对于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但迄今为止还缺乏以参股形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企样本。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企“抓大放小”的大刀阔斧式改革相比,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明显不足。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企能否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更进一步,即以参股形式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来推动新民营经济发展,对于广大竞争性商业类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失为一条值得探索的新路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是当前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而且能够将国企的进入优势、技术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等向民营经济释放,实现国企与民企的合作发展共赢。

2017年初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发展“新民营经济”的重大决定。这是武汉市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多方意见后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发展新民营经济是新时期发展民营经济的新探索,是培育新生产力的新实践。与传统民营经济相比,新民营经济“新”在八个方面:一是创业主体新,创业主体主要是新进毕业大学生、“海归”人才、科研院校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二是产业领域新,新民营经济的领域集中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领域;三是发展动力新,新民营经济的核心动力是创新;四是融资方式新,主要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采用风险投资、基金融资、债券融资、上市融资、众筹融资等新融资方式;五是集聚格局新,新民营经济主要布局在各类专业型、科创型园区,包括产业创业中心、科技城、高新区等;六是商业模式新,主要是电子商务、个性化定制、跨界融合、共享经济、智能营销、粉丝经济等新商业模式;七是市场需求新,能够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变化,并针对目标市场精准细分,提供个性化、多样化产品和服务;八是治理结构新,新民营经济主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采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2.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新民营经济是新发展阶段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形态,财富共享度高、创新动力足、捕捉市场能力强、体制机制活,是传统民营经济的升级迭代发展。具体来说,新民营经济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大作为和大突破:一是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智造技术、清洁能源技术、文创新技术和前沿核心技术;二是新产业,包括信息产业、高端制造产业、生物健康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未来产业;三是新业态,包括智慧物流、泛娱乐业、创意设计、研发服务、中高端社会服务、新金融、现代农业;四是新商业模式,包括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零售、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国有资本嵌入新民营经济发展,当前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根据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部署,需要明确商业类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的行业和领域,对于仅需国有资本参股的行业和领域,要取消各种显性或隐性进入门槛,鼓励新民营经济大力进入。

第二,新技术方面,国有企业可以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参股民营企业,问题是,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前提下,技术资本的市场价值如何量化?技术资本入股后的收益如何保证?这就对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和技术市场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挑战。

第三,新产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制造2025》所关注的重点领域,国有经济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营经济进入这一领域的障碍有哪些?如何通过负面清单完善进一步降低进入门槛?公共基础研究平台如何更好为新产业中的国企和民企共享服务?国企的技术优势如何形成更多溢出效应辐射到民企以体现国企的全民所有属性?

第四,新业态是网络经济时代蓬勃发展、难以预期的新事物,民营经济在这一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领域新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有:清理和规范各种进入规制、加强政策协调为跨行业的新业态生成和发展扫清障碍、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创富的社会舆论氛围、加快新业态服务规范标准体系建设、加强该领域的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建设等。

第五,新商业模式的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如何提供适应新商业模式需求的新型公共服务,如宽带提速、有效打击网销假冒伪劣商品、共享物理空间和地理空间超前规划?如何塑造公平、规范的网络竞争环境?企业如何更好地适应和引领新商业模式,如怎样做到持续不断地创新从而以供给引致需求?如何在虚拟空间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如何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从而避免虚拟经济泡沫?

3.解决该问题的意义

1.入选理由

二是为新民营经济发展注入稀缺资源。国有资本的政治优势、资本优势、政策优势等是民营经济所无法比拟的。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地位的制度背景下,在平等的产权保护制度仍没有充分建立之前,国有资本的参与能够为新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在产业政策、信贷资源等偏向国有经济的现实背景下,国有资本的进入能够为新民营经济获得政策优势和稀缺资源。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而言,有国有资本参与的新民营经济比纯粹新民营经济在产权保护、政策照顾、资源获取等方面更有利。

(三)湖北自贸区体制机制建设

1.入选理由

2017年4月,四川、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陕西7个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加上2013年9月第一批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2015年4月第二批的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形成了“1+3+7”的雁阵模式。

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自由贸易试验区肩负着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中国(湖北)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湖北扩大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建设自贸试验区将有利于大力推进湖北深入实施开放先导战略,有利于湖北抢占对外开放先机和制高点,形成湖北全方位区域开放新格局。

2.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1)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

湖北自贸区政府职能转变路径研究重点从政府职能方向转变、重心转变和权责配置三个方面展开,借鉴国内外典型自由贸易(试验)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湖北自贸区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实现方式的转变路径。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优化,包括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政府职能边界、行政审批及商事制度改革等三个方面。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研究重点分析对比当前政府管理模式的优缺点,提出适合湖北自贸区特色并且易于复制推广的区内政府管理模式。政府职能边界研究重点探索自贸区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边界问题,提出适合湖北自贸区具体情况的政府职能边界确定原则,为制定政府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提供研究基础。行政审批制度和商事制度改革研究主要对比分析典型国家的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为湖北自贸区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改革提供经验与教训。二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建设研究,包括湖北自贸区当前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包括建立健全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原则和路径,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完善两个方面。

(2)湖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

马云:这个承诺是基于中美友好合作,双边贸易理性客观的前提提出的。当前的局面已经破坏了原来的前提,已有承诺没有办法完成了,但是我们不会停止努力,会努力推进中美贸易健康发展。

湖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研究通过对湖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并对比分析,找出我省尤其是湖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主要瓶颈,同时对比分析典型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制度安排,为建设健全湖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制度提供启示。重点研究三大问题:一是新型贸易方式培育,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期货保税交割、保税展示交易、境内外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检测维修业务、境外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再制造业务等;二是服务贸易发展,包括服务贸易促进平台搭建、与服务贸易特点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创新、多种形式的技术贸易、对外文化贸易和版权贸易以及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研发、管理咨询、工程设计等服务外包业务;三是通关监管服务模式创新,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大通关、货物状态分类监管等方面。

(3)湖北自贸区投资便利化制度创新

湖北自贸区投资便利化制度创新研究通过对高标准国际投资便利化规则进行梳理和评估,分析湖北自贸区投资便利化改革的现状,找出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湖北自贸区投资便利化的对策和措施。主要包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行、税收体系完善、政府行政透明度提高、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信息公开透明机制建立、各项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等方面。

(4)湖北自贸区金融改革路径

湖北自贸区金融改革路径研究主要分析自贸区内产业融资特征和融资障碍,提出以科技金融、风险监管为重点的金融发展路径。科技金融方面,在分析总结高新技术产业市场主体融资特点和困难的基础上,提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多层次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体系。金融风险监管方面,重点研究重大风险的评估和识别体系,提出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思路,包括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机制、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监管机制和外汇风险防控机制。

(5)湖北自贸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化发展路径

该问题的解决一是有利于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有利于将湖北打造成长江中游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高地,进而提升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开放水平和质量;二是有利于湖北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将湖北打造成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地和示范地;三是有利于我国产业转移的有序承接,有利于将湖北打造成中部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卢春泉最初并不赞成董明珠入股。“我最开始是反对的。新能源是朝阳行业,银隆有望成为行业标杆,以后估值不可限量。董总如果进来,大家的股份都要被稀释。”卢春泉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6)湖北自贸区承接产业转移路径

湖北自贸区承接产业转移路径研究通过分析湖北自贸区承接产业转移现状与优势、问题及原因,借鉴国内外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典型地区的成功经验,提出充分发挥湖北自贸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的路径安排。主要包括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国际物流枢纽构建、区域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打造等方面。

3.解决该问题的意义

湖北自贸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化发展路径研究主要分析湖北自贸区三大片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积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借鉴国内外典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产业集聚的成功经验,提出湖北自贸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思路、突破口与实现路径。主要包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机制、集聚和利用国际创新要素和构建人才支撑系统等方面。

(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健全长江大保护长效机制

1.入选理由

2)一方面,教学应从机械电子工程领域向无人机、飞行器特色转变,安阳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新开飞行器机械工程本科专业,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行业;另一方面,加强综合性控制实验,通过这些实验来改变学生的被动局面,培养联系飞行器实际的独立工作和创新能力。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提出长江经济带应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要求。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长江经济带需要结合自身制度条件和环境条件,不断深化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在内的体制改革,创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体制。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再次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提出要把握五个关系,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既充分说明了国家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工作,将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国家未来发展重大战略予以整体谋划,又充分说明长江经济带作为依托长江而建设的经济发展区域,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新动能,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应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典型示范。

我国现行的社保制度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企业社保负担较重,二是社保的兜底作用有限。从2016年5月1日起,湖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20%降至19%,失业保险总费率由2%降至1%。但企业社保负担较重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需要进一步调低社保和公积金缴费率,切实降低企业社保负担。另外,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覆盖范围较窄,保障水平较低,难以应对“僵尸企业”出清,导致失业矛盾加剧,也导致政府难以下决心采用市场办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一步充实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基金,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为去产能和“僵尸企业”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生物砂堤随着护堤乔灌的生长,根与根相互纠结,根与砂土结合更加牢固,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形成牢固的绿色篱笆,抗淹抗冲能力与时俱增。

比如在分段计费问题的提高练习中,可根据这个几何直观模型结构让学生自己尝试着编一道分段计费问题。在课堂中很多学生还突破模型结构,创造出四段、五段的计费问题和逆向思维的题目(如下图),深刻体现出对几何直观模型方法不是僵化地理解,而是灵活地运用。

2.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1.入选理由

由图8可以看出,随着砾石含量的增加,试样的沉降量在减小,当砾石含量在40%~50%附近时,变形幅度逐渐减小,变形开始趋于稳定。由图9可以看出,随着砾石含量的增加,试样的渗透系数在0~15%的砾石含量阶段减小,15%以后随着砾石含量的增加,试样的渗透系数开始逐渐减小,砾石含量大于45%后,渗透系数的变化显著增大,这与文献[28]中所说内容相符合,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砾石含量的增加,砾石起到了骨架作用,变形减小,但当砾石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骨架作用增强,细粒含量减小,不能完全填充骨架内的孔隙,渗透系数随之减小。

期中考试之后就要开家长会了,按以往的惯例,家长会就是交流成绩、寻找不足、分享方法和个别交流。但我考虑到这个班的家长已经如此“高压”,爸爸妈妈俨然充当了老师的角色,甚至有同学让我天天留他值日,仅仅只是不愿早早回家面对那小山般的作业。我想这次家长会必须要打破惯例。

近年来,在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既彼此合作又相互竞争中,资产—负债的联动机制已将中国金融的“条”和“块”编织成了一张庞大的金融运作蛛网。这张蛛网的各条线均已显示绷紧的趋势,脆弱性正在逐渐提高。要充分有效地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金融数据和金融信息的精准性统计机制,强化对重要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监管,强化对金融市场运行态势的监控,强化“去杠杆”,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在我国众多的企业类型中,不同的企业都具有一个经营特点,那就是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在我国的企业经营和发展中非常普遍,这对于控股企业以及家族企业中更是广泛的现象。这种公司治理结构极大的暴露出我国企业管理的不足,那即是股权结构不合理,使得大多数股东都丧失了真正的表决权。严重影响了企业大多数股东的权益。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也极大地增加了企业众多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迫使很多中小股东转变管理方向。这种股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极大的影响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2)缕析长江大保护内涵

具体而言,长江保护重在生态,长江大保护事关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生态全局。一个“大”字,不仅说明长江保护范围之大,更在于其保护范畴之大、保护领域之大、保护复杂性之大,因此,试图提出长江大保护的应对之策,对症下药,就必须了解其病根,而这个病根的关键在“大保护”的实现。

(3)实现长江大保护目标与实现机制

在解决了“大保护”是什么的问题后,还需要确立“大保护”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大保护”。实现大保护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与过往的发展模式具有本质差异,这种发展更多体现于目标的长远性以及发展的质量要求,而新的目标与要求需要新的实现机制予以推动。

(4)构建长江大保护长效机制

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求我们建立大保护的长效机制,借助绿色发展理念,在发展模式上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大保护的“大”的实现,绿色是先导与引领,在绿色的前提下发展创新经济,并在长江经济带实现开放发展、协调发展与共享发展。二是长效机制的“长”,此处的“长”应在可持续上做文章,绿色发展应成为常态性发展,绿色发展应成为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的直接引擎与推动力量。

3.解决该问题的意义

推动长江大保护,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利于开创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使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有利于进一步释放长江流域的巨大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有利于打破流域行政分割和市场壁垒,推动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统一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有利于提升内河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1)新时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路径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抓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策略,也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必然选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发展实体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突破口。

2017年11月30日,湖北省委作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的决定,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推动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过去5年里,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面临经济结构不优、供给质量不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紧等难题,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任务很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湖北省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湖北在“三去一降一补”和简政放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制度安排和制度供给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始终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推进。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的目标,需要以更大的勇气、更高的站位,突破供给侧改革的局限性,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护企业家精神,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2.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1)清理与市场导向相违背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目前,湖北仍然存在大量与市场导向相违背的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涵盖了环保、产品质量、食品安全、消防等方面,分布于多个部门,束缚了微观经济主体,不利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去除与市场导向相违背的各类管制是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振兴实体经济的前提条件。要全面清理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规章制度,对与市场导向相违背的要坚决废除。另外,要增强市场管制类行政法规立法透明度。目前,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市场管制类行政立法的立项、草拟、批准和取消等过程缺乏透明度,而行政立法透明是构建开放、以市场为导向政策体系的基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必然要求。

(2)破除各类市场准入限制

打破市场准入限制是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振兴实体经济的必要途径。目前,仍然存在基于所有制和中外企业的市场准入歧视,违背了市场经济不歧视、市场准入、公平的原则,阻碍了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要充分利用湖北省自贸区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先行先试”,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切实构建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市场准入制度。

(3)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一是要消除知识产权歧视。在招商引资中,各地往往把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作为获得投资和其他批准的条件;在政府采购中,将采购决策与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挂钩。这违背了市场经济不歧视和公平的原则。二是要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维护企业家的创新权益。将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三合一”的“武汉模式”向全省推广,统一执法尺度,提升审判质效;充分利用新媒体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透明度和威慑力;探索开展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新领域知识产权地方立法研究。

对动脉期进行扫描时,在注射造影剂的20~25s后可开始扫描,注射造影剂后的40~45s可开始门脉期扫描,并将扫描数据传送至工作站中进行容积重建、最大密度投影、任意层面重建等处理。

(4)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直接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是要转变观念,将政府治理的重点由直接干预转向更好引导市场发挥作用。具体来讲,一是要加快构建政府信用体系,促使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严格兑现政策承诺、认真履行合同,强化对政府及其部门履约的考评;二是要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结合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改革,厘清边界,同时建立健全容错机制,鼓励官员“有所为”、“有所不为”,既激发官员改革热情,也保护企业家创业干事的热情;三是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5)补齐社会保障的短板

长江流域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又是我国最重要的内水生态系统,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依赖对长江的保护,而长江的保护必须坚持绿色优先,即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在环境生态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建设、实现发展。换句话说,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践行应是构建长江大保护长效机制的理念指引与方法指南。因此,从绿色发展入手,探讨建立健全长江大保护长效机制的方式方法以及实现路径,是当前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3.解决该问题的意义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是湖北要实现“建成支点、走在前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的伟大目标的必由之路。找准掣肘湖北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体制机制因素,精准施策,是湖北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之道。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治标”转移到“治本”层面,虽然改革实施的难度较大,不确定性较强,但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爆发力和内生动力不可估量,且具有可持续性,对推动湖北“进位升级”和“弯道超车”意义重大。

(六)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民生保障体系

1.入选理由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为有效解决民生问题指明了方向。2018年3月28日,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发表了“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新征程”的讲话,提出“在发展目标上,加快向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转变。更加突出共建共治共享和保障民生的制度性安排,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18年4月19日,湖北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提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切实做好民生工作的重要要求,把人民群众的小事作为大事,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不满意的事情做起,努力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2017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一年的民生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党和政府致力于居民增收、就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比上年度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医疗、教育、扶贫、就业、生态环境等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一定差距,不同程度反映出民生财政投入效率偏低,政府投入与群众民生服务需求之间供不应需、供不匹需,民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准确掌握民生工作建设重点,而前提基础在于对民生需求的正确判断。湖北省应更加突出共建共治共享和保障民生的制度性安排,提供更充分、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需要顺应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愿景,使发展有“温度”,而且要从群众的需求出发,致力于增进民生福祉,让幸福更有“质感”。因此,完善以需求为导向的共建共治共享和保障民生的制度性安排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2.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1)方向定位,建立民生需求评价机制

一是对各类民生工作进行摸底和调查。将社会保障、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作为重点摸底内容,通过对省内各县市之间、外省经济发展条件相近的地区之间进行比较,找准湖北当前民生工作建设的短板与不足之处。二是准确把握老百姓民生需求的轻重缓急。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统计报表等形式了解不同区域、不同县市、城乡等群体所偏好的民生服务,并根据偏好内容的轻缓程度找准百姓当前的关注焦点。三是将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与当前政府实际工作相比照。群众需求多而政府工作存在短板的民生服务,理应成为下一步民生工作建设重点。群众需求不迫切的民生项目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重新合理规划。

(2)需求导向,合理优化公共民生资源配置

一是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活力,通过鼓励创新、政策扶持、税收优惠等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将居民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增收脱贫与企业发展相结合,夯实改善民生的经济基础。二是提高公共财政的救助水平。公共财政应向群众最关切的领域倾斜,通过低保、五保、公益岗位等手段重点加强对弱势家庭、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救助与扶持。继续提高医疗、养老、义务教育等领域的保障标准并逐渐扩大覆盖面。精准脱贫攻坚战中,针对因病因残致贫人口,发挥医疗救助的作用,做好健康扶贫工作。三是兼顾民生工作的可持续性。应急与谋远相结合,准确评估当前需求低但未来可能会普遍化的民生服务,积极应对社会发展出现的需求变革。第一,需求导向与引导预期相结合,引导民生需求的结构优化和层次升级。第二,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文化类、健康类等未来需求高的民生服务的供给能力。第三,探寻合适的、有效的供给方式,满足多样化需求。

(3)共建共治共享,构建民生保障的治理体系

一是建立多方参与的民生治理体系。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树立系统思维,多方联动,综合施策,携手群众、社会、企业等参与主体共同致力于民生事业的发展,构建湖北民生发展命运共同体;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民生治理新格局,促进民生工作建设上台阶。二是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把握民生需求,共享发展成果。民生的需求与供给是百姓点菜与政府端菜的关系。在传统的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中,政府端什么菜,百姓就吃什么菜,需求与供给脱节。如一些产业扶贫项目未能因地制宜,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大广场华而不实,乡村建设中的“厕所革命”的成效也有待评估。共建共治共享,就是要通过协商民主,使群众成为民生项目决策的主体,实现百姓点菜与政府端菜的结合。湖北省荆门市的一些社区居民学习和利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参与社区决策,这是共建共治共享的有益探索,有必要总结和推广。

3.解决该问题的意义

该选题从群众的真实关切出发,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把握民生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出发,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同意、人民群众的满意、人民群众的高兴,是新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有效贯彻。二是从省域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现实出发,通过按需求、补短板、优分配,实现民生建设的持续性与科学性。三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下的多主体参与社会的发展和治理,分享发展成果,为民生工作的发展明确方向,有利于提高民生公共服务的效率。

(七)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1.入选理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湖北作为农业大省,乡村振兴的任务更为繁重,实施意义更为重大。如何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和《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见》(2018年2月20日)落到实处,关系到湖北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关系到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战略目标的实现。

2.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结合湖北三农实际,当前湖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需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二三产业融合,着力解决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中,应该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农村金融体系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四个方面发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小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其发展侧重于小农户以外的经营主体。当前,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企业运行规范性不足、经营规模化有待提升,区域、企业和产品品牌化建设有待加强等。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和研发效率不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的市场化机制不畅、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较为薄弱等。农村金融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金融支农力度不大、农村信用信息平台建设薄弱、特色农业保险品种不多、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不完善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农民对培训重要性的认识不够、财政投入培训资金相对不足、培训部门林立而缺乏有效协调、培训绩效考评标准没有配套跟进等。系统解决这些问题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

(2)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即以农业为基础,将农业产业链延长至第二或第三产业,通过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来促进农业发展。从一二产业的融合来看,重点在于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从一三产业融合来看,重点需要加快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实施农村电商工程,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培育精品旅游名镇名村和乡村旅游目的地,支持供销、邮政、快递及各类企业把服务网点延伸到乡村。农村产业融合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在融合产业利益链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收益缺乏制度性保障。大量分散的小农户在与加工商或进货商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且承担较大的自然风险、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分配机制亟待建立。二是产业融合需要相应的管理体制融合。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的主要目的是打通全产业链条,但分属不同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体制不利于产业链的纵向发展与效率提升。三是产业融合所需的基础设施有待加强。“互联网+”现代农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都对农村道路、网络等基础设施提出了相应要求。如何有效化解这些难题是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必须解决的问题。

(3)推进乡村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要实现生态宜居,就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根据湖北乡村发展现状,推进湖北乡村绿色发展,要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实现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全达标。为此,应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实施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实施这些举措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环境整治的财力投入问题。农村环境整治涉及地域广,部分地区污染程度深,所需投入不菲。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环境保护事权划分、财力匹配需要从体制上加以明确。二是环境维护的财力投入问题。农村环保意识弱,形成环保意识绝非一日之功。即便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得以修复,后续的维护费用也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同样也需要在财政体制上加以明确,使环境保护具有可持续性。三是环境监察体制建设问题。环境监察体制建设的核心在于严格落实县乡两级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承担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县级环境监测机构的主要职能为执法监测;乡镇(街道)要明确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机构和人员,确保责有人负、事有人干。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将环境监察落到实处。

(4)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是农村发展的基石。能够为市场主体带来稳定预期的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新时代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全面完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探索落实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出台支持乡村振兴的土地利用政策。实施这些改革要发扬“小岗精神”,鼓励先行先试,充分相信农民的市场理性,不宜代替农民决策;要完善资格权等新型产权形式法律保护;要发展宅基地交易市场,建立公开透明公平的交易规则,保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5)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集体资产属于村民所有,但基层治理体系失灵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内外勾结式侵占。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全面推进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集体成员身份认定,稳步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探索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集体资产;加强集体“三资”管理;探索将财政支农资金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为村级集体持有或参与经营分红;加快建立全省统一联网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

3.解决该问题的意义

上述前三个方面的问题属于发展问题,后两个方面的问题属于改革问题,二者相互促进,即发展中遇到的制度性障碍需要以改革来化解,同时以改革来完善制度设施便于加快发展。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应通盘考虑,这一方面有利于加快湖北农业强省建设进程,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快推进湖北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治理的制度根基。

(八)推进湖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1.入选理由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弘扬诚信文化,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营造优良信用环境,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内在要求。国家和湖北省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先后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湖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重点解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状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匹配、不协调、不适应的突出问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进入快车道。

当前,湖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如出台了全国首部关于社会信用信息管理的地方性法规,社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通过竣工验收,已与10余家社会机构签署信用合作协议等。但建设工作依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尚未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和统一共享平台,大部分领域、行业的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整体推进不平衡,信用服务市场尚不完善,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管理水平不高等。

《湖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预期目标,即力争到2020年,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满意度达到95%以上,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满意度超过90%。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理念,吸纳各方主体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实施。湖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指导,重点推进四大领域的诚信建设。

(1)政务诚信建设

提升政府信用和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首要环节。政府诚信建设的目标是完善诚信政府体系,提升政府形象,建立诚信政府考评和失信追究机制,建立现代诚信服务型政府。政府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加快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建设,力争“说到做到”,破解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困境。根据现代政府治理理论,政府应该根据现状,科学合理地作出承诺,并完善信息公开、失信问责和外部监督等制度,建立定期追踪评估制度和民意动态预警监控机制,最大限度地履行对社会大众的承诺。

(2)商务诚信建设

商务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涉及生产、流通、金融、税务、价格、工程建设等诸多领域。商务诚信建设的目标是通过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信用约束机制,完善信用管理制度,增强企业诚信经营意识和信用管理能力。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

(3)社会诚信建设

社会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人无信,无以立,社会成员之间只有以诚相待、以信为本,才能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食品药品安全、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劳动用工、教育科研、文化体育旅游、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等是社会诚信建设重点领域。自然人信用建设是社会诚信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加强公民诚信教育,大力弘扬诚信文化,广泛开展诚信宣传。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个人诚信记录建设,推动完善个人实名登记制度。以公民身份号码制度为基础,推进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建立重点领域个人诚信记录,完善个人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与信用修复机制,以及个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4)司法公信建设

司法公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司法公信建设的目标是通过司法诚信,彰显诚信价值,使每一个公民在整个司法活动中亲身感受到司法诚信,最终形成对司法的信服,并在现实生活中自觉做到诚实守信。要重点针对法院、检察、公共安全、司法行政系统、司法执法和从业人员等领域,提高司法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3.解决该问题的意义

该问题的解决可有效推进“信用湖北”的全面系统性建设,使不同领域、行业的信用体系建设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营造优良的信用环境,提升湖北的整体竞争力。一方面,推进湖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要求,是完善湖北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基础,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湖北必须立足省情,按照统筹兼顾、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思路,重点解决社会信用建设中的难点和短板,才能达到2020年建成国内领先、体现湖北特色、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的目标。

(九)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

1.入选理由

湖北省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中上游,但是农村贫困程度较高,居全国高贫困发生率省份第一方阵,扶贫开发任务之重超过全国及中部六省平均水平。2017年底,湖北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高达293.3万人,占全国3046万贫困人口的9.6%。武陵山区、秦巴山区、大别山区、幕阜山区等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湖北省扶贫工作任务繁重且十分紧迫。适时调整扶贫战略,攻克贫困堡垒、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湖北扶贫工作重要任务和重大责任。

2.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1)贫困监测与建档立卡有待深度融合

长期以来,扶贫统计监测归属统计部门,扶贫建档立卡归属扶贫部门;管统计监测的不管精准到户,管精准到户的并未用上扶贫统计的数据。长此下去,“统计”与“扶贫”就成了“两张皮”、“两堵墙”。于是,虚报、冒领、假扶者,为个人逐官树形象者,皆可玩弄数据于股掌之中。精准扶贫呼唤二者有机融合,扶贫到户需要在“创新统计监测、抓好建档立卡”上取得突破。其实,建档立卡各省扶贫办都在做,其中广东省“双到”扶贫的力度更大。他们把两个部门的两件事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其重要创新就在于“两真”——“真准建档”推动“真准到户”。如果“精准扶贫”找不到谁是“真贫”,扶贫的走向就会在源头上偏离“真扶贫、扶真贫”的轨迹,由此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与贫困户没有关系的无用功。因此,是否将“真准建档立卡”与“实施精准扶贫”融为一体、有机结合,是当下扶贫开发“真”对“假”的博弈、“精”对“虚”的挑战。

(2)深度贫困地区有待重点突破

目前湖北的的四大贫困地区分别是西北部的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西南部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东北部的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东南部的幕阜山连片特困地区。这四大地区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经济发展滞后,其贫困程度之深、贫困范围之广、贫困人口数量之多让人触目惊心。深入分析湖北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现状和致贫原因,研究破解之策,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3)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必须加快适应精准扶贫

过去,多数地方长期按照GDP、财政收入、人均纯收入、贫困人口数、扶贫成效五种权重,分配中央下拨的专项财政扶贫资金。这是只到片、不到户或只到县、不到村的传统分配办法。新阶段扶贫开发目标任务与以往不同,扶贫开发的方式也在改变,全面推行精准扶贫,专项财政扶贫资金分配必须废除与精准到户没有任何关系的GDP、县财政收入、整体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权重指标。扶贫资金如何像三农补贴那样,从分配的源头上转向直拨到户?这是扶贫开发的指挥棒,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尽快实施改革。

3.解决该问题的意义

该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立足湖北省情,深入贯彻落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各界力量,全面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确保湖北近300万贫困人口在2019年真脱贫、脱真贫。

(十)创新湖北社会事业资源配置体制机制

1.入选理由

社会事业资源配置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根据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精神,社会事业资源配置改革关键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社会事业资源的直接配置,增强事业单位活力,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湖北现有事业单位3万多个,事业单位从业人员逾110万人,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额达7649亿元。湖北事业单位改革面临如下问题:一是区域和城乡人才配置不均衡,同工不同酬,人才流失严重;二是社保并轨成本高,收费管理改革与分类改革不匹配,对地方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三是资产管理分散和资产配置“一刀切”导致资产配置和使用效率低下。湖北事业单位改革在去行政化、预算改革、养老保险改革、薪资改革、资产改革等方面进展缓慢。啃下这些“硬骨头”,对于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要一环。

2.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1)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事分开

由于部分行业长时间未实施政事分开改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导致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停留在文件上,事业单位各自为“事”。要坚持社会事业资源配置改革的市场化导向,破除社会事业资源配置中的计划经济堡垒,打破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管办不分的僵化局面,避免“换汤不换药”的“假放权、真集权”、“假市场、真计划”、“假竞争、真垄断”的假改革、虚改革,真正将改革落到实处。持续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强化事业单位公益属性,大力引入市场化机制和市场化手段,完善事业单位竞争机制,不断提高事业单位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2)改革编制管理制度,增强事业单位自主权

编制管理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无法适应新时代社会事业发展需要。超编和缺编长期并存,导致事业单位改革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人员进口把关不严,很多事业单位因历史原因超编严重,如建委、国土、交通等单位实有在编人数远远大于核定的编制数,专业人才队伍严重老龄化,人员青黄不接。另一方面,在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编制采取总量控制方式,且缺乏动态调整,管理僵化,导致教育、卫生等部门严重缺编,新进人员普遍没有编制,事业单位难以留住人才。改革编制管理制度关键是增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自主权。一方面,废除事业单位编制,全面推行聘用制。在总结聘用制试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全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聘用制,取消所有事业单位新进人员事业编制,做实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扩大事业单位进人、用人自主权,对事业单位人员采用备案制。另一方面,改革职称评定体系,赋予事业单位岗位设置自主权。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向全社会开放,体制内和体制外同等对待,构建促进专业技术人员在事业单位和民营单位自由流通的机制。废除事业单位岗位比例控制,赋予事业单位岗位设置自主权,鼓励事业单位因事设岗,增强事业单位活力。

(3)改革事业单位预算分配方式,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改革事业单位预算分配方式,一是改革事业单位财政拨款方式。一方面,放松对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收费和定价的管制,允许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自收自支;另一方面,在遵循应保尽保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以结果为导向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财政拨款标准,鼓励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开展竞争。二是改革预算投入机制。构建引导事业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购置或租赁资产的预算拨款机制。减少专项拨款,增加一般性拨款。允许事业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开支结构。三是全面放松事业单位预算执行控制。允许事业单位部分预算科目资金打通使用,增强事业单位预算资金使用的灵活性,提高预算资金的执行率。允许事业单位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各项预算资金的开支比例。提高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灵活性,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允许事业单位按照实际发生的事项报销成本费用。

(4)改革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以预算为主导的资产管理体制

资产“单位所有”是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体制一切问题的根源。“单位所有”导致资产被事业单位无偿占有和使用,这使事业单位提高投入产出比动力不足,各种浪费和低效成为常态。而资本支出是事业单位预算支出的重要部分,管不住资产就很难控制事业单位预算。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以预算为主导、权责分明的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资产无偿占有机制,实施事业单位不动产有偿租赁制度,构建事业单位存量资产盘活机制,激励事业单位减少不动产占用,鼓励事业单位尽可能以最小的不动产占用提供社会满意的公共服务。

3.解决该问题的意义

创新社会事业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是解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不充分矛盾的关键。破除影响社会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社会事业资源的直接配置,有利于增强事业单位活力,实现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和提供方式的多样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互联网文本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十大问题与湖北民众关注的热点高度契合,同时也与当前改革任务相吻合,体现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改革重点。坚持底线思维,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当前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湖北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关键是要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新民营经济发展,重点是要打造国有资本以参股形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样本,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补。湖北自贸区建设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抓手,将其打造成内陆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关键是要在体制机制方面取得新突破,构建公平竞争、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长江大保护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内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绿色发展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破解“九龙治水”难题,需要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增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治本”,构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体系是重中之重。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也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精准施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键是要摸准人民群众的需要,构建共建共治的体制机制,完善以共享为目标的民生政策体系。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是龙头,制度创新是保障,要清除不利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做实做大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在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湖北扶贫工作任务繁重,更需要精准施策,提升扶贫政策的针对性和管理的精准性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社会事业资源配置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湖北事业单位和从业人员数量较多,改革的牵涉面较广,改革面临较大困难和阻力,未来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事分开,不断增强事业单位人事和资金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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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2019)03-0097-15

doi: 10.3969/j.issn.1672-626x.2019.03.011

收稿日期: 2019-0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GL04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TJ030);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2017ADC04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6D081)。项目组组长:张青;副组长:张耀峰;成员:许传华、胡凯、邢宏洋、王腾、魏涛、袁文艺、马永健、张全红、朱艳敏。

作者简介: 张青(1964-),男,湖南长沙人,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北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湖北改革智库)主任,研究方向为税收理论与税收政策、公共部门预算、公共资产管理、经济改革体制机制设计。

(责任编辑:颜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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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湖北社会、经济改革探索十大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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