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柳永词之态度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苏轼论文,态度论文,柳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4-0192-05
苏轼词是历代词学研究的热点。在这个热门课题中，有一些问题曾经引起颇多争议。例如，苏轼的‘以诗为词’指的是甚么？苏轼是否创立了豪放派？东坡词是否协律？……苏轼和柳永的关系，虽然也有不少古代评论家提到，但是由于他们差不多一致认为柳不及苏，柳词和苏词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苏轼不满柳永冶艳柔靡的风格，因此这方面的问题在古代没有引起重大争论。不过，自从当代学者陆侃如和冯沅君在《中国诗史》里说“苏轼在早年或曾一度学过柳永”①，就引起了一场较大的争论。澳门学者曹树铭认为苏轼并没有受过柳永词的影响②，旅居加拿大的叶嘉莹教授却认为柳词在某些地方曾经给予苏轼若干启发和影响③；可是国内学者刘石却不同意曹、叶二人的意见，他在《苏轼词研究》里说，“叶、曹二先生条驳缕斥，理直气壮，然而却使人疑窦丛生，未敢遽同”④。苏轼是否曾经向柳永学习过，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不过，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应该首先弄清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对柳词的态度。因为如果苏轼看不起柳词，那么他大概不会向其学习；反之，如果苏轼重视或者称赞柳词，那么他大有可能向其学习。
自古以来，不少论者都认为苏轼看不起柳词。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看法？如果想彻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好从一则脍炙人口的词话说起。宋代的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说：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⑤
俞文豹借“善讴”者之口，认为柳永词只适合妙龄女子用娇柔的歌声唱出，而苏轼词则须要威武的大汉用粗犷的歌声唱出。大概这段话颇能说出柳词和苏词整体风格上的差别，而且其中所用对比生动巧妙、形象鲜明，所以深入人心，长久地影响了后来的词评家。自此以后，一般词学论著或文学史书都把柳词归入“婉约”一类，而把苏词视为“豪放”一类。此外，更有不少评论家把柳永和苏轼分别看做“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对立词派的代表人物，认为二者水火不容。因为有不少柳词格调不高、“浅近卑俗”⑥，苏轼就顺理成章地被论者视为起来对抗柳词的健将。例如，近代研究苏词的权威学者龙榆生说：
东坡在当世词坛，对柳永最为敌视，出言诋毁，非止一次。……柳词在当时实有无上权威，东坡欲别开疆宇，自不能不对此劲敌，时思摧陷而廓清之。⑦
当代学者周子瑜也说：
苏轼对于创立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是有意为之的，是他诗文革新的词在创作中的延伸。他很不满意格调日趋卑下的婉约词，特别是风靡一时的鄙俗的柳词，因之他为了力挽词坛颓风，就以柳永为对手，决意“自是一家”。⑧
苏轼究竟是否看不起柳永和他的词，要和他划清界线，甚至把他视作敌人？要解答这类问题，最好还是从第一手资料——苏轼自己的著作中寻找答案，可惜这种资料极少。苏轼虽然曾经不止一次谈到柳永和柳词，但这些言论，大部分不见于现存的苏轼集，而是散见于宋代或后代学者的词话、诗话或笔记中。这些只能算是二手资料，因为它们不是直接见于苏轼笔下，而是由他人转述。例如，年纪比苏轼小24岁的赵令畤在《侯鲭录》里说：
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⑨
这段话经常被后人引用来说明苏轼虽然不满柳词，却并非一概否定，对于其中一些佳句，苏轼还是表示赞赏的。例如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序论》说：
苏轼虽与柳永立于敌对地位，但读到他的《八声甘州》：“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还不免要赞美一声：“此语于诗，不减唐人高处。”⑩
对于上述苏轼称赞柳词的言论，在另一位宋人吴曾笔下，却有不同的记载。他的《能改斋漫录》说：
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不具诸集，今载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11)
可见吴曾以为这段称赞柳永《八声甘州》的话，并不是苏轼所说，而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无咎所说。时代稍后的宋人魏庆之，也认为这段话出自晁无咎口中：
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云：“世言柳耆卿之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唐人语，不减高处矣。”(12)
赵令畤、吴曾、魏庆之都是宋人，和苏轼同一朝代，可是他们对谁人称赞柳永的《八声甘州》，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么，后代学者更加没有把握断定苏轼是否曾经赞美过这首柳词。
词话、诗话、笔记等所载苏轼对柳词的有关言论，除了出现以上“张冠李戴”的情况外，还有一种可以称为“颠倒黑白”的情况。例如，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说：
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13)
苏轼在这里批评门人秦观的《满庭芳》词气格不高，并且以词的首句“山抹微云”冠于秦观的称号，戏呼他为“山抹微云秦学士”，把他和词风相近的柳永并称。根据这段记载所述，柳永婉约柔媚、气格纤弱的词风，引起了苏轼的不满。
可是，苏轼对于秦观这首《满庭芳》的评价，在另一位宋人笔下，却有截然不同的记载。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引述以下一段宋严有翼《艺苑雌黄》的话：
《艺苑雌黄》云：“程公辟守会稽，少游客焉，馆之蓬莱阁。一日，席上有所悦，自尔眷眷，不能忘情，因赋长短句，所谓‘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是也。其词极为东坡所称道，取其首句，呼之为山抹微云君。”(14)
“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是秦观《满庭芳》词的其中两句，此词的首句就是“山抹微云”。如果胡仔所引录上述一段严有翼《艺苑雌黄》里的文字没有错误的话，那么苏轼不但没有对秦观的《满庭芳》词表示半点不满，反而对它极度赞赏，并且欣然以该词的首句用作秦观的别号。由此可见，《避暑录话》和《艺苑雌黄》两本宋人著作所载的苏轼对秦观《满庭芳》词的评语，一贬一褒，意见刚好相反，令后人无法确知真相究竟如何，因此无法准确判断苏轼对柳词所持的态度。
究竟是叶梦得还是严有翼的记载正确？下面作一些具体分析。上述两段评语，只是泛泛指出苏轼蔑视或称道秦观词，至于评论的具体原因，却没有交代。幸好宋黄升的《花庵词选》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
后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15)
这段文字清楚表明，苏轼看不起秦观的《满庭芳》词中的“销魂当此际”一句，因为这种句法源自格调不高的柳词。这则词话后来经常被论者引用来“证明”苏轼“诋毁”柳词的所谓“证据”。明徐釚编的《词苑丛谈》收录了这一则词话，文字大同小异，其中最明显的分别，就是《词苑丛谈》没有“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二句(16)。这则词话也见于清沈雄编的《古今词话》、清王弈清等编的《历代词话》和清冯金伯辑的《词苑萃编》。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在古代词话中引录得最多的所谓“苏轼不满柳词”的“证据”。为了便于讨论，下面先迻录秦观的《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罇。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17)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二年，题材是宋词中常见的男女恋人刻骨铭心的无限离情。《满庭芳》得到历代词评家高度赞赏，可以说是秦观的代表作。上阕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下阕以抒情为主，情中寓景。过片的“销魂”二字，暗用江淹《别赋》的起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承上启下，既总结上阕所写离别时的环境气氛，又带出下阕离别之际的景况和凄惨的心情，使上下阕文意相连，血脉贯通，是全首作品的枢纽。秦观这首词的写作灵感可能来自柳永的《鹊桥仙》：
届征途，携书剑，迢迢匹马东去。惨怀，嗟少年易分难聚。佳人方恁缱绻，便忍分鸳侣。当媚景，算密意幽欢，尽成轻负。此际寸肠万绪，惨愁颜，断魂无语。和泪眼，片时几番回顾。伤心脉脉谁诉，但黯然凝竚。暮烟寒雨，望秦楼何处。(18)
此词也是一首写词人离别心上人的作品。过片处的“此际寸肠万绪，惨愁颜，断魂无语”一句，字面意思跟“销魂当此际”类似，而且也是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柳永词精于换头之道，正如周济所说：“柳词终总以平叙见长，或发端、或结尾、或换头，以一二语勾勒、提、调，有千钧之力。”(19)如果我们说秦观在这一方面学习柳永，大抵言之成理。当然，这种说法只应带褒义，不应带贬义，因为精于换头是柳永和秦观词的优点，不是缺点。如果苏轼真的曾经说过秦观的“销魂当此际”脱胎自柳词“句法”，也应该是从正面的角度加以赞赏，而不会从负面的角度加以揶揄。当代一些词评家异口同声赞美“销魂当此际”这几个字，正可作为这一种看法的旁证。例如陈邦炎说：
“销魂。当此际”曾被东坡讥为“柳词句法”。其实它在表现别情方面，却妥帖而又深刻。在这难分难舍之际，双方暗解香囊，轻分罗带，将缔结数月的情丝忍痛斩断。在这“暗解”、“轻分”的掩盖下，该孕育有多少深重的心灵创伤。(20)
另一位当代学者王双启说：
过片处的“销魂”二字很有分量，既是对上片的总结，又是对下片的引领，承上启下，是全词的枢纽之所在。南朝梁代江淹作《别赋》，开头就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那是概括力很强的句子，“黯然”二字，就是从那儿来的。这两个字，虽是陡然而起，但并不兀突，这是因为上片已经对离别的情景作了一些必要的叙述与描写，已经给这个总结性字眼打下了基础的缘故。这是就它的“承上”作用说的。“启下”呢？下面继续描写的离别之际的诸般情景也是令人销魂的，这两个字起的正是引领作用。“当此际”，着意点出一个特定的时刻——分手离别的那一段短暂的时间。(21)
苏轼是填词大家，没有可能看不出“销魂。当此际”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而不会轻率地讥讽“柳词句法”，把它一笔抹杀。黄升《花庵词选》所记载的这则词话，大概是好事之徒杜撰出来的，可信程度不高。当代学者吴世昌说：
宋人词话谓东坡讥秦学柳永，并举“消魂当此际”为证。按此调下片首二字是一句一韵，“销魂当此际”五字根本不应连读。“魂”押上片“门”、“尊”、“纷”、“村”及下片“分”、“存”、“痕”、“昏”韵，“当此际”三字不断句，连下文读作“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所以根本不存在“消魂当此际”近乎柳永的口气。编词话者不懂词律，读了破句，适足以暴露他的无知。(22)
他从词律方面指出这则宋人词话并不可靠。
如果黄升的话不可信，那么叶梦得《避暑录话》里苏轼讥讽秦观的话也不可信，而严有翼《艺苑雌黄》里苏轼欣赏秦观《满庭芳》的话似乎较可信。
从以上“张冠李戴”和“颠倒黑白”的情况来看，如果只凭宋代的诗话、词话或笔记小说之类的资料来断定苏轼对柳词的态度，似乎有点靠不住。要正确推论苏轼对柳词的态度，应该以苏轼本人的文字作为最重要的依据；其他记载在别人所作诗话、词话或笔记小说之类的“二手”资料，只能用作参考。根据这个准则，笔者在现存的苏轼文字中，只找到一则和柳词有关的“一手”资料，就是他写给友人鲜于侁的一封信——《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云：
近来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23)
在这段文字里，苏轼说他自己近日所作的词，风格跟柳词不相同。关于苏轼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宋傅藻的《东坡纪年录》说：
熙宁八年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诗《和梅户曹会猎铁沟行》……又作《江神子》。(24)
当代有些学者认为这封信写于元丰元年，而不是熙宁八年(25)，不过此说似乎难以服人，这里不再讨论。熙宁七年，苏轼从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他曾经因为当地天旱，而到常山祈雨；次年冬天，为答谢常山山神赐雨而重修的常山庙竐工，苏轼亲往祭谢。归途中，他与同僚在铁沟打猎，并写了下面一首有名的《江城子·猎词》，词云：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26)
这一首应该就是《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中所谓“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的词。它一向被视为苏轼豪放词中的一首代表作，风格与柳词大相径庭。苏轼这封写给鲜于侁的信，写于出猎之后数天。从信中“近来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几句，可知苏轼认为自己最近所作的词，风格与柳永不同。苏轼在熙宁七年十二月到密州任。如果把苏轼在熙宁八年正月至冬天写《与鲜于子骏三首》之前在密州所写的词，作为他的“近作”，应该不会引起异议。据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和李增坡《苏轼在密州》的苏词编年，苏轼在这个时期所写的词，除了上述《江城子·猎词》外，还有三篇，它们就是：作于熙宁正月十五日的《蝶恋花·密州上元》，作于正月二十日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和作于九月的《雨中花慢》，下面逐一分析这几首词的风格，看看它们是否和柳词有分别，而“自是一家”。
1.《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27)
此词是苏轼第一次在密州过元宵节时，追忆杭州元宵节盛况，有感而作。词的上阕写杭州繁华热闹的情况，反衬下阕所写密州寂寞冷落的气氛。全词用白描手法叙写，表现了作者对杭州的怀念和初到密州时的惆怅。读者不难领略到词的基调，是作者的落寞和失意。柳永也有三首和元宵节有关的词(28)，其中两首是描写汴京的元宵节热闹气氛的，可以用来和苏词比较。现在先看看《倾杯乐》：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蒨。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龙阆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雉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抃。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29)
词中的“绣工”、“蕙风”、“银蟾”、“复道”、“飞观”、“瑞烟”、“葱蒨”、“翠华”、“龙凤烛”、“鳌山”、“天仗”、“凤辇”等用语，雍容华贵、色泽鲜明，极力渲染都城上元节的吉庆祥和气氛。这首词不但铺陈汴京的繁华富庶，而且巧妙地歌功颂德，“颂圣贡谀”(30)，赞美了皇帝。这种铺采摛文、错彩镂金的写法，不难使人联想起汉代大赋那种歌颂国势显赫、都邑繁荣、物产丰盛、宫室宏丽的手法。柳永这一类词虽然写得冠冕堂皇，但总使人觉得有点言不由衷，欠缺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苏轼的《蝶恋花·密州上元》却明显不同，词的上阕写出他不能忘情于往日杭州的繁华，下阕则表达了词人寂寞冷落的惆怅。这种真率坦白的感情流露，绝无矫揉造作，而且词的用语自然平实，毫不铺张扬厉，风格与柳词迥异。
柳永另外一首描写汴京元宵节盛况的词是《迎新春》：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徧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31)
这首词侧重描摹京都上元节的灯景以及人民的欢乐，写作手法和风格与《倾杯乐》差不多，只不过少了一点“颂圣”意味。
2.《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32)
这首词是苏轼悼念亡妻王弗的记梦之作，表达了词人对妻子的一片深情。词的内容，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它的写作对象是作者的妻子；而这种题材的词，不见于柳永笔下。在柳永词中出现的女性，差不多全是秦楼楚馆的妓女或他的情人；他在词中似乎没有片言只字提到自己的妻子。柳永曾经写过《秋蕊香引》和《离别难》两首悼念亡友的词，对象都是妓女。现在就用《离别难》来和苏词作比较：
花谢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阴。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便因甚翠弱红衰，缠绵香体，都不胜任。算神仙五色灵丹无验，中路委瓶簪。人悄悄，夜沉沉，闭香闺永弃鸳衾。想娇魂媚魄非远，纵洪都方士也难寻。最苦是好景良天，樽前歌笑，空想遗音。望断处，杳杳巫峰十二，千古暮云深。(33)
柳永此词的遣词造句颇为讲究。例如，上阕用“花谢水流倏忽”比喻光阴易过，青春易逝；用“蕙质兰心”比喻歌妓的优雅气质，高尚心灵；用“美韶容何啻值千金”说歌妓的美貌，价值不只千金；用“翠弱红衰，缠绵香体”比喻歌妓被病魔缠扰；用“算神仙五色灵丹无验”，说药石治疗无效；用“委瓶簪”指死亡。全词用了四个典故，就是南朝陈刘删的《采药游名山》诗、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和《长恨歌》，以及宋玉《高唐赋》中楚怀王梦与巫山神女交好的故事。整首词的斧凿痕颇为分明，因此词中所表达的悼念死者的感情，难免使人觉得“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34)。苏轼的《江城子》和柳词比较起来，无论就词语的运用或词的整体风格而言，都有颇大分别。苏词内容明白如话，用语朴实无华，而且“真情郁勃，句句沈痛”(35)，流露了作者对妻子的真挚深厚的感情。正因为苏词没有半点雕章琢句的痕迹，所以词中感情的倾泻，更能打动读者的心。这一点正是上述柳词所欠缺的。
3.《雨中花慢》：
今岁花时深院，尽日东风，荡扬茶烟。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问道城西，长廊古寺，甲第名园。有国艳带酒，天香染袂，为我留连。清明过了，残红无处，对此泪洒尊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余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态，付与明年。(36)
《雨中花慢》是苏轼在密州置酒会客，共赏牡丹时所写。熙宁八年，密州发生旱灾和蝗灾，苏轼忙于斋戒吃素和到常山祭神祈雨，无暇在春天欣赏盛开的牡丹。当年九月，忽然开了一朵牡丹。作者有感于花开时间短暂，好景不常，秋天不会给这朵违反时令而独开的牡丹多少妍丽的时光，因而写了此词，表达他对牡丹深挚的钟爱之情。这首词虽然被当代论者靳极苍评为“勉强之作”、“情意不深，佳句也不够突出”(37)，但风格也不类柳永那些虽“间出佳语”(38)而整体却是“词语尘下”(39)的作品。
因此，苏轼“近作”的风格，毫无疑问和柳词确实很不相同。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中说，他最近所写的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是符合事实的。当代学者陆侃如和冯沅君在《中国诗史》里提出柳词的七个特点，就是：1.善于铺叙；2.多用俗语；3.多涉淫蝶；4.多谀词；5.善写行役羁旅的愁苦；6.喜写都市的繁华豪奢；7.喜写妓女的声容。(40)上面所引的几首东坡词，大概看不到这七个特点，因此它们可以说是在柳词之外，风格别树一帜的作品。
综上所述，可见，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里，绝对没有流露鄙薄柳词的意思；他只是老老实实地说自己最近所作的词，风格与柳词不同而已。苏轼这个意思，在信中表达得很清楚，应该不会使人产生误解。可是，当代学者刘国琚却说：
在苏轼的词论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这就是他主张作词应该“自是一家”的思想。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来颇作小词……颇壮观也。”这是他对自己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评论。其中包括两层意思：其一，他不满柳永格调鄙俗、婉约柔脆的词风，称之为“柳七郎风味”；其二，表示了自己作词于“柳七郎风味”之外，别树自己的风格。(41)
刘氏认为苏轼在这里用“柳七郎风味”来表示“不满柳永格调鄙俗，婉约柔脆的词风”，显然与事实不符。苏轼信中“近来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只不过是说，自己近来写了一些小词，虽然没有柳永的风味，也算是自成一家。从这句话的语气来看，苏轼不但没有对柳词表示不满，反而会使人觉得他似乎曾经一度起过学习柳词的念头。正如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所说：
东坡《与鲜于子骏书》云：“近来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42)
所谓“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就是说苏轼自认好像想写柳永那种词却写不出来似的。
这封信是苏轼所写的唯一和柳永词有关的文字。如果坚守上文的准则，只用“一手资料”来断定苏轼对柳词的态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苏轼并没有看不起柳词；反之，他对柳词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甚至可能“一度学过”柳永这位前辈词人的词。
收稿日期：2007-05-10
注释：
①(40)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20世纪经典学术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20、512-513页。
②曹树铭：《苏东坡词》，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页。
③缪钺、叶嘉莹：《灵溪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156页。
④刘石：《苏轼词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
⑤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吹剑续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8页。
⑥(38)李孝中、侯柯芳辑注《王灼集·碧鸡漫志》，巴蜀书社，2005年，第232页。
⑦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诲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7页。
⑧周子瑜：《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载苏轼研究学会编《苏轼研究论文集·第 1辑·东坡词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页。
⑨张惠民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
⑩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序论》，香港中华书局，1979年，第2页。
(11)吴曾：《能改斋漫录》第1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69页。
(12)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01页。
(13)施蛰存等编《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1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48页。
(15)黄升：《花庵词选》第2卷，香港中华书局，1962年，第44页。
(16)徐釚编著、王伯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 162页。
(17)周义敢等：《秦观集编年校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第789页。
(18)(29)(31)(33)薛瑞生：《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 1994年，第100、25、31、153页。
(19)黄苏等选评《清人选评词集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第231页。
(20)陈邦炎编《词林观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21)王双启：《宋词精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22)吴世昌著，吴令华辑注：《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
(2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0页。
(24)邹同庆等：《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02年，第147页。
(25)吴雪涛：《苏轼考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2-171页；罗忼烈：《两小山斋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32-35页；刘崇德：《苏轼〈江城子·猎词〉编年考辨》，载《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2期，第93-98、152页；施议对：《宋词正体》，《施议对词学论集》第1卷，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6年，第 171-182页。
(26)(27)(32)(36)邹同庆等：《苏轼词编年校注》，第146-147、 140、141、143-144页。
(28)它们就是《归去来》和下文所引的《倾杯乐》、《迎新春》。
(30)罗忼烈：《话柳永》，星岛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 98页。
(34)徐调孚等注《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35)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6页。
(37)靳极苍：《苏轼官密州时所作词介评》，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齐鲁书社，1995年，第555页。
(39)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
(41)刘国珺：《苏轼文艺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08页。
(42)王气中：《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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