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雍正王朝与大义觉迷录》是美国著名学者史景迁依据《大义觉迷录》对雍正时期曾静案的叙述。旨在关注雍正驳斥曾静所传达的思想观念，以及乾隆对满人自我认同意识的强化。该书所体现的不仅是上层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天下观，还体现了从雍正到乾隆时期天下观的变化。
关键词：雍正；《大义觉迷录》；天下观
关于《大义觉迷录》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然而中外史学家的关注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史学家关注点主要在于书内雍正自曝继统疑云的谕旨意，并且通过各种间接史料，进而推断雍正继承皇位的正当性。而美国的汉学家史景迁在《雍正王朝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则是通过对曾静案的梳理，更为关注雍正驳斥曾静所传达的思想理念，以及乾隆对满人自我认同意识的强化。[1]雍正所要传达的思想理念就是背后蕴含的他本人的天下观。
一、“天下观”的概念
关于“天下观”，钱穆先生认为：“一国之上有一天下”[2]他还认为中国人经常将“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3]本文所要讨论的“天下观”指的是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而非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4]
《大义觉迷录》汇集了雍正关于曾静案和吕留良案的主要上谕。史景迁认为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不需要采用《清实录》这类经过层层检查的文本或者像《朱批谕旨》这类由清朝廷所编撰的雍正朝时期的奏折和谕旨。而是可以阅读《大义觉迷录》中的相关文件。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并不是曾静反清案件的全部材料。《大义觉迷录》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远远不是曾静反清案件的全部材料。书中所收上谕有一部分见于《清世宗实录》，但其中涉及皇位继位问题已被删去。审讯词、口供和《归仁说》则不见于他书。曾静致岳钟琪书的部分内容见于胤禛的有关上谕，全文始终没有公布。[5]《大义觉迷录》中所体现的雍正和曾静的天下观是儒学不同时期的天下观。雍正天下观的理论来源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华夷观”。[6]雍正将1729年11月2日的谕旨置于《大义觉迷录》的刊头作为序言，细述了华夷概念在古代的地位，由此导入的主旨。[7]对于该谕旨，史景迁在第七章《炯戒》中有所引用。他认为该上谕措辞严峻，探讨种族、罪愆、朝廷责任的问题，目的在于对朝臣再施加压力。[8]
二、雍正与乾隆的天下观
史景迁最大的写作特色是使用《大义觉迷录》，辅佐以奏折，并且参考各家的说法，用叙事的手段对曾静案的前后进行呈现。关于雍正和曾静的天下观，主要体现在《大义觉迷录》第一卷。史景迁认为《大义觉迷录》第一卷前半部多为批评曾静所撰书的逆书邪说，后半部曾静现身，自己说个分明。第一卷后半部收录了雍正的十三条对曾静的问话，曾静对每一条都详加回答。
关于“管仲对夷狄的看法”，个人认为这个是书中体现雍正和曾静天下观以及作者对当时天下观看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例子。史景迁认为：
雍正对曾静引经据典，说明某个想法所出何处时尤感兴趣，因为这么一来，雍正也可在字句间寻道理，予以驳斥，证明满洲皇帝对古圣先贤学说得精微之处也是不含糊的。管仲对夷狄的看法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9]
关于管仲对夷狄的看法，曾静在其作品《知新录》中有所阐述，曾静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10]并且曾静是典型的以地域来区分华夷。而雍正则用儒家的“文化建构论”破除曾静的“夷夏之防”并且他论证了清朝统治中原的正当性之后。提出了君臣大义之说。要知道《大义觉迷录》的“大义”二字，指的就是“君臣大义”。
从雍正到乾隆天下观的转变，全书集中体现在最后一章《重审》。乾隆上台之后对尘埃落定的曾静案重新进行审理，缉拿曾静。这从侧面反映了乾隆对雍正的文化改造论并不认同。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史景迁的在书中提到“让曾静弥补罪愆之道不在刑罚，而在教化，而教化的第一步就是事实。”这样的事实不是秘而不宣的，需要通过途径让世人知道。雍正的文化改造的目的在于将曾静自己反驳自己，让曾静站在朝廷这边，变成一个改过自新的人，并且宣告世人自己“君臣之义”超越“华夷之辨”的价值观。
乾隆的天下观则是强调满人的自我认同。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下关于乾隆个人的文化倾向。他本人很早就表现出牢守儒家正统的纲常文化，他认为这是他合理化异族统治的最大资本。乾隆的天下观比起康熙和雍正更加的系统化。他认为，本朝人要忠于本朝人。一切以本朝为标准。所以他在实践中以这个天下观作为基本准则，所以说他上台之后会对尘埃落定的曾静案进行重审。
《重审》一章看似占全书的比重不大，其实恰恰是体现史景迁对于曾静案问题意识的一种转向。以往聚焦的通常是通过《大义觉迷录》去考证雍正即位的合法性等，史景迁则将目光聚焦到统治者和曾静以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不同民族之间的价值观。
史景迁在书中对雍正和乾隆两个人对曾静案的做法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觉得两个人的做法也许都错了。雍正为了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想让谣言不攻自破，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这番苦心却没有被百姓所记住，百姓记住的只是谣言。至于乾隆则是觉得自己把书毁掉了，就能告慰雍正的在天之灵，而百姓却觉得因为书中内容是真的，他想销毁证据。
史景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这段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史景迁通过关注“林林总总的百态”从多个角度对历史进行把握，在书写的过程中不会对史料进行专门的分析，总是在必要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见解。曾静和雍正不同的天下观恰好是反映了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融汇，第十五章《重审》则体现了肯定满族的自我认同。雍正的文化改造论和乾隆的满族自我认同则是体现了异质文化之间内在的张力，这也是为何到了乾隆的时候，天下观形成了体系。
除此之外，不得不说一下史景迁的写作风格。以天下观为例，史景迁在《雍正王朝与大义觉迷录》中并没有对具体的概念做出定义。用叙事的手段在陈述相关的历史事实。有人说人写的作品都带有主观色彩，不可否认的是，史景迁在书中自然带有他个人的感情色彩。从他对曾静和雍正的对话的描写看来，他个人对于天下观的看法是满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融汇。
三、结束语
正是由于史景迁对雍正和曾静之间的辩论进行还原，读者阅读原文的时候很有画面感，特别生动。《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在作者叙事的过程中被揉进去，毫不违和。我们不需要通过太过明显的分析去了解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只需要通过读者自己的阅读去体味。整本书阅读下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史景迁其实对曾静案已经了然于心，但是那是史景迁眼中的曾静案。他所要体现的则是让读者自己找到心中的曾静案。我想《雍正王朝与大义觉迷录》带给我们的思考还有很多很多，特别是该书特别生动有趣，也为我们在“历史书写”方面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史景迁著，温洽溢、吴家恒译.雍正王朝与大义觉迷录[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0.
[2]钱穆.晚学盲言[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5.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3.
[4]常笑.从“天下观”到“新天下主义”——论天下思想在外交哲学中的历史沿革[J].河南社会科学，2018 26(6)：29-32.
[5]清史资料.第四辑.前言[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3
[6]邵东方.清世宗<大义觉迷录>重要观念之探讨.文献考释与历史探研[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5-198.
[7]史景迁著，温洽溢、吴家恒译.雍正王朝与大义觉迷录[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71.
[8]史景迁著，温洽溢、吴家恒译.雍正王朝与大义觉迷录[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8.
[9]史景迁著，温洽溢、吴家恒译.雍正王朝与大义觉迷录[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79.
[10]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52.
论文作者:张滢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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