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著述及佚作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述论文,佚作述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4)03-0029-05
汪中（1744-1794年）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著名学者和诗文作家，在史学、诸子学、文学、音韵、地理以及古籍的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多有成就，有学者甚至径称其学术为“绝学”（注：“绝学”语出谭献《复堂日记》卷一《师儒表》.）。他生平“耻为无用之学”，以经济儒术自负，其流传至今的著述有《大戴礼记正误》、《经义知新记》、《国语校文》、《旧学蓄疑》、《春秋述义》一卷、《广陵通典》、《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述学》、《汪容甫遗诗》（以上九种都已收入《重刻江都汪氏丛书》）、《文宗阁杂记》（稿本）三卷以及保留在其子汪喜孙编撰的《汪氏学行记》、《孤儿篇》、《汪容甫年谱》、《丧服答问记实》中的部分篇章（注：林庆彰《前言》中汪中撰《策略謏闻》误为《策略謏闻》，汪中卒于“葛岭园”，不是“葛林园”，在今杭州市金石山上。另据《前言》汪著有《中庵集》校本，不知何据？上述诸种著作除了《春秋述义》一卷附于《述学》后外，其余都单独成书.）。汪中的诗文创作也卓荦成家，骈文创作更是冠绝一时。但由于汪中一生，游幕四方，加以生活困顿，所以他的诗文残缺和散佚不少。其诗文主要保存在《述学》和《汪容甫遗诗》中，其中《述学》刻本比较多，流传相当广泛，但它并非诗文全集，而且各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相当复杂。最近台湾出版了一部《汪中集》，是目前为止收录汪氏诗文最全的本子，但其中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本文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谈《汪中集》的编撰体例；二是《述学》和《汪容甫遗诗》的刊刻情况；三是《汪中集》以外汪氏涛文佚文的辑佚。
台湾文史哲研究所出版的《汪中集》，将《述学》、《汪容甫遗诗》和《汪容甫文笺》（古直、李详注本）编为汪中诗、古文和部分学术著作的合集，其可取之处是：1、首次将汪中诗文集合刻，对汪中的诗文进行了比较全面地整理；2、对《述学》重新编目，文集部分为七卷，增补了部分篇目，比《述学》增多了十四篇；3、对所有作品作了标点，同时订正了一些讹、脱、错字，对部分残篇进行增补，比如增补了《汪纯甫哀辞》的哀辞部分；4、将陈垣先生的研究成果即《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收入，订正了不少错误。
但笔者通过仔细阅读比勘，发现该书还存在不少问题。现略述浅见，以与该书编者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首先，该书选用底本，文集部分以成都志古堂本作为点校的底本，诗集部分则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值得商榷。因为志古堂本虽然收录文章最多，但并不是最精审的本子（说见后）。建议文集部分以《四部丛刊》本作为点校的底本，参以家刻本、刘刻本、阮刻本、扬州书局本等，补收志古堂本中《汪中遗文》和附钞，并出校勘记。这样庶几可以反映汪中诗文著述的版本源流，还其历史原貌。
其次，在编排体例方面，《汪中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将《汪容甫文笺》作为文本的一部分并刻不妥当，《文笺》中的所有文章前面已见，这里再出现就是重复，且与全书体例不合。第二，《汪中集》有意将学术之文与辞章之文分开编排，这是可取的，但在具体处理上尚不尽人意，如卷五将辞章之文与考证之文混编在一卷，自乱体例；书信卷中出现《代陈商答韩退之书》、《祭冯按察碑铭》，尤属无谓；一些断篇残章如《江夏风土铭》列入正式篇目，比较勉强，似以归入补遗部分为宜。第三，诗集一仍其旧，没有重新整理。《汪容甫遗诗》初刻已毁于兵火，同治年间汪中曾孙汪祖同为保存先祖遗泽，根据家藏稿本以活字付刻，篇目和讹、脱字都没有校正，因而文本本身存在问题，这次编排应重新整理。第四，汪中的笔记手稿《文宗阁》是反映汪中学术和文学观点的重要资料，应当整理收入。
三是字句方面的错误不少，首先是漏句漏段现象偶尔出现，比如《汪纯甫哀辞》校点者据《年谱》收录了《述学》遗佚的哀辞，却漏掉了“君之殁三十有六年，促而位下，不竟其施。某写此辞，以写其哀而不及其他行谊，辟不敏也”（据《年谱》乾隆四十年）；另外，在句读、标点符号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而问题集中出现在所收的佚文中，举例如下：
“本一国也，何以为三其名？维何以何为界”，应是“本一国也，何以为三，其名维何，以何为界？”
（《策问二节》该书177页）
“某以孤童，就学逮今二十年矣。”应为“某以孤童就学，逮今二十年矣。”（《汪中集》294页）
“六月二日汪中敬问怀祖大兄无恙。…所恨昏厥之证，闲一二月一发，适来顺也，适去时也，又何足治乎？”应为“六月二日，汪中敬问怀祖大兄无恙。…所恨昏厥之证，间一二月一发，适来顺也，适去时也，又何足？（疑为“得”字）乎？”（注：《致王念孙书》选自罗振玉《昭代经师手简》中汪中手书.）（《致王念孙书》）
四是《述学》本身引文时有问题，或是不注明出处，或是引文时略去其中一两句，时有误引、脱字、讹字等现象，这本是古代学者写作的习惯，未足深究。但现在整理校点，似宜查对原文，予以校正，或给予说明，以免以讹传讹。比如，《释连山》引《春秋·昭二十九年传》作“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考《左传》应为“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汪中所引不知何据？而作为汪中名作的《明堂通释》，也有类似的现象，在引《逸周书·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应门之外，北面东上”一段文字时，“周公”前漏掉“是以”，“大朝诸侯”与“明堂”中间衍“于”字，“负斧南面立”与“公卿士侍于左右”中间脱“率”字（注：汪中引文参看杜预注《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下面是关于汪中诗文集《述学》，《汪容甫遗诗》刊刻情况的叙述。
先说诗集。汪中的诗作散佚和未成之作不在少数，这是因为诗作多是少作，随作随弃；同时汪中自认为自己不如黄景仁，难以独占鳌头，所以更不在意保存。（注：参见本文乾隆三十四年《与秦黉书》和刘台拱《容甫汪先生遗诗题辞》.）但汪喜孙经过多方搜集整理，于嘉庆年间刊行了《容甫先生遗诗》，收录了汪中的大部分诗歌，但当时汪喜孙并没有把所有留存的诗作刻人，且原刻本与刻板悉数毁于兵火。后来汪中曾孙汪祖同据家藏稿本重刻，这就是同治乙酉（1885年）所刻的《汪容甫先生遗诗》，为遗诗五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它收录汪中所有手稿已删未删之作，视汪喜孙所刻要多一些，可称为完帙。以后各种版本均据此翻印（注：参见汪祖同所作跋和胡念修识语.）。
再说《述学》。据汪喜孙《汪容甫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记载，汪中生前曾编刻自己的作品，最早的是《糜畯文钞》，汪喜孙曾偶然从旧书肆中购得，但现在已经亡佚；另外，《明堂通释》汪中生前也出过单行本（见本文（与程瑶田书》），这些著作后经汪喜孙整理都收入《述学》中。汪中一生心血萃于《述学》一书，但汪中并没有完成心目中的学术研究计划，《述学》收录的只是他已完成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也可由此窥见其治学规模之大。《述学》凡经九刻，版本情况比汪中其它著作远为复杂。《述学》的刻本从卷数来看，有二卷本、三卷本、四卷本、六卷本、七卷本、九卷本；从刻书年代来看，有乾隆间初刻本，嘉庆年间汇刻、遗书本、嘉庆和同治年间增补本；从字体来看，有家刻大字本、宋体小字本、阮刻大字本；从刻书形来看，有单行本、丛书本；从出版者来看，有家刻本；坊刻本、局刻本；从刻印、抄写特点来类分有初刻本、原刻本、增补本。
在这几种版本中，以不分卷三卷本最早；以六卷本善本最多，收藏最广，诸家题跋、题款最多；以小字四卷本（小字，内第三卷外第一卷，汪喜孙刻于嘉庆二十二年，首署问礼堂藏版，前有王念孙序）为最精审；以成都志古堂本最为详赡。
汪中诗文集的刊刻源流大体如上所述。既然《述学》版本如此复杂，我们整理汪中诗文集或汪中全集，在选择底本时必须审慎。综合比较各种刻本，参考重刻江都汪氏丛书中相关资料，我们建议文集应以《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再参以其它善本；诗集则以《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参以刻鹄斋本。
《汪中集》对《述学》以外的汪中作品作了辑佚，但失检失收的诗文仍有不少，笔者试作补辑，为将来《汪中集》的增补校订提供参考。现发现的佚诗不多，且为断章残篇，比如“行将挥泪过西州”（《年谱》乾隆五十九年），“老树西风惊鹳鹊，坏墙风雨绣龙蛇”；“溪流春浅鹿麋遇，山路雨晴栝柏香”（《文宗阁杂记》148页），“叶脱辞穷巷，莲衰埽半湖”（《扬州画舫录》卷入）。但佚文较多，主要是《年谱》中的书信，其次就是汪中本人撰的《述学》叙和收入《笥河文集》中的（朱先生学政记》。汪中的这些书信虽然是断片，但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三类：一是给朋友至交如王念孙、刘台拱、赵怀玉、程瑶田等的书信，二是汪中给父友秦黉（西岩）的书信；三是给幕主和师长如谢墉、朱筠、冯廷丞等的书信，现按年月编排于下：
某始时止习词章之学，数年以来，略见涯涘，《三礼》、《毛诗》以次研贯，且有志于古人言之道。盖挫折既多，名心转炽，不欲使此身为速朽之物也！（乾隆三十三年与秦黉书）
武进黄景仁，字仲则，昨以事客游于此。其人年二十有一，所作诗千有余篇，雄才逸气，与李太白、高青邱争胜豪（应为“毫”）厘，实非合世上所有，某虽负气，于诗自愧弗如也。（乾隆三十四年，同年又与秦西岩书云：正月之望遂往太平）
某孤露早婴，凡先君子之容止、謦咳、起居、嗜好，略不复记忆，即手泽亦无存者。惟诸父执同时游息，当日出处，摩厉臭味，绝无差池。不逮事父而逮事父之朋友，人子之心有不能已者，故未尝有过情失礼之事。（乾隆三十五年与秦黉书）
比来心力甚弱，不得已束诗不讲，以并力于古文经学。闻彭公为学使，学问之事，或有一日之知，亦可为养亲计……溯流西上，江波殊为险恶。客路风霜，高堂老母，殆亦难为情矣……馆地已致之黄仲则。（乾隆三十六年冬与泰黉书）
《寻珊竹公墓》诗一卷呈上，数年不复作诗，现之辄为失笑。（乾隆三十七年，与朱筠书）
得家书，知老母患寒湿不能行动，某近在数十里内，尚可朝发夕至；若江宁，远隔大江，则又有风水之阻矣。自念离家一日，则此生在膝下之日即少此一日。家乡得一馆地，使某展布其四体，尚不至于素餐。即在府城，亦可奉母复归故土矣。
（乾隆三十八年与秦黉书）
某于二十三日抵家。老母以肝脾受病，其事甚危。际此酷暑，附身之具一无所备，今特走字将《通典》二百卷、《资治通鉴》三百四十四卷奉上，抵银十两，并恳即日递下，即取书而去。人生至此，不客他言！七尺尚在，报恩有日。
（乾隆四十年与秦黉书）
《贾君志》金石文之正体，《李君志》则兼哀词为之。
（乾隆四十二年，与王念孙书）
去年交程举人瑶田、洪中书榜二君与金殿撰。
（乾隆四十四年，与刘台拱书）
《东方朔画赞》已归冯按察。《李昭碑》严侍读及秦君处二本，皆远在此本下。与其归之他人，不如归之足下。
（乾隆四十四年，与赵怀玉书）
比来苦多于病，旧学日荒，本月中已移寓玉井西偏之仁寿巷，在旧居西南半里所。得古碑若《泉醴铭》、《李思训碑》、《中兴颂》并北宋拓本，夏间拟移往杭州，当与足下为十日之聚，其时可尽出所有与共观之。……人世荣名、史书佳传，比之富贵尤不可凭，可为长太息耳！……常州城中三数友，近惟渊如与狎，其他求于里门，若有不能终誉者。而足下金坚玉润，质有其文，独有使人意消之致，以此解带写诚，期于白首……来札云将为闭户计，今未知如愿否？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足下学问当于此求之矣耳。
（乾隆四十五年，与赵怀玉书）
乙未之夏，家母笃疾，某以岁制之具告急于左右，即日先生遣纪纲金姓持银十两至仪征，某感之不忘也。荏苒六载，老母幸邀余荫，康强无恙，某生计亦稍裕于前。人子之所以事亲者，其心无尽。去冬适得美椟，前此岁一漆之者已货之他人。而先生之德不可虚受，比见金纪纲在门，不胜感触，因以银属其转呈，并道某感谢之意。
（乾隆四十五年与泰黉书）
某今年虽病，残体较去年淮安洒泪作别时，故当胜之。…某病中百虑萦怀，深恐不起；而足下则时时梦见之，晤语如平生，此亦心思专一之验也。……《通艺录》乞仍惠一帙，其《沟洫篇》刻成并望寄我，《仪礼·堂阿》等制文乞抄一本见付。又新法列宿度数亦乞见示。……昔虢叔、闳夭、大颠、散宜生、南宫括五臣，同僚比德，以赞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为之服，其事绝可感。某将仿其义为制缌服作说一篇何如？……端临至江宁，为十日之聚，为今年二百四十日之至乐。
（乾隆四十八年，与程瑶田书）
三月下旬，往江宁，旅食者五阅月。四月，某因肝火铄肺，作咳，医者误以为寒凉，几至不测。
（同上）
夏日，避暑养疴，稍理卷帙，于六书略有所窥。……《明堂通释》亦著有成书一卷，其余小小心得者，亦多有之。
（同上）
足下得易田、怀祖、端临及某为之友，其乐亦何以加之？
（乾隆四十八年，与李惇书）
春仲，从谢侍郎北上。在途病发，抵家后衄血数升，晕绝者再，卧床四五十日。病后无憀，辑成《奏蚕食六国地表》一卷：秦当躁公出子之世，数有内乱，国势最衰。汉中属楚，则巴蜀不可取，而捍关不惊：桃林之塞属韩，则三川不可窥；西河上郡属魏，则安邑有所蔽，而大梁不徙；九原属赵，则主父方欲袭秦。自献、孝二公之后，其势始大。而三家分晋，其地畸零，多有子道。秦人攻取之迹，《国策》不详，《史记》多疏，《通鉴》尤略。今遍考先秦之书，分其年限为十图，颇为该洽，有暇日当钞一本奉寄。闻春来体中不快，或者览某之书，启颜一笑，霍然病已，比于枚叔，不亦善乎？
（乾隆四十九年与冯廷丞书）
比闻足下将肆力于文章，此道自欧、王之没，迄今七百余年，无嗣音者。国初诸老，彼善于此则有之；要于此事均之无得也。某以穷乡晚学，费心力于此仅二十年，昔人所谓‘天地之道，近在胸臆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便过从，当为足下悉陈之，仍愿足下之化我。要其道，则用功深者收名远，固非见小欲速者之所能为也。足下颇心折于某氏，某氏之才诚美矣；然不通经术，不知六书，不能别书之真伪，不根持论，不辨文章流别，是俗学小说而已矣，不可效也！足下之年亦长矣，过此则心力日退，不可苟也！
（乾隆五十二年与赵怀玉书）
先母有治命，葬事必以三月若九月，得寒暑昼夜之中，以便将事。今岁之九月，为期太促，故不及举柩，系与先君子合墓，无需卜地。此时以未葬之故，其朔月半奠如故也。某素有肝气，构此摧剥，殊难自支。太夫人发引，某在苫块，不能亲来执绋。足下卜地数矣，其法应如何为佳？某未尝从事于此，术者之言，故不欲信之。
（同上）
老母素苦痰嗽，比年以来，饮食尽化为痰，肌肉销铄。六月二十三日之夜，忽然昏厥，用仲景半夏汤，次日始醒，神气颇清，而呼吸甚促，药物不能为攻。至七月之朔，竟至弃养！者母自归汪氏，贫无童妾，亲操井臼。及先君子下世，重以歉岁，三旬九食，冬无衣被，某所亲见。养育儿女，旦夕作劳。及某长成之日，佣书负米，谋一日之养，思以返哺之勤，偿集蓼之苦，而终岁呻吟，少有宁宇。末路之猝变，由于积年之久病，而致此之故，实以中岁之摧剥，虽则考终，未尽其天年也。某入世以来，饥寒困辱，汲汲无欢，徒以老母之故，不复言苦。今顾此余年，生亦何益？早衰多病，今更剧于向时。昔为贾、李二人作墓志，以足下与之交契，故于文中并及之。他日足下为我操笔，当叙此情事也。
（乾隆五十二年与王念孙书）
科名，身外之一物；以之荣亲，则为实际。某每闻人致语云：一举登科日，泊然无所动心也。继云：双亲未老时，则闻而瞿然。况足下大母在堂，于君子三乐之一，且过之乎！……入世既深，必思所以自立。学术观其会通，行业归于平实，是所望也。
（乾隆五十二年与孙星衍书）
某有定武本《修禊序》，曾作铭及跋，前绘某小像，为长衫戴笠，左手拈须，半身。欲乞足下作一像赞寄某，某与易田书之，赞前有序，后为韵语，须君当家本色，又要切《修禊序》：某方有江夏之行，望于岁内交江编修寄扬州。拓本《李少监先莹记》奉之足下，以为伴函。
（乾隆五十四年，与孙星衍书）
平生吟咏编摩，于世何补？不若平心折狱，尚有实政及人。天之所以全足下而大用之者，其道甚巧。并闻廉慎，自将苞苴不入。固穷之节，尤文人才士之所难。（时孙星衍官刑部，写于乾隆五十五年以后，与孙星衍书）
十一月二十五日。某梦至一处，屋三楹，极洁净轩敞。夫子坐西南隅。与某言，颜色敷腴，欢若畴昔。某愿夫子以病归，而夫子言：欲之而不能也。数年来，以夫子遂初之赋尚不可知，而某心悸日加，无复北行之望，奉手未卜何时？每一念之，辄为惘惘。今梦若此，岂尚有未尽之缘乎？告之左右，当为怅然也。
（乾隆五十五年，与谢墉书）（注：汪喜孙云：按此具征先君师友之情婉且笃也，其它一些书信也有类似情形.）
平居希接人事，专积思于经术。……谨因明问，作《释童》一篇。
（乾隆五十六年 与谢墉书）
欲以文自卫，不见侵犯。……某壮岁以前饥寒劳苦，夫子所具知。今荷嘘植成全，甫得饱食，著书以没余齿，而人事之侵凌如此，某安知有生之乐耶？
（乾隆五十八年 与谢墉书）
去年卧病时，自度此生不复能至寄奴山下。正月二十九日，同当事来金山，午后渡江奉访，坐超岸寺对门，尽未申酉三时。其日，江宁陈布政往苏州，肩舆咸从之往丹徒，某不能得也！次日，同当事匆匆北归，而孙容将持足下手书见示，惆怅无已。始知寄奴山虽可至而不易至，譬夫蓬莱方丈，风忽引之去也。（乾隆五个九年 与刘台拱书）
还有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卷二十四保存的汪中与孙星衍手书，不著日期，语云“渊如足下：《石鼓文证》一篇为足下写作，今辄附上。又《黄鹤楼铭》、《广陵对》二篇，其文奇绝，存怀祖处，可取观之。汪中顿首。”（另有一行小字云“《黄鹤楼铭》可与稚存观之”）。汪中的这些信件，叙述了他的交游和日常生活状况，可与他的诗作及其它书信、文章相互补充，是研究汪中和乾嘉时期学术和文学活动的重要资料，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整理，编入《汪中集》。
另外，还有收入《笥河文集》中的署名“门人江都汪中”述的《朱先生学政记》（注：按：汪中集《和述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均只录《朱先生学政记叙》且标点有问题。这里只录遗失部分.）（据嘉庆二十年椒花吟舫刻本《笥河文集》辑录）和保存在《年谱》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中的《述学叙略》。《朱先生学政记》迻录如下：
论叙第一未编平日所论教平日所论教试牍序刊说文序策问经解题请修四库书摺子进书诸摺子凡成文皆隐括联络之后仿此凡游历诗文无关教典概不入编
劝励第二缉入一条余未备江汪二君墓碑张陈二烈女及薛孝子碑谒邵先生祠诗俱入此卷
合肥包孝肃祠，四周环水田数百亩，杂植芙蓉、菱芡，望之如锦。岁以租入供祀事，其末孙质诸人久不归，先生至祠下，一童子言之，先生戒勿泄。而所质者为二武生，乃于其谒也，之曰：“尔曹皆健男子，行且为天子待卫臣，好自爱，然尔亦知包公之能治鬼乎？吾畴昔之夜，梦王服者深目而黝色，语我以祭田曰：‘自某区至于某，归汝者若干年，春秋无所血食。明将释憾于汝，汝生即无所畏，一旦不讳，而鬼卒桎梏曳以造于孝肃之前，其何以御之？’皆相视而惊曰：‘诚如公言，然此皆某祖父事，今即归之’”。先生曰：“果如是，亦何忧？”因今有司醵金以酬其直，于是田遂归于祠。楚人信鬼而俗，言孝肃为冥司，故以是谲之。然先生前见孝肃像，美须髯长身，曰皙，非如俗所传者也。署卢州府知府郑君复于先生曰：“是田者，讼于官者五十年，自公一年而定，岂非下观而化者邪？”
鉴录第三张飞卿祭文石刻 丹阳书院碑记题名 梅豪亭记 诸所拔识之人概不载其名以其人见在不可量其所至且涉标榜之嫌缉入二条余续编
效绩第四缉入二条余续编
先生在颖州既祠张烈女，四方来观者数千人。有二妇植耒而叹曰：“甚哉！烈女生无所异于人，今死且数十年，而光荣若是。女即不以烈死，其身终亦必死，死则曷以有今日耶？夫人不幸而遇此者，其将何以自处哉？”先生闻其语，因招之使前，为之反覆陈说，示以女子外成妇人不二天（疑即“夫”之笔误）之义。且曰：“若固知死之为贤乎？即幸而家室无故，则孝于舅姑，而敬承事其夫，其亦可矣。即不幸而夫死予幼，助养孤以须其成焉，其亦可矣，是不必要于死而后为贤也”。先生辞气温厚，又颇通以方音，俾归以教谕其乡里。于是诸妇人鼓舞赞叹，或有泣者，皆叩头而去。而江、汪二君之从祀于紫阳也，其乡有二人方以童生就考，即与观礼，乃幡然出其箧而弃之曰：是不可以言学，吾乃今知所以学矣。径以其行泄易书数束而去，学官追之不得。先生即谢事，布政司杨公来曰：“往者士恒喜搆讼，自公来而日少，及今殆绝。若是者，何也？安徽土陿而人瘠，士无以自赡，而其人又生而聪明有才辨者也，则不得不倚于讼以求食，今公之教一约之于注疏、《说文》以竭其才，又量其才而扬之于人，使往学焉，以食其业。是安徽多数十百学古之人，又少数十百搆讼之人也。即案牍日省而吾之受公赐者多。先生曰：“是民俗之淳也，于吾何有哉？”
《述学叙略》云：
观《周礼·太史》，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后则事废，《春秋》已然，而书存孔门，比于告朔之饩羊。至宋儒以后，则弃其书之事而去之矣。有官府之典籍，有学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传闻。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传之，后世奉以为成宪，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礼乐政事，遭事之衰，废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闵其浸久而遂亡也，而书之简毕，此学士大夫之典籍也。
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他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也。苟非其官，官亦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后公卿大夫之子，则一命之士，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然当诸侯去籍，秦政焚书，有司之所掌荡然无存，而犹赖学士相传存其一二，不幸中之幸也！孔子所言，则学士所能为者，留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圣人无位，不复举以教弟子。礼乐征伐，失在诸侯大夫。又后而四豪游侠之徒出，而学问乃在士大夫。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府，则犁然具在。而历世既久，徒以沿袭失之，而不复能知其制作之义。孔子则睠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诸当世。故云：人存政举。又曰：待其人而后行。庄子则一以为用，而欲尽去之。
前者是汪中与乾嘉时期著名人物朱筠交往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汪中本人对《述学》一书旨趣的解释和说明，对于我们把握汪中学术思想和理解《述学》不无裨益，也应辑入《汪中集》。
［收稿日期］2003-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