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对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功利主义论文,负面影响论文,中国论文,其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必要条件。科学思想是我们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缺乏或者极不发达的，经清末的诸位先驱发现之后亟需补课的。对于科学本质、科学精神、科学价值的认识，历来是我们的一大弱项。早在70多年前，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太呆了，太窄了”，且不说那些鄙视科学的人都把它看做器用、末枝，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的性质〔1〕。20 世纪以来，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识，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但终归没有完成得彻底。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可以分析为两个层次：第一种意义的科学指人类理解、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它以认识真理为最高目的；第二种意义的科学指人类征服、改造世界的技术活动，它以实用为最终权衡标准。前者可称为理论科学或纯粹科学，其主导精神是理论理性（纯粹理性），它关心的是人类如何建立起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后者可称为实用科学或技术，其主导精神是技术理性（实用理性），它关心的是如何使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技术过程。在科学活动中，属于“学者传统”的纯理论科学家大体上将科学看作是为认识而认识的理论科学；而属于“工匠传统”的技术发明家则主要是从实用性上来理解科学的。历史上由此形成了“为求真理而认识”和“为求实果而认识”两种科学价值观。这便是西方思想家为什么将科学与技术作明确区分的原因。
汉语中的“科学技术”或“科技”一词一般被认为是“科学”与“技术”的合称，从字面上讲其涵义就是上面所说的广义的科学概念，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注意到余英时先生关于“科学技术”概念的分析。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涵义实应理解为以技术精神为主导的科学，他称之为“科学性的技术”。进而他断言：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其中‘科学’的成分少，而‘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2〕。这里可以引出两个问题：（1）五四时期为什么没有突破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科学价值观，反而更强地盛行起科学功利主义？（2 ）中国思想界过于偏重技术精神或功利主义地理解科学的价值对科学发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2 中国现代思想中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确立
1911年梁启超发表《学与术》一文，第一次对“学”与“术”进行了明确的分辨。他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即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在积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现；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所以梁启超又有“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的说法。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3〕。
梁启超关于“学”与“术”的明确分疏，隐含着中学与西学的重要差别。自古以来，“学术”一词在中文里一直是笼统地用着，从来也没有人想去分辨，这正好印证了一个说法：从文明发轫之初的“轴心时代”开始，中学与西学就各自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西学是求真之学，中学是求善之学〔4〕。关于这一点，包括梁启超、严复、王国维、 陈寅恪等20世纪初的一代学人都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所缺乏的是探究自然、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精英则更进一步，他们大声疾呼“赛先生”，主张以科学精神改造国民，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认为惟有科学才是区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界标。这一时期，任鸿隽的观点值得注意。任鸿隽说：“我们晓得科学的精神，是求真理，真理的作用，是要引导人类向美善方面行去。”〔5〕他认为， 科学精神有五个显著的特征，这就是：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根据他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任鸿隽认为正在激烈展开的东西文化之争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科学精神，他说：“东西文化及国势强弱之分界，一以科学而定。”〔6 〕中国要摆脱贫弱状态就必须吸收西方以科学精神为特征的文化。历史地来看，中国人是花了血汗、血泪、甚至血肉的代价才认识西学的，认识到中学与西学的差别的。“科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联的“民主”乃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变为现代学术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要吸收西方科学的观念、方法和体制，完成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重要的是培植以求真为核心特征的科学精神，即确立一种非功利的学术价值观。从清末到五四时期的诸先贤都看到了这一点。西方学术在其发端时期就确立了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奇而生成的求知传统，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即有关于此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7〕。梁启超将此论直称“为学术而学术”， 并甚为推崇此一治学精神。因为只有持“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心态，我们治学时方能形成“坚忍之态，永久之注意”，如此“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人之文学”方有可能得以成就。五四时期的胡适指出，“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8〕， 因而他大力倡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科学精神，认为中国人应该向西方学习的是惟西方具有的“为求知而求知”的求真传统。我们的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没有突破中国古代传统的偏实用性科学价值观的桎梏，反而更强地盛行起科学功利主义呢？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呢？
从自身的学术传统说，实用理性是中国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基本特色。中国的实用理性是与中国文化、科学、艺术各个方面相联系相渗透而形成、发展和长期延续的。李泽厚认为，中国实用理性主要与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有密切关系。中国兵书之所以出现得那么早那么成熟，是因为极其频繁复杂的战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中国农学在汉代便已相当发达，它保证了农业的精耕细作。中国医学自成体系，延续几千年，至今有效。中国的技术科学较为发达，在近代之前独领风骚。兵、农、医、艺与天文、历数、制造、炼丹等等有所不同，它们涉及极为广泛的社会民众性和生死攸关的严重实用性。由此可见，中国的思维乃至中国文化都与实用的东西联系得比较密切，所以可将中国的思维叫做实用理性〔9〕。 中国实用理性的哲学精神使得古代的先哲们在思维方面并不真正注意理论性的东西，不注意“是非”本身、“真理”本身的价值，而是把重点放在“运用”的智慧上。中国历史上，不仅政治家，即使有学问的思想家，也鄙夷书斋中的学者。这种反智论传统之根深蒂固，以至于“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标准，并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发生根本性动摇。相反，偏实用性的技术理性精神在“科学”的旗帜下则以更强的形式固定下来。
自1840年之后，西方国家的炮舰对中国国门的洞开，除了给予国人以主权丧失的痛苦外，实际上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科学思潮。但是，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思潮的被引进，并没有在中国学术领域引起深刻的“科学革命”，也没有使国人建立起超越于日常俗态生活和功利氛围之上的“科学精神”，却是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领域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在20年代展开的“科学与玄学”的著名论战中，属“科学派”的思想家热衷于“利用”科学知识来宣传他们对人生、社会的哲学与政治见解，使科学对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变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由此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人们新的精神信仰甚至偶像。可见，中国现代知识精英依然是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西方科学的。从引进西方科学的目的来说，他们是要建立“经世致用”的哲学学说和政治学说，而不是建立科学学说。所以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学术最终未能摆脱重视实际运用，轻视理论探索这一中国传统的积习。
从外部文化思潮上说，作为科学派精神资源和文化支持的西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影响中国现代科学思想的重要因素。19世纪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兴起，致使实验科学出现了全面的繁荣，许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实验、技术或操作过程。这样，科学中的技术理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理论理性，科学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实用科学形态。这一时期相继出现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就是对科学形态的这一转换在哲学上的反映。实证主义自称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证、有用、精确的知识的哲学。实用主义推崇真理的效用性，强调思维的工具作用。可以看出，它们本质上都是按照技术理性的理想建造起来的。以实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对哲学进行改造，给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以致在20世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科学主义运动。由此造成西方哲学传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异：哲学家开始摈弃以理论理性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传统而代之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实证传统，哲学活动由关心本体界、追求认识的思辨性和非功利性转向关心现象界、追求认识的实证性和实用性。所以从清末到五四时期，中国向往、引入和学习的西方科学从实质上说是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科学。这便不难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以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哲学底蕴，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以“科学方法万能”为基本主张的唯科学主义思潮。
受自身思维传统和外部文化思潮双重因素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的科学主义者是抱着强烈的社会功利主义的期望来学习西方科学的。他们企图借科学来打破保守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社会进步，以富国强兵，抵抗外侮，振兴中华。由一批中国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便把科学的社会功能归结为：①“科学之有造于物质”，即科学可用于增加物质财富；②“科学之有造于人生”，即科学可用于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③“科学之有造于知识”，指出科学可用于破除封建迷信，教育青年；④“科学有助于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即科学通过物质财富间接影响道德〔10〕。因此，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仍然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传统思维定势，支配人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然是“经世致用”的科学价值观。
新中国建立后，科学功利主义在新的思想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现代科学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世界大国领袖既非科学家也非技术专家，但却对科学进步及应用有着特殊兴趣并积极干预国家的科学事业。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及其继承者邓小平的科学思想特别是他们的科学价值观，无疑是影响当代中国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重要现实力量和左右科学事业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科学价值观各有其特点，但都毫无例外地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来最强大的“经世致用”的科学价值观〔11〕，使五四时期确立起来的中国现代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得以进一步的强化，成为当代中国科学价值观的主流。中国现代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就其根本特征而言，即是将科学视为发展经济、稳定政治、加强军事、增强国力、教化人心的手段与工具，它看中的是科学的实际效益与社会作用，而非科学本身。关于科学的这种价值观念经过“意识形态化”逐渐成为国家的思想意志，具体地体现在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政策上，从而大大加强了科学功利主义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
3 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
功利主义的科学价值观无疑是当代中国科学价值观的主流。在科学功利主义的推动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以及提高国际政治地位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学本身也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飞速发展。然而，功利主义的科学价值观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给中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实用主义地从事科学研究， 缺乏“为真而求真”的科学精神。
严格意义上的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科学，诞生于近代欧洲。科学这一舶来品，经过中国人上百年来的消化吸收，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当代的中国大体上也可算得上是一个“科技大国”了，但不能算是一个“科学大国”。因为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方面，还没有世界水平的成就。从表面上看，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似乎门类齐全，也能在社会上发生作用，也能与国际接轨，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还缺少独创。究其原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学者大都以实用主义的心态从事科学研究，缺乏“为真而求真”的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探索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研究活动的灵魂。科学精神不立，科学认识和科学创造也必然贫乏。五四以来，“科学”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在科学精神方面，即知识共同体对理性的强调，对真理的不懈探索，以及学者对自身使命的认定和高度自觉，我们仍还有太多的遗憾和不足。
历史上，中华民族由于自身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创造出许多著称于世的实用性技术，显示出中华民族具有极高的观察、归纳和创造的能力。但是到了16、17世纪，欧洲的近代科学迅猛发展，而我国则停留在原状。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何在？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观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实用理性”为主导精神的文化。由人本思想传递下来的偏实用性思想，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吴大猷先生于1976年在《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一文中指出：“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12〕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因此，中国科学落后西方者，不是个案的技术发明，而是科学探索的动机、视野和方法。这一状况，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从当今中国学术的实际看，我们面临的科学启蒙的任务依然是任重道远。我们无疑需要培养自己民族的科学精神，尽管从五四运动起就喊出了欢迎“赛先生”的口号，但那多是出于“船坚炮利”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精神真谛，因此科学知识的普及并没有带来科学理性的昌明。正由于此，伪科学才得以扯起“科学”的旗帜大行其道，“眼见为实”唬得众多官员平民信其不谬。因而对从学生、百姓直至学者，作为科学精神本质内容的怀疑探索、独立思考和批判创造这一课都是亟待补上的〔13〕。
（2 ）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常常把功利的原则推移到“科学”之上。
中国学者通常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使用，谓之为“科技”。对此，吴大猷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科学的“一种不幸”。他在《近几百年我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文中写道：“很不幸的，我们在现代创用了‘科技’这个名词，代表‘科学’与‘技术’两个（不是一个）观念。在我们目前所注重的问题，两者的分别是重要的点。我们的动机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无边的领域，由一些构想出发，按逻辑继续不断地推进，这是科学探索的要义。如有具体的问题，作有具体目标的探索，我们称之为‘技术性’的研究。这样粗浅的说法并未能将‘科学’和‘技术’精确地鉴别。实际上，两者亦非可完全划分的。最好是以一些我们熟悉的例子来说明。……30年代核子物理的实验和理论探索，乃纯学术性（科学）的研究。40年代初原子弹的研究发展乃技术工程。每阶段的研究，所需智力，无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标，是为求知或实果，和探索的方法，则不同。”〔14〕由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巨大差异被人所忽视，人们常常把功利的原则，推移到“科学”之上而成为所谓“科学的原则”：对于科学研究的项目无利不干、小利小干、大利大干，将科学研究的目标和内容定位于近期，恨不能“立竿见影”。实际上，这些都是“技术原则”，而不是科学原则。
近几年，我国科学界“冲击诺贝尔奖”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科学在诺贝尔奖项上实现零的突破是时候了。冷静地思考这一呼声和提法，不难看出，冲击诺贝尔奖这一提法本身似缺乏科学态度，诺贝尔奖实际上不是靠一时的冲击就可取得的。因为，那不是一项应用性科研课题，可以通过论证立项、制定计划、筹措经费、组织人员，就能在规定时间完成。对于一项世界一流的原始创新性的科学发现，其成功与否及何时完成是谁都无法预见的。杨振宁先生曾说，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高呼口号可以壮声威，但科学研究是需要理性思维的，作为基础研究的世界第一大奖——诺贝尔奖更是拒绝口号的〔15〕。此外，说现在冲击诺贝尔奖正此其时，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观点，是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在当前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典型表现。我国一些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其目的总是定在获奖上，缺乏一种旨在探索真理的治学品格和研究态度。搞科学研究不能把目标定在追求各种奖项上，应该定在探索发现新知上，定在解决重大科学和技术难题上。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博士所说：得奖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科学研究的沃土。有了沃土，才有大树，才有果实。
上文提到的梁启超关于“学”与“术”的分疏，实际上也是中国学者关于科学与技术区别的一个最早的表述，后来梁启超更加明确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应用科学改变出来的物质，或建设出来的机关等等只能谓之‘科学的结果’，不能与‘科学’本身并为一谈。”〔16〕这一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并未予以充分的重视，在现代汉语中出现“科技”一词后，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变得更加模糊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中国除了“科技”，还有“高科技”、“高新科技”，有人还以为这是翻译过来的，其实并无原本，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对此，李慎之先生感慨道：“我真希望，中国不要别出心裁拿一个‘科技’来混淆两者的区别。虽然吴大猷先生也说‘两者亦非可完全划分’，但是它们在历史上本来是分的，现在分一下还是有极大的好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永远记住，‘科学’就其本原来说，只能是由求知的好奇心驱动，纯粹为求知而求知，只问真理，不计功利的学问。”〔17〕
（3）国家的科学政策偏重于应用性规划研究， 对基础性探索研究重视不够。
科学的发展有其内部规律，即它各个部分的发展有一定的比例和先后顺序。但科学功利主义打乱了这种规律，导致科学技术各个部分发展比例失调。例如，基础科学本来是其他科学技术的先导和源泉，但由于它与经济的关系比较疏远，因而受到了冷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结果又制约了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失调现象，在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失调问题，国家的科学政策过于偏重应用性规划研究，对基础性探索研究重视不够。
建国50年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包括人工合成胰岛素在内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总体说来我国基础研究不仅与世界先进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甚至有踏步不前乃至滑坡的趋势。造成我国基础研究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的科学政策导向是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基础研究的特点是其科学上的价值高，创新性强，但应用背景比较差，不一定都有效果。我国支持大量的研究项目，但很多都是应用背景很强的，是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的研究，从科学本身来看，是属于重复性的没有多少创新价值的研究，因此不能视为基础研究。我国1997年开始启动的名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仍然局限于有明确应用目标的基础研究，对于暂不设定明确应用目标而以认识自然为主的基础研究根本不予考虑。这表明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中真正的基础研究完全没有立足之地〔18〕。
我国多年来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长期以来把有限的投入集中使用在追踪前沿的计划项目研究上，忽视了自由探索研究，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做法。因为基础研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其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任何失误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艰苦努力才能予以弥补。因此，作为一个国家的科学政策，如果说基础研究必须面向国民经济，那么这应该是指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不是要求科学家在短期内创造出多少产值。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如果没有对自然的认识，改造自然就根本无从谈起。
4 结语
科学功利主义无疑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巨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功利主义对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负面影响。基础研究是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先导，必须给基础研究以足够的重视是完全符合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的。重视和加强基础科学研究需要解决思想认识、科学体制、经费投入、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思维传统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反思。现在，中国已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表面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真正作为科学的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并未在中国生根。
科学发展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科学的兴盛不是突然出现的，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百余年，迄今在技术上已有相当的成就，在科学上却还没有太大的独创。当然，急于求成是不必要的，但是在民族心理上，永远要培养自己求真的精神。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真理，它决不讲求实用，但事实上也可能无所不用。正如吴大猷先生曾指出过的，虽说科学发展的结果，有可能极大地改进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科学家的出发点，却多不是以物质的收获为目标的。“在整个科学史中，已最终证明，有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而是由满足好奇的愿望所推动的。”〔19〕因此，我们弘扬“科学精神”，最根本的是要在我们民族中培养起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奇而萌发出来的热爱真理、追求知识的求真态度和理性觉悟，让人们的精神境界超乎于日常俗态生活和功利氛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