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千万重：明代以降吕梁山东麓三城的洪水灾害与城市水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吕梁论文,山东论文,明代论文,洪水论文,灾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2—0001—12
一 引言
乾隆《孝义县志》收有明人所撰《邑侯孟公生祠碑》一文，内载汹涌洪水对孝义城关的巨大威胁，文曰：
孝义城之西南数百余武有胜水焉，逶迤环绕，其形若带。发源于城西百里许之狐岐山，云其间千山森耸，万壑经亘，缕缕不可指数，大约有南、北两川之分，延之六壁而下，交汇为一区。暑雨稍稍骤集，其泛涨之势直从西下，冲城门而入焉，民间庐舍半为洿池，而民之不为鱼鳖者什之六七。噫!亦苦矣，每当盛夏时，百姓辄作啼号声，惧淹没之无日。①
就易旱之区的黄土高原地带而言，像孝义县这样存在洪水冲击城池现象的例子实际并不鲜见，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城市洪灾进行研究实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不过，目前学界对城市洪灾史的研究并无丰富积累，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古代都城及大城市的考察上，②学者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对中小城市洪灾问题的探讨，对此类城市的洪灾及相关问题，我们几乎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③吴庆洲新著《中国古城防洪研究》，以120万字的篇幅对我国先秦古城、秦汉至明清历代京都、各大河流域及沿海地带典型城市的防洪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考察，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难以顾及数以千计的中小城市的洪灾问题。④
从目前的成果看，城市洪灾史的研究模式大致如下：洪灾破坏——防洪措施——洪灾成因。在“洪水”与“城市”二者之间，洪灾及应对的问题往往被充分地强调，而城市本体的情形却重视不够。我们有理由追问：对具有一定占地规模的城市来说，洪水对城市内部环境的影响究竟如何?或主动或被动的防洪举措在城市内部又造成了怎样的环境效应?深刻回答这些追问，无疑是深化城市洪灾史研究的需要，也是开展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选取位处山西吕梁山东麓的清源、⑤交城、孝义三城为研究对象，对明代以来的洪水灾害与城市水环境问题加以探讨。之所以将清源、交城、孝义三城确定为考察对象，一是因为它们在明以降均属洪水灾害严重之区，二则在于其城市水环境的形成与变迁在山西乃至黄土高原地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二 城市洪灾的产生
自明代以降，清源、交城、孝义三城的洪水灾害便多次发生，其频率在山西一省属于最为严重之列，对城关一带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现以表格形式将洪灾的相关情况列出。
必须指出，虽然笔者自信对文献的搜集、甄选是细致全面的，但明代以降清源等三城的洪灾频率绝非表1所展示的29次，而必定远远高于此一数字。这从相关记载即可轻易作出判断，如清源城，“每遇淫雨，水辄泛滥，冲突城池，为害甚巨”；⑥交城城，“吾邑有瓦窑沟水，数百年为民害，每夏秋水涨，辄摇撼其城郭，漂没其田庐”；⑦孝义城，“邑之西北，蜿蜒屈曲，高下皆山，一值春霖夏潦，万山之派悉东注焉。城中之水无所泄，城外之水无所蓄，两相距而冲决激荡，汇为巨浸，岁岁为城垣民舍患”。⑧
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三城的致灾原因，笔者以为，以下两方面因素不容忽视。其一，三城依山傍水的地理特征是洪灾产生的客观因素。大致成北南走向的吕梁山脉横亘于三城西侧，东侧则没入一望无际的太原盆地平原区。清源城西北侧濒临白石河，交城城的东、西两侧分傍磁窑河与瓦窑河，孝义城南侧则有孝河蜿蜒而过。这些河川均属山溪性河流，河道短促，但河道比降却十分可观：白石河长20公里，比降在30‰以上；⑨磁窑河亦称塔莎水，分东、西两沟，东沟长15.68公里，比降为42.63‰，西沟长15.76公里，比降为41.93‰；⑩瓦窑河亦名步浑水，沟谷长25.59公里，比降为37.46‰；(11)孝河全长56.5公里，比降8.14‰。(12)这决定了在短时强降雨条件下，河川的产流、汇流速度极快，迅速聚集的洪流顷刻即会对坐落于河流出山口附近的三座城市造成巨大冲击。从表1“洪灾程度”一栏中可以发现，对三城冲击最大的正是白石河、磁窑河、瓦窑河、孝河所产生的暴雨洪水，“白石沟水陡发”、“磁瓦二水猛涨”、“孝河泛涨”就是对此类山溪性河流洪水特征的形象描述。
其二，明代以降濒城诸河上游的山地开发持续不断，致使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加大了洪水致灾的可能性。虽然明代以降清源、交城、孝义三地的人口数量出现过数次波动，但总体趋势却是在不断地增加着，百姓为谋生之需而开发山林就成为当然之事，时段内濒城诸河上游聚落数量的增加就反映了流域开发的事实。顺治年间清源县白石河上游凡有聚落14处，(13)至光绪年间则增加至24处。(14)交城县磁窑河最上游地带的郑井、偏交、光足、安则、冯家塔、窑底、竖石佛、卯上、东雷庄、西雷庄、马庄等村均是晚至清代方才成聚；瓦窑河流域的杨家底、林泉村、沙坡村、洪水村等聚落均是明代由瓦窑村王姓迁居建村。(15)就孝义县而言，乾隆《孝义县志》载“旧志统计三百三十村，鼎革时存者甚少，国朝渐次招集，今只去五十六村，又增出一百二十六村，乾隆二十四年以前村数尤多”，(16)孝义县山地丘陵区占全县总面积的近七成，上述新增百余聚落无疑大部分地处山区。
山区聚落增加，毁林垦山必然紧随而至。光绪年间清源马名山“在城西十五里。……及其巅，有范宇寺，寺外松柏成林……然多拳曲不成材，故斧斤常不及”，(17)马名山林木的幸运适恰反证了其他区域林毁山秃的遭遇；白石河流域的白石山在明代即因松柏苍翠而以“白石云松”列为清源八景之一，但在康熙年间清源知县储方庆的诗词中却反映出清初白石山林木消失的事实，诗文称“白石岩前几度过，乔松不见可如何”。(18)林木覆盖率的降低对于蕴水保土是大为不利的，储方庆称“清源之害莫大于白石山水，每夏秋淋潦，水发如黄河”，(19)可见清初白石河的含沙量已经相当严重；史料又载：“查得本县(即清源县——笔者注)城垣外旧有城壕，颇为深阔，因城西三里有白石山口，每年秋雨汹涌，未筑石堰之先，将四面城壕水冲石沙尽行淤平”，(20)日积月累造成沙砾填淤城壕，由此导致城壕的蓄水排水功能降低，城市洪灾的发生几率遂大大增加。清源如此，交城、孝义两县亦不乐观。以孝义为例，史载该县民众“大抵夏秋力南亩，春冬地冻则入深山砍木掏煤”，(21)伐木谋生正是孝义山林逐步消失的驱动力。虽然史料中不乏孝义“西山多虎，七十里外虽通衢不敢夜行”(22)、“白家庄诸村之山，城西南一百二十余里……林密峦复，村庄稀少”、(23)“柏山在城西四十里，孝河之南，其山多香柏木，茂密深黛”(24)等反映植被良好的记载，但这并不足以推翻孝义山区林木覆盖日渐下降的事实，乾隆年间孝河流域已呈现出“两岸山坡又皆浮土”(25)的严重景况，由此一来，“大雨时行，土随水落，填淤河内”。(26)大量泥沙在河流出山之后迅速淤积，必然影响到河道的正常行水，史料记载在孝义城附近“孝河时时北徙近(护城)堤，仍间岁役四里九村及六坊厢民浚河，南归故道”，(27)这正是孝河高含沙量导致河流改道进而影响到城池安全的典型写照；又载“历年既久，池尽壅塞，山水泛涨，城多倾圮”，(28)亦是因沙壅护城河导致洪水冲击城池的集中反映。
三 洪水影响下的城市水体景观
来自吕梁山脉的汹涌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淤城壕、冲城门、毁城墙，在城内低洼地带长期壅滞积蓄，逐渐形成了规模不一、类型多样的水体景观，从而大大改变了城市既有的自然景观格局。
1.清源城
今天的清源城内有一水域面积颇为可观的“东湖”，关于东湖的形成时间，我们首先可以从康熙年间清源知县储方庆的记述中寻找根据：
湖居邑东偏，计城市广狭，湖有其二焉。父老为予言，县故无湖，湖所占者悉平壤，曩时白石水涨，不以时疏导，悉归城东低下处。外障以垣墙，而内益泉水，故水日增月盛。汪洋浩瀚而积成巨浸者，数十年于兹矣。(29)
按，光绪《清源乡志》卷七《名宦祠》记载，储方庆于康熙十四年(1675)始任清源知县，再从“数十年于兹矣”的引文来推断，可知东湖形成于明末清初无疑，另，明末邑人王象极曾撰《清湖十景诗》，(30)则东湖形成时间可进一步精确为明代后期。关于东湖的形成原因，上引文明确揭示出其与循白石河而下的山洪密切相关；在清源民间广泛流传的“淹西关，带北关，城里头灌了个湖滩滩”的民谣，(31)亦可佐证白石河洪水对东湖形成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而言，东湖水体自形成之后，规模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康熙年间方是“计城市广狭，湖有其二”，即规模大体占清源城面积的20％，至光绪年间已是“广居城之半”的庞大水体了，(32)清代后期寿阳人祁寯藻在诗文中称“东湖浩淼城东隅，城十里湖五里余”，(33)亦可得见水体规模不断扩大的事实。虽然这其中有西城墙下芹馥泉水源源不断灌注东湖的因素，(34)不过城外洪水的影响是丝毫不容忽视的。(35)
东湖水体的形成与扩张，深刻影响着清源城内民众的日常生活，光绪《清源乡志》曰：
东湖，在东城内，广居城之半。凡城内芹馥诸泉，靡不灌注其中，故四时不涸，蓄久汇深，鱼鳖孳息焉，乡人藉以渔利。若雨潦盛涨，城中受害亦无底，赖东城外灌稼渠以泄之，而水势稍杀。(36)
此则史料揭示出东湖对城内百姓利害并存的“双刃”效应。东湖水深体大，为水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东湖中广布藕、蒲笋、蒲等水生植物，也是盛产鲤、鲫、黄白鳝、石鳞鱼、鲇鱼、梭鱼、黄鲊、泥鳅、小紫鱼等鱼类的宝地。(37)不过城内诸多建筑也因濒水下湿而多所塌损，如察院“因近水为患，顺治十六、十七年知县和羹重修二次”，(38)至光绪年间，该建筑已彻底废弃了；(39)又如清源文庙：“在县治西南，金泰和三年知县张德元创建……后卤湿圮坏，鞠为茂草，国朝顺治十七年，知县和羹因旧址而恢拓之”；(40)清源东关一带亦因濒临东湖，地势洼下而民居寥落。(41)不过，在地方官员、文人墨客看来，东湖区域一碧淳泓、鱼游鸟翔、草树依依，不失为北方旱区难得的风景佳胜，一时成为众人的游观之所。明代清源“八景”中本无东湖名目，顺治年间知县和羹新增“八景”，“东湖夜月”首次名列其中，至光绪年间官府纂修《清源乡志》时，将旧志“十六景”重新删为“八景”，“东湖夜月”仍旧存续。历代吟咏东湖诗文不下数十篇，其中当以明末邑人王象极《清湖十景诗》最为知名，其将东湖之胜凝练为湖山、湖月、湖舟、湖楼、湖雨、湖城、湖树、湖草、湖鸟、湖鱼十景，分别赋诗表之，现撷取两首如下：
湖月：停杯搔首问婵娟，几度清光几度圆。影落湖中深见底，人于舟上俯观天。玉壶春满烟波冷，桂子香飘衣带鲜，三五佳期休错过，会须畅饮月明前。
湖城：城居何必羡幽栖，亦有林泉亦有溪。万顷鳞波皆断岸，四围雉堞是长堤。爨烟暮起多飞北，陴日朝穿半落西。最喜夜游奇绝处，巡锣击柝不曾迷。(42)
直至今日，东湖胜景仍旧吸引着远近游客纷至沓来。
除东湖之外，清源城内尚存在数处名为“莲花池”的水体景观。其正式形成时间当晚于东湖，因为在顺治《清源县志》中尚无关于莲花池的任何记载，光绪时期方见诸志书，光绪《清源乡志》曰：
布政司在(旧县)署东，废。按察司在布政司右，废。府馆在布政司南，废。上三处今汇为莲花池。(43)
从民国清源城市地图来看，降至民国时期城内莲花池多至七处，面积十分可观。(参见图1)在笔者看来，莲花池的形成与来自西山的洪水亦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笔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清源城内至今尚存大型莲花池三处，文庙东北侧一处，现职工幼儿园东北侧两处，另在东湖西侧亦有三处小型的水体遗存，数处陂池自西向东大致呈带状分布，直达东湖；而自文庙西行不远为西城墙遗址，城外即名为“菜市坡”的西关区域，从地势来看，西关“菜市坡”与城内垂直高差十分明显，这在大雨时行、洪水暴发的条件下，洪流必然首先是在莲花池一带暂为停蓄，最后再达至东湖。当地学者的论述给笔者的判断提供了佐证：“(民国时)莲池与莲池之间互为流通，若遇街巷时由石桥贯通。莲池余水最后汇总于县衙水桥街缓缓注入东湖”。(44)莲花池盛产莲花，长期是百姓农副产品的收入之一，民国时期的莲池各有其主，属主均有契约，(45)“夏间花开满城，清雅可爱”。(46)
民国时期清源县知事续思文吟咏清源城曰：“城外青山城内湖，荷花万朵柳千株。太汾风景少颜色，惟有清源入画图”，(47)清源城内的潋滟湖光、荷香花影、啾啾禽鸣令人神往，须知，洪水塑造的东湖、莲池等景观格局正是这派水乡泽国图景的主角。
2.交城城与孝义城
与清源城相似，明清民国时期交城县城之内也存在一处水体景观，名曰“却波湖”，或称“月波湖”、“却月湖”，康熙《交城县志》载：“月波湖，一名却月湖，在县城中东南隅，周围约二里许。”(48)对周仅5里余的交城县城来说，周围2里许的规模已是颇为可观了。相关史料虽未明言却波湖的形成时间与原因，但还是可以考索一番的。在笔者看来，该水体的形成时期当不晚于清初，康熙初期交城知县赵吉士在《卢川书院记》中说：“卢川书院，都人士创建于康熙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成于十一月初十日……其后临水，即予新浚却波湖者是也”，(49)康熙初年赵吉士曾经疏浚却波湖，则彼时该湖必定已颇有时日。该水体的形成原因亦与暴雨洪水脱不了干系。笔者经实地考察发现，交城县城的西、北两侧紧临高山，地势高亢，城内东南隅向来是地势最为低洼之区，西、北两山一旦暴发洪水，必定顺流至城内东南隅，外受制于城墙阻隔，洪流停蓄于此自是当然之事，却波湖由此形成。史志资料对洪灾的记载可以佐证笔者的判断，如洪武十四年(1381)“夏，大雨，河水冲坏城垣。城外东北新建圣母庙，木架已具，漂入城内东南隅，乡人遂建庙于此，名曰下庙”，(50)再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夏，雨骤水发，直冲城内东、南两关，居民坏庐舍田畴无数”(51)，可见两次洪灾均是冲击了城池东南部。
图1 清源城内的水体景观格局(民国时期)
说明：底图采自山西省图书馆编《山西老地图》，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民国《清源县形势全图·清源县城图》。
却波湖在交城百姓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多方面的重要角色。历史上交城县毛皮产业极盛，却波湖曾是地方人士沤制皮革的所在，一时水体污染颇为严重，据卦山天宁寺康熙十二年《古罕碑》记载：“吾邑山多水少，止东城却波一水，旧为旗弁贩洗皮革，奸商挟之为利，腥秽填壅”。(52)后经赵吉士疏浚告禁，水质方才改观。康熙年间是却波湖水体的鼎盛时期，在山多水少的交城县，当时的却波湖自然成为邑中胜景，康熙后期交城知县洪璟记载说：
大抵交称多山少水，若城北卦山，其最高者也，而水不多见，独城东南隅有湖名月波，周围二里许，面平如镜，四面楼台掩映，草树参差，望之如图画，遂为邑中最胜。(53)
“却月晴波”即为交城十景之一。官绅士人在此颇下了一番借湖造景的功夫。赵吉士在修浚却波湖之后，于湖侧修建湖东别墅，“地僻，四面皆水，最幽静，可以洗心，岚气湖光常在”；(54)地方人士于康熙十一年(1672)也在湖边建起卢川书院；(55)赵吉士离任之后，乡人又于却波湖上设立赵公祠，“赵公祠，在城东隅月波湖上，祀知县赵吉士”；(56)康熙四十六年(1707)知县洪璟复在却波湖东侧修建月波草堂，“月波草堂，堂三楹，周以围廊，在月波湖之东，四面环水，北倚赵公祠，康熙四十六年知县洪璟建，为诸生月课之所”。(57)此外，每届中秋，交城百姓有月波湖泛舟赏月之俗，“八月十五，仲秋节，月波湖泛舟赏月，为一时之胜云”。(58)湖舟、楼阁、垂杨、鱼鸟，触动着风雅士子的创作灵感，康熙时期咏湖诗文比比皆是，诸如《月波湖二律》、《游月波湖》(诗六首)、《泛月波湖》、《月波湖泛舟》等，多至十首，其中的《月波湖二律》云：
交城城内小西湖，装就风流作画图。寺界北于三□□，波光涵得两峰孤。红楼窗里调鹦鹉，白紵箫中口鹧鸪。父老儿童随岸赏，欢传此景自来无。
大雨时行大暑初，画船风细纳凉疏。偷闲适意惬何苦，乞巧无心拙自如。校尉空悬庭下袴，参军枉晒揽中书。停桡欲问穿鍼事，曲岸垂杨暎女闾。(59)
在诗人笔下，却波湖犹如杭州西湖，波光树影、画船清风，令人心旷神怡。今日却波湖早已彻底消失，县城内的“却波街”可算是它的流风余韵了。
图2 交城县城内的水体景观格局(清前期)
说明：底图采自新修《交城县志》之“1954年县城图”。(60)按，1950年代的却波湖水体已大为萎缩，笔者系按照该底图所标湖体的地理坐落并参照康熙年间城周5里、湖周2里的记载描绘而成。
相比清源与交城二城，孝义城的水体景观并不十分典型，但亦有自身特征，其中以城内盐池广布最具特色，道光年间孝义知县张峻记述说：
城内地势低洼，并无出水之路，兼以空隙处盐池众多，
土堆积，每于大雨后泥泞壅阻，街道半为潴泽。(61)
显然，由于城内地势低洼，又无排水设施，暴雨洪水产生之后，难以迅即排出城外，最终造就了“盐池众多”的城市水体景观。之所以名之为“盐池”，实际与孝义城内百姓的土盐熬制有关，志书载称：
(孝义)城东南之土皆有盐，而工多获少，故皆买食平遥之盐，无有煎煮，惟城内居民取近地旷土熬之。(62)
挖土熬盐，日积月累地势渐趋低洼，雨洪时行，蓄积成塘，“盐池”之名由此而来。潴水之处甚多也对城内建筑造成了不利影响，张峻认为城隍庙日渐倾圮就与盐池众多紧密相关。(63)
四 地方治洪及城市水环境效应
1.地方治洪
就吕梁山东麓三城而言，城市水体景观来自于洪水等自然因素的长时段塑造，但由于山区洪水具有陡涨陡落的突发特性，故而从瞬时性来看，其对整个城市的破坏力是主要的，且是十分严重的，这从表1中即可管窥一二。为预防洪水、减少灾情，地方治洪行为便由此展开。
在明清传统社会，筑堤防水是普遍采取的治洪措施，吕梁山东麓三城亦不例外。清源城洪水主要来自于白石河，防洪举措全部围绕该河展开。早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清源主簿杨克俭就曾奉准发动本县、徐沟、交城三县夫役协力修筑白石堰，堰东西长二里，阔二丈五尺，高一丈五尺，弘治以后历任知县均有修葺，后废，城中频受水患。(64)白石堰的地理坐落，知县储方庆在《白龙庙记》中说“予即日就道，抵山口里许，下马行乱石间，既望见堰”，(65)可见其位处城西里许的白石河出山口，堰址选择是颇为科学合理的。顺治十八年(1661)时，知县和羹于城外西北吊桥街一带新筑土堰一道，“长二百八十丈，遇河涨，城关派夫堵筑”；(66)西关一带也修筑挡水石坝，“西关旧城……西近白石河，防以石坝，遇水涨即下木板堵之”，(67)培修事务则由“西关独任之”。(68)不过，修堰筑坝并未消弭白石河洪水对城池的冲击，乾隆十七年(1752)就发生过水入西门的事件(参见表1)，由此乾隆十八年知县高登陛进一步在清源城西、北两门修筑瓮城，“西瓮城长十七丈，北瓮城十二丈，以防白石水患”。(69)
交城县城防洪堤堰全系针对瓦窑、磁窑二河，集中修造于清代前期。康熙七年(1668)，知县赵吉士在县城西北五里的瓦窑河出山口处修筑卧虹堤，以阻瓦窑河水东南入城，复于堤上植柳为固，“步浑水(即瓦窑河——笔者注)时泛涨侵城，急筑堤，石坚其外，柳护其内，引水南下”。(70)此后堤坏水涨，康熙四十七年(1708)知县洪璟兴工重筑，“越三月告成，计长八十余丈，高二丈余，中实灰石，使极坚緻”。(71)乾隆十九年(1754)知县祁肃复于磁窑河出山口处修筑静澜堤，以阻磁窑河洪水西南入城。(72)
孝义城地处山尽水汇之区，孝河实际上由北川、中川、南川三条河川汇流而成，三河出山后在孝义城以西仅数里的尉家庄合而为一，河道长度远远超过白石、瓦窑、磁窑三河，加之流域内无名水沟甚多，因而洪水对孝义城的冲击程度要明显严重于清源、交城二城，这使得防御孝河的护城堤防规模也相应超过其他二城。孝义护城堤堰凡有三道，南堰、西堰、北堰。因孝河自城南而过，故南堰最为紧要，规模亦最大，“起(孝义城)正西，绕城南而东，亘七里许，高厚丈余不等”，(73)修筑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由知县孟道溥主持完成，(74)修筑原因无疑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三十二年(1604)、三十三年(1605)三次城关大水紧密相关(参见表1)。孟氏卸任不久，新任知县曾重修南堰，并于堰上“树柳数千株，使牢固其根址，保使无啮蚀”，(75)由此，南堰亦得“柳堰”之称。此后数百年中，官民两方对于培护南堰始终十分重视。西堰位处县城西门外，何时修筑已不得而知，乾隆年间即已存在，“西郭门外有横堰，不知所始，障水北行，使不为城害”，(76)光绪年间复大为兴筑，令城关村社分修，视为常制，“因令六坊厢分修三十六丈，九村分修四十五丈，西关社首加长独修六十余丈，是为西堰，仍令每年皆加高培厚”。(77)北堰修筑于道光年间，但此前城北曾有北边老堰一条，东西长一里许，以防患义河，道光九年(1829)因兴隆渠洪水冲击城北，方新修北堰，“从北门东边城根筑起，驾城濠而北，又东绕北关东门，往北过北岳庙，至东西之老堰而止”，加高培厚之事由北关承担，“斯堰虽护北关，其实仍护城耳”。(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全国上下大兴水利的背景之下，三城的防洪举措表现出与明清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特征，于河流上游兴修水库成为此一时期的重要手段。清徐县于1972年底在白石河上游的碾底村与圪台头村之间修建小型水库一座，名石匣子水库，从工程设计任务书来看，修建该水库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拦蓄白石河，彻底消除洪水对县城的威胁，“每到汛期，白石河洪水顺坡而下，致使下游泛滥成灾，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七日一次大雨，河水出山后漫堤而过，淹没了清徐县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79)交城县亦分别在磁窑河、瓦窑河上游修建三座小型水库。1972年12月在磁窑西沟的石家庄附近修建石家庄水库，总库容40万立方米，坝高22米，防洪标准可达20年一遇；1974年12月于磁窑东沟的岭底村以北修建磁窑河水库，总库容90万立方米，坝高27.5米，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1977年12月在瓦窑河上修建瓦窑河水库，总库容190万立方米，坝高35.5米，防洪标准可达50年一遇。(80)孝义县于1959年即在县城附近的孝河上开始修建张家庄水库，按照百年一遇洪水设计，坝高18.4米，总库容为3336万立方米，远达中型水库的规模，1959年11月动工，1961年拦洪蓄水，1964年最终完成土坝工程。(81)棋布于诸河上游的中小型水库，在防洪和灌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此后边山洪水为害城市的现象基本消除了。
2.治洪引起的城市水环境效应
水利建设的环境效应问题在学术界早有研究，但关注的往往是大型水利工程所引发的环境变化，(82)实际上中小型水利工程的环境效应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明代以降吕梁山东麓三城的治洪举措就引发了城市水环境的明显变化，进而影响到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这其中尤以交城县城与孝义县城最为典型。
就交城县城而言，集中于清代前期的治洪行为直接导致了城内却波湖水体的萎缩。上文已述，交城县城内的却波湖在清代前期是其鼎盛时期，周围达至二里，这实际与洪水灾害集中在明代至清前期有关，特别是清代前期交城频受洪水侵袭，在康熙二年(1663)、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四十六年(1707)县城先后三次遭受磁窑、瓦窑二河的冲击，洪水冲入城内，损失惨重(参见表1)，这无疑直接造成了却波湖水体的扩大。相应的，康熙七年(1668)、康熙四十七年(1708)、乾隆十九年(1754)卧虹堤与静澜堤先后在瓦窑、磁窑河上建成，防洪效果明显。时人记载洪璟复筑卧虹堤之事时说：“自吾父母来，而相度地形，为之筑长堤八十余丈，所费不赀，而不扰民间丝粟，昼夜督率以期于成，于是数百年大患一日永绝”，(83)洪璟也不无自豪地夸耀卧虹堤的防洪效果，其在《新筑卧虹堤成山水骤至》一诗中说：“鞍山万峰巅，抱珠蛟龙藏，风雨战中宵，洪水流汤汤，长堤如偃虹，讵畏舞商羊”。(84)在光绪《交城县志·祥异》中，清中后期交城县曾发生过数次洪水灾害，但并未有波及城池的记载。表1也显示，自1707至1969年的263年间并无关于交城城市洪灾的任何记载，即便1969年磁窑、瓦窑二河猛涨，但冲击城市的却是另一条不知名的“白漳河”。凡此种种均说明清代前期治洪举措的明显效果。
交城与清源二城虽然均处于山地与平原的交接地带，地下水埋藏较浅，但交城却没有清源城幸运，城内并无像芹馥泉那样出水量可观的泉眼源源不断地灌注却波湖，在大堤高筑、长期无城外洪水接济的情形下，却波湖必然难免日渐萎缩的命运。在康熙《交城县志》中，专门吟咏却波湖的诗文十分丰富，达至十首之多，这在上文既已提及；但在光绪《交城县志》中，咏湖诗文大大减少，仅剩下“可怜”的陆庆臻的《泛月波湖》一首，还是抄录自康熙《交城县志》，这恰恰说明时至清代后期却波湖已非水域广大的名胜之地了。因此我们从新修《交城县志》的“1954年县城图”中所看到的，已然是一处局促于城内东南隅很小区域的“池塘”景观了。
与交城县城相比，孝义城治洪所引起的城市水环境效应更为明显且严重，这主要体现在建国后张家庄水库的兴建上。张家庄水库坐落于城关西南2公里处的张家庄村一带，当初兴建的主要目的即在于防洪和灌溉。孝义城关一带处于山麓地带的区位特征，决定了地下水位埋藏较浅，且由于城周耕地长期洪灌淤埋，造成城关相对低洼，“城区比城南和城西地面低10米以上，比城东和城北地面低5—7米”，(85)张家庄附近地势本来明显高于下游，在1961年水库拦洪蓄水之后，张家庄与城关之间的水位高差骤然加大，如此一来，水库存水迅速对城关一带的地下水形成挤压效应，导致城区地下水位急剧上升，城区附近10余平方公里的地面水向城关洼地汇积，积水逐渐增加。1962年春，地面积水只涨不降，情况日益严峻。1965年春进一步恶化，该年4月9日孝义县委在给山西省委的城关水患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当时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
四月五日据我县城镇管理委员会调查报告，从去冬至今，我县境内虽然少雪缺雨，旱象普遍露头，但是，在城关地区则是除城内西正街、南正街和桥南、西关正街的街面外，都已被长年不退之积水及入春以来溢出地面之地下水漫灌成灾。城关地区复又像往年夏秋雨季时一样，造成了四水围城和很多户院内、甚至屋内积水的局面。仅城西北部一处的积水即达二千九百平方米，一般水深在一米以上，最深处竟达三米以上。过去几年，城关积水虽然已经长年不退，但水位上涨只是在夏秋雨季时才发生，而且积水由西、由南向东、向北流而聚之。今年的情况发生了突变，现在距夏秋雨季尚早，城关地区的积水已激剧上涨。而且，城区西、南两面之积水与城区东、北两面之积水已经持平，并有向西、向南倒流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不难预料，如果遇有一次一次性降雨量在三十公厘时，整个孝义城就有被漫灌的危险。……因此我们担心，到今年夏秋雨季时，城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可能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86)
在本应旱象环生、异常缺水的春季，1965年孝义城的春天却是一派汪洋泽国之象。笔者于2009年7月下旬在孝义市旧城作田野考察时，看到大量老旧建筑的墙基下部普遍存在砖体严重损坏的情况，询及当地百姓，均言系由城关地面盐碱下湿所致。这正是1960年代城关严重积水之患的现实写照。
1965年5月5日，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来县视察灾情，作出实施孝义县城关排水工程的决定。但排水工作推进缓慢，至1969年秋方最终告竣。(87)从1963年开始，为躲避城关积水，孝义县城的部分仓库和企业陆续迁至孝午公路及介西铁路两侧，并兴建了一批公共事业设施，1965年副省长刘开基视察灾情时，正式作出县城避水搬迁的决定。(88)1975年7月4日，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孝义县治正式迁至城关西北4公里处的新城。(89)孝义城避水而迁是建国后山西城市变迁中的大事。
五 结语
英国史学家斯莫特认为，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就是要“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90)就本文所考察的时空范围而言，人为的山地开发加大了城市洪灾的产生几率；洪水在冲击城池的同时，却塑造了多样的城市水环境，城市民众生活随之而有所改变；人类的治洪举措虽有效遏制了洪灾对城市的破坏，而防洪工程却以另外的方式改变着城市的水环境。黄仁宇先生曾用“关系千万重”一语作为其随笔文集的题名，意指书中各篇无不涉及历史的场面与层次；(91)在并不广为人知的吕梁山东麓三城中，我们也分明看到了城市洪灾背景下人与环境之间多重的复杂关联。
当前要进一步推动城市洪灾史研究，就有必要突破“洪灾破坏——社会应对”这一固有的研究路径，而应以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跳出洪灾看洪灾”，诸如“洪灾的环境塑造”和“治洪的环境效应”等问题均是值得追问的所在。在这个问题上，相邻学科的成果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的一些学者就非常关注对城市水域景观问题的探讨，(92)虽然其初衷并不在于考察洪水灾害与城市水环境之间的多元关联，但对于城市洪灾史研究的启发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达乎此，不仅城市洪灾史研究大有可为，对于城市史、环境史等学科向纵深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笔者在清徐、孝义的部分田野调查曾得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俊峰副教授、研究生李志强同学的帮助，谨致谢忱。本文属于第4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10491628)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矫九高：《邑侯孟公生祠碑》，乾隆《孝义县志·艺文参考二》，乾隆三十五年刻本，第14页。
②代表性成果有：武玉栋：《黄河水患与徐州古城的历史变迁》，《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七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5页；李亚：《历史时期濒水城市水灾问题初探——以北宋开封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周亚：《宋代以来太原城的水患及其防治》，《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5—103页。
③近年来，虽然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小城市的洪灾问题，但成果极少。笔者管见所及仅有陈隆文的三篇论文：《黄河水患与历代商丘城址的变迁》(牛玉国主编《河南与黄河论坛：黄河文化专题研讨会文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44页)、《水患与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变迁研究——以河南汜水县城为研究对象》(《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水患与西江流域古代城市——以梧州城址选择为对象的研究》(《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④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
⑤清源城，即今天的清徐县城，该城自隋开皇十六年(596)始为清源县治所，大业二年(606)县废，唐武德元年(618)复置，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省入徐沟县，降为清源乡，1912年复置清源县，1915年再度并入徐沟，1917年复为清源县，1952年与徐沟合并为清徐县，为清徐县治至今。因该城在历史上的大部时段为清源县治所，故以清源城相称，特此说明。
⑥顺治《清源县志》卷上《渠堰》，清徐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清徐县古方志五种》(内部资料)，1998年印，第12页。
⑦邹士璁：《卦山书院记》，康熙《交城县志》卷17《艺文》，康熙四十八年刻本，第9页。
⑧佚名：《孝邑浚濠筑堤记》，乾隆《孝义县志·艺文参考卷一》。
⑨清徐县水利局：《清徐县白石河石匣子水库初步设计任务书》，1972年11月6日，清徐县档案馆藏，水利档46-1-18-2。
⑩新修《交城县志》第二章《地貌·沟谷》，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60页。
(11)新修《交城县志》第二章《地貌·沟谷》，第59页。
(12)李英明、潘军峰主编《山西河流》，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13)即前窑、青阳沟、大屋、寺沟、水谷、圪台头、柏平、西窑、武家崖、迎南峰、程家沟、王家、安家沟、麦地掌14村。参见顺治《清源县志》卷上《都分》，见《清徐县古方志五种》，第6页。
(14)即李家庄、迎南峰、碾地、寺沟、涧沟、吴家门前、后窑、东西石窖、武家崖、成家坪、程家沟、安家沟、武家窑、顾庄头、刘家山、麦地掌、张家山、四家坪、圪台头、水峪、石当沟、西沟、桃园、李家沟24村。见光绪《清源乡志》卷9《都甲》，光绪八年刻本。
(15)交城县诸聚落的形成时间参考自田瑞编著：《交城县地名辞典》相关辞条，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6)乾隆《孝义县志·里甲村庄二》。
(17)光绪《清源乡志》卷3《山川》，第7页。
(18)储方庆：《八景诗》，顺治《清源县志·艺文下》，见《清徐县古方志五种》，第43页。按，储方庆于康熙年间方任清源知县，其诗文不可能出现于顺治年间，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山西省》(金恩辉主编，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印行，第14—15页)载，该诗系康熙十六年储方庆在任时补入顺治《清源县志》。
(19)储方庆：《白龙庙记》，光绪《清源乡志·艺文上》，第11—12页。
(20)邵莅：《修城记》，光绪《清源乡志·艺文上》，第8页。
(21)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第8—9页。
(22)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第7页。
(23)乾隆《孝义县志·山川渠堰卷一》。
(24)乾隆《孝义县志·胜迹》。
(25)乾隆《孝义县志·山川渠堰卷一》。
(26)乾隆《孝义县志·山川渠堰卷一》。
(27)乾隆《孝义县志·城池疆域》。
(28)雍正《孝义县志》卷4《建置·城池》，1982年据雍正四年刻本新抄，第3页。
(29)储方庆：《东湖记》，光绪《清源乡志》卷17上《艺文》，第14—15页。
(30)王象极：《清湖十景诗》，光绪《清源乡志》卷17下《艺文》，第32—35页。
(31)转引自杨拴保主编《清源古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32)光绪《清源乡志》卷3《山川》，第9页。
(33)祁寯藻：《清源东湖》，光绪《清源乡志》卷17下《艺文》，第35页。
(34)光绪《清源乡志》卷3《山川》“芹馥泉”条载：“芹馥泉在西城根仓廒左。一潭清水，芹藻常青，严冬无冰，流经学宫前，东注东湖”，第9页。
(35)可参见表1清源城1752年、1754年、1844年“洪水灾情”栏。
(36)光绪《清源乡志》卷3《山川》，第9页。
(37)光绪《清源乡志》卷10《物产》，第17页。
(38)顺治《清源县志》卷上《公署》，收入《清徐县古方志五种》，第8页。
(39)光绪《清源乡志》卷6《公署》载：“按察司，在布政司右，废。”第14页。
(40)顺治《清源县志》卷上《学校》，《清徐县古方志五种》，第8页。
(41)光绪《清源乡志》卷4《城池》，第21页。载：“东关有门，而湖水阻隔，车不能行，地洼下，屡遭水厄，故蔀屋寥寥。”
(42)王象极：《清湖十景诗》，光绪《清源乡志》卷17下《艺文》，第33—34页。
(43)光绪《清源乡志》卷6《公署》，第14页。
(44)万青云：《池塘·湖泊》，载杨拴保主编《清源古城》，第61页。
(45)万青云：《池塘·湖泊》，载杨拴保主编《清源古城》，第61页。
(46)光绪《清源乡志》卷10《物产》，第14页。
(47)续思文：《清源风景诗二首》之一，新修《清徐县志·丛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9页。
(48)康熙《交城县志》卷3《山水》，第8页。
(49)赵吉士：《卢川书院记》，康熙《交城县志》卷16《艺文》，第13页。
(50)康熙《交城县志》卷1《祥异》，第5页。
(51)康熙《交城县志》卷3《山水》，第6页。
(52)转引自岳子权、张思聪：《交城毛皮业之兴衰》，《交城文史资料》第七辑(内部资料)，第70页。
(53)洪璟：《月波草堂记》，康熙《交城县志》卷17《艺文》，第21页。
(54)赵吉士：《湖东别墅记》，康熙《交城县志》卷16《艺文》，第15页。
(55)赵吉士：《卢川书院记》，康熙《交城县志》卷16《艺文》，第13—14页。
(56)康熙《交城县志》卷7《祠祀》，第3页。
(57)康熙《交城县志》卷6《学宫》，第7页。
(58)康熙《交城县志》卷9《风俗》，第3页。
(59)佚名：《月波湖二律》，康熙《交城县志》卷18《诗》，第16页。按，是书为刻本，作者姓名漫漶不清，故以“佚名”称之。
(60)新修《交城县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61)张峻：《重建城隍庙龙王庙补修土地祠老君观碑记》，光绪《孝义县续志》卷下《艺文参考》，光绪六年刻本，第5页。
(62)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第6页。
(63)张峻称：“盐池众多……街道半为潴泽，无怪兹庙之日就颓残也”。见氏撰：《重建城隍庙龙王庙补修土地祠老君观碑记》，光绪《孝义县续志》卷下《艺文参考》，第5页。
(64)顺治《清源县志》卷上《渠堰》，见《清徐县古方志五种》，第12页。
(65)储方庆：《白龙庙记》，光绪《清源乡志》卷17上《艺文》，第12页。
(66)光绪《清源乡志》卷3《桥堰》，第18页。
(67)光绪《清源乡志》卷4《城池》，第20页。
(68)光绪《清源乡志》卷3《桥堰》，第18页。
(69)光绪《清源乡志》卷4《城池》，第20页。
(70)丁世淳：《赵公筑堤平路记》，光绪《山西通志》卷66《水利略一》，师道刚、马玉山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740页。
(71)康熙《交城县志》卷3《山水》，第6页。
(72)田瑞编著《交城县地名辞典》“静澜堤遗址”辞条，第433页；又见新修《交城县志》卷22《文物胜迹·水利遗址》，第690页。
(73)乾隆《孝义县志·城池疆域》，第5页。
(74)矫九高：《邑侯孟公生祠碑》，乾隆《孝义县志·艺文参考卷二》，第14—16页。
(75)佚名：《孝邑浚濠筑堤记》，乾隆《孝义县志·艺文参考卷一》，第12页。
(76)乾隆《孝义县志·城池疆域》，第5页。
(77)光绪《孝义县续志》卷上《河道渠堰》，第7页。
(78)光绪《孝义县续志》卷上《河道渠堰》，第6页。
(79)清徐县水利局：《清徐县白石河石匣子水库初步设计任务书》，1972年11月6日，清徐县档案馆藏，水利档46-1-18-2。
(80)李英明、潘军峰主编《山西河流》“磁窑河”条之“表2.15：磁窑河流域水库现状表”，第93页。
(81)新修《孝义县志》卷9《水利水保·张家庄水库》，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82)如吴文涛：《历史上永定河筑堤的环境效应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辑；《清代永定河筑堤对北京水环境的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83)邹士璁：《卦山书院记》，康熙《交城县志》卷17《艺文》，第9页。
(84)洪璟：《卢川杂吟·新筑卧虹堤成山水骤至》，光绪《交城县志》卷10《艺文门·诗》，第60页。
(85)新修《孝义县志》卷9《水利水保·排水渠道》，第207页。
(86)孝义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目前我县城关地区水位激剧上涨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报告》，1965年4月9日，孝义市档案馆藏，水利档，无档案号。
(87)新修《孝义县志》卷9《水利水保·排水渠道》，第208页。
(88)新修《孝义县志》卷1《建置·县城·迁徙》，第15页。
(89)新修《孝义县志》卷36《大事记》，第889页。
(90)转引自梅雪芹：《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的关联》，《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9页。
(91)黄仁宇：《关系千万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92)主要成果有丁圣彦、曹新向：《清末以来开封市水域景观格局变化》，《地理学报》第59卷(2004年)第6期；俞孔坚、张蕾：《黄泛平原古城镇洪涝经验及其适应性景观》，《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5期；俞孔坚、张蕾：《黄泛平原区适应性“水城”景观及其保护和建设途径》，《水利学报》第39卷(2008年)第6期；陈曦：《河南商丘地区古城洪涝适应性景观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