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学者视野中的中国档案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野论文,学者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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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兆刿，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我们常说档案学年轻，这至少可以表明两点：
一是档案学不够成熟，也许还只能说处在科学阶段的后期或者是科学发展的准常规阶段。因此和其他学科相比，档案学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包括基本的学科范式建设、学科独具的理论归约和充满理性自觉的学科发展史认知等等，这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地做忠实的学科建设者，立足于基础的铺垫，立足于一砖一瓦的发现，立足于当代对未来的积累，立足于本土对世界档案学的贡献。所谓集大成和殿堂上的雕饰还远不是我们的任务。
二是档案学尽管显得稚嫩，却因此可以保持极可贵的纯粹，少了些成熟学科的依附定势和注释学风，反而能显出相当的包容性与创新活力。我们不仅可以在其中作拓荒式的创新，也不必囿于一人一派之陈见。我们最希望读到以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数据、不同时间断限、不同技术背景、不同文化认知和不同实践体验为逻辑起点的档案学文章，它们以视角别致见新，以考察深广见新，以材料贡献见新。
这一阶段的档案学呼唤深入的个性研究，需要更多的针对“档案”这一事物的不同诠注，哪怕表现出众说纷纭，彼此批评，但我认为这种纷呈和这种也许不够平正的作品恰是贡献的本身。因为，只有丰富多彩的个性探索，才能促使档案学共同范式的形成，才能推进学科的成熟。同时，也只有内在学术个性的彰显，才能保持档案学总体上比肩于相关学科的独立个性。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诚实而稍具个性的档案学者。多年来，自己在学术上信奉胡适先生的那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又不敢或忘史家常言的“论从史出”。所以只好老实地在文献中泡过或者在档案馆去过之后才敢发表那些仍然粗浅的文字。在对档案事业传统和现代化进行了反复的痛苦的思考之后，我终于找到“双元价值观”作为串连这些零星认识的一条主线，并怀着检验的心态，沿着这条思路写了一些贴近档案工作实践的文章。
以价值认识入手是因为我同意社会科学主要是关于价值的学说这一看法，而档案学总体上是一门社会科学。所谓“双元价值”和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说不同，他认识的是档案作为实体在不同阶段的价值，而在下则想把档案分成“行为方式的”和“实体对象的”两个层面来理解。档案作为人类行为方式和管理文化，体现为凭证的理念、结构和功能；档案作为记录的实体，体现为凭证信息内容。前者赋予工具价值，后者赋予信息价值，档案则是两者的价值结合体。值得庆幸的是，沿着这一逻辑起点去评估档案传统，去考察现代档案追求，去参与一些概念的论争，竟能有较为通透的一致之处，这就让人高兴了。那种能够在一种逻辑指引下对档案现象作自圆的诠释，已是很快乐的事情。我知道，这种快乐根源于沉静和对研究个性的追求。
当然，个性往往也会与偏颇伴生，“双元价值观”也必然会因我个人负载的刻板印象及知识缺陷留下牵强附会之处。我期望受到学界的严肃批判。
唐人孙过庭在讨论书法时的一段话也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下，务追险绝，即能险绝，复归平正。”
最后我还要说，在做有个性的学科建设者方面，王金玉教授是一位颇值得敬仰的前辈，他为我们留下了《宋代档案管理研究》和《王金玉档案学论著》，我们能够为后来的学者留下怎样的具有个性的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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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喆，广西民族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
看了胡鸿杰老师发表在《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2期上的文章《论中国档案学的评价机制》后，深受启发，今也想就此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浅陋之见。
评价机制的首要问题就是要选择正确的评价标准。采用科学理论评价中的理性价值评价标准，作为对中国档案学进行评价的标准，笔者深以为然。毕竟，以前所采用的对档案学进行评价的事实标准，因其自身的缺陷而使评价陷入了各种困境之中。
但理性价值评价标准是否是唯一标准，值得深入探讨。因为，在对中国档案学进行理性价值评价时，可能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如果以“自然性”或“逻辑简单性”作为理性价值评价标准的前提，必然要求中国档案学在向科学理论体系演进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统一”、“和谐”和“对称”的原则，同时也应当在档案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构建上严格遵循逻辑规则。而众所周知，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档案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来源于工作实际，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事实”的烙印，从而不可能完全遵循逻辑规则。于是，各分支学科之间在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上产生了不协调甚至是矛盾的现象，从而不可能严格遵循“统一”、“和谐”和“对称”的原则。
其二，以“内在的完备”或“内部的完美”作为理性价值评价标准，其根本目的是想在某一学科内部通过自我的论证，证明其自身的一致性与完备性。的确，每一种自称“科学”的理论，在研究特定的对象世界的同时，都应该先把审视和研究自身作为本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以往采用事实评价标准对中国档案学进行的评价，是一种“外部的证实”，并非是一种“自指”、“内省”式的自我审视，因而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据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任一足够复杂的形式系统，它的一致性和完全性是不可兼得的。由此推导出，一致性的证明超出了形式系统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完备的形式系统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系统内一致性的证明，注定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每一种自认“科学”的理论，其自我证明的能力是有限的。
其三，每一种科学理论体系，其自我证明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理性价值评价标准的“唯一性”是值得质疑的。究其因，在于现有的逻辑方法并不能穷尽人类的认识，它只是人类认识的一种方法，而决不能构成最终完成的、终极的理论体系。数理逻辑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和真理形式，它明确揭示和证明自己把握真理的能力限度。进而言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真理，或者说，有限的人类理性不可能无限地认识客观世界。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当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其实不过是在自身哲学体系内通过自我论证来证明其正确性，并没有通过实践去检验。如果认为这样的论证是可行的，那实际上就否认了该原理的正确性，从而导致悖论。或者可以这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实践并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推论：理性价值评价标准是对中国档案学进行评价的重要标准，同时，事实评价标准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一门学科进行评价，应当将“外部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两种标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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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照余，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
在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档案事业正在经历蜕变，面对陌生的专业符号和技术术语，数字化“旋风”给档案学者们带来的沉沉压力已远远大于他们在跨入这片数字新天地之前的兴奋。技术的冷漠和研究的热望，使许多档案学者在信息化研究中无所适从，难以用武。
然而，实践步伐却不会因为学者们的彷徨而停止。在国家信息化战略的统筹下，档案信息化建设如火如荼。面对一个个投资巨大的信息化工程，迫于无奈的档案管理者将设计规划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纷至沓来的信息公司，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便是在这种缺乏成熟的专业理论指导和档案学者参与的商业化运作中蹒跚前行，许多工程为此付出了巨大甚至是痛心的代价。
这是档案学的危机！是档案学者必须正视的现实！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远，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档案学的现实生命力正在经受信息化的挑战。
档案学研究必须进入技术层面！信息化背景下数字技术与信息管理的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任何档案管理系统的运行已无法区分出管理环节和技术环节一样，今天的档案学研究同样不可能将技术从理论研究中剥离出去。拒绝技术便是拒绝发展，其结果只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从而被实际工作者无情地抛弃。
毋庸讳言，国内情报学、图书馆学研究在理论与技术的结合方面远远走在了档案学的前面，其主要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的技术相关度接近80％。而国外档案学成果的这一比例也超过了50％。国内的档案学研究至今仍以非技术的纯理论研究和工作研讨为主流，核心刊物发表论文的技术相关度还不到20％。
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档案学者队伍以人文见长的群体知识结构。这种结构曾造就出我们引以为豪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国档案学在世界的地位。然而，正是这种知识结构的惯性，在信息化的今天变成了影响学科转型的阻力。由于对技术的生疏，许多学者视技术为禁忌，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不愿也无法再深入实际，使其研究成果成为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
为此，调整档案学者的群体知识结构，改造我们的学术队伍成为档案学发展的关键。就档案学者个体而言，应充分认识到技术背景对档案学研究的重要性，摒弃对技术的畏难、抵触情绪，勇于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积极深入档案信息化实践；对整个档案学界而言，必须倾力于培养新型的学术研究人才，开放式地吸引其他领域的研究力量，以壮士断臂的勇气改造档案学术队伍的群体知识结构，由此扩大档案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有理由相信，在强大的信息化需求的推动之下，经过调整、蜕变后的档案学研究，明天将依然“笑迎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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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财富，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无疑对传统的档案工作和既有的档案学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并对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冲击和挑战，有人感到惶恐不安，担心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在波涛汹涌的信息化浪潮中随波逐流，最终将丧失自己的阵地；有人感到悲观失望，认为档案工作前途暗淡，怀疑档案学这面旗帜到底还能打多久……不一而足。笔者认为，这些担心和沮丧纯属杞人忧天，档案工作将会永远存在下去，中国档案学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如此乐观，并非是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而是有着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档案是人类的记忆库，是知识的存储器，是知识咨询和转换的中介，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社会越向前发展，文明程度越高，档案和档案工作就越会受到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对此作了极好的注解。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理论一旦形成，就会给实践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使其朝着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随着档案门类、载体、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档案工作范围的逐步扩大，档案管理方法将变得越来越复杂，档案工作实践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将越来越迫切，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和牵引作用将变得越来越突出，档案学研究对整个档案事业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
我国是一个档案工作大国，目前已经建立起结构比较完整的档案事业体系，包括数以万计的基层档案保管机构，近4000个各级各类档案馆，2000多个档案行政管理机构，这是中国档案学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诚然，急速变化的社会实践和档案工作实践的确对现有的档案学理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曾经合理的档案学理论将逐渐失去其合理性，档案工作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电子文件及其管理、档案所有权等)在理论上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和说明，还有不少理论空白点亟待填补。但是，对于档案学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来说，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既是压力又是动力，而且机遇多于挑战，动力大于压力，档案学的发展空间将在不断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拓展。迅猛发展、不断变化的档案工作实践一方面对档案学的发展提出了强烈的呼唤，另一方面又为档案学提供了丰富、生动、鲜活的研究素材。大量事实证明，档案事业越兴旺发达，档案管理越复杂多样，档案学理论就发展得越快，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就越健全。
经过五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一支以高校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包括档案实际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员在内的档案学研究队伍，使档案学研究由以前少数“精英”分子才能过问的特权活动变成一项人人可以参与的群众性学术活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来自于其他学界的研究者纷纷加入到档案学研究队伍中来，源源不断地给档案学界注入新的血液，使我国档案学研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发达的档案学专业教育体系，每年数以千计的档案专业毕业生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人才资源，这是未来中国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后备军。
综上所述，丰富多彩、基础厚实的档案工作实践和结构合理、日益壮大的档案科研队伍一定会铸造中国档案学明天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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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霄羽，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电子时代，当前剧烈的社会变革使档案学理论乃至专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有人甚至对档案专业的发展前景表示悲观，担心它逐渐衰亡或被信息专业兼容。我认为，社会功能是决定档案专业命运的根本。档案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自身的独特价值是图书、资料和其他信息资源难以替代的，也决定了档案专业保存和延续人类最真实、原始的社会记忆的独特功能是其他专业无法媲美的。面对信息技术以及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果忽视档案的独特性和档案专业的独特功能，人们就很容易怀疑档案专业的存在意义，也很容易在判断档案学理论发展方向上产生偏差。档案学支柱理论——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时代的变革和发展启示我们，档案学理论应当跟随档案工作实践的变化不断改进和完善，但其发展必须与档案专业的发展保持一致，必须以维护档案专业的社会使命为前提，这就是档案学理论在电子时代乃至未来发展的根本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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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品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档案系副主任，副教授。
长期以来，由于开放程度和语言障碍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国际档案界对中国档案学不甚了解，1996年第13届北京国际档案大会的召开，让世界为之一震，我们让他们看到了世界罕见的规模空前的国家档案事业，但我们却并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档案学舞台上，至今唱主角的却一直不是我们。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至今为止，国际档案界公认的档案学学科中的重要理论几乎都源自外国档案学者，如全宗理论与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档案开放理论、高龄档案鉴定理论、职能鉴定理论、文件双重价值论等，即便是基于电子文件管理实践的新来源观、宏观鉴定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等也都如此，所以，决定我们在国际档案界地位的主要不是我们的档案事业规模，而应是创立和拥有令世界认可的档案学理论。好在档案实践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档案学学科本身也并非成熟，再加上我们这支世界庞大的档案学科研队伍，我们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吸收国外档案学理论的同时，让中国档案学走向世界，创立一些世界领先的档案学理论，直至领跑世界档案学，笔者以为，当前我们在文件运动理论、档案信息化建设理论、包括数字档案馆理论等的研究方面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让我们来一起为之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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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波，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教授。
档案保护技术学经过50多年的探索，在总结我国档案保护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吸取国外档案保护的先进技术与方法的基础上，对档案制成材料的损毁规律及其档案保护的技术方法进行了研究，逐步明确了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逐渐形成了档案保护技术学学科体系，构建了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结构体系。
目前的档案保护技术学结构体系是以纸质档案载体为主体建构的，其基本结构是由纸质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纸张与字迹的耐久性)、声像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档案库房温湿度的调节与控制、光、空气污染物对档案的危害与防治、档案有害生物及其防治、档案库房建筑与设备、档案修复技术、档案缩微摄影复制技术等几个部分组成。这种结构体系是学科建设历史经验的积累，为许多《档案保护技术学》著作、教材所采用，也为档案界多数人所接受。这一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对《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的内容进行了规范，也是这门学科多年建设经验的总结。其特点是使学科建设与档案保护工作实践密切结合，每一项内容都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思想，通过对档案制成材料损坏原因的研究，寻找科学的“防”与“治”方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新型载体材料的出现，这种结构模式也存在某些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不能全面反映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功能。第一，在系统性研究和超前研究方面尚显不足，各章节之间体现不出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其次，这种结构模式主要是针对纸质档案的保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载体材料的大量出现，此结构模式显得难以适应。第三，信息时代，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大量出现，对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的思想、方法、理念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学结构体系只对档案制成材料进行保护，而电子文件除了对电子文件载体进行保护外，还应对电子文件的内容信息进行保护，这将成为档案保护技术学的一个新课题。针对这些新情况，需要我们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结构体系重新思考，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实践，使档案保护技术学学科体系更加合理科学，使档案保护技术学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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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民，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学系主任，教授。
举凡档案学界内人士都已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我国档案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共发展了70年。在70年发展的历程中，除去“文革”10年，还有60年。这60年，大体上可以划分三个转型期，基本上是20年一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建立了近代意义的档案学。第二个转型期出现在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叶，建立了现代意义的档案学。第三个转型期出现在80年代至20世纪末，档案学从恢复到发展，走向繁荣。
进入21世纪以来，档案学又迈入了她的一个新的发展历程。从时代背景来看，科学技术飞速的发展，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普遍应用，社会信息化大潮浩浩荡荡，日新月异，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国家信息政策层面上来看，国家实施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新政策，信息资源是生产力要素，档案信息资源对于提高综合国力具有重要功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档案事业方面来看，我国档案事业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地位逐步确立，现行文件利用、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资源建设与整合、档案馆服务社会化等新政的推行，为档案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活力。从档案学积淀上来看，档案学经过20世纪发展，积累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从档案学研究对象上来看，由原来单一的纸质载体演变到电子文件。从档案学研究队伍上来看，80年代后档案高等教育毕业的人员成为中坚骨干力量，知识素质发生显著变化。从档案学术交流条件来看，档案学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利于各种理念碰撞、交锋与整合。基于以上因素，我们看到，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档案学已经进入了新的转型时期。
转型期的档案学赋予了档案学研究新的历史使命，推动着档案学研究的转型。目前，转型期的档案学研究在理论、范围、方法状态、模式、机制、态势、范围、深度、层次、队伍等方面均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档案学研究转型涉及诸多内容，举其要者有：一是档案学研究社会化、社会影响力、社会认可度将进一步增强；二是档案学研究将更着重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中国档案学理论如何走向世界，是新时期档案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三是档案学研究将形成不同的学派，不同档案学派的形成，既是档案学繁荣的标志，也是档案学成熟的具体体现；四是档案学理论批评与创新将更加理性化，这对档案学研究现象解读意义上的档案学批评理论范式，将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档案学研究的现象，反思档案学研究的得失，评价档案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使档案学研究减少重复，增强学术性，讲究学术规范，倡导理论创新与原创，防止学术泡沫，强调长效性，注重实证研究，从而将档案学研究推向深入。
总之，转型时期的档案学是档案学研究的大发展时期，也是档案学真正走向繁荣与成熟的时期。我们完全相信，经过转型期的洗礼，我国档案学将以更加雄健的体魄而自立于科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