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183;略萨作品的艺术世界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斯论文,艺术论文,作品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 674-5302(2011)01-0048-06
从1979年笔者在上海《外国文艺》发表第一篇文章介绍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以来至2010年阅读他的新作《虚构之旅》，已经有31年了。一直想对他的小说做一次梳理性质的“扫描”。今天应《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黄恩鹏先生之约，尝试性地对略萨的小说世界进行初探，以期求教于大家。
《城市与狗》是巴尔加斯·略萨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作者根据自己少年时在军校学习时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作品中的时间是1950年。地点是利马的莱昂西奥·布拉多士官学校。“城市”是指秘鲁社会；“狗”是指军校学员。小说一开始就讲述几个学员在策划偷窃化学考试题目的场景。他们盗窃考题，除了自己用来对付化学考试之外，还把试题出售给别的同学。后来老师发现了试题被盗，立刻报告了校长。学校各级领导极为愤怒，命令小偷自首，否则惩罚全班周末不得回家。而周末回家对于这些野马驹般的少年来说，等于囚徒的“假释”。可是小偷就是不肯自首，知情者也不出来检举，因为在学员中间有条“潜规则”：世界上最卑鄙无耻的人就是告密者。谁当告密者，人人都会唾弃他。但是，对于那些正在恋爱的少年来说，一周又一周地见不到心上人，简直就是在火上煎熬。终于，有人检举了小偷。校方立即开除了小偷，也解除了周末不许回家的禁令。但是，盗窃团伙的“老大”不肯善罢甘休，他发下血誓：一定要查出告密者。不久，全校组织了实弹演习。全班向山顶冲锋时，有人开枪打死了告密者。消息传到社会上，舆论哗然。尤其是学生家长，他们纷纷来到军校，要求校长说明真相。校长是个老奸巨猾的上校军官，他拼命欲盖弥彰，一味强调：这是一次偶然事故，绝非故意杀人。与此同时，校方将“枪支走火”的肇事者禁闭起来，不允许他“胡说八道”；还将连队的中尉军官调离军校岗位，因为中尉知道校内种种黑幕。学员们也了解许多丑闻。但是，大家都讳莫如深。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使得人人都采取防范措施。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迫使弱势群体不断地反抗。总有学员在议论此事。在全书的末尾，作者试图强调友谊和爱情应该成为人际关系紧张的缓冲装置，也就是中尉提出的“通过友谊和爱情”来善待他人，至少“不做无谓的牺牲”。但是，这能解决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造成的冲突吗？作品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打架斗殴”、“金钱交易”、“赌博”、“嫖娼”、“上课捣蛋”等等丑恶行为，作者揭露黑暗的目的是否定黑暗，批判黑暗，他揭示出底层人生存的艰难处境，因此有相当大的震撼力。但是，作者塑造了一个“中间人物”，他名叫阿尔贝托，他为人不卑不亢，不欺负弱小，也不受强者的欺负。一次，有个“狂人”为了寻开心，突然抢走了阿尔贝托正在阅读的心爱小说《布拉日隆子爵》。“狂人”像传篮球一样把书传给别的学员。阿尔贝托心急如焚，仿佛心肝被人摘走一样，他像发狂的雄狮，猛然向“狂人”扑过去。愤怒的模样吓坏了在场的同学，连忙要“狂人”把书还给他。在捍卫尊严和个人合法权利方面，阿尔贝托绝对不放弃斗争。这个人物就是略萨的化身，书中的一些故事有略萨的经历可以为证。进入大学以后，略萨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活动时的化名就是阿尔贝托。因此，这个人物是有研究价值的，可以让读者思考哪些故事属于略萨的经历，哪些故事是作者虚构的，作者为什么要加以虚构，虚构的美学意义是什么。在《城市与狗》里，阿尔贝托时而生活在社会上层(豪华住宅区)，时而与来自社会底层的黑人、混血学员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了上层社会的伪善、欺诈和糜烂的生活，也了解了贫苦阶层的悲惨处境。这两个极端他都不能接受，因此宁肯躲进文学天地里，逃避“狗咬狗”的生活。他以为，文学天地是他为自己营造的“净土”，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想象，自由地陶醉其中。这样，阿尔贝托就逐渐培养了这样一种能力：建造文学的城池，去抵挡“城市”的喧嚣和“狗”们的狂吠；因为文学为个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和施展的空间。文学就是要揭露，要批判，要破坏旧秩序，要与压迫者和剥削者唱“对台戏”。
以文学为武器，把子弹射向心目中的敌人，这样的文学观念具体表现在对上校校长的刻画上。这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政客形象：表面上道貌岸然，总是摆出廉洁奉公的姿态；实际上，阴险狡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下级，甚至草菅人命。谁若稍有反抗，他便露出狰狞面目，凶狠地加以镇压。作者十分痛恨这个人物，常常使用嘲弄和抨击的话语描写他。例如，作者这样刻画上校的外形：“他比在场的人要矮得多，而且胖得出奇，头发几乎全部变白，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闪动着一双灰色、深陷、多疑的眼睛。”“上校再次挥动着拳头说道；但是他的拳头又白又小。”“他把小拳头高高举在空中，随后落在大肚皮上，抓住皮带，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这简直就是一幅漫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对校长的塑造，明确指出：无论“城市”的丑恶，还是“狗”们的凶残，其根源都在社会制度上，在军事独裁统治上，在于腐朽、没落的传统观念上。作者说：“秘鲁社会就是一座大监狱。”“人是腐朽社会的牺牲品。”如此尖锐的批判当然会触怒政府当局了，当然会宣布《城市与狗》为禁书了。一些御用文人秉承主子的旨意，立刻对略萨发起进攻，声称《城市与狗》纯属胡编乱造，“是令人作呕的病态心理的产物”；他们宣布作者是“祖国的敌人”、“堕落分子”、“亵渎了民族精神”、“应该剥夺他的国籍。”独裁者的叫喊恰恰证明了《城市与狗》打中了他们的要害。这样的作品赢得了西班牙读书界的好评。1963年该书获得简明丛书文学奖。
1965年，在巴黎略萨开始创作第2部长篇小说《绿房子》。1967年问世，小说立即获得秘鲁全国小说奖；西班牙文学评论奖；委内瑞拉政府用著名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命名的国际文学奖。作者是这样解释“绿房子”的：“它是一座大茅舍，比住宅简陋，比起通常淫秽和爱打架的利马妓院来，它是个比较快乐和容易交际的地方。皮乌拉的妓院还保持着聚会和聊天的传统，同时也有提供幽会场所的功能。皮乌拉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去那里玩耍，听音乐，吃地方风味饭菜，去跳舞，去谈情说爱，当然也做爱。我记得一天夜里，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遇见了省长，他为曼卡切舞曲感动得热泪盈眶。那里的气氛是轻松的，没有什么规矩，到处是欢声笑语。很少发生打架的事情。”从这样一个原型到创作出《绿房子》，经历了15年的时间，特别是略萨在阅读了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小说之后，他把故乡的皮乌拉妓院与莫泊桑笔下的泰利埃之家联系了起来。但是，他的《绿房子》是有个性的，不仅在时间上他选择了20世纪20至60年代，而且刻意让“城乡结合”起来，既选择了省会皮乌拉，又选择了亚马孙原始森林地区中的一个小镇：圣达·玛利亚·德涅瓦小镇。
《绿房子》力图揭示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皮乌拉人深受天主教教义和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妓院是龌龊、下流的地方，妓女是教唆犯，是魔鬼的诱惑，因此坚决反对盖绿房子，学生家长和教会神甫的态度尤甚。可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妓院是宣泄性压抑的地下圣殿，是可以提供刺激和冒险活动的场所，嫖娼是对家长束缚的“造反”行动，因此妓院特别有吸引力。建造绿房子可以满足许多男子的欲望，因此就总会有人铤而走险。而只要有人造绿房子，也就有人反对，甚至聚众放火烧毁。表面上看，这是一部绿房子的兴衰史。实际上，是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的演变史，是一个时期内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互相冲突和斗争的历史。《绿房子》的作者没有站在“正统”的立场反对兴建妓院，也没有宣扬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而是要揭示皮乌拉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变化，而性的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比起《城市与狗》来，《绿房子》无论在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安排、景物描写，还是在叙事技巧方面，都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出版于1977年，主要素材来源于作者与胡利娅的恋爱和结婚的事实。全书共有20章。单数各章讲述了略萨与胡利娅的恋爱和结婚的经过以及玻利维亚戏剧家彼德罗·卡玛乔的故事。双数各章则是一个个独立、完整的短篇小说。从内容上看，这些短篇小说与单数各章似乎没有关系；从形式上看，也风格各异。但是，阅读完全书之后可以感觉到这是一幅幅社会风情画，拼贴起来，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舞台，从而构成单数各章人物的活动背景，使得读者可以充分理解主要人物的恋爱和文学创作受到社会压迫的原因。因此，单数与双数各章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二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1981年胡利娅收到了略萨寄来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看到了书前面的献词：“献给胡利娅·乌尔吉蒂”。她很感动。但是看完全书后，觉得里面有许多“假话”，她应该出来澄清，于是动笔写下了《略萨没有说的话》。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不说谎话，也有权说出实情，所以我写了《略萨没有说的话》，我尊重略萨和帕特里西娅的爱情。但是，我要说明，我在离开略萨的时候，仍然热烈地爱着他。”胡利娅追究的是事实真相。略萨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里在事实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虚构的成分，追求的是“艺术真实”。双方各有各的道理，因此这样的“官司”谁也打不赢。
1981年巴尔加斯·略萨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问世了。这一次他借助历史资料和丰富的想象力创作出《世界末日之战》。作品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1822年葡萄牙王子彼德罗迫于拉丁美洲日益高涨的独立运动的压力，宣布留在巴西，脱离王室。1822年12月1日自己加冕为皇帝，即彼德罗一世登基，宣布巴西帝国成立。帝国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仍然建立在奴隶制度上。从1824年起，主张共和制的人们与逃亡的奴隶纷纷揭竿而起。1840年彼德罗二世登基。1855年帝国政府为了平息内乱，颁布了禁止买卖奴隶的法令。这时，英国资本已经进入巴西，经济面貌有所改观。1865至1870年巴西对巴拉圭开战，最后获得胜利。黑人奴隶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帝国政府仍然不肯解放奴隶。如此顽固的态度引起巴西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普遍不满。1888年要求解放奴隶和实行共和制的呼声更加高涨，腐朽的帝制难以为继，政府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颁布解放奴隶的法令。但是，为时已晚，帝国大厦的倾倒已经不可避免。1889年11月15日丰塞卡将军和皮索托将军发动政变，各地军队纷纷响应，推翻了帝国政府。彼德罗二世退位，逃出巴西。丰塞卡将军成立了联邦共和国，自任临时政府首脑，实行独裁统治。大庄园主与军事独裁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如故。各阶层呼唤民主的要求成为泡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雇工更是备受天灾人祸之苦。
《世界末日之战》发生的地点是在巴西的“腹地”，即东北部地区的内陆高原，属于干旱少雨的贫瘠之乡。居民多为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多以牧牛为生，每年需向大牧场主缴纳一定数额的牲口。他们不识字，与世隔绝，过着朴素、原始、落后、艰苦的生活；普遍的人生观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因此容易接受宗教思想的宣传。1880年前后，一位传教士出现在腹地，他名叫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他宣传原始基督教教义，预言一位伟大英明的君主就要出现，来到世界上惩恶扬善，拯救世人脱离苦海。他很快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信任，人们称他为“先知”、“圣徒”和“劝世者”。他走遍了腹地大大小小的村落，一面布道，一面建造教堂。一些信徒离开家庭，追随其左右。后来，追随者越来越多，他们就以卡奴杜斯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近乎原始公社形式的居住地。于是，卡奴杜斯成为贫苦人向往的地方和摆脱苦难的希望所在。“劝世者”身边的力量越来越大，他便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即：反对共和政府的苛捐杂税，抵制人头税，拒绝使用共和货币，反对十进位公制。中央联邦政府闻讯后，立刻派兵镇压，结果三次围剿均遭惨败。1897年中央政府派遣了六千名正规军，装备了重炮和机枪。起义者方面仅有三千名手持土枪、猎枪、长矛、大刀、棍棒的战士。但是，他们为了保卫“革命圣地”和自己的信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关于这次卡奴杜斯起义，巴西著名作家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1866-1906)创作了纪实文学巨著《腹地》，他在1896至1897年间作为随军记者前往卡奴杜斯进行了战地采访。《腹地》从地理环境、风土习俗到五次围剿的过程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他透过卡奴杜斯起义看到了巴西底层的人们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腹地》出版后产生了巨大影响，被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称为“巴西最佳图书和巴西民族主义的《圣经》。”巴尔加斯·略萨反复研读过《腹地》，他根据这部作品的指引，对巴西东北部进行了六个月的实地考察。略萨的感想是：“我们每个拉美人都应该读一读《腹地》，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十分复杂的大陆。”他对达·库尼亚十分崇敬，在《世界末日之战》的献词中这样写道：“谨将此书献给另一个世界的达·库尼亚。”巴西不是略萨的祖国，卡奴杜斯起义也不是他熟悉的生活题材。但是，他以全部热情开始了《世界末日之战》的创作，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他对这次起义有了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艺术想象。他说：“卡奴杜斯的悲剧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现实的总结。”这就是说，他要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诠释这次起义，要赋予这次起义新的历史含义，要进一步揭示出拉美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他认为这次起义的发生和失败可以告诉当代人很多东西，提供许多启示。卡奴杜斯是一面镜子。在这一思想认识指导下，他虚构了《腹地》中根本没有的一些重要人物，例如：卡纳布拉沃男爵、苏格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加利雷奥·加尔、农妇胡莱玛、随军“近视”记者等。
《世界末日之战》自1981年10月问世以来，引起了西方文坛的极大注意，除拉丁美洲各国争相印行外，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和中译本相继出版。欧美文学界普遍给予好评。美国授予作者海明威文学奖。意大利评该书为1981年最佳外国小说奖。秘鲁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语言学院院士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发表文章说：“《世界末日之战》是巴尔加斯·略萨已经出版的十部作品中的最佳之作。它结构完美，情节曲折，用经过锤炼的艺术风格将魔幻与历史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热情激荡的一八九零年的巴西形象，即一个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社会过渡的形象。”这番话对于理解《世界末日之战》的主题思想是有参考价值的。
1984年第7部长篇小说《狂人玛依塔》问世。该作讽刺和揭露了“极左”的“城市游击中心主义”。拉美文学评论界有人批评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倾向“在向右转”。这部长篇小说叙述了一个名叫玛伊塔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冒险生涯：煽动和组织一名现役军人和七个中学生攻打监狱，企图通过释放囚犯举行武装起义。结果，军政府的铁拳把他的美梦打得粉碎：那名士兵被军警当场击毙；玛伊塔被捕入狱；几个中学生被家长拉回家中。1984年12月2日，《狂人玛伊塔》出版后的第二个月份，巴尔加斯·略萨在接见哥伦比亚《时代报》记者时说：“我认为当文学艺术再现暴力的时候，它可以剥夺这种暴力的合法性。我最近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狂人玛伊塔》可以看作是许多拉丁美洲人对自己政治立场的修正，其中也包括我的修正。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许多人以为，暴力可以解决我们大陆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实际情况表明，正如这部小说的情况一样，其结果都是空想的破灭，除去某些个人留下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勇敢的事迹之外，剩下的只是牺牲和毁灭。小说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认为也就是以艺术的方式否定了暴力的合法性质。”但略萨并不反对一切暴力行为，他说：“我认为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使用暴力也是必要的。比如，人民群众要是生活在极端贫困、饥寒交迫而残暴的独裁政权又不允许改变现状，那么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统治，也许就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了。但是，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尽管这样的社会也有不尽完善和丑恶之处，它总会给人民以自由和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这清楚地说明了略萨的思想的确发生了重要变化，那就是从单一揭露和抨击极右势力和特权阶层的专横跋扈以及种种倒行逆施的罪恶，转向同时也批评“左派”的错误。这表明了他实事求是的正直品格，也说明了他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成熟与深刻，更证明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勇气、骨气和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他说：“重要的是每天要给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找到切实可行的答案。这就是我现在的思想与20年前思想的区别。1965年，我被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模式所辖制，每当我的立场与左派发生矛盾时，我就总是责备自己。今天我没有任何偏见，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是不是与左派或者右派保持一致已经无关紧要。现在我是讲求实际的，我赞成改革开放，主张社会必须变革，但是这些变革不能以扼杀个人自由为代价，不能牺牲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且必须在民主制度和宪法保证下进行才能达到目的。”这样的思想转变使得略萨更加接近实际生活，使得他的作品更加深刻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的变化和人生的意义。
1986年第8部长篇小说《谁是杀人犯？》问世。剧本《琼卡姑娘》出版。同年，由于巴尔加斯·略萨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谁是杀人犯？》的问世进一步证明了略萨“讲求实际”的态度，这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就是“哪里有毛病，就向那里开刀”。作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塔拉拉空军基地司令敏德劳上校强奸了女儿阿里西亚。后来，女儿爱上了士兵莫雷罗。上校闻讯后大怒。这时，空军中尉杜弗也爱上了阿里西亚。于是，上校便借刀杀人，唆使中尉杀死了莫雷罗。在刑警调查此案的过程中，上校多方设置障碍。最后，在破案的前夕，他杀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开枪自杀。但是，两个破案有功的刑警却被调往荒凉的边疆。作品没有停留在对上校个人罪孽的揭露上，而是直指整个军事独裁政权：上校之所以肆无忌惮地阻挠破案工作，就是因为他有强大的“后台”；他对一名刑警说：“您给上级的报告我看到了……警察总局把报告转给了我的上级，我的上级又影印了一份给我寄来了，为的是让我了解报告的内容。”官官相护的丑恶现象，既然逃不出略萨的法眼，他那锋利的解剖刀就绝对不会留情。
1987年第9部长篇小说《叙事人》问世。1988年该书获得瑞士政府颁发的自由文学奖。1989年又获得意大利斯卡诺文学奖。《叙事人》的名字来源于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的部落，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来往于部落之间，讲述着远古的神话故事和刚刚发生的“大事”，因此被称为“叙事人”。作品中的“叙事人”比较奇特，他名叫萨乌尔，不是印第安人，而是犹太人的后裔，原来在大学里攻读法律，后来利用假期去亚马孙地区旅行，认识了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居民点：马奇根加族。他们的生活习俗和神话传说深深打动了萨乌尔。他毅然决然离开了大城市，来到印第安人中间，决心做个“叙事人”：一方面向印第安人学习语言、风俗习惯、历史神话传说，一方面调查研究印第安人的现状，同时为他们服务：做“叙事人”。萨乌尔在调查中发现，亚马孙地区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无节制的疯狂采伐森林，大量种植古柯，建造毒品加工厂，修筑公路和机场，恐怖组织和反恐怖组织修建军事基地。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冲突中滥杀无辜的印第安人。这是一部为印第安人所受非人待遇而抗争的作品。作者是印第安人真正的代言人，诚实正直、勇敢无畏的代言人。凡是优秀的作家都是熟悉自己乡土、了解自己乡亲的作家。略萨就是这样的人。
1988年第10部长篇小说《继母颂》问世。次年，获得西班牙言情小说奖。严格地说，《继母颂》只能算中篇小说，因为它只有6万字，讲述的故事也不复杂：卢克莱西亚太太过40岁生日那天，在自己枕头上看到一封信，上面这样写道：“继母：祝您生日快乐！我没有钱给您买生日礼物，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我要考第一名，把它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您。您是世界上最善良、最美丽的女人，我每天夜里都梦见您。再次祝您生日幸福！阿尔丰索”原来是念小学的阿尔丰索爱上了继母卢克莱西亚。后者也爱阿尔丰索，但是更爱阿尔丰索的父亲——利戈贝托。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阿尔丰索的“鬼精灵”：利用继母试图建立良好的家庭气氛的愿望，不断地与年轻美貌的继母撒娇、耍赖、亲热，最后终于发生了性关系。奇怪的是：阿尔丰索竟然用提问和作文的形式把这个与继母性交的“绝密”情报透露给父亲了。利戈贝托勃然大怒，一气之下把卢克莱西亚赶出了家门。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阿尔丰索对于这样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放声大笑！好像在庆祝胜利。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他对新来的年轻、漂亮的女佣人说：“我是为了你。让她滚蛋，是因为我喜欢你！”果然如此吗？作者没有交代。小说到此就结束了。略萨为什么要写这种情爱的题材呢？答案等到1997年《情爱笔记》问世以后方才揭晓。
1990年文学评论集《谎言中的真实》出版。同年，意大利西西里政府给作者颁发了卡斯蒂戈里奥文学奖。欧洲和美国多所大学授予他文学名誉教授。《谎言中的真实》通过对20世纪35部西方小说的分析，证明了：如同19世纪一样，20世纪也是小说辉煌的一百年。作者预言：在21世纪，文学的弑神作用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在这35部作品中，绝大多数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例如：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维吉尼娅·吴尔夫的《黛洛维夫人》，司各特·费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福克纳的《圣殿》，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加缪的《局外人》，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莫拉维亚的《罗马女郎》，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等。
1997年《继母颂》的续篇《情爱笔记》问世，引起西语文学评论界的争论。略萨在《继母颂》出版后九年再次抓起情爱这个题材，而且是继续讲述阿尔丰索、卢克莱西亚和利戈贝托三人之间的故事。在《情爱笔记》里，阿尔丰索不再担任破坏父亲和继母之间的角色，恰恰相反，由他来牵线搭桥促成父亲和继母破镜重圆。如今，他对继母的情爱已经冷却下来。他唯一感兴趣的是：为重建一个有父爱和母爱的三人家庭而努力。与此同时，作品通过利戈贝托做笔记的形式联想出来许多小故事，例如，利戈贝托看着法国画家巴尔塔斯、哥伦比亚画家博特罗和法国版画家瓦洛东的一系列作品的同时，联想出来卢克莱西亚与猫群嬉戏的情景；利戈贝托从笔记上看到一篇评论影片《海盗兄弟》的文章，便联想到自己的兄弟在和卢克莱西亚调情。据中文译者不完全统计，笔记上引用的艺术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言论和故事多达140余处，而目的就是为了给利戈贝托的想象提供方便。一位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写文章说：“《情爱笔记》是一部关于想象性爱快感的不寻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关于性爱快感详尽而不可思议的记录。”的确，利戈贝托在书中说：“最重要的是我想象、做梦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现实，一个清除了全部垃圾的崭新的现实。”他的理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龌龊，太肮脏了。人类的自由已经沦为娼妓了；自由已经被毒化和阉割。所以需要让“想象”插上翅膀高高地飞翔，冲破污染的空气，冲破毒化了的社会环境，冲破旧思想的牢笼，冲破庸俗和空虚生活的纠缠，去构思和想象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的核心就是“情爱”。但是，“情爱”能拯救世界吗？掩卷之后，读者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充满温馨和情爱的家庭总是一个躲避社会仇恨风浪的港湾吧？
1998年第12部长篇小说《元首的幽会》(又译作《公羊的节日》)问世。由于这部作品是揭露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暴政的，引起拉丁美洲读书界极大兴趣。书中详细讲述了一个暗杀独裁者特鲁希略的小组是怎样成立起来的：主要成员全部是特鲁希略原来的警卫、亲信和战友，他们逐渐看清了这个暴君的丑恶嘴脸和伪善的面孔，看清了这个独裁者心黑手狠的本质和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统治手段；形成了对独裁者的共同看法之后，他们发誓要消灭暴君，随后开始策划暗杀计划，最后决定在公路上伏击特鲁希略的轿车。暗杀行动虽然成功了，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被捕牺牲了。只有二人侥幸躲过了追捕，成为推翻独裁统治的英雄。另外一条重要线索是特鲁希略糟蹋一个14岁少女的详细过程。这个姑娘名叫乌拉尼娅，她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参议院的议长卡布拉尔的女儿。卡布拉尔害怕“失宠”，不得不把爱女献给暴君。乌拉尼娅被奸污后在修道院的帮助下仓惶逃往美国。书中还用了较多的笔墨描写了特鲁希略家族骄奢淫逸的生活以及军警特务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进行的镇压活动。该书问世后，特鲁希略的后代们扬言杀害略萨。而这位年轻时就被称作“勇敢的小萨特”，到了63岁依然无所畏惧，出席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的《元首的幽会》的首发式。
2002年略萨的第13部长篇小说《天堂在另外的街角》出版，讲述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更和他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的故事。小说写了485页，共22章，单数各章讲述外祖母的故事，双数各章讲述外孙的故事：高更追求“原始主义”，进而成为象征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外祖母特里斯坦则在政治方面，特别是男女平等和工人自治权利，做了大量启蒙工作，成为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外祖母活动的年代大约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外孙高更的主要生活和创作年代在19世纪80年代至1903年，是后期印象主义的绘画大师。高更出生时(1948年)，特里斯坦已经去世四年，两个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除去年龄上的差异，二人的生活经历也截然相反。外祖母积极入世，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外孙则努力远离政治，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追求异国情调和回归自然的生活，对土著人的风俗习惯、神话与传说无比向往。那么，巴尔加斯·略萨为什么要把这样两个性格不同、经历各异、人生观相反的人物故事联系在一起，敷衍成一部21世纪的当代小说呢？答案在书名里。《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来源于一种儿童游戏。孩子们围成圆圈，挑选一个“受罚”的儿童蒙上眼睛留在中央。游戏开始后，孩子们手拉手转圈唱道：“天堂在哪里呀？天堂在哪里？天堂就在另外那个街角里……”“受罚”的孩子追寻着歌声去“瞎摸”，孩子们便拼命躲避。如果谁被摸中，就要喊一声：“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里！”然后换下“受罚”的孩子。略萨借助这个游戏表达出人类从童年起就有寻找天堂的梦想。高更和他外祖母的行为方式虽然不同，但二人追求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有建造人间天堂的理想。这就是作品的本意。在外祖母心目中，天堂是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教会思想束缚，没有军警镇压人民，有的是丰衣足食、教育机会均等、男女平权、人人团结友爱的大同世界。在高更心目中，天堂是纯精神的艺术世界。他响亮的口号是：“高更，在你身上纯艺术的信念是不可战胜的！”“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区别现实的艺术想象世界。”略萨邀请高更和他的外祖母做自己的“代言人”，力图展示：一批又一批坚持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先驱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实践着通向伟大理想的道路。2003年4月15日巴尔加斯·略萨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上面的思想。
记者：小说中的天堂在哪里？是建造平等社会？还是回归原始世界？
略萨：对于外祖母来说，就是尽一切努力，为争取妇女和工人的合法权利而斗争。对于外孙来说，就是通过绘画发掘自己的激情，放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去塔希提岛寻找没有被污染的世界。
记者：祖孙二人的生活有什么共同点？
略萨：这是小说里特别强调的一点。尽管祖孙生活方式不同，尽管二人对政治的看法各异，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建造人人幸福的天堂。
记者：伏罗拉·特里斯坦的乌托邦思想是否让您想起了自己短暂的政治生涯？
略萨：我参加政治活动时并不是受乌托邦思想的推动。我的总统竞选计划中没有任何乌托邦的成分。乌托邦理想应该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而不是政治，政治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
记者：您对那些支持乌托邦政治思想的作家有什么看法？比如，智利大诗人聂鲁达，古巴大诗人纪廉，哥伦比亚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略萨：在文学领域，作家迷恋乌托邦思想是自古至今常有的事情。由于热爱文学，作家常常梦想有个完美的世界，梦想有个与自己希望一致的世界。不幸的是，他们往往把真正地狱般的社会制度看作是完美社会。有时有些大作家支持那些践踏人权、囚禁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政权，这让我非常难过。但是，正如天才的作家加缪说的那样，“艺术才华绝对不会以政治上的清醒为前提的。”
记者：您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梦想吗？
略萨：没有。我更多的梦想是情爱内容的。我不做诺贝尔文学奖的梦。
然而天意仿佛故意与略萨开着玩笑，竞选秘鲁总统时曾踌躇满志，却最终落选；不做诺贝尔文学奖的梦，却最终获奖。瑞典皇家学院于2010年10月7日宣布，将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秘鲁诗人、作家略萨，以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不是一个文学大师创作生涯的终结。10月10日略萨明确地告诉秘鲁的新闻界：他还有重大题材要写。笔者相信他的诺言，因为1994和1995年略萨对笔者预告的创作计划，他都一一完成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学是他的生命。生命不息，创作不止。这就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人生观！
注释：
①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素有“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他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并且读过中国作家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的作品，也曾于1994年7月6日偕家眷来华访问。著名学者赵德明教授是第一位将巴尔加斯·略萨作品译介到中国的翻译家，多年来一直关注、追踪拉美文学的走向。本刊特约赵德明先生一篇谈巴尔加斯·略萨的文章，以期让读者更深地了解世界优秀文学的创作。——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