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自然科学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探索——论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科学论文,伦理论文,道德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杜威具有多种色彩，他是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同时在沟通自然科学与道德之间关系上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他反对把自然科学与道德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主张协调、沟通两者的关系。他的科技伦理思想主要有四点：把研究自然科学和道德互相作用作为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把自然科学方法当作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工具；把自然科学知识当作道德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道德标准看作是解救人类的苦难。
关键词：科技伦理学 沟通 自然科学 道德
约翰·杜威作为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具有多种色彩，他一方面与皮尔士、詹姆士共同创建了实用主义流派，另一方面在在科技伦理学领域，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努力沟通自然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和借鉴。
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是植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控制了联邦政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广泛地引进、利用欧洲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充分利用外资，生产有了迅速发展，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农业趋向于高度技术化、专业化，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社会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的发展，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已经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这为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社会条件。
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
一、把研究自然科学和道德互相作用作为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杜威反对把自然科学和道德完全割裂开来的看法。他认为，自然科学和道德是互相联系的，研究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是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他说：“人类具有为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信仰，相信事物的实际结构与过程；他也具有关于调节行为的价值的信仰。怎样把这两种方式的信仰有效地互相作用着，这也许是人生为我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了。”[（1）]
在杜威看来，照传统的哲学思想讲来，知识的领域和实践动作的领域彼此是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因此，他认为在一切实际问题中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到自然科学和道德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称之为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他说：“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在这里所谓价值一词是指一切被认为在指导行为中具有正当权威的东西）。”[（2）]杜威批评那种把自然科学和道德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他指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总要谈到近几百年来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所引起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于自然科学对于我们生存的世界的结论和从自然科学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的高级价值领域、理想和精神性质的领域之间互不相融的缘故。他认为，哲学家们现在已不是操心去解决自然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而是在操心去沟通存在在关于自然世界的根本原理和调节人生的价值实在之间的那条鸿沟。“哲学家们便想设法把这个显明的冲突协调起来，沟通起来。”[（3）]杜威自己决心完成这一工作，并且表示宁愿冒着头脑简单这种责备的危险。他说，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人们要如此热心地去调节自然科学的发现和价值的实效性之间的矛盾呢？为什么增进知识会被人视为一种对我们所珍视、钦佩和赞扬的东西的威胁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进而利用我们在科学方面的收获来改进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和调节我们的行动，使得价值在存在中更为可靠和更为广泛地为人们所共享呢？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人们大概会认为这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表现，或至少是头脑极端简单的表现。“为了把我们上述分歧弄得更明白些，我宁愿冒着头脑简单这种责备的危险。”[（4）]
杜威研究了理性在自然科学与道德中的作用。他认为，理性是奠定真理的基础所必需的，没有理性就不能把观察构成一种科学。同时，理性是领悟道德行动的最后不变目的与法则所尤为必需的。因此，在杜威眼里，理性是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之间关系的中介和桥梁。他认为，之所以产生物质与精神，自然与善之间相互对立的二无论，就是否认了理性在自然科学中的存在和作用。他说：“如果我们由于深信自然科学的题材完全是物理的和机械的而破坏了从自然上升到心灵、到理想形式的阶梯，其结果就产生了物质与精神、自然与最后目的和善之间相互对立的二元论。”[（5）]杜威的这一思想是可取的，他看到了理性在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关系中的作用，但是他没有具体阐述理性是如何完成这种作用的。
杜威还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自然科学和道德的关系，目的想从前人所提出的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同方法中获得启发。杜威首先研究的是康德发挥的所谓“自然二重性”的主张。杜威指出，康德的著作可以说是这种借助于划分领域来进行协调科学和道德的方法的延续。康德主张，科学是一个理智占有统治地位的领域，而道德则是意志要求至上的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完全分隔开来的，科学的王国和正义的王国是两不交界的，它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争吵。“康德的体系是特别符合于历史危机所提出的需要的。它保证科学与道德永远不能互相干犯，使两者获得自由、福惠。”[（6）]杜威认为，康德以区分畛域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仅能邀得那些心志较为平和些的人们的赞许。因此，在康德之后，杜威研究了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方法。他认为费希特和黑格尔两个方法之间的对比是值得注意一下的。费希特完全是按照希伯来的传统，认为道德至上。他企图从道德的自我方面来把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知识中的“实然”（“is”）是从道德上的“应当如此”中演化出来的。杜威认为，费希特的理论似乎是更多地表达了他的人格在伦理上的热忱而不是表达了他在领悟上的清醒，因此这种努力的办法似乎不会有什么结果。同时，杜威赞同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道德观是正确的，这就不足取了。关于黑格尔，杜威认为他是永远轻视一个作为单纯应然的理想的。黑格尔主张，人在道德方面的任务不是按照理想来创造一个世界而是在理智上和人格的实质上去把握已经体现在现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对此，杜威指出，从历史上看来，黑格尔体系可以视为近代现世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实质内容上的胜利。黑格尔按照一种必然的和指证的逻辑发展表明了现实世界意义和价值乃是绝对精神的各种体现。从而证明了这些意义和价值的有效性和“绝对性”。杜威对费希特和黑格尔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重要之点在于费希特和黑格尔两人都表现了近代唯心主义的那种有生气的精神来处理一切近代哲学所遇到的这个根本问题。”[（7）]在杜威看来，费希特和黑格尔分别从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出发用统一的方法来完成康德企图用区分的方法去完成的工作，这一点是值得赞许的。杜威正是看重了这一点，他自己决心要用统一的方法去解决这个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另外，杜威还注意到古代的卢克莱修和近代的斯宾塞，他们都企图用统一的方法来调整自然科学和道德的关系。杜威指出，斯宾塞主张普遍的进化是物理世界的最高原则，而一切自然法则都在这一原则下统一起来，同时进化的目标标志着有一个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所信仰和所追求的理想。也就是说，进化原则统一着自然科学和道德。“人类（无论个人的和集团的）对环境的完满适应，就是进化的一个极限，它意味着一切罪恶（物理上的过失和道德上的罪恶）的消灭。正义的最后胜利以及个人的善和别人的善的结合一致，也就是物理法则的实行成功。”[（8）]杜威在研究前人协调自然科学和道德关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的任务。他说，科学，就其自然主义意义而言，是适用于存在物的；最后的道德学和逻辑学是适用于本质的。而哲学所研究的正是如何进行这种畛域的划分以及由于把存在与本质两者结合起来而产生的问题。
二、把自然科学方法当作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工具
如何把自然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呢？杜威从工具主义出发，首先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道德领域，充分发挥智慧、经验的作用，使道德增加科学性，更加严谨。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科学的思考方法上的改变对于道德观念的冲击，大致是明显的。”[（9）]他高度地评价斯宾诺莎把科学方法和至高不变的善统一起来的思想。他说，在近代哲学中尚无一人象斯宾诺莎这样大胆，这样爽直地把科学的方法和以绝对的认识上的确定性为基础的至高不变的善完全统一起来。因此，他认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论解决道德问题是必要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论要求我们对于当前有权威的目的和价值的信仰应该作一些怎样的修正和删除？自然科学对于自然力的控制指出我们怎样可能改变当前在人类习俗和结社中的信仰和实践的内容？传统的问题是人为的和徒劳的，而这些问题却是真正的和必要的。”[（10）]杜威讲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主要是指物理学的实验法。什么是物理学的实验法呢？杜威说：“实验法的本义就是一切要通过试验。”[（11）]杜威认为把物理学的实验法移植到道德领域有三个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一是可以检验和改变过去的制度和习俗产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他说：“这就是把实验法从专门的物理经验领域转移到比较广泛的人生领域来的重要意义了。”“一般地讲来，在社会事务中，在所谓具有永久的和最后的价值的事业中，主动地采用实验法的观念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要废弃一切标准和具有调节作用的权威。但是从原则上讲来，实验法并不意味着杂乱无章的盲动；它意味着用观念和知识去指导行动。”[（12）]也就是说，用实验法可以检验和改变历代继承下来的由制度和习俗所产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这不是一种杂乱无章的盲动，而是一种用观念和知识去指导的理智的行动。二是铲除了主观主义的根源。杜威是反对那种只强调改变我们自己而不注意改变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的主观主义价值观念。他指出，凡以改变心灵的办法来代替改变自然和社会对象从而改变实际所经验到的善的办法的理论是逃避存在，这种缩入自我的情况就是主观唯我论的核心。典型的例子也许就是宗教中的来世，而宗教所关心的主要地是如何拯救个人的灵魂。杜威主张的是实用主义的工具论，一切从目的和手段的效用出发，因此他极力反对这种完全陷入自我的主观主义。在他看来，实验法是铲除这种主观主义价值观念根源的很好的办法。他说：“把实验的习惯应用于一切实践的事务中去，还产生了另一个巨大的差别，即铲除了通常称为主观主义，最好称为自我主义的根源。”[（13）]三是会把道德标准、原则、规范以及关于善的一切信条、信念等等不再当作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而当作是假设和理智的工具。他说：“由于把实验法从物理学移用于人事方面所产生的第三个重要的变化是有关于标准、原则、规范的重要性的问题。随着这种转移，我们就会把标准、原则、规范以及关于善的一切信条、信念等等当作是假设。它们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我们会把它们当作是理智的工具，有待施行后的后果来加以验证和肯定（甚至于改变）。”[（14）]杜威认为，把实验法应用到道德领域，把道德标准、原则、规范当作假设，这说明任何信仰本身都是试验性质的，都是假设性质的；我们不仅要实行信仰，而且要参照它所具有的指导行动的作用来构成信仰。因此，信仰不是我们偶然从世界上拾起来，然后严格遵守的一件最后的东西。当我们认识到信仰是一种工具，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具有指导作用的工具时，我们将来在构成信仰时的精心谨慎，当不亚于今日工艺领域中制造精密工具时的精心谨慎。杜威说：“一个道德的法则，也象一个物理学上的法则一样，并不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贸然加以信誓和固执的；它是在特殊条件呈现出来时应该采取何种反应的一个公式。它的正确性和恰当性是靠实行它以后的结果来加以验证的。它是否有权威，最后要看我们所必须对付的情境是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依赖于它自己的内在本性（正如一个工具为人们所重视的程度是以它所提供的需要的程度为转移的）。”[（15）]杜威主张把实验法运用到道德领域，从而否定道德的标准、原则、规范以及善的信条、信念绝对不变的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但需要指出，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最终是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实验法就能完成这种变化，把实验法移植到道德领域，对道德的进步是有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道德不仅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理性，智慧的性质，它还具有情感、意志的特征，这些是杜威忽略了而没能进行分析和论述的。杜威看到并主张把物理学上的实验法应用到道德领域，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的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过分地夸大实验法在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上的作用，认为实验法是起着决定作用，这就有些偏颇了。如他所说的：“我们进行一切工作只需要依赖于操作方法的决定和依赖于对验证它们的后果所进行的观察，于是在社会和道德方面的知识的进步也会是有把握的和经常的。”[（16）]杜威反对机械地把实验法应用于道德，认为这种机械照搬的做法是天真幼稚的，但是他没能科学地解决如何具体地用实验法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
三、把自然科学知识当作道德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
杜威主张把自然科学和道德联系起来的另一个渠道是，把自然科学知识当作道德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道德调节作用呢？杜威的回答是肯定的。他采取假设法来论证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废弃了熟悉的和传统上珍视的价值，不把它们当作是我们具有指导作用的标准，调节作用又将从何而来呢？“绝大部分来自自然科学的发现”[（17）]。他认为，因为分隔知行的结果之一就是不让科学知识去指导行为——只有在贬斥为低级的工艺领域内是例外。当然，人类自由价值的对象所依赖的条件十分复杂，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且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具有了足够的科学知识，足以使我们十分广泛地调节我们的价值判断，这句话也过于乐观了一点。“但是我们有许多知识还未曾试图去加以利用，而且如果我们不试图比较系统地去利用这些知识，我们就不会知道从道德和人事利用的观点上看来，我们的科学还有那些重要的漏洞。”[（18）]杜威认为，道德家们通常在自然科学领域和道德行为之间划上了一道鸿沟。但是有一种道德，它是依赖后果来构成其价值判断的；这种道德必须最紧密地依靠科学结论，因为科学就是使我们联系前因与后果的那种关于变化关系的知识。人们在习惯上认为自然科学的题材没有形成道德标准与理想的作用，因而道德家们时常便把道德局限于一个狭隘的范围以内，把善恶的行为同有关的健康与力量、事业与教育以及一切与情欲相联系的事务等比较广泛的行为范围都分隔开来了。同一态度把科学局限于一个专门范围以内，不过它是在一个相反的方向而已。便知在战争和商业方面，这种态度便是无意识地鼓励人们只在能有利于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范围以内才利用科学知识。由此可见，在杜威看来，道德是离不开科学知识的，因为道德是依赖后果构成价值判断的，而科学就是联系前因后果的变化关系的知识。这无疑是正确的。杜威是从因果关系上来看待自然科学知识对道德的作用的，这种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以往很少有人这样论证自然科学知识和道德的关系的。但杜威把人们认为自然科学的题材没有形成道德标准与理想的作用归结为“习惯”，这就有些不妥了，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个习惯问题，主要是社会条件特别是科学技术水平不高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和道德家们看不到自然科学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它们之间的联系逐渐明朗化了，人们才看到这一点。杜威还批评了那种把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道德知识截然分开的做法和观点。他说，我们关于人类和社会方面的知识远远落后于物理学方面的知识，但不能根据这种差别来把这两种知识截然划分开来。对于这种划分，宗教和哲学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两种知识只是范围较狭的关系和范围较广、较为丰满的关系之间的区别，可是宗教和哲学却把它们转变成两类性质不同的区别：一类称为物质的而把另一类称为心理的和道德的，而且使人轻视物质的东西，认为它在本性上和在价值上都是低劣的。他指出：“这种哲学却以一种浅薄而具有生命力的形式深入于那些不知其底细的人们的心目之中。当这种广泛散播的和可以说是气体式的发散物在普通人的内心中重新凝结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形成了一堆坚实的和难以改变的成见。”[（19）]杜威的批评是正确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道德知识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紧密相联系的，它们的区分只是范围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贼的性质之分。宗教和哲学贬低自然科学知识的错误做法是要负一定的责任，杜威指出这一点是有重要意义的，表明他与以往的宗教和哲学观点是不同的。他要用自己的哲学取而代之，完成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之间关系的使命。
四、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道德标准看作是解救人类的苦难
杜威努力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之间鸿沟的第三个渠道是，反对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所谓纯科学，主张自然科学的目的是解救人类的苦难，这也是自然科学的道德标准。他说：“自然科学失去对于人道的离婚证，而自己变成人道性质的。它已不是用那所谓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专门的特定的方法可以探究得到的，而是感到社会的效果和理智的需要去追求的。它只在供给社会的和道德的工程和技术这一点是专门的。”[（20）]他还说：“现今的社会的缺陷已经尽量地批判过了的时候，人们就会疑惑到那根本困难不在于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的离异。当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有助于具体的人类苦难的考查和救治计划的发展的时候，它们就是道德的，它们就是道德研究和道德科学的一套用具。”[（21）]从杜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点：一是自然科学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它的目的就是解救人类的苦难，这也是它的道德标准；二是自然科学本身是人道的，它是道德研究和道德科学的一套用具。我们说，杜威从自然科学的目的上论证它与道德相联系的，这一点是对的，合理的，但是把它自己变成人道性质的就不对了。自然科学是两面刃，当人们用它来造福于人类的时候，它是道德的，当法西斯分子利用它残害人类时，它又变成不道德的甚至是罪恶的工具。因此，自然科学的道德性是与社会因素密切相联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自然科学的道德性会不断地增加，这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杜威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科学意识和人的价值意识完全结合起来时，现在压迫着人类的最大的二元论，即所谓物质的、机械的，科学的和道德的与理想的东西当中所存在的裂缝，就化为乌有。”[（22）]
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在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不仅是由于他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来阐述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他在阐明自然科学和道德的关系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把自然科学和道德的关系提到哲学的中心问题位置上，这是前人所没有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人们对哲学所研究、探讨的中心问题看法是不同的。古代人们认为哲学主要研究的是本体论问题，哲学领域里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本体论展开的；近代人们认为主要是认识论的问题，康德称其在哲学领域里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认识论；现代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称是方法论，有人称是社会历史论。杜威的论点一语惊天，他把科技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即自然科学（严格意义上讲是指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把科技伦理学所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来探讨，而他自己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尝试，引起哲学界的注意和人们的兴趣，且不说杜威观点是否正确，就此一点对科技伦理学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二是提出理性思维是自然科学联系道德行为的中介和桥梁的思想，这是杜威的独到见解。自然科学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时，其辩证思维（即理性思维）的性质才表现出来，道德也只是在社会发展到比较成熟时期，它才普遍地用自律的理性思维的方式代替那种盲目习惯式方式，而理性思维恰恰成为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关系的主观环节。杜威这一观点是十分深刻的，这是他超越前人和同期哲学家之所在。三是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移植到道德领域，这也是他超越前人之处。虽然斯宾诺沙提出把科学方法和至高不变的善统一起来，但没能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杜威不同，他在认真研究物理学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把物理学的实验法移植到道德领域，并具体研究论证这一做法对人们的道德行为的意义和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四是系统地论证了自然科学知识对道德的影响和作用，批评了那种把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道德知识截然划分开来的做法，提出自然科学的目的和道德标准是解救人类的苦难等观点，对科技伦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五是提出实践活动对统一自然科学和道德关系的作用，是十分可取的。杜威在总结近代哲学在解决自然科学和道德相统一的工作贡献渺小时，指出在于人们不肯放弃两个见解，这就是：（一）知识是揭露先在的存在与本质的特征的；（二）其中所发现的价值的特性为指导行为提供了具有权威性的标准。杜威说：“这两个见解是由于排除实践活动，运用认识方法以寻求确定性所产生的，而实践活动乃是在实际上和具体上使存在发生变化的活动。”[（23）]当然杜威讲的实践活动主要是指科学实验和研究活动，不可能包括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但作为一名资产阶级哲学家在解决自然科学和道德关系统一性问题上强调科学实践活动的重要也是很宝贵的。
总之，杜威在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上是起到奠基性的作用的，他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科技伦理学的主要问题，对同时期和后来的哲学家、科学家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他的著作哲理性很强，虽然有些观点有片面性甚至错误，但他所做的探索工作和重要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注释：
（1）（2）（3）（4）（5）（6）（7）（8）（10）杜威《确定性的寻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九辑，第12，193，29，30，38，43，46，46，191页。
（9）（20）（21）（22）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1958年5月重印第1版，第86，93，93，93页。
（11）（12）（13）（14）（15）（16）（17）（18）（19）（23）杜威《确定性的寻求》第205，207，208，210，210～211，138，207，207，205，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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