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转折的前奏——简析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作会议论文,前奏论文,年中论文,历史论文,简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的有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这次会议开始着手扭转“两年徘徊”的局势，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因此，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成为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前奏。
一、作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三中全会作出的最重大的决策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策就是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酝酿后提出的。
在取得全国胜利并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的基本任务是什么？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问题，一直在党内争论了很多年。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但不久，这个正确的决定就在实际上被歪曲和否定了。1963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时间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错误的影响，仍旧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导致了实际工作中的严重失误。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不仅没有彻底否定“文革”，反而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高度评价。这种局面，直到13个月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扭转。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由华国锋致开幕词，代表政治局常委提出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最早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提出来的。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会议上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鉴于以往政治运动频繁不断，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提出20多年均未解决，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一再被延误的历史教训，不少同志在发言中都痛感到应当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状况，把经济建设作为今后的中心任务，以确保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最后，会议一致认为，经过两年多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基本上分清了是非，全国规模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可以基本结束，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样，就为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重新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准备了条件。
二、确立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提法，仍然认定“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叶剑英、李先念提出的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他一直寻找各种借口加以拖延。对陈云等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也不是抱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他也一直以这些案件的审定是由毛泽东批准为理由，不准平反纠正，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按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这反映出他仍打算在不触动“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工作重点转移。陈云的发言首先突破了这一限制，使大会开成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拨乱反正会议。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发言说：“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提出了平反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天安门事件等六个问题。陈云的这个发言广泛涉及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发言，代表了党内外的普遍要求，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谭震林、王震等很多同志在发言中一致赞同陈云的观点，并提出要把尚未解决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发言，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慎重研究，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天安门事件等九个问题，予以彻底平反。根据大家的发言，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明确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他说：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为的是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会议公报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之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大规模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使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三、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
思想禁锢的突破，常常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
1978年5月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有着重要意义。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带动和支持下，经过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各报刊的共同努力，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广泛大讨论，终于逐步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令，解脱了思想上的严重禁锢，为实现历史性的转变在思想上作了很好的准备。
然而，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还有人在大组讨论中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不同看法，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提法。对此，参加会议的许多高级干部予以坚决反驳，要求纠“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少人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重大意义，对压制和阻碍这场讨论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期间，华国锋等人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不同程度的检讨。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它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应该说，如果不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按照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提出了“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首先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使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是不可能的。
四、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
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由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尚未明确，因此，经济工作在徘徊中前进。例如，1977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制定了一个工业生产高指标、基本建设摊子过大的计划。这种超过现实可能，脱离我国国情的计划和指标，助长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使经济工作出现新的失误。客观形势迫切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对当时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开始有所察觉。在讨论和修订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与会者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中的一些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
更值得庆幸的是，有的同志在讨论时指出：我们的上层建筑有两个方面不合理，一是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吃大锅饭；二是体制不合理，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这些观点已触及体制性改革的问题。
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材料，与会同志认真研究了这些材料。
经过研究和认真思考，有的同志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我们搞建设可以向外国借款，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合办工厂。我们赚外国资本家的钱，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行？要研究日本、西德、南斯拉夫等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很好地吸取它们的经验。
在讨论农业问题时，大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20多年来农业发展的成绩和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必须纠正“左”的错误才能加快发展。
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上述意见，提出必须立即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且对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强调要纠正农业方面的“左”倾错误政策和口号，在经济上必须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把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些决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被确定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五、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其最根本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在经过长期思考的基础上，与会同志比较一致地认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内产生了一般个人崇拜的狂热，以致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能力，并给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推波助澜，制造混乱的罪恶活动造成了可乘之隙，因此，必须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入手，加强党的建设。
会上，叶剑英着重就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坚持正确的组织原则发表了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踢开党委闹革命”。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一定要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胡耀邦就解放思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鉴于“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建设造成的破坏，有的同志还认真检查了党风中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各个组还提出了成立中央书记处，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事务，更加集中力量于国家大事的建设。
中央工作会议的上述建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吸纳，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和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严肃党纪；反对制造和接受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而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这表明，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风党纪，从中央工作会议起，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
概而言之，1978年11月—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从思想上基本解决了“两个凡是”的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决心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大家感到心情舒畅，思想解放。很多同志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可喜的景象，是多年来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少见的。这不仅意味着被忽视多年的党内民主传统终于得到了初步恢复，而且也意味着一度被抛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开始重新得到确立。
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还表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坚决纠正“左”的错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等重要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顺利地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地作出新的重大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成为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因此，当我们今天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亦应追忆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