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新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人口增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波舍拉普模型表明，人口增长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进而也是城市文明出现的必要条件；引致创新理论则表明人口增长将促使人们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波舍拉普模型与引致创新理论在解释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今天人口高速增长的时代，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波舍拉普模型
早在1965年，波舍拉普(Ester Boserup)出版了一部名为《农业发展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变化的经济学》的篇幅不大的书。在这本著作中，她首次阐述了她的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模式，即波舍拉普模型。但人们竟“不可思议地忽视了这一理论”。
古典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和劳动与土地的递减的边际收益是经济进步的障碍，而“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抵销人口增长的影响。波舍拉普处理的是相同的变量，但方式不一样，她说她的目的是要“站在马尔萨斯的头上”。
在对漫长的人类历史的考查中，波舍拉普发现，人口增长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系统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体系的形成是农业中出现过剩产品的基础，而农业过剩产品的存在是诸如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亚美尼加（即从北美中部到尼加拉瓜）、以及东亚的城市文明出现的前题条件。
农业在受到“压力”下，能够挖掘潜力以创造更多的产品。当然，压力并不一定单指人口压力，也包括城市的剥削、殖民者的压榨和世界市场的渗透，以及逐渐的商业化、货币化等。新增的产出可来源于采用新的集约耕作技术，也可以是通过减少闲暇、或扩大产品种类。
在工业社会前的欧洲，人口密度的增长，自然资源的日渐减少，迫使人们不断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比如在纪元一千年左右，处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部份欧洲人口还采用粗放的食物供给体系。他们将长期的休耕与居住地周围的大森林中采果和狩猎相结合，或者依靠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获取食物。但是，由于人口密度的增长，迫使他们对食物的供给方式作了好几次重大改变。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1)把更多的森林变成播种农作物的耕地，并相应减少野果和猎物的消费；
2)把更多的草场变为耕地，把粗放的放牧转为在休耕的土地上放养牲畜；
3)缩短休耕期。首先是从森林或灌木式的休耕变为短期休耕，进而从短期休耕变为一年一度的耕作；同时，将在休耕土地上的家畜放养改为用饲料喂养。而由于人口密度不一样，耕作方式变化的时间在欧洲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
由于自然条件、气候、生态环境及经济条件的巨大差异，人口增长倾向于为一随机变量，增长的速度差别很大。因此，大多数社会的经济问题是在土地与其它因素给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农业生产技术和土地的使用与其人口相适应。换言之，要素比例及人均收入应该是人口增长及可利用的土地资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在她后来对自己工作的推广中，波舍拉普还把农村家庭的部份成员从事非农业工作以增加收入加入模型之中，作为人口压力下的第二种调整。她还考查了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系统与居住方式和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她发现在一个领土辽阔、人烟稀少的地区，除非有廉价的水上交通，出口剩余的积累很难满足支撑城市的需要。简言之，由于是出口剩余的绝对数量与城市的发展有关，因此，在人口密集、土地集约使用的地区建立商业取向的城市系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波舍拉普模型为联系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及农业发展提供了概念上的基础。从原始的刀耕火种的长期休耕的农业一直过渡到短期休耕和一年一度耕种的农业，是社会对人口压力的极积反应，同时也是前工业社会城市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其基本点是乐观的，并且她还强调，大多数农业社会中还存在没有认识到的进一步采用技术的潜力。
二、引致创新理论
在农业发展理论中，引致创新的农业发展模型近一、二十年来十分活跃，把这一理论应用到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上，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从生产技术的角度讲，引致创新是引致技术创新（或技术进步）。为摆脱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陷阱，即摆脱土地、资本及劳动力的递减的边际收益的束缚，技术进步是唯一的途径。
传统的经济理论一直把技术进步当作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即是科学和技术知识自身发展的产物。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验数据的积累显示，技术进步的速度与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即是由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对产品的需求的条件的变化所引致的。
引致创新理论主要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厂商理论发展而来的。一方面它可追溯到希克斯(Hicks)的要素节约型的技术进步的传统，即技术进步是由反资源相对稀缺性的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所引致的；另一方面则可追溯到施莫克勒尔——格里李奇思(Schmokler-Griliches)的传统，即对产品需求的增长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实际上，在动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与对产品需求的变化是不可分割开的。例如，当由于人口增长或人均收入上升，对食物的需求将会增加，而对食物生产的投入要素的需求也将或多或少地按比例增加；由于各生产要素的不同的供给弹性，将导致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而要素价格的不同变化将影响要素拥有者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对产品的总需求。
引致技术进步理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于一个经济系统，技术进步可以有多种途径。对于无弹性的农用土地的限制可以为生物技术的发展所抵销，而无弹性的劳动力的供给的限制可以为机械技术的发展所抵销。一个社会的农业生产力和总产出的迅速增长的能力取决于在不同的技术进步途径间的有效选择的能力。
尤其是在一个农业社会中，由于人口的增长，一方面将导致对食物和其它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将增加，由于大部分社会中耕地继续扩大的潜力已趋于极限，则如果新增加劳动力不能为其它部门所吸收，土地、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比率将恶化。不断增长的对农产品的需求和不断恶化的生产要素比率将迫使（或引致）人们开发和采用新的土地节约型农业技术，如生物技术，即采用优良品种、农药、化肥等。而由于采用生物技术的前提是良好的土地质量，他们便不得不加强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兴修水利（常常称为“内在的土地扩大”）。
而对于一些工业化国家，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劳动力相对土地更为昂贵，则将引致劳动节约型的农业技术的开发使用，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
早水合(Y·Hayami)及拉坦(V·W·Ruttan)等人做了大量研究表明，对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这种人口增长引致的农业技术进步对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波舍拉普所指出的，“绿色革命”就是农业中人口引致技术进步的典型例子。
早水合与拉坦最初，也是最常用的例子是对日本和美国的比较（在1971年版中的样本为1880-1960，而在1985年第二版中为1880-1980）。日、美两国的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资源禀赋相差极大。在1880年，美国的每男劳动力耕地面积是日本的六十倍，而这一差别还在逐年扩大，至1980年，这一数值已达一百以上。尽管如此，日、美两国均经历了较高速度的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并且它们在这一百年间的农业增长还颇为相似。比如，在1880-1980年间，这两个国家农业总产出年均增长率均为1.6%，总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0.7%，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9%；同时，劳动生产率（每男劳动力的农业产出）在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3.1%，在日本为2.7%。在此，我们惊异地看到，尽管日本人多地少，仍能与大规模机械化的美国呈相似的农业增长。
这说明日本模式的农业发展（即提高土地质量，采用土地节约型的生物技术）一样可以达到增加总产出和提高生产率水平的目的。
他们在对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省及菲律宾的比较研究中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人口增长对有限的土地资源的压力，开发和使用土地节约型（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技术，通过提高土地生产率一样可以达到满足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的目的。笔者最近对我国(1952-1992)也做了详细的测算，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的无法回避的矛盾，人口增长引致的农业技术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早水合与拉坦建立了一个引致创新的农业发展模式，更为一般地阐述生产要素的变化，农业技术以及其它因素（比如文化因素、制度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动态关系。
三、小结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溃国史资料为基础的，主要阐述工业社会前的欧洲及其它农业社会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关系的波舍拉普模型与建立在现代经济理论和经验数据基础上的引致创新理论对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阐述惊人地一致。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的压力促使社会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以适应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的动态过程。从波舍拉普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增长是前工业社会文明进程的必要条件。从刀耕火种的长期休耕的农业和一年一度耕种的农业的发展，虽是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农产品需求增长的反应，却正促进了农业剩余的积累和城市的繁荣。不过，波舍拉普模型中的农业技术进步是传统的农业技术，最终不可避免地将达到其极限。逾越这一极限的唯一的途径是采用现代的农业技术，而这些新的技术和相应的其它投入只有逐步发展起来的城市工业部门才能提供，这恰是引致创新的农业发展模式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波舍拉普模型与引致创新理论在阐述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关系问题上不仅相互一致，而且相互补充，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发展政策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波舍拉普模型及引致创新理论比较乐观地看待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前景。不过，不难看出，它们与西蒙的近乎浪漫的乐观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西蒙坚持人是改善生存环境的“基本资源”，因为创造源于人，“…因此对生存环境的改善依赖于可使用其思维的人的数量的假设看来是合理的…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则人多就意味着创造的知识多”。
另一方面，正如笔者曾指出的“即使由人口增长所引致的技术创新被证明能够满足新增人口对食物和其它农产品的需求，它也不能否认，如果少些或没有人口增长更能提高人们的经济福利”。实际上，人口引致创新理论与适度的人口控制并不矛盾。对一个人口密度已经十分大生产水平还不高的国家，广泛深入的计划生育政策比人口引致的技术创新能更有效地增进人民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