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间儒学者的社会实践活动
——“俭约”思想的意义
韩立红
【内容摘要】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发展的特点是重实用主义和行动主义，特别是儒家思想向民间普及后，出现了提倡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实践儒家伦理道德的庶民思想家。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儒学者石田梅岩从商人的立场出发，展开了大众心学运动，晚于石田梅岩100 年后出生的儒学者二宫尊德从农民阶级的立场出发，展开了大众报德运动。二者皆从庶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出发，提倡“俭约”的生活方式，并给“俭约”思想以哲学范畴上普遍的意义。他们没有像前人那样，认为“俭约”只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的“吝啬”和“节约”，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去理解“俭约”。二者认为，“俭约”是摒除私欲的道德实践活动，“俭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俭约”道德实践活动深入人心，不仅缓解了百姓拮据的日常生活现状，符合了统治阶级的治国要求，也给日本近世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积累财富的基础。
【关键词】 民间儒学者 石田梅岩 二宫尊德 俭约思想 实践道德
一、为何选择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
中日同属儒教文化圈，都在儒教意识形态统治下，然而两国儒学者在儒学实践的行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纵观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发展的特点是重实用主义和行动主义，特别是儒家思想向民间普及后，出现了提倡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实践儒家伦理道德的庶民思想家。
江户时期，随着儒学流派的发展，儒家思想开始向民间普及。特别是8 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 年）推行的教化政策，促使幕府和诸藩着力于对武士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藩校”的数目急剧增加。而且这种风潮也影响到了民间。在民间“乡学”得以创立，“寺子屋”的数量也急剧增加。随着以儒学为中心的学问的普及，在民间出现了一些庶民出身的儒学者。
式中：A1：加测定溶液后的吸光度；A2：加测定溶液，不加脱氧核糖溶液反应后的吸光值；A3：未加测定溶液时的吸光度。
18 世纪初，位于士农工商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最末端的商人，随着其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在商人中产生了和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思想，其代表人物就是石田梅岩（1685～1744 年）。石田梅岩于1685 年生于丹波国桑田郡（现在京都府龟冈市）一农民家庭，是次男。自小在田地里帮父亲做些农事，11 岁时，作为“丁稚奉公”被父亲送到京都的一个商家学徒，15 岁被商家打发回乡，23 岁又重新到京都商家做伙计成为“手代”。石田梅岩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儒学，并融会了神道、佛教等思想，他将这三种思想学说和自己作为商人的种种切身体验相结合，创立了作为商人修养的独特的心学（石田梅岩死后被称为“石门心学”）。45 岁那年，石田梅岩以儒学者的身份开设讲席招收弟子，以商人为主要教化对象宣讲推广自己的心学。
石田梅岩提倡“知心”为学问之根本，主张“形即心”。士农工商无论身份高低贵贱，他们对仁义礼智信的追求之“心”相同，但由于士农工商各自的“形”有所不同，所以“道”的内容因“形”不同而有所不同。作为“商人道”思想，石田梅岩对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追求利益的正当行为予以肯定的同时，主张商人为商要遵从“正直”与“俭约”的“商人道”，做正当买卖，成为堂堂正正的商人。石田梅岩主张通过“正直”与“俭约”，消除人的贪欲，使人悟到本来之“心”。
石田梅岩在“儒家文化圈”中第一次以经济和道德可两立的经营理念为基础，独创“商人道”思想，其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重大。他结合商人的日常生活，深入浅出地论说“俭约”实践的重要性，其“商人道”思想被商人阶层广泛接受。石田梅岩死后，在其弟子们的推广下，形成了日本全国性的心学运动，使“石门心学”成为对近世日本产生广泛影响的庶民思想运动。
二宫尊德（1787～1856 年）是一位农民思想家，其以农民为主要教化对象的思想体系自成一家。二宫尊德出生于农家，通称金次郎，自幼父母双亡，被叔父收养。他辛勤劳动，发奋学习，到26 时出仕小田原藩，后来被幕府录用，从事复兴并开发已经荒废不堪的农村工作。
第四，结社交游。 结社是清初士僧交往的重要方式，是士僧之间交游唱和的重要载体。 社团是一个群体性组织，可以推进禅学的学习与传播，激发相似的情感体验，对于带有遗民色彩的智朴、宦海漂泊的士大夫来说，确是一个心灵的归宿。 目前只得两首相关诗文：
(2)《六德》简16：“故曰：苟凄(济)夫人之善也，劳其脏腑之力弗敢惮也。”(凄，清母脂部；济，精母脂部。)
二宫尊德的思想来源也是儒学、佛教、神道所谓“三味一粒丸”，但是二宫尊德所推行的报德运动的报德，则来自于儒教经典《论语》的“以德报德”。他以简单易行的儒学思想为出发点，在农民中展开了切合农村和农民实际的“报德仕法”的实践活动。二宫尊德提倡的复兴农村的方法，包括由小事开始一点点积累成大的“积小为大”思想，经过合理推算，在一定限度内生活度日的“分度”思想，以及将由此产生的剩余财富返还给社会的“推让”思想等内容。二宫尊德的“报德仕法”思想背景中，包含着他对天地以及他人所施恩惠的报答思想，即“报德”思想。通过提倡“勤劳”“分度”“俭让”等实践活动来实现对天地人的报德。也正因为二宫尊德所提倡的“勤劳”“俭让”思想既符合了农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了统治阶级治理民众的理念，成为一种被广泛推崇的农村社会运动。
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都是来自民间的儒学者，石田梅岩从商人的立场出发展开了大众心学运动，晚于石田梅岩100 年后出生的儒学者二宫尊德从农民阶级的立场出发展开了大众报德运动。二者皆从庶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出发，提倡“俭约”的生活方式，并给“俭约”思想以哲学范畴上的意义。因此，本文选择此二人作为考察对象来探讨日本民间儒学者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有关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的先行研究
在进入本论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有关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的先行研究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论述。
2010 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秀文等翻译的《二宫尊德夜话》《二宫先生语录》《报德仕法史》《报德记》《报德生活的原理与方法》等系列著作，推进了中国学者对尊德的学术研究。
“形色天性也，有形即有则。松为绿，花为红，士为士，农为农，商为商，若于职分之外怀非分之望，则为以有心违无心之田也。违天即违天命也。吾人若能从天命，尽职分，即可达心不为动之境界。”[33]“有形即有则”，根据每个具体事物“形”的不同，适合其“形”的“则”，即“心”便有所不同，所以松树应是长年翠绿，花儿应是姹紫嫣红。武士应该忠于君主，视死如归；农民应该勤劳耕种，为天下提供粮食；商人则应该互通有无，实行“彼立我立”的商业活动。
日本国外对梅岩思想研究的代表者是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Rober N.Bellah）。1957 年，贝拉在美国出版了Tokugawa Religion－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一书，1962 年，以《日本的近代化与宗教伦理》[4]一名在日本未来社出版。贝拉认为，石田梅岩忠诚、孝行、无私及献身职业劳动的“商人道”思想观念，为日本近代社会产业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90 年代代表性的研究有山本真功的《万事随物之法——石田梅岩试论》[5]。而2000 年以后，陆续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2004 年日本思想史学会会刊《日本思想史》第65 号，2006 年出版的《石门心学思想》[6]，2011 年出版的《石田梅岩》[7]等。
实验组、对照组体检采血人员均有皮下血肿情况,详细血肿形成率结果见表1。经统计学计算,实验组体检采血人员皮下血肿形成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在中国，有关石田梅岩的深入研究是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以后。代表性的研究有李甦平的《中日心学比较—王阳明与石田梅岩的思想比较》[8]，笔者的博士论文《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9]，以及叶坦[10]、淳于森泠、赵泽洪、李忠[11]等研究者的论文。这些研究，对于石田梅岩的商人伦理思想在日本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中国的研究通过二手资料的研究居多，难免缺少系统性、深入性。因此，对梅岩思想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1.2.5 Transwell迁移实验 本实验使用Conning Transwell小室，以下为单个细胞株的单次实验。在Transwell小室的上室中每孔加入150 μl细胞数量约为1.2×105个/毫升的转染后细胞悬液(无血清培养基)，选取6个小室为silence，6个小室为NC，下室加入500 μl含10%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基。以接种时间为0 h，第24 h取出小室插件，用棉签轻轻擦去Transwell小室内侧面细胞，4%多聚甲醛固定10 min后，结晶紫染色拍照。
在日本关于二宫尊德的先行研究比石田梅岩更早一些，19 世纪的1873 年，二宫尊德的弟子福住正兄所著的《富国捷径》初篇[12]拉开了二宫尊德研究的序幕。由于二宫金次郎的故事被编入明治初期国定教科书，引发了明治时期对二宫尊德的相关研究。尊德另一弟子富田高庆于1880 年出版了《报德记》8 册。明治时期有关二宫尊德的研究多是为了配合政府需要，对尊德的勤俭储蓄和亲睦和谐的思想进行研究推广。进入20 世纪以后，特别是日俄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和法西斯侵略主义需要以尊德的“勤勉、孝行、俭约”思想对大众进行洗脑，要求人民的牺牲和献身，当时研究界的成果也多以此为主。代表性研究有佐佐井信太郎的《二宫尊德全集》全三十六卷[13]，《二宫尊德研究》[14]等。
尊德提倡的“俭约”生活方式，常常以“勤俭让”三个字来概括。俭约的前提是勤奋，俭约的目的是让渡，由此，勤俭让是世界稳定的鼎足“翁曰：吾道在于勤、俭、让三字。所谓勤，指尽力生产衣食住所需的东西；所谓俭，指不任意消耗生产出的东西，所谓让，指将衣食住三者惠及他人。这让有多种，为来年而储存今年的东西是让，让给子孙，让给亲朋好友，让给相邻，让给国家都是让。应根据各自的财产情况尽力而行。即使是一年半季的雇工，也要努力将今年的东西让与明年，并为子孙而让。这勤、俭、让三个字犹如鼎的三足，缺一不可。务须兼而行之。”[28]
进入21 世纪以后，尊德研究进入中国。2002年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二宫尊德思想国际研讨会”后，隔年在中国和日本各大学轮流举办“二宫尊德思想国际研讨会”，至2018 年已举办九届国际研讨会。代表性的论文有卞崇道的《二宫尊德的公共性思想——以公共哲学视点为中心》，刘金才的《论尊德思想在日本近世伦理思想史上的定位——基于对“分度伦理”和“增值伦理”的再分析》[20]等，他们对尊德思想中的道德与经济的融合以及尊德思想中的中国思想来源进行了研究，当代中日大部分学者认为，尊德的“报德仕法”思想与实践在尊德生前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虽然经过明治、大正、昭和等时代的动荡和兴衰，其作用一直持续。
日本有关石田梅岩最早且有代表性的研究，应上溯到上个世纪30 年代。石川谦所著的《石门心学史的研究》是石田梅岩思想研究者的必读之书，1935 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石川谦认为，石田梅岩所说的“心”为万人共有之物，基于此“心”之上的士农工商，虽然在身份上有尊卑，在“职分”上却是平等的，这一思想表明了梅岩思想的独创性与独自性。50 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为柴田实、竹中靖一等。上下两卷的《石田梅岩全集》经柴田实的整理与注释，1956 年由清文堂出版，成为石门心学研究者们必读的基本资料。而1968 年由米涅瓦书房出版的竹中靖一的《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一书从经济史学的角度分析了石门心学中所包含的经济思想。竹中认为，石门心学使人们安于职份并知足常乐。60年代与70 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逆井孝仁[1]、相良亨[2]、今井淳[3]等人，这一批学者从经济史及经营史的角度对石门心学思想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梅岩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能够以武士们所信奉的儒学思想为论据，创立了适合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理论，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本文考察的正是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思想中占重要篇幅的“俭约”思想，以及他们所提倡通过百姓日常生活中“俭约”生活方式进行道德思想实践的主张。考察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如何赋予与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俭约”思想以哲学范畴的意义，如何将“俭约”推广为摒除私欲的道德实践活动，甚至将其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活动。
三、江户时期的“俭约”伦理道德思想
江户初期，经历了一个朝代的战乱，日本近世社会尚处于物资贫乏，需要百姓降低成本度日的时代。因此，“俭约”思想也成为百姓居家过日子必要的生活方式。
井原西鹤的“町人物”《日本永代藏》（1688年）、《世间胸算用》（1692 年）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却反映了以商人为代表的庶民伦理道德思想。在《日本永代藏》中，西鹤将“勤勉”“智慧（才觉）”“俭约”作为商人发家致富的手段，告诫商人“一生一大事，安身立命业，出家神职外，士农工商也，御讬大明神，积攒金银宝，此为双亲之外之命亲也”。[21]无论是佛僧，还是神官，还是士农工商，都是值得每一个人托付一生、奋斗一生，值得安身立命的事业，而作为商人，积攒金银财宝的积蓄行为也是商人发家致富重要的手段。由此，“俭约”思想被井原西鹤赋予了一种发家致富手段的意义。
江户中期，经历100 年稳定的发展，元禄期成为江户时期商业最发达、商人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商业的发展和物资的发达带来了追求奢华放纵的社会风气。在京都、大阪、江户等商业繁华区，新贵富商阶层在衣食住行方面都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从服装方面来看，在富商夫人当中流行元禄风格的“小袖”和服，这种和服在材质的豪华与色调的绚丽上，都充分地高扬了新贵阶层商人的意气风发。从食物方面来看，当时除了米面主食以外，还出现了各种丰盛的副食，有糕点店、茶叶店、酱油店等，还开始了一日三餐制。新贵们食不厌精，在食物上追求各种的新奇美味。最能体现元禄文化奢华的还是各种游乐场地和剧场，富的流油的商人们每日歌舞升平，笙歌燕舞。1662 年出版的曾我休自的《为愚痴物语》这样描述当时富人的生活“都城有德人，皆向往佛道，浸染诗歌。春于吉野大原赏花，夏于御手洗川受褉，秋于高尾龙田赏叶，冬于私家庭院望月，争相游山玩水，不知何为度日，实乃富人之人生也”。这样的消费观念和放纵情感的生活给当时的社会风气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飞速发展,图像信息的采集和传输技术已经日趋成熟,图像的采集处理被广泛应用于军事、航空、医学等各个领域[1]。尤其在工业生产中,对于各部分图像信息实现低压高速、实时稳定地处理工作也变得尤为重要。
1716 年，德川吉宗作为八代将军执政，开始推行享保改革，社会进入了一个由倡导奢华到俭约的转折时期，吉宗推出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为了强调武士本位，重视农业，农本商末，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厉行节俭。
可以说，江户后期的享保改革是应时代要求推行的，石田梅岩正是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庶民思想家。从学徒“丁稚奉公”到伙计“手代”的石田梅岩，真正是从商人阶级中成长起来的庶民思想家。梅岩于1739 年写就了《都鄙问答》，24 年后出版了《俭约齐家论》。石田梅岩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创立了商人伦理思想。“商人道”思想在逐步走向商品经济的社会里，从理论方面论证了商人阶层的合理性，其中最主要的思想便是主张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坚守“正直”与“俭约”的伦理道德，阐述了新兴阶层的思想观念。石田梅岩所提倡的“正直”与“俭约”思想不仅对商人的职业道德进行了约束，为日本商人树立了商人伦理道德，还将“正直”与“俭约”思想推广到包括武士阶层的各个阶层，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理论高度，对日本近世社会商品经济的规范化发展起了作用。
“俭约”思想从江户初期井原西鹤的发家致富的手段，到江户中期石田梅岩与江户后期二宫尊德的“人人皆俭约”的道德实践。从思想发展来看，江户后期“俭约”思想已经脱离初期单纯的“吝啬”和“节约”，成为更高一层次的活动。
在建筑工程中应用新型的绿色节能技术不仅仅可以提升土地资源、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降低污染，提升生产质量，这也是建筑行业今后发展的重点。在这方面，以下是对建筑项目中新绿色节能技术的以下应用的简要介绍，具体如下：
因此，晚于石田梅岩近100 年的二宮尊徳所处的天明时代，正是幕府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时代。天明年间连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带来了天明大饥馑，天明4 年（1784）单是饿死的百姓就达到了30 万人。生活在底层的广大农民只能通过自救来谋求生存。也正是这一动荡时期，从幼小时便失去父母，寄人篱下，在贫苦中长大却坚持自学读书的二宫尊德，25 岁时出仕小田原藩主家老服部家。他从农民生活体验中出发，主张以“分度”俭约的生活让百姓互助，重振生活希望，提出“积小为大”的方法，让广大的农民在困境中找到生存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尊德的“俭约”思想，与上述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的“俭约”思想一样，他对“俭约”思想也赋予了普遍道德意义。
四、石田梅岩与二宫尊德的“俭约”思想
享保时期吉宗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和俭约令取得了一时的成效，延长了幕府的寿命，但是，终究不能解决幕府体制的深刻矛盾。虽然后来的田沼意次（1719-1788）在天明年间（1781-1989）也推行了增产兴业改革政策，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保护了商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对广大农民的经济掠夺更加激烈，直接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化。
石田梅岩出身于贫穷农民之家，一直以来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贫穷的农村或打工的商铺中度过的。所以，俭约度日对于梅岩这样下层的庶民来说，本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但是，梅岩所提倡的“俭约”与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节约”不同，他告诉人们，“俭约”不是“吝啬”，不是“节约”。
我叫宋进潮，现任保康县文化馆副馆长。2005年,我开始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发现，保康有很多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慢慢地，我就喜欢上了这项工作，毅然了踏上了非遗申报之路。风雨十三载，我义无反顾，先后申报了70多项县级、10项市级、2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沮水巫音》、《黑暗传》成功申报成为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为保康赢得了荣誉，为保康文化旅游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品牌基础。十三年的申遗之路，让我与非遗传承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期间，也发生了许多让我终身难忘的故事。下面，我讲两个故事，与大家分享。
在《都鄙问答》中梅岩论述到：“守俭约，即本该使用一贯钱，却只使用七百钱”[22]，在花钱的时候，梅岩主张能少花钱就少花钱。从这段话中看，好像是节约的意思，下面梅岩却说商人在做买卖的时候，“本该收一贯之利，却应收九百钱”[23]，告诉商人赚钱的时候，鼓励商人减少自己的获利，留有余地少赚一些钱。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梅岩的“俭约”就不单单是“吝啬”与个人的积蓄财富。
“即使社会安定，也不能没有变故。如果事先有准备，即使有变故也不必担心。如果有变故而无准备，社会必将动乱。因此，无三年之蓄曰非其国也。不仅国，家也如此。说起来，如果不富裕，万物都将难以保证生存，更何况一国、一家。有人说吾法只知道节俭，那并不是为了节俭而节俭，而是为了预防变故。还有人说吾法蓄财，那并不是为了蓄财而蓄财，而是为了补充国用。也不仅仅是为了预防变故、补充国用，而是为了兴国安民。这是以大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为楷模的，你等务须认真辨别，并且注意不要陷于吝啬”[38]可以说，根据“分度”安排的“俭约”生活而产生的余财是为了将其“推让”给世人，为了“他人”的“俭约”是更高一层次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实践。
“所谓俭约，与世间所言俭约异也，非为私我之吝啬也。为公之世界，本应使用三而使用二谓之俭约”。[24]可以说，“俭约”不是“吝啬”，不是单纯的积蓄财富。“俭约”是道德实践活动的内容之一，是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价值的一个判断标准，他赋予“俭约”更高的哲学意义。
二宮尊徳是石门心学百余年后，兴起报德运动的农民思想家。他也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的孩子，在大伯家寄人篱下的尊德一边做着田地里的农活，一边勤奋地自学读书。1812 年，25 岁的尊德开始服侍小田原藩主家老服部家，为了振兴小田原的财政和贫苦百姓的生活，开始在农民当中提倡“俭约”的生活方式。他站在农民的立场，强调以德报德，推出“勤劳”“分度”“推让”的伦理思想，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求得“至诚”。他一生提倡道德实践的“俭约”，并将此作为“君子的公道”。
尊德认为为了个人利益的“俭约”不过是吝啬，应受到鄙视和鞭挞。“下馆辖区内有一个农夫，品性卑劣、吝啬、欲望强烈，积财而不救助他人之贫困、不怜他人之穷苦，即使遭到左邻右舍的嫉恨也不介意。其品行着实可恶。”[25]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精心务农的农夫虽然勤劳致富，然而却是一个不懂得以个人之俭约帮助他人的人，是一个让世风日下的人。
“勤业而让分为他人者是为节俭，因私欲而惜财为自己者是为吝啬。既然是为他人，即便身为国君而陋衣粗食、居于简陋的房屋又有谁会说他是吝啬呢？中国的圣天子禹的宫殿简朴，是为了尽力于治水工程。因此，节俭是君子的公道，吝啬是小人的私欲，绝不可因外表而将其混淆”。[26]即便是天子国王，为了他人陋衣粗食的时候，是君子为公的道德实践活动。尊德认为，灭亡之源在于奢华，因此，人人应当以节俭立家风。恪守节俭之风。“翁曰：无论多么富贵，都应以节俭立家风而严禁趋向奢华。奢侈是无德之源，也是灭亡之本。因为追求奢侈会滋长贪利之心，削减慈善之心，并且会变得贪得无厌，陷于吝啬。由此，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变得不务正业，最终导致灾祸发生，所以十分可怕”。[27]尊德认为，“俭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会让百姓快乐劳动，生活知足愉快，而奢侈会让人贪得无厌，限于吝啬，最终带来灭亡。
50 年代以后，日本对二宫尊德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尊德思想开始了基础性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寺岛文夫的《日本最初的伟大民主主义者二宫尊德的生涯与思想》[15]、奈良本辰也的《二宫尊德》[16]等。80 年代以后，代表性学者的研究有并松信久的《报德仕法的展开与土地所有观》[17]，见城悌治的《报德二宫神社创建考》[18]，多田显的《尊德研究笔记》1-17 系列[19]等，上述学者对报德思想中有关道德与经济融合进行了论述。
教育不仅要均衡，更要力争优质。白云艺术中学从薄弱学校向优质学校快速发展，凝聚着学校自身、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心血。她美丽转型的身影告诉我们，毛毛虫也有翅膀，普通学生一样能实现梦想，普通学校一样能成为好学校！
不仅如此，“俭约”还是能保证人一生平安的护身符。“翁曰：世上常因贫富、苦乐而沸沸扬扬，孰不知社会如同大海，有波浪是正常的。只是游泳的技术有高低不同。同样是水，有的水便于行船，而有的水会溺死人。不过，风有时顺风有时逆风，大海有时波涛汹涌有时风平浪静。因此，就要像避免溺水而死仅在于游泳技术一样，平稳地度过人世之海的技术仅在于勤、俭、让三字。”[29]
以上可以看出，二者所主张的“俭约”皆不是个人的“吝啬”和积攒财富，而是更高一层次的活动。
五、“俭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实践
如上所述，对于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来说，“俭约”不是个人的“吝啬”和个人的积攒财富，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实践。
教师不仅要明确自己的责任，还必须具备抗战必胜的信念。蒋雅娟在《战时抗战中小学教师应有的信念与权威》中指出，教师应明了“中国的前途只有抗战图存”，应该“要有不惧怕的心理牺牲精神”，要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念”，认清自己的职责［14］。教师只有具备正确的信念，才能坚定抗战的决心，才能教育儿童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
“俭约非只衣服财宝之俭约，乃万物随法，去私正心之教也”。[30]即，能“去私正心”之“俭约”，不单单只是衣服财宝那些有形之物的节俭，更是万物万事随自然之法则的“俭约”。
在梅岩看来，“万事万物随自然之法则”，即承认“我为万物之一也，万物为天之子也。汝若不对万物，何以生心性，故万物为本，寒则屈身，暑则伸体，寒暑即为心也”[31]在这里，梅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
“蛙恐蛇，非亲蛙曾教子蛙，蛇将食汝，汝应畏之，乃子蛙学而习之后，渐晓之。即，生为蛙形必恐蛇，此乃形即心也。”[32]正是因为世界万物皆由其“形”体现其“心”，世界才能循其规则，万物才能生生不息，生长发育。
儿童画生动、活泼、稚拙、夸张，充满童趣和无限的想象力，有着独特的个性与魅力，不少西方美术大师如克利、米罗、毕加索等曾向儿童画学习，他们常常被儿童画的大胆创新所倾倒。儿童对世界的认知基本上是一张白纸，他们最真最纯的描绘是对美丽的大自然、社会和自己内心世界最真实的情感流露。作为教师，我们更应该在教学上去激发他们的创作兴趣与热情，发掘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身份不同，职分不同，所做的职业不同，但是，所经历的实践活动的修行应该是一样的。从梅岩通篇著作来看，梅岩所主张的符合任何一个人的修行方式便是“正直”与“俭约”。
“应顺从自然，随自然之法实行俭约。然，若不能守自然之法，则万事难得俭约。哀哉。故，能否坚守俭约之法为要也。何为圣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即随吾心之所欲，亦合天下之法。无过之，无不足，安而行之，不勉而中是也”[34]万物万事的“俭约”都是一种顺从自然，守自然之法的“俭约”。不刻意做什么，也能做到像圣人一样从心所欲不逾矩，无过之也无不足，自然而然合乎“俭约”的要求，人的道德实践活动也是自然而然完成了。
“倡俭约，无他义，为恢复天生之正直是也。天降生民，万物皆为天之子也。故人一小天地也。小天地本无私欲也。”[35]提倡俭约乃是为了恢复人的“天生之正直”。在这里，梅岩将“俭约”与“正直”相结合，将其作为道德实践的方法，倡导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身体力行消除私欲，恢复“正直”的心，使人回到“本无私欲”的自然“小天地“的状态当中，回到本来天地的本然状态之中，达到与天地的合一，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同梅岩一样，尊德也主张“俭约”是“为他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对“俭约”范畴赋予了普遍性的积极意义。
“仁让乃治国之本。人既然出生于今世，就必须受生育之恩；既长大成人，就必须受自己成长之德。思其恩，报其德是为人之道。才学与技艺，田地与职业都是治家的资本。然而，如果将其资本、资产据为己有而只用于自己一家，不转让于人，那就没有任何仁让。节约天分之内而生余财，将其转让而救济他人，这是仁让，是在回报生育自己的恩德。如果王侯行此道，武士、平民效仿而实行之，则天下太平无疑。”[36]
马刺押送秀容月明回北国，途中并不安稳，百姓“欢迎”秀容月明自不必说，还有人暗杀秀容月明，这些人，全是宁人，还有胡人被买通了，要秀容月明的命。
“有财产的人要确定一年的衣食所需并以此为分度，要为社会多少出让一些分度之外。如果这样积累数年，其功德将会无量，释迦为救世甚至舍弃了国家和妻子，如果有救世之志，怎么就不能出让自己的分度之外呢？”[37]在这里，尊德提倡为了救世为了天下之人，人人应该俭约度日，将节省下来的“分度之外”匀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五谷之培育经万人之劳苦，吾等之身，一日不食不可，故，怜万人劳作之苦，思养育之恩，不可无端浪费万物。吾思及此事，二十年来，一日中半日，或五日中三日所出二便，皆于厕中便之。无厕之时，必便于田中。弃二便，即弃五谷之培育。惜万物。乃俭约也”对于梅岩来说，仅仅积攒“二便”不是“俭约”，存储“二便”是为了来年的农业生产，为了连面都没有见过农民的辛勤劳作。这里的节约已经具有有限资源的合理获得、分配和利用的意义了。
六、“俭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石田梅岩与二宮尊徳认为，正因为“俭约”是道德实践的内容之一，所以“俭约”可以上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应该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从个人修身来看，梅岩自己身体力行进行“俭约”的道德实践活动。“先生衣服，夏，日常着布，正装着奈良晒布。冬，日常着棉，正装着绸。饭为上等白米，然食粥类时多。每日食一次酱汤，食一素菜。”[39]“先生洗米时，将洗米水储于另一容器中，以作鼠食。烹饭时，将釜底所残饭粒以沸水煮饮，再将所残收集作为鼠食。食菜汤时，汤尽食后，再以茶水涮而饮之”。[40]
如上，梅岩将“俭约”落实到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角角落落，身体力行实践“俭约”思想理论。重要的是，梅岩在做这一切时，从未刻意地去追求过什么。作为一种道德实践活动，只需顺从自然，根据自己的身份，随自然之法实行俭约。无过之，无不足，安而行之。由此恢复人之天生之正直，恢复人之本“心”，达到与天的合一。
“吾生来爱讲死理之人，幼年时为朋友所嫌，但固执不变，十四五时忽觉此癖，不觉悲从中来。三十岁时常省吾身，刻意改之，然尚不能完全去掉此癖。四十之际，犹如烧黑之梅子，虽形状全改，还有些许酸味，直至五十，完全没有了固执之念。”[41]幼小时期，被严格管教的梅岩一生内向谨慎，然而，“勿使与吾相交者，猜度我心，去己之癖，亦非俭约乎”[42]梅岩为了不让那些与自己交往的人，费尽心思猜度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在人到中年40 多岁的时候，改掉了内向任性的毛病，做到了“心”之“俭约”。
将“俭约”思想提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高度的梅岩，在其著作中不仅将书名命名为《俭约齐家论》，还直接将通过“俭约”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写进了著作当中。
梅岩告诫商人，“节用财宝，根据身分，无过不及，无所浪费，合时适法，顺其自然，使用财富”。[43]所谓“根据身分，无过不及，无所浪费，合时适法”[44]的俭约，在梅岩看来，作为普通的商人，日常所穿，应是绵之无纹之布；所食，应是米饭、酱汤、咸菜，节日可以吃烤鱼；所居，应是屋顶不糊顶棚，家具不上油漆。[45]梅岩认为，奢侈为不仁之本，人人应当慎之。尽职的商人吃茶泡饭，穿棉布衣，才能安心度日，平易近人。商人对待妻子，也应当要求她们穿棉布衣，旧衣不要浪费，给佣人穿用，物尽其用等等。最后，梅岩又说，作为商人，“俭约”首先应当懂得敬畏长辈和身份高贵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行为的分寸。如能遵守这种细微的礼节，全家就会长幼有序，上下和睦，佣人雇工也会像亲兄弟一样为主人效力，子女们亦会对长辈行孝道，自然而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民食物足，为其本也。故，为人君者，可使民薄纳年贡，俾民丰足。譬如，民本应纳三石年贡，可使纳二石。遵从君命百姓应收五石之田，即便只收四石五斗，亦因年贡已由三石减为二石，百姓所余二石之粮变为二石五斗，而此五斗便是百姓的润泽。若遇饥馑，应收五石之田，即便只收三石，因年贡为二石，尚余一石，亦可解一时饥苦。”[46]作为统治者幕府的“俭约”，便是体恤民众疾苦，实行爱民政策，减轻百姓的负担。如使天下的百姓“薄纳年贡”，本应纳三石的年贡，减为二石，剩下的一石，丰年时可为百姓的“润泽”，灾年时可解百姓“饥苦”，让百姓安居乐业，便是统治阶级应做的“俭约”。
从个人的心之修养的俭约，以及商人根据个人身份的分寸生活，乃至幕府将军“薄纳年贡”，梅岩的“俭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将社会全阶层人员纳入了“俭约”的道德实践活动中。
与梅岩相同，二宮尊徳也将“俭约”的道德实践提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天下有天下之限度，一国有一国之限度，一郡有一郡之限度，一村有一村之限度，一家有一家之限度。这是自然赐予的天分。按天分确定支出的程度称为分度。在末世之今日，人人追求奢侈，极少有人安守分度。然而，如果不守分度，即使拥有大国也会产生不足，至于不知分度的人就更是如此。即使拥有整个世界也不足于弥补其不足。这是因为天分有限，而奢侈无限。说起来，分度与国家的关系，就如同房屋与基石之关系。有基石才能建造房屋，确定分度之后才能治理国家。只要慎守分度才能天天生余财，才能富国安民。”[47]上至国君，下至士农工商，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根据自己的身份和能力，力行“俭约”，修行自己。
“武士应该遵照俸禄之分，即量入制出，确立一家的分度并认真遵守。农工商也同样。如果四民都各自谨其权量、审其法度并恪守，就可以保持长久。但是，如果没有权量、没有法度，那就难免灭亡，又怎么能保持长久呢？”[48]“村长和富人经常穿着简朴的衣服即功德无量，因为这样可以消除众人的羡妒之心。如果缩减开销、经常出让，其功德更是不言而喻”[49]《二宫翁夜话》还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提倡那些做官的武士，离任现职之后，应降低消费标准。有一位藩士曾驻江户任要职，某日接到免职令，决定返乡。于是，尊德前去与这个藩士告辞说，你长期以来极尽奢华，实感意外。如果是出于职务需要，那也无可厚非。在现在要返乡之际，你以前使用过的衣物以及各种用具与现在的身份不相适，如果将其带回去，不但你的奢侈不减，就连你的妻儿及其他家人也同样不能停止奢华，如果那样，你家将因财政破产而衰亡。这难道不可怕吗？因此，你只应留下一把不折不弯、锋利而无装饰的刀，将你至今用过的一切衣物及各种用具等物品一件不留地送给亲戚、朋友及亲近的人作纪念，你只带日常衣服、睡衣和妻儿回去吧。一件超出身份的东西都不要带回去，这是断绝奢侈、奢华之心的秘方。如若不然，妻儿眷属身上已沾染的奢华之风肯定不会离去，而你家终将灭亡。据说，这位藩士没有听从尊德的劝说，最终落得无以言表的困境。[50]尊德认为，当一个人的穿着用度超过了其本人的身份时，就会导致家破人亡。
作为一国之君，尊德认为，“国君要守分度就应率先节俭，俭约自身。这样才能生余财，仁泽及于下，人民才能都安心。这样才能荒地得到开垦，田地繁茂，税收年年增加，其国必富。”[51]尊为国君的“俭约”就是减轻赋税，让百姓安心度日。
“俭约”思想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实践，无论是出身商人的石田梅岩，还是出生农民的二宫尊德，对上至国君、武士、下至农工商，他们对每一个人都提出了合乎各自身份的“俭约”，以此来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活动。
在身份制度上，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虽然表现出肯定封建身份制度的色彩，但是，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庶民思想家，他们能够对幕府提出遵守“分度”，减少苛捐杂税，给人民的生活以“润泽”的要求，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2.7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xˉ±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但是，正因为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维护了体制，肯定了封建的身份制度，主张广大民众安分守己，表现出其思想的局限性和消极的一面。石田梅岩虽然在“职分”上主张四民平等，但是在身份上肯定封建的士农工商制度，主张商人忠于“本分”、知足安分地实践“俭约”，他的思想使广大的下层庶民恪守“上尊下卑”的社会秩序，在主观与客观上维护了统治阶级对民众的支配。二宫尊德在农民当中提倡“报德”“勤劳”“俭约”，一方面让农民在互助互帮的过程当中得以振兴家业，另一方面符合了统治阶级治理温顺国民、勇于奉献的要求。因此，从尊德死后不久的明治时代开始，其人物和思想就被编入国定教科书中，被推广被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和法西斯侵略主义需要民众的“勤勉”“俭约”和“奉献”。维护体制、安于身份制度、积极奉献等思想表现出二宫尊德思想的局限性和消极一面。
综上所述，日本近世庶民的“俭约”伦理思想，从江户初期井原西鹤的发家致富的手段，到商业最发达的江户中期以及后期石田梅岩与二宫尊德的“人人皆俭约”的道德实践。从“俭约”思想的发展来看，“俭约”已经脱离江户初期单纯的“吝啬”和“节约”，在江户中期和后期，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实践。
也正因为如此，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的“俭约”思想对日本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学界普遍认为，“俭约”思想对日本近世后期庶民生活理念的形成以及近代社会产业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逆井孝仁.通俗道德的思想构造.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M].东京：米涅瓦书房，1968.
[2]相良亨.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M].东京：米涅瓦书房，1968.
[3]今井淳.石田梅岩的“形”与“心”.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M].东京：米涅瓦书房，1968.
[4]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8.
[5]山本真功.万事随物之法——石田梅岩试论[J].武藏大学人文学会杂志24 号，1994.
[6]今井淳、山本真功编.石门心学思想[M].东京：鹈鹕社，2006.
[7]片冈龙、金泰昌编.石田梅岩[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11.
[8]李甦平.中日心学比较——王阳明与石田梅岩的思想比较[J].中国哲学史（3）.
[9]韩立红.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10]叶坦.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J].哲学研究，1998（4）.
[11]淳于森泠、赵泽洪、李忠荣.日本现代职业观念形成的历史渊源——石田梅岩及其心学运动[J].重庆大学学报，2001（2）.
[12]福住正兄.富国捷径初篇[M].东京：报德会一戳社出版，1873.
[13]佐佐井信太郎.二宫尊德全集[M].东京：二宫尊德伟业宣扬会出版，1927-1932.
[14]佐佐井信太郎.二宫尊德研究[M].东京：岩波书店，1927.
[15]寺岛文夫.日本最初的伟大民主主义者二宫尊德的生涯与思想[M].东京：文理书院出版，1950.
[16]奈良本辰也.二宫尊德[M].东京：岩波书店，1959.
[17]并松信久.报德仕法的展开与土地所有观[J].国土利用与开发纪要12 号.京都产业大学.1989.
[18]见城悌治.报德二宫神社创建考[J].立命馆文学521 号，1990.
[19]多田显.尊德研究笔记1-17[J].经济论集50-67号.大东大学，1985-1987.
[20]卞崇道.二宫尊德的公共性思想——以公共哲学视点为中心[C].报德思想与中国文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21]麻生矶次、富士昭雄译著.对译西鹤全集十二日本永代藏[M].东京：日本明治书院，1974：204.
[22][23][31][32]石田梅岩.都鄙问答.石田梅岩全集上卷[M].东京：清文堂，1956:88、88、105、113-114.
[24][33][34][42][44][46]石田梅岩.石田先生语录.石田梅岩全集上卷[M].东京：清文堂，1956:243、472-473、491-492、245、492、243.
[25][26][36][38][47][48][51]二宫尊德.二宫先生语录[M]王秀文等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300、140、54、247-248、8、260、20.
[27][28][29][37][49][50]二宫尊德.二宫翁夜话[M]王秀文等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154、147、147-148、184、200、188.
[30][35][45]石田梅岩.齐家论.石田梅岩全集上卷[M].东京：清文堂，1956:223、217、212.
[39][40][41].石田梅岩.石田先生事迹.石田梅岩全集下卷[M].东京：清文堂，1956:626、626、634.
[43].石田梅岩.齐家论.石田梅岩全集上卷[M].东京：清文堂，1956:212.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of Japanese Civil Confucian Scholars--The Significance of Thrifty Thought
Han Lihong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Edo period in Japan，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was characterized by pragmatism and activism.Especially after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ism among the people，the civil thinkers appeared.They advocated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 ethics in people’s lives.As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Edo period，Ishida Baigan launched the populace psychology movement，from the view of the business class.Ninomiya Sondoku，born 100 years later launched the populace movement of repaying kindness from the view of the class of peasants.They advocated a thrifty life style from the real life needs and expl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it in philosophical category.Their predecessors thought being thrifty was just for getting rich，like being stingy.But they didn’t think so.They explicated the implication of prudence from a better perspective.They posited that prudence be a moral practice to help discard selfishness，to self-cultivating，family-regulating，state-ordering，the land great governed.Such a Social Practice Activity of，that having universal meaning，deeply being thrift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It not only alleviates the people's straitened daily life，but also accumulates weal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modern Japan.
Key Words: Civil Confucian Scholars;Ishida Baigan;Ninomiya Sondoku;Thrifty Thought;Moral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 K313.3
【文章编号】 1003-4048(2019)01-0075-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cnki.rbyj.2019.01.007
【作者简介】 韩立红，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李 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