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领域 新的发展——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研讨主题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体会议论文,四届论文,大会论文,领域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9月23日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以档案学的发展为主题，共有一篇主报告，四篇辅助报告，其中第一篇辅助报告又有两个独立的部分，分别对欧美和亚洲地区的档案学发展问题进行了论述。这样整个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辅助报告实际上有5篇。
主报告：档案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发展
主报告的报告人是德国巴伐利亚州档案馆馆长Hermann Rum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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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首先进行了历史回顾，对法国大革命后档案学发展的阶段作了简要的分析，并从认识目标、方法论、研究成果、科技交流的渠道（如出版物、大会、组织、专业机构）等方面，对近50年来档案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结论：档案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报告还强调了学科定位、学科间相互影响的重要性。报告指出了目前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际档案理事会在档案学科发展中应起的作用。
辅助报告之一：档案学的历史以及亚洲地区档案学的发展
辅助报告之一的第一个部分是瑞典伦德州档案馆的简·达琳(Jan Dahlin)所做的“档案学史——历史编纂学的回顾”。第二部分是中国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杨冬权所做的“亚洲地区档案学的发展”。
第一部分：档案学史——编史的回顾
简·达琳的报告首先介绍了编史和学科史发展的主要特征，对档案学史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了回顾。他认为，档案学史涉及到一个有趣问题，即编史(historiography)这个术语是否适用于档案学？早期的编史研究集中在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成果，一个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运用当时的政治思想，由此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近期的编史研究中，一个趋势就是学院派或者一个流派的历史学家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更多的理论分析，报告用编史的方法和思想对最重要的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报告提出，如果档案学是一门交叉学科，那么对学科发展的研究使用术语“编史”则是错误的，而应使用“历史”(history)这个术语。
报告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档案学是否是一门学术性学科。报告试图列出档案学的不同“定义”，不同的科学要求以及不同国家档案学研究的不同课题。
报告提出，在研究档案学时所选择的研究文献重点应放在档案学院的成果、国际期刊和一些重要的国内期刊。
第二部分：亚洲地区档案学的发展
中国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杨冬权的报告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亚洲地区档案学的实践和成就。报告首先介绍并评价了公元前2000多年前出现在亚洲西部的最早的档案材料、档案库房、档案人员和档案活动，探讨了中国3000多年的档案工作历史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档案保管系统，独特的“石室金匮”，1000多年前的世界上最完备的档案保管体系，严格而系统的档案管理规章制度，以及当时朴素的档案学思想的萌芽。阐述了20世纪的前80年亚洲档案学的发展和自1980年以来亚洲档案学发展的特点，并着重分析了档案专业教育的发展、档案学著作和期刊的出版、专业机构的组织以及档案学科形成的历史。
（该报告的详细摘要已经刊登在本刊2000年第12期《本刊专稿》栏内——编者）
辅助报告之二：档案教育模式的探索
本报告的报告人是巴西圣保罗大学哲学、艺术和社会学系讲师Ana Maria de Almeida Camargo。
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夜，要发展档案学不应该只思考其职责框架，也不应该只研究组织、教学和课程等内容，而应该要考虑如何应付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档案学教育要迎接社会变化、科学技术、新研究项目等对档案学带来的新的挑战。
每项教育都要开发一套用于专业工作的特殊职业技能，从而形成一种批判的精神，同时，还要掌握该领域知识形成和扩充的原理。我们的目标是对存在于培养合格档案工作者课程中的各种疑问进行检验。
报告指出：在当今世界，档案教育培养出来的档案工作者必须能够做到：(1)使用相关的元语言；(2)创造并传播知识；(3)批判性地评估该领域描述性或解释性的模式和现象；(4)提出可供选择的模式；(5)将概念转换成不可预见的情景；(6)将相关领域的内容合并；(7)运用适当的工作手段；(8)因档案工作者合格的资质而完成的成果。
辅助报告之三：新领域，新档案
本报告的报告人是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伦波德·凯姆霍夫。报告共有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数字时代的趋势”。报告中提出，信息时代影响着每个人和每件事，并将导致信息的巨增。数字信息和传统的档案文件有着根本的差异。文件的数字化，就是将文字和图像转换成0和1的组合，数字化的内容或信息将不再永久地依附于特定的物理介质，比如纸张、羊皮纸、磁带、胶片等等；技术的发展、信息存取方式的变化，打破了时空障碍，消除了地理隔阂，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信息时代的日常工作日益条理化和自动化，使得行政机关／政府向“电子政府”（开放式政府）转变以及工作程序的转变成为趋势；行政管理等级的稳定性将由动态的操作过程代替，而该过程是建立在迅速变化的技术基础之上的。因特网日益成为影响公共和个人交流的新的通讯手段。
我们正生活在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不再是默默无闻的时代，那种“幕后的”保管历史文件的时代已经结束。传统的档案馆保存着我们视作是文化遗产的以往世纪的财富，由于更多的人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文化遗产使得公众越来越重视档案工作。
信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数字复制、在线存取等解决方法。数字时代也将导致信息过量，然而其中的错误信息会有很多，数据中心和现代网络将因各种“档案文件”而超载，现在和过去的档案在地域上和精神上的鸿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我们比过去保存更多的档案文件。然而，一个记忆力好的长者牢记信息的时间能够比当今大多数档案媒体的平均寿命要长。因此，“档案文件”的概念已经具有新的特征，文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并被“新”文件所替代。
第二部分是“新形式的档案文件”。电子文件的生命周期受到大量产生的信息的影响，这些信息很易迅速产生、复制、传递和检索，对这些文件的保管是随机的，能在未受控制的情况下被破坏。
电子文件不仅是一种新的文件形式，而且它已使档案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数字化进程几乎影响了生活和工作的所有方面，未来几十年，文件形式将是多样的：混合形成（部分数字化、部分为传统媒体）、超媒体、多媒体以及大量的纸质文件。而且，数字化 处理不仅包括录像带、录音带、电视片、资产注册文件、公司文件、X光片、建筑文件等，也包括保存在档案馆中的部分传统文化遗产（图像、声像媒体等）。
多媒体系统可将文件分为系列管理或按不同类别分解，将口述文件、书面文件以及多媒体介质产生的文件通过超媒体“统一”成数字化格式，并可在线存取。多媒体系统分为以下几类：(1)由文件管理系统或工作流程系统或由自动化、半自动化操作系统产生的电子文件；(2)地理信息系统和公共信息系统（气候、时间、交通、旅游等）；(3)电子医疗系统（包括医院的图像和通讯文件保管系统，为医生和医院服务的信息系统，病人的电子病历，远距离诊断和无线诊断，健康信息系统等等）；(4)将与学科历史和知识运用相关的科技数据库作为一种文件形式。
第三部分是“声像文件”。声像文件的数量将不断增加。无线电和电视将变成数字化媒体，提供自动的、随机的存取。与报纸和书本类似，收听（视）者或监控者将不再疲于预定播放时间和内容，正如人们所说的“正由‘广播’到‘广泛接收’转变”。
电视、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协调一致将导致无线电和电视操作方法的新变化。大多数情况下，声像文件需与复杂的混合系统（纸张、缩微片、传统的声像媒体、数字化媒体）共存。除了旧胶片和声像材料被数字化之外，还会产生新的数字化的超媒体产品，这些都将被看作是“弹性信息”的汇编。
第四部分是“新的任务”。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档案管理产生了严重的识别危机。同时，档案工作的核心任务比以往更多，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专业技巧也比以往要求更高。另外，在行政管理、经济、休闲等多个领域内，“文件”或“非现行数据”正在升值。因为，预计在将来，因特网的连接插座将象现在的电源插座一样普遍，换言之，信息这种特殊的“电源”将通过插座传输，而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正如这种“电源”的“电站”。
档案学理论（来源原则、鉴定原则、档案文件的真实、持久性原则、修复技术、著录、利用服务）必须适应档案文件的新形式，而这种新形式要满足某一行政活动和产品制造过程控制的功能。否则，信息将有全部丢失的风险，或者在将来，档案工作将由其它工作代替。因此，档案工作者不仅要保护信息，还要保护文件产生的背景环境、功能和元数据。档案工作者的专业实践使得他们承担起为后代传承知识的职责。
信息过度是时代的特征。智慧并不是依靠积累信息；“拒绝信息”的能力已成为专业技能和个人财富的标志。“发现哪些信息是重要的，识别哪些是不真实的，剔除哪些是无用的；清理某人的大脑就如清除一张硬盘、一个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将成为个人、某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重要任务。”
政府机构的精简以及向“开放式政府”或“电子政府”的转变，进一步加强了对档案馆的需求。经验表明，政府机构的精简并未威胁到档案馆的存在，相反地，进一步增加了档案馆保存档案的数量。政府部门通过从操作程序中清除不再需要的数据而来清除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的文件。公共机构中的管理程序正越来越多地与其它应用程序一体化。电子文件保管程序作为一种单独的应用程序正在逐渐消失。电子档案馆正转化为一种服务，而这种服务将根据信息技术的应用自动地应运而生。
信息管理和文件保管将最终合并。如果档案工作者不再更新他们的知识，就会在电子文件的生命周期中变成毫不相干的角色。因此，档案工作者必须积极投身于文件管理程序的产生和控制，确定哪些文件应保留在行政机关，哪些可被剔除。档案馆将因此而变成一个区域性和国际性“文化网络”。
公共机构、公司、电台和电视台通常把数据作为经济因素，并被看作为公司商务管理的一个部分。这些文件将因其对商业运作和战略计划的价值而被“保存”和鉴定。这种趋势以及信息的过剩将导致对档案著录和对文件进行专业鉴定的需要。
对信息“档案价值”的鉴定以及对多余文件的剔除将成为决定性的标尺。档案专业必须发现新方法来识别哪些文件值得保存。在不久的将来，对信息的鉴定将通过高度自动化的机器控制来实现，因此，档案工作者必须积极参与对未来信息结构的设计。
第五部分是“挑战和机遇，功能与能力”。报告人指出：信息技术向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提出了两个重要挑战，一是控制全宗的产生；二是信息技术在档案利用服务中的应用。另外，信息技术还向档案界提出其他一系列挑战，档案界为了更好地应用新技术必须重新定位自身。报告人从以下九个角度对如何重新定位进行了论述：(1)定义和定位；(2)工作能力；(3)技术能力；(4)法律权限；(5)有效性；(6)利用服务的定位；(7)传播和出版物；(8)通讯和组织；(9)正式的、非正式的和继续培训。
辅助报告之四：档案在法律文件中的地位
本报告的报告人是西班牙马德里大学信息科学系的教授兼律师José Maria Desantes Guanter。报告从六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第一部分是“导言”。这部分提出了档案文件的基本概念，区分了文件的法律功能和信息功能，对档案文件利用进行了分类，以提供一个普遍概念，用于与档案有关的立法。
第二部分是“档案和档案法规”。该部分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述：(1)档案文件的常规分类；(2)档案现实的法律界定；(3)档案文件立法的比较研究。
报告指出，为了达到控制和保护或促进和发展的目的，只要法律有助于规范某些现实，那些法律就会对某些现实作出界定。法律条款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对各个类型的档案文件都一样，因而有必要制定分类方案，至少是区分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文件和私人文件或者是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这些前提，除了确保档案立法的规范，还能为法律文件立法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框架。
第三部分是“关于文件的宪章和普遍考虑”。宪章中的一般性条款倾向于将文件而不是档案作为公民的参与权方面的可保护的遗产，这种参与权意味着对信息的权利和由此而产生的对文件的权利。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人权宣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公约和条约。联合国各成员国即使在他们国家的宪法中没有直接提及该宪章，但也自动地受其约束，而且还受约于所签署的公约和条约。这些普遍的法律不仅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而且构成了该国家在认可和保护人权方面最重要的解释因素。
第四部分是“档案立法的比较研究”。档案是活动的凭证、文化的宝库、历史的检验、科学知识和信息传播的源泉，报告人根据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文化背景选择出一些国家，从上述五个角度对其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件进行了研究。通过这些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可作为立法依据的观点。
尽管一开始都是从“档案文件”着手的，但由于立法者所采用的标准不同而导致立法的不同，即使在一个国家通常也有若干不同的标准。这主要是由于目的不同和档案法律条款涵盖范围的不同。
第五部分是“介绍欧盟的档案”。本部分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欧盟的档案；二是欧盟规范档案的指令。报告指出：检验和评估世界上第一份超国家立法协调的尝试是很有意义的，超国家立法协调正是欧盟目前所致力的工作；欧盟所通过的法规和指令必须考虑到各成员国国内的司法效果。
第六部分是“结束语——朝着档案文件的普遍概念迈进”。报告指出：不管各国的国情如何，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样性如何，人们正在努力提出一个档案文件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一方面，有必要认识到不同的民族有权保留他们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所有文化都起源于人类自身，昨天、今天、明天的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人类这个地球上最高级的社会群体。而档案正是要保证不同时代人们的沟通和交流。
（第十四国际档案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主要以德文、西班牙文和法文写成，本文根据各报告的英文摘要编译而成。——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