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道路的理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说，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房间。”列宁这句诙谐的话是对特定的对象而言的，今天用来比喻苏联剧变，十月革命道路的转向，却是颇耐人寻味的。1991年，有着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由于国内外多种原因和矛盾的交织，又滑入了资本主义的泥潭，于是在人们心头上，不能不提出一系列问题：苏联剧变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有没有内在必然联系？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到底能不能跨越；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是不是早产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失败了？对这些问题求得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了解无疑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完整地理解“跨越论”
多年来，诸多学者把十月革命的胜利看成是马克思“跨越论”的实现，进而把这种跨越论泛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论，笔者认为这是失之偏颇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与跨越理论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马克思的“跨越论”是针对俄国特有的农村公社而言的，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存在着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它与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果它能不自杀就获得新生的话，就能免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不幸与灾难。这些天然的优势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具备的。其二这种跨越是有条件的：一是要有俄国革命，只有通过俄国革命从而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共同取得胜利，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二是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否则，一切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没有上述条件，跨越就不可能转变成功。因此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问题也没有作出简单的“是”或“否”的回答，以后历史的进程也并没有按马克思的设想而发展，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实现。到20世纪初俄国农村公社已基本上趋于瓦解，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得到突破的理论——即“一国胜利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东方其他一些较落后国家如中国的革命也先后取得胜利。实践证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不是按马恩设想的方案而是按相反的道路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有些学者把这一种道路又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方理论”（也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论）。这一说法也是值得质疑的。首先是马克思的“跨越论”其弧度是有限的，马克思既没有把跨越作为整个俄国可能出现的状态，更没有把跨越作为整个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这一问题有位学者作了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恕不赘述，但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论”思想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处于解体过程中的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是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不幸的灾难，而成为俄国复兴的因素，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至于能否成为起点，取决于前面所说的条件，也即：“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他在答复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里奇的信中指出，没有有利的历史环境，俄国村社就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如果撇开一定的“历史环境”奢谈俄国村社的复兴，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那么提出东方道路论的根据何在呢？诚然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关注了俄国、印度、中国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从60年代以来通过细心研究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认为东方社会避免不了资本主义的命运。从方法论上讲，当时马克思还偏重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广泛运用，在他们心目中俄国当然也不例外，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东方各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显示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才使得马克思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东方历史发展附属于西方道路之下，不能把世界历史模式套用于东方社会的现实。到80年代初对存在农村公社的俄国只提出了跨越的可能性，但由此得出“东方道路论”显然是经过曲解强加给马克思的，是“把著作中本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了。如果是有意曲解，是不是为了替我们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寻找理论依据呢？这样做主观愿望虽好，但毕竟不是科学的态度。还有的同志认为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跨越是可能的，只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这又与马克思的超越论相悖了，因为马克思设想的跨越弧度是特定的范围和较短的时期，否则就不叫“跨越”，而是“雄关漫步从头越”了。
正确地看待“早产儿”
既然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不能被超越的，那么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是“早产儿”呢？是不是要“补课”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少同志大批特批“早产儿”和“补课论”，但诸多文章没有批到点子上，所以思想问题特别是现实问题并没有解决。平心而论，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它应该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普遍发达的基础上，但是由于多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特定的历史环境，社会主义革命却在苏联和欧亚一系列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就此而言，确实是“早产儿”。如果打个比喻，作为一个婴儿，一般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但七、八个月、九个月等不足十个月分娩的却屡见不鲜。可见“先天不足”并不可怕，问题是“后天失调”，成了畸形儿，就很危险。关于这个问题，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家早和列宁有过争论，他们认为俄国没有具备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在1923年初写的《论俄国革命》中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俄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这种反驳的论据确实有一点薄弱，因为对方的意见是指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或社会文明前提，而列宁则把对方的逻辑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达到社会主义水平的前提，有位学者指出“这样一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好像是不以经济和文明水平为前提的东西。”对此，笔者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正由于轻蔑地看待对方所提出的前提，就难免将社会主义变成“早产儿”。这还不要紧，只要后天得调，也还是可以健康成长。问题是后天又失调，也就是没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的阶段”，就无法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一点，列宁在1905年就有所认识，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贯彻这个思想，直到“军事共产主义”失败后，他才深切地感到“我们跑得太远了”（指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水平），因而才恢复以前已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的理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正是为了解决失调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要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市场经济，这就是“补课”了，可惜补得不足。苏联经济长期内发展慢缓，人民生活水准长期得不到提高，原因是很复杂的，但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不难看出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与马克思的“跨越论”中科学思想相背离的，一是苏联领导人长期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没有正确认识自己所处历史的阶段，制定超越生产力水平的一系列过“左”的政策，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并把它等同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绘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扭曲了社会主义。二是从方法论上讲，在马克思的“跨越论”中，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就是要避免资本主义文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又是它的继承物，就是说要“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马克思始终是把俄国问题放在当时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中来考察，他在当时已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跨越是不会成功的。而苏联由于过分强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和矛盾，对西方发达国家始终是持封闭态度。20—30年代斯大林并不否认要“互通有无”，“互相依赖”，但他却过分强调国际环境恶劣，强调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会使苏联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自恃国大、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阔，不注重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交往，特别在提出“两大阵营，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论后，更使自己陷入狭小的圈子里而夜郎自大，以致脱离了世界经济文明大道，失去了与发达国家的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进行交往和学习的机会，这一切都极大影响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成为经济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看出苏联的这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跨越论”没有必然的联系。至于中国，过去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已有一定数量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和数百万现代产业工人，有无产阶级政党。正是有了这些，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我党曾提倡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到了1953年，我党又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可惜的是在三年后就开始搞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回头来看，这是早了一点。从整个的来看，这只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阶段，与马克思的“跨越论”无关。
冷静地看待“失败论”
苏联剧变是不是“社会主义失败了”？有人说这是苏联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离开了它的社会主义内容去谈苏联模式，无异是一个“空壳蛋”。应该说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但也应当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在当时也确实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要求有高度灵活的经济运行机制，要求扩大市场竞争，可是苏联僵化体制长期不改，以致同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和要求所发生的矛盾越来越大，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苏联最后剧变解体，陷入资本主义的泥潭，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学者已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分析其原因，提出了许多可贵见解，虽然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种种矛盾的激化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引起的则是没有异议的。
“无可奈何花落去”，伤感是徒劳的，我们应冷静地看待“失败论”。在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革命有过大挫折，大失败。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事业，出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也是不足为奇的。相信苏联人民通过这场大挫折，一定能重振旗鼓，洗刷山河。
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定会产生。
“长江后浪推前浪”。可喜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总结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观，在实践中开拓了社会主义新境界，可以说这将是继十月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开辟社会主义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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