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刚性反应的原因分析及对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刚性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对策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产业结构是在不断的调整中逐步向前发展的。然而，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顾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时，我们不得不说，我国产业结构虽经几次调整，但调整的效果 是有限的，产业结构调呈现出刚性反应状态，导致我国产业结构总体上还处于低水平循环状 况。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结构调整刚性反应原因，采取相应对策推动我国产业结构 在新世纪更快的优化和升级。
一、建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的简单回顾及评价
要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有一个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必须对其回顾和评价。
1、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的简单回顾
一五计划完成，标志着我国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的形成，但与此同时，也埋下了 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总量与结构之间不断呈现为尖锐对立的致命隐患。中国经历的历次产业 结构调整其本质就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纠错的过程。
(1)第一次调整：纠正严重失衡的“农、轻、重”产业比例关系
1958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一是农业的基础地位被严重削弱，一 些 农产品难以保障社会的基本生存要求，结构矛盾使社会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二是城市 工业过快发展，超过了当时城市扩张的速度极限，导致住房及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城市居 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三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脱离了当时的资源供给能力。针对以上情况， 1961年，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发展、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了对产业结构的第一次大 调整。经过调整，使轻、重工业的比例有所改善。
(2)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由重工业化向“加工主导型”转换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鉴于当时我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国际环境，中国工业化的 主要方向转为在“准备打仗”思想指导下的“三线建设”，使我国农、轻、重之比再次失调 ：1975年农、轻、重之比由1965年的37.3∶32.3∶30.4变为28.2∶31.6∶40.2；第三产业发 展缓慢，出现了全国性的购物难、出行难和在外就餐难的现象。针对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状 况，从1979年开始，我国对产业结构进行了第二次全面调整。主要是大力发展农业，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增加向基础产业的投入；发展第三产业等。经过5 年的调整，我国向重工业严重倾斜的结构基本得到纠正，农业生产全面跃升，第三产业有了 一定程度的发展。
(3)第三次调整：扭转产业结构“轻型化”趋向
1984～1988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工业生产迅猛 发展；基础产业中的电力、石油、原材料制造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农业劳动生 产率水平低，出现了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现象；社会消费需求热点迅速转向电视机、洗衣机 、冰箱、电扇等耐用消费品，产业结构出现了“轻型化”的趋向。在此情况下，1989年，国 家着手对产业结构进行第三次重大调整。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优先发展农业、基础 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经过调整，产业结构中重大的比例关系趋向协调，产业结构“轻型化 ”的趋向被抑制。
(4)第四次调整：以主线带动发展 针对国际和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我国在制定十五计划时，确定了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 ，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 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今后五年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努力增 加农民收入；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 息化；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次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之中，成效如何，我们拭目以 待。
2、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评价：刚性反应
如果加上目前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大的产业结构的主动调整。 我们必须对我国历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进行实证分析，以评价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
(1)产业结构构成情况
产业结构构成是从总体上评价一国产业结构合理性的重要指标。所以，我们先分析一下我 国的产业结构构成。
表1 中国三次产业构成表（单位：%）
三次产业占GDP
三次产业
比例（按当年价） 从业人员构成
时间
第一第二第三
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产业产业
产业产业产业
1952 50.520.928.6
83.5 7.4 9.1
1957 40.329.730.1
81.2 9.0 9.8
1962 39.431.329.3
82.1 7.9 9.9
1965 37.935.127.0
81.6 8.410.0
1970 35.240.524.3
80.810.2 9.0
1975 32.445.721.9
77.213.5 9.3
1978 28.148.223.7
70.517.312.2
1980 30.148.521.4
68.718.213.1
1986-1990
26.243.230.6
60.121.918.0
1991-1995
20.946.932.2
56.222.221.5
1996-2000
18.949.531.6
50.1*
23.4*
26.5*
年均变化0.640.580.06
0.680.330.35
注：带*数据是根据1996-1999年数据平均计算而来。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3、54、116页及2000年统计公报有关数据整理 和计算。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动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 上升，第三产业略有上升。这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的变化、从业人员构成变化体现 出来。从三次产业占GDP的比例看，第一产业变化的最快（近50年下降了31.6个百分点），第 二产业次之（近50年增加了28.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近50年只增加了3 .0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看，第一产业变化最快（近50年下降了33.4个百分点 ），第二、三产业变化几乎相同（同期分别增加了16、17.4个百分点）。同时，我们可以看出 三次产业的年均变化不大：年均变化最大的是第一产业的0.64个百分点，最小的是第三产业 ，只有0.06个百分点。
(2)我国产业结构整体效益情况
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后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 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会趋于稳定，在进入较高收入水平后则明显上升；第二、第三产业 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明显降低，而且当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接近第二、第三产业的比 较劳动生产率时，产业结构的总体效益水平较高。
表2 我国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2 0.60 2.82 3.14
1957 0.50 3.30 3.07
1962 0.48 3.96 2.96
1965 0.46 4.18 2.70
1970 0.44 3.97 2.70
1975 0.42 3.39 2.35
1978 0.40 2.79 1.94
1980 0.44 2.66 1.63
1986-1990
0.44 1.97 1.70
1991-1995
0.37 2.08 1.50
1996-2000
0.38 2.12 1.19
*某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某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该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 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表1数据计算。
从表2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 了 ，这主要是由于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降低的速度高于其劳动力比重降低的速度。二是历年来 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第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偏高，这 说明我们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从事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来支持其他产业的发展，资源配置极不 合理，使得我国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益水平较低。三是我国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总体水平 低。
以上的实证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尽管我国历次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 总体上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绩效不大，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刚性反应态势，致使我国产业结 构“调”而不“整”，产业总体素质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调整的要求。
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刚性反应的原因分析
我们的分析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刚性反应的态势，我们应该分析这其中的原因 ，以便我们在采取对策时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1、理论原因：理论滞后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滞后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缺乏明确的目标 和系统的理论支撑。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时间内，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 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这两大分析框架内，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产 业结构问题的理解简单化，只划分为两大部类或农、轻、重，无法深入地分析产业结构内在 细微的关系，因而很难发现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二是研究方法主要是静态的，就产业结构 研究产业结构，没有将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周期变化等相联系，从而把本应 该和社会各个方面密切联系的产业结构封闭起来，隔离开来，自然使研究成果大打折扣；三 是偏重定性研究，忽视定量研究，因而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对现实的产业结构转换指导作 用不大；四是政策解释性较多，前瞻理论性研究较少，因而这一时期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 。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引进中国，并被尝试运用于分析中国的 产业结构问题。到9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完成了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即用西方的 产业结构研究范式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但当时我国的学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引进”的 产业结构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我国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在政府赶超战略主导下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西方的产业结构转换是在产业协调基础上按照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规律 自然而然的进行的，所以我国的产业结构的确显示出与工业化一般模式的较大背离，有其特 殊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有关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那种具有 规范分析框架、具有指导作用的、合乎逻辑、经得起较长时间检验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还较 少见到。
这样，理论的滞后就很容易导致以下的不良结果：一是因为对产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够深 刻，必然导致宏观上缺乏明确有力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即使有了产业发展规划和政 策，也缺乏应有的配套政策和实践手段。这突出表现在建国以来，各个时期指导产业发展的 政策仅仅停留在粗线条的口头与原则上，缺少科学的理论依据，没有完整的措施与手段，也 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定量要求，有时提出的原则与口号还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宣传性。同时 ，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主要凭人的主观决断，缺乏理性思考和理论参照，即使决策者完全 立足于社会整体与长远利益，也仍然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 的优化选择能力并不可靠，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和产业结构非优化以及调整困难。二是 出现了对“生产优先”原则的绝对化理解。由于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从马克思的两大部类来 论证产业结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使后来我们引进了西方的产业理 论，但要真正为我所用，还要有一个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这就使我们长期把“生产优 先”绝对化。不仅片面地强调“先生产、后生活”，而且长期“重生产、轻流通”，甚至极 端化为“生产资料优先发展”、为“生产资料生产的部门优先发展”的结构选择战略。
2、体制原因：计划经济的缺陷
产业结构的变动是通过资源配置来实现的，而资源配置方式与经济体制关系密切，所以分 析体制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体制因素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刚性反 应的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我国历次产业结构调整效果的有限性已使人们把视线转移到关 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关系上。
(1)计划经济条件下增量调整的局限性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小，资源一旦被以计划行政手段配置以后， 就很容易沉积下来。再加上当时特殊的环境和观念，事实上的存量调整很困难，也不存在。 这样，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式就是增量调整（当然也不排除计划者希望以增量调整带 动存量调整的愿望）。其中最典型的做法是：在总量上压缩“长线”、补充“短线”；在原 已失衡的存量基础上，希望单纯通过数量增减变动来缓解供求矛盾。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 当时，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长线”和“短线”，通常并不是根据现实存量结构和产业进步的 总体趋势来确定，而是根据赶超型发展战略所规定的短期增量扩张的需要和地方、部门、企 业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来确定的。这就使得结构调整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短期性。除了当 时客观的环境以外，增量调整喜欢被计划者采用的另一个原因是，增量调整的一个优势是调 整效果非常明显，时滞较短，甚至是立竿见影。但增量调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即在增量 调整没有触及体制问题时，它会异变成单纯数量扩张的“助推器”。这样，旧的存量结构尚 未解决，由数量扩张形成的新的增量结构矛盾又沉积下来，从而不仅不能最终克服矛盾，反 而会强化原有的存量结构的刚性，增加下一次调整的难度。如此下推，简单地重复这样的增 量调 整，对矛盾重重、从而也是脆弱的、庞大的产业存量基础而言，我们几乎已经无能为力去对 它进行有效的调整。如不及时扭转这种状况，矛盾会以更具破坏性、更强的力度表现出来。
(2)计划经济条件下要素供给的低效率
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权掌握在计划者手里。按照公共选择理论，计划者就根据自 己的行为偏好和利益偏好而不是根据价格信号（实际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价格信号也是扭 曲的）作出利弊权衡及相机抉择。计划者固然可以对供求结构变动作出常规预期和适应性调 整，比如，因持续的瓶颈制约而被迫作出的结构调整，因产业体系持续超常波动而采取或紧 或松的投资政策，等等。但这都是由数量扩张与要素供给条件的冲突引起的，由此诱发的结 构调整的方向和力度及资源约束力度是否真实的反映了现状，计划者无法确知。这样，要素 供给很难对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作出正确及时的反应。而计划者为了追求政绩及经济的增长 ，不得不以要素的超常供给来维持经济的超常增长。大量的资本和劳动的无效或低效供给， 使得产业发展一直沿着数量增长的方向扩张，从而使产业存量体系逐步堆积成为调不动、解 不开的巨大“死结”，严重地钳制着我国产业结构常规演进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存量分化和重 组。
总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不发达，或不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产业结构调整主 要以行政的而非经济的、计划的而非市场的手段去进行。而计划手段排斥了市场的作用，又 无法真正模拟出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时的双向作用，致使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导致产 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内在联系被割裂；建立在行政体制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往往表现为各部门 、各地区之间的行政分割、封闭，导致行政强权下的利益刚性和结构刚性长期并存，这就从 根本上阻断了生产要素按社会内在联系及其变化在产业间合理地自行流动，不仅降低了要素 供给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阻碍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转换；计划者的冒进和片面 性往往导致部门比例关系的剧烈波动，产业结构不断陷入失衡状态，一再重复“结构失衡— 被动调整”的恶性循环。
3、经济原因：产业退出壁垒
产业结构调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在资源供给一定条件下，不“退” 就无法“进”。从这个意义上，产业退出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但任何社会经济条 件下的产业结构都有其物质载体，一定的产业结构格局一经形成，最终都以相应的专用性资 产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资产、技术、技能的专用性，使“退出”企业原来所拥有的资产和员 工将全部或部分地无法转作它用，这就是产业的“退出壁垒”。它包括：沉淀成本退出壁垒 （固定资产固有的专用性），政策性退出壁垒（一些公益事业，政府出于稳定社会的目标，对 有关企业的退出加以限制），固定成本退出壁垒（企业退出后支付的劳动力安置成本，企业 退出带来的违约成本等）。但在我国，产业“退出壁垒”远不止这些，它还包括由地方保护 而引发的“地方退出壁垒”；由部门、行业保护而引发的“部门、行业退出壁垒”；由市场 体系的不发达，尤其是要素市场的不发达而造成的“市场退出壁垒”；由法制不健全，企业 退出缺乏法律依据和保障的“法律退出壁垒”。比如，至今仍没有《兼并法》、《产业间资 本流动转移法》和《产权交易法》等，使产业退出无法可依。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破产法 》，但也因以上原因而“有名无实”。
4、政策原因：援助不足
多年来，我国产业政策的重点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支持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主导 产业、高科技产业等符合产业规划的产业优先发展；二是“截长补短”，限制“长线”产业 的 进入，促进“短线”产业的发展；三是扶持困难企业的经营。上述产业政策明显都是侧重产 业的“进入”方面，而对产业的“退出”方面没有什么扶持。虽然这些产业政策产生了相当 的社会经济意义，但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角度来看则有些欠妥。特别是对困难企业维持 过多，而对长线行业中无发展前途企业的退出、转产援助不足，致使一些长期微利、扭亏无 望的企业，宁可依赖国家的政策扶持艰难维持，而不愿或无力从原有行业退出和转产，从而 造成部分行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使相当多的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劣势企业的资源浪费 和优势企业的效益损失，双重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益。所以，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产业退出的援 助机制和扶持政策，帮助产业顺利、平稳退出市场。
5、社会原因：人员安置困难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摆脱我国产业结构困境的根本出路，这就要求必须加大技术创新 的力度，从而造成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使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但是当前的社会 保 障体系又很不健全，再就业也比较困难。出于社会稳定考虑，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面对 这样的现实，有时不得不放慢调整的步伐。
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选择
1、深化理论研究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产业理论的研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包括政府和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 中的角色分工，主导产业的选择，幼稚产业的保护，国有企业结构的调整等方面。我们要加 快对产业理论的研究，在吸收国外最新研究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和未来 发展的趋势，探索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我国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 理论创新，为我国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2、加速经济体制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无法取得明显的成效。实际上， 只有市场机制才能提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动力。西方产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 正是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长期发展和商品生产内在矛盾的展开，逐步使商品生产和交换成为 一个规范化的体系，维持这种规范化体系的是一系列由商品生产内在矛盾派生出来的市场机 制。在这些机制的刺激和约束下，产业结构的分化、置换与整合，形成了不断升级的相对稳 定的动态过程。当然在产业升级受阻时，产业结构调整会以破坏性的强制形式加以实现。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或“商业循环”。所以，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 所谓的“经济危机”或“商业循环”，既是商品生产内在矛盾充分展开的消极产物，也是西 方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整合的内在契机。实际上，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必须在、也只有在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才能完成升级，其间的阵痛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你承认市场经 济，你就必须承认和接受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虽然我们可以对其缺陷进行一定程度的 矫正。因此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是我国产业结 构调整避免低水平循环的必由之路。
3、尽量降低产业“退出壁垒”的门槛，减少产业退出成本
为了使衰退产业能够顺利退出市场，必须推进制度创新，减少退出成本。一是要建立科学 的产业退出援助和保障制度，促进产业退出。二是应尽量采用低“沉没成本”方式。根据对 沉没成本的影响程度不同，应尽可能利用并、转或联合，慎用关、停与破产。应鼓励资金雄 厚、有知名品牌、管理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兼并落后企业，推动跨部门、跨地区、跨 所有制联合与合并。三要加强宣传，形成全民优化产业结构的共识，使产业结构调整得到社 会的理解与支持。
4、调整产业政策重点，加大结构调整援助政策实施力度
我国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今后对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采取更积极、更有效 的方式，加速部分已无竞争力的企业从过度竞争行业中退出。因此，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援助政策的实施重点应抓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设立产业调整援助基金 ，援助企业的退出和转产行为。通过设立调整援助基金，政府可以对从“长线”行业中退出 企业给予资金上的必要支持或得到优先或优惠贷款。二是建立产业调整补偿基金，补偿退出 企业的退出成本损失。三是对企业员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制定特别政策。为维护社会的稳定 ，对由于结构调整造成的下岗和再就业职工，我们应采取特别的政策予以保障和支持。
5、坚持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并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条件下，我们已有可能对产业的存量进行有效的调整，这 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之举。因为不调整庞大的、矛盾重重的产业存量，产业结构就 无法真正得到优化和升级。当然，我们也要注重增量的调整，以避免形成新的产业畸形；同 时，也可以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调整，形成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