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论文,文獻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們根據學術界已有的認識和研究成果，簡單談談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的關係。對所據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出處，恕不一一注明。先對“古典學”作一些解釋。我國學術界使用“古典學”這個詞，是借鑒了西方學術界的“古典研究”的。古典研究指對於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羅馬文明的研究。古典研究以古希臘語、古拉丁語的研究和希臘、羅馬時代典籍的整理、研究為基礎，涵蓋了對希臘、羅馬時代各個方面，諸如哲學、文學、藝術、科技、歷史等的研究。
我們認為中國的“古典學”，應該指對於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或許還應加上與先秦典籍關係特別密切的一些漢代的書，如《史記》先秦部分、《淮南子》、《說苑》、《新序》、《黄帝內經》、《九章算術》等）的整理和研究，似乎也未嘗不可以把“古典學”的“古典”就按字面理解為“上古的典籍”。我們的古典學的涵蓋面不必如西方的古典研究那樣廣。這是由先秦時代的語言和歷史跟我們的關係所決定的。
我們今天使用的漢語、漢字，跟先秦時代的漢語、漢字之間，我們的現代歷史跟先秦時代的歷史之間，存在着不間斷的傳承關係。而古希臘、羅馬的語言和歷史，對絕大部分從事古典研究的人來說，卻是異民族的古代語言和古代歷史，跟他們今天使用的語言和他們的現代歷史並無直接的傳承關係。
所以，雖然先秦時代的漢語、漢字，跟今天使用的漢語、漢字很不一樣，卻没有必要把先秦時代漢語、漢字的研究，從漢語言文字學裹分割出來，納入古典學的範圍。同樣，也没有必要把對先秦時代各個方面的研究都從相關學科裏分割出來，納入古典學的範圍。
對先秦典籍的整理、研究應該包含以下內容：搜集、復原（對在流傳過程中有殘缺的或本身已經亡佚、只在其他古書中有引文的書以及新發現的散亂的書儘量加以復原）、著録、校勘、注釋解讀以及對古書的真偽、年代、作者、編者、產生地域、資料的來源和價值、體例和源流（包括單篇的流傳、演變，成部的書的形成過程和流傳、演變等情況）的研究。為了做好這些工作，必須對典籍的實質性內容有較透徹的理解。即以校勘而論，對異文的去取就往往不能只停留在語言文字層面上去考慮，更不用說注釋解讀等工作了。所以一位好的古典學者，不但要有文獻學和文字、音韻、訓詁等語言文字學方面的良好基礎，還要對那些跟所整理、研究的典籍的實質性內容有關的學科有較深的暸解。我們在前面指出，中國的古典學不必將有關學科中關於先秦的研究全都納入其範圍。但是應該看到，這些學科跟古典學有密切關係，而且古典學的研究領域，跟這些學科是會有重叠之處的。有不少問題需要古典學者跟這些學科的學者共同來研究。
在西方的古典研究中，抄寫時代距原著較近的古抄本和已無傳本的古希臘、羅馬時代典籍的發現，往往能有力地推動研究的進展。在我國，先秦典籍的古抄本（包括有傳本的和無傳本的，後者即所謂“佚書”），通常見於出土文獻之中。
“出土文獻”指出自古墓葬、古遺址等處的古文獻資料。除了從地下發掘出來的古文獻，後人發現的古人遺留在地上的古文獻，如西漢前期在孔子故宅墙壁裹發現的古文經書，又如20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一個早已封閉的藏經洞裹發現的大量唐代及其前後的寫卷，也都是出土文獻。
出土文獻中的有傳本的先秦典籍的抄本，其時代往往要早於傳世刻本千年以上，如戰國和西漢墓葬所出抄本。它們在校正文本、研究典籍的真偽、年代和源流等方面，具有巨大價值。出土文獻中有大量久已亡佚的先秦典籍（包括尚有傳本的典籍的亡伕部分）的抄本。通過它們，我們可以對先秦典籍以及先秦時代其他很多方面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瞭解。這對整理研究先秦典籍當然是很有用的。由於上古著作的一個特點，即內容相同或相似的篇章、段落或文句，往往出現在兩種或多種不同的著作裹，這些佚書的抄本對傳世典籍往往能起與它們本身的古抄本相類的作用，有時還能用來研究有關傳世典籍的資料來源和形成過程。
即使是出土文獻中非典籍的各種先秦文字資料，由於能提供當時的語言文字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對古典學的研究也是很有用的。尤其是那些內容豐富的品種，如商代後期的甲骨卜辭、西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等，更是如此。例如：王國維根據甲骨卜辭中關於殷王先人王亥的資料，闡明了《山海經》和《楚辭·天問》中講到王亥（《天問》作“該”）的內容，證明這種“謬悠緣飾之書”，“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確實性”。通過西周青銅器銘文與今傳《尚書·周書》和《逸周書》諸篇在語言文字上的對照，可以看出哪些篇是可信的，哪些篇是後來的擬作或偽作；還可以解決那些真《書》解讀上的不少問題。
由於時代接近，秦漢時代的出土文獻，即使不是先秦典籍的抄本，而是秦漢典籍的抄本或非典籍的各種文字資料，對古典學往往也很有用，不可忽視。
總之，出土文獻對古典學研究的重要性是極為突出的。古典學研究者不能滿足於使用第二手資料，最好能有整理、研究出土文獻的能力。由於與古典學有關的出土文獻多用古文字書寫，他們應該有較好的古文字學基礎。這跟西方從事古典研究的學者，需要有古希臘、古拉丁語的基礎，有相似之處。
我們使用“古典學”這個名稱，是晚近的事，但是從實質上看，古典學在我國早就存在了。發源於孔子及其弟子的經學，就屬於古典學的範疇。對於先秦諸子和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辭》等先秦著作的整理和研究，自漢代以來也不斷有學者在進行。西漢晚期成帝、哀帝兩朝，命劉向、劉歆父子等人全面整理先秦以來典籍。他們所做的，大部分是古典學的工作。
經學與政治相結合，在古典學中占據統治地位長達兩千年。辛亥革命和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結束了這個局面。經書的神聖地位不復存在，以經書為依托的“孔家店”在五四運動中成為打倒的對象。“五四”以後，對包括先秦典籍在內的傳統文化，知識界有不少人持簡單的否定態度。他們認為這種文化對新文化的建設有害無益。
幾乎與五四運動同時，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學術界興起了懷疑古史和古書的思潮。這種疑古思潮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展到了頂峰。疑古派（或稱“古史辨”派）成為商代之前的古史研究和古典學研究的主力。在將傳統的上古史大大縮短的同時，他們在懷疑古書方面，以前代學者的辨偽工作為基礎，大大擴展了懷疑的範圍。包括經書在內的很多先秦古書的年代被推遲（這裹所說的“書”包括成部的書中的單篇，下同。有時，懷疑的對象還可以是一篇中的段落或文句），很多一般認為屬於先秦的古書被認為是秦漢以後的偽作。在經書被還原為一般典籍的同時，孔子跟經書的關係也被極力淡化。疑古派對古書真偽、年代等問題的很多看法，是從前代學者那裹承襲下來的，或是前人已引其緒的。不過那些看法有很大一部分在過去的學術界不占主流地位，由於疑古思潮的影響才變得深入人心。疑古派的古典學對傳統的古典學的衝擊是巨大的。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們的疑古顯然走過了頭。
新中國建立後，在社會上相當普遍地存在着簡單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想。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的“文革”，更把這種思想强化到了極其荒謬的地步。學術界在70年代發現西漢前期墓出土受疑古派懷疑的先秦典籍抄本之前，也仍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信從疑古派懷疑古書的很多看法。
改革開放以後大家對傳統文化有了比較全面、比較正常的態度。在“復興中華”的思想影響下，學術界研究傳統文化的熱情明顯升温。很多有識之士並指出，我國人民（包括廣大知識分子）缺乏人文素養，甚至對作為本民族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書（有些學者稱之為“原典”），也茫然無知，或知之過少，這是關係到國家、民族命運的嚴重問題。發展古典學已經成為時代的要求。我們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過時的傳統古典學，也不能接受那種疑古過了頭的古典學，必須進行古典學的重建。而古典學的重建是離不開出土文獻的。
在我國古典學的歷史上，曾有兩次極其著名的出土文獻的大發現。第一次在西漢前期，景帝之子，封在先秦魯國故地的魯恭王，想拆除孔子故宅，在墙壁裹發現了用“古文”抄寫的《尚書》、《禮記》（指一些被看作是對禮的闡釋的單篇著作，不是後來被納入十三經的《禮記》）、《論語》、《孝經》等儒家典籍。此即所謂“孔壁古文”，當為戰國時抄本，可能是秦焚書時掩藏起來的。第二次在西晉早期。汲郡有人在郡治汲縣（今河南汲縣附近）盜掘一座戰國時魏國大墓，墓中有大量竹簡書。政府獲知，收取整理，得《紀年》（即《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古書二十來種。此即所謂“汲冢竹書”。這兩次發現在學術史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但西晉之後，直到新中國建立前，就未見先秦典籍的這類重大發現了。前面提到過的敦煌寫卷中，也有經書和《老子》等先秦典籍的不少殘卷，由於抄寫時代比“孔壁古文”和“汲冢竹書”晚得多，重要性當然不能與之相比。20世紀40年代初，盜墓者從長沙子彈庫一座戰國楚墓中盜出一幅完整的帛書，有九百多個字，分成三部分，分別講創世神話、天象災異和十二個月的宜忌，內容雖然重要，畢竟不能與成批的大發現相提並論。
新中國成立以後，主要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考古事業的發展，多次在從戰國時代到漢代的墓葬中發現先秦典籍的抄本。從總體上看，其數量已大大超過歷史上的兩次大發現。下面簡單加以介紹，除秦墓出土文獻放在最後综述外，基本上按發現先後分批叙述：
1.長臺關楚墓竹書1957年，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戰國楚墓出土一批竹簡，其中有一些比較殘碎的簡是抄寫某種書的，有學者認為是《墨子》佚文，也有學者認為是儒家佚書。
2.《儀禮》漢簡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大概下葬於王莽時）出土《儀禮》的部分抄本。
3.銀雀山漢墓竹書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下葬於漢武帝早年）出土一批竹書，有《孫子》、《晏子》（整理者按《漢書·藝文志》命名，即《晏子春秋》）、《尉繚子》（《藝文志·兵書略》稱《尉繚》）、《太公》（我們按《藝文志》命名，今傳《六韜》為其一部分）和已無傳本的《齊孫子》（我們按《藝文志》命名，即《孫臏兵法》）、《地典》（有自題之名，《藝文志》著録於兵陰陽家）以及大量過去不知道的佚書，内容包括政治、軍事、陰陽時令、占候等方面，還有一篇自題篇名為“唐勒”（篇首二字）的宋玉佚賦（殘碎較甚）。此墓出有一塊記着十三個篇題的木牘，所記之篇多數可以在此墓竹簡中找到或多或少的殘文。其中，《守法》、《守令》的內容多與《墨子》的《備城門》、《號令》等篇近似，《王兵》篇的內容分見於《管子》的《參患》、《七法》、《地圖》等篇；《兵令》與《尉繚子·兵令》相合，但其字體與此墓其他五篇《尉繚子》不同，而與上述篇題木牘各篇相同，原來當與這些篇編在一起，而不是與那五篇《尉缭子》編在一起的。此墓所出《晏子》、《尉繚子》、《太公》、《齊孫子》和《地典》的篇敷，都大大少於《藝文志》著録之本，乃是部分單篇的抄本。《孫子》有“十三篇”（即今本《孫子》十三篇，但殘碎較甚。墓中還出了一塊記這十三篇篇題的木牘）和少量佚篇，也只是《藝文志》所著録的《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的一部分。此墓所出的書，用古隸抄寫，抄寫時間大概多在武帝之前，書的著作時間當然要更早得多，從內容看，基本上都是先秦著作。
4.八角廊漢墓竹書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40號漢墓（大概是宣帝五鳳三年逝世的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一批已因焚燒而炭化的竹書，其中有《論語》、《文子》、《太公》、見於《大戴禮記》的《哀公問五義》、内容與《大戴禮記·保傅》基本相合的《保傅傳》（整理者擬名）以及內容大都見於《說苑》、《孔子家語》等書的《儒家者言》（整理者擬名，共有27章，絕大多數記孔子與其弟子的言行，整理者認為編成於戰國晚期）等書，但殘損十分嚴重。
5.馬王堆漢墓帛書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下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出土一大批帛書，其中有《周易》以及與今本有較大出入的《繫辭》和幾篇過去不知道的《周易》佚傳、《老子》兩本（整理者稱甲本、乙本）以及甲本卷後佚書（有儒家著作《五行》、道家著作《九主》等，皆整理者據内容擬名）和乙本卷前佚書（道家著作《經法》、《十六經》、《道原》和格言彙編性質的《稱》，皆自題篇名）、分章記一些春秋史事並附當事人或賢者對其事的評論的《春秋事語》、與《戰國策》相似且有不少章重見於《戰國策》和《史記》的《戰國縱横家書》（以上二種為整理者擬名）以及很多醫藥、占候等方面的佚書。此外，還出了抄在簡上的房中術佚書等。此墓所出的書，從內容看絕大部分是先秦著作。有些實用性較强的醫書、占書或非先秦著作的忠實抄本（如《五星占》講到漢文帝時星行情況），但其基本內容在戰國時代當已形成。《五星占》（整理者擬名）等天文方面的占書，反映了古代天文學知識。此墓古書抄本所用古隸的字體，可以分出早晚。字體較古的，抄寫時間可能早到秦至漢初。
6.雙古堆漢墓竹書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大概是文帝十五年逝世的汝陰侯夏侯竈之墓）出土一批竹書，其中有《詩經》（主要是《國風》）、《周易》（卦、爻辭後加有便於實用的占辭）和一些佚書，可惜殘損十分嚴重。佚書中有一種，分章記春秋至戰國初期一些人物的言行，其內容大都見於《說苑》、《新序》，文句亦相近。墓中所出的2號篇題木牘，從所列章題看，所屬之書與上述佚書同性質。木牘與佚書皆嚴重殘損，已整理出來的佚書各章殘文，尚無與木牘所存章題相對應者。此墓所出1號篇題木牘，上列四十七個章題。從章题內容看，所屬之書的性質與八角廊漢墓《儒家者言》相似，章題所記之事大都見於《說苑）、《孔子家語》等書，絕大多數是關於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
7.張家山漢墓竹書湖北江陵張家山有一處西漢早期墓地。1984年，247號墓（當下葬於吕后時）出土一批竹書，除西漢早期的律、令外，有《脈書》（內容基本與馬王堆帛書中的一些醫書重合）、《引書》（講養生、導引）、《算數書》、《闔廬》（兵書）等佚書。《闔廬》没有問題是先秦著作。其他幾種有實用價值的書，可能不是先秦著作的忠實抄本，但其基本內容在戰國時代當已形成。1988年，336號墓出土一批竹書，除西漢早期的律、令外，有見於《莊子》的《盗跖》和《食氣卻穀書》等。此墓竹書尚未正式發表。
8.慈利楚墓竹書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坡36號楚墓（發掘者認為屬戰國中期前段）出土一批竹書，有見於《國語》的《吴語》、見於《逸周書》的《大武》及一些佚書。此墓竹書尚未正式發表。
9.九店楚墓竹書20世紀80年代發掘湖北江陵九店楚國墓地，56號墓（發掘者認為屬於戰國晚期早段）和621號墓（發掘者認為屬於戰國中期晚段）出有竹書。56號出《日書》，是講時日宜忌等事的數術類書，未見自題書名，整理者據秦墓所出同類書定名。621號所出竹書，文字極為漫漶不清，性質不明。
秦代至西漢早期墓葬屢見內容與九店56號楚墓所出相當接近的書，有些自題書名為《日書》。這些《日書》的基本內容，大概在戰國時代就已形成。
10.郭店楚墓竹簡（此即這批簡的著録書之名，一般簡稱“郭店簡”）1993年，考古工作者清理已遭盜掘的湖北荆門郭店1號楚墓（清理者認為屬戰國中期偏晚），獲得一批竹書，其中有：《老子》三组（總字數相當今本三分之一左右）、道家佚篇《太一生水》（整理者擬名，原來可能與《老子》丙組編在一起）、見於《禮記》的《緇衣》、也見於馬王堆帛書的儒家佚篇《五行》（帛書本有經有傳，郭店本有經無傳）和多篇其他佚書（大多數為儒家著作）。此墓所出之書皆未見自題之名。
由於輿論極為重視考古工作者清理被盜掘的郭店1號墓所獲的這批簡書，盜墓者開始重視隨葬竹木簡。1994年以來，香港古董市場上陸續出現由內地戰國、秦漢古墓盜掘出土的成批簡册。下面所介紹的11、12、13三批簡，以及綜述秦墓出土文獻時要講到的嶽麓書院和北京大學所藏的秦簡，就都是從香港市場上搶救回來的。
11.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此即這批簡的著録書之名，一般簡稱“上博簡”）1994年入藏，整理者推測出自戰國晚期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之前下葬的楚墓。這批竹書主要有：《周易》（原當為全經，但已殘失一半左右）、《緇衣》、與《禮記·孔子閒居》前半相合的《民之父母》（整理者擬名）、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有同源關係但出入較大的《武王踐阼》（整理者因其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大體相合而定名，但其篇首没有以“武王踐阼”開頭的一段）、很多儒家著作佚篇、一些道家著作和其他可以歸入諸子類著作的佚篇、很多體裁近於《國語》或《晏子春秋》所收篇章的佚篇（大都記春秋至戰國前期時事，多為楚事，也有齊、晉、吴之事）、由遠古傳說中的帝王講到武王伐紂的長篇古史佚作《容成氏》、佚兵書《曹沫之陣》、講龜卜的《卜書》（整理者擬名）以及一些文學佚作（有《詩經》體的詩、體裁近於楚辭或近於賦的作品）等。這批簡中的《緇衣》和儒家佚篇《性情論》（整理者擬名），也見於郭店簡（郭店簡整理者為後者所擬之名為《性自命出》）。這批簡尚未發表完畢。
12.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此即這批簡的著録書之名，一般簡稱“清華簡”）2008年入藏，從各方面看也應出自湖北楚墓，專家鑒定會定為戰國中晚期簡，碳14加速器質譜儀測年結果是公元前305±30年。這批簡基本上都是書籍，主要有：與《尚書·金縢》為“同篇異本”的《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百篇《書序》稱“《說命》三篇”的佚《書》《傅說之命》三篇、《書序》稱《咸有一德》的佚《書》《尹誥》（簡本無篇題，《緇衣》引此篇稱《尹告》，整理者據以定名）、見於《逸周書》的《皇門》（簡本無篇題）和《祭公之顧命》（《逸周書》篇名作《祭公》，《緇衣》簡本引作《祭公之顧命》，《禮記·緇衣》作《葉公之顧命》，“葉”為誤字或音近通假字）、《逸周書》的佚篇《程寤》（簡本無篇題）、類似《尚書》《逸周書》的前所未知的佚《書》多篇（如《耆夜》和整理者擬名的《保訓》等）、《周頌》體佚《詩》《周公之琴舞》（共有詩十首，周公、成王所作，其中一首即《詩·周頌·敬之》，其餘皆佚《詩》）、《大雅》體佚《詩》《芮良夫毖》（周厲王時芮良夫所作，整理者擬名）、分二十三章記周初至戰國前期的一些重要史事的《繫年》（整理者擬名。整理者後來指出，此書非編年體而稍近於“紀事本末”體）、叙述自楚先祖季連到楚悼王二十三位楚君的居地和遷徙情況的《楚居》（整理者擬名）、講占筮的理論和方法的《筮法》（整理者擬名）、可用來做100之內任意兩位數（且可帶分數二分之一）的乘法的實用《算表》（整理者擬名。以上二種目前尚未發表，但在《文物》上已有介紹文章）等。其他重要佚書尚多，由於尚未發表，情況不是很清楚，從略。
有的學者認為，郭店、上博、清華這三批簡的時代，都可以看作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距離實際情況應該不會遠。所以見於這三批簡的古書的著作時間，當不會晚於戰國中期。
13.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此即這批簡的著録書之名，可簡稱“北大漢簡”）2009年入藏，從字體看當抄寫於西漢中期（不早於武帝後期），所抄既有先秦著作，也有西漢著作，絕大部分尚未發表。這批竹書中最重要的一種，是已發表的《老子》（自題篇名《老子上經》、《老子下經》。上經為《德經》，下經為《道經》，篇序同於馬王堆帛書《老子》而異於今本，馬王堆《老子》乙本有自題篇名“德”、“道”），保存情況好，完整程度大大超過帛書本。雖然尚未發表但已有較詳介紹的先秦著作有《周訓》，是戰國中晚期之交的東周君昭文公多次以史事為鑒訓誡西周恭太子之辭的彙編。整理者根據書名和整理出來的篇數，認為此書即《漢書·藝文志》著録於道家的《周訓》十四篇。
秦禁詩、書、百家語，秦墓當然不出這方面的書籍。至於數術類書，在秦墓中是可以看到的。前面講過，有些秦墓出《日書》，這裏舉幾個《日書》之外的例子。1993年，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發掘者認為有可能早到秦統一前）出了亡佚於宋代的三《易》之一《歸藏》的竹書殘本。秦墓出這種比較重要的先秦典籍，是很難得的。此墓還出日書和災異占，如此墓確在秦統一前下葬，它們就也是先秦的數術書。湖南大學嶽麓書院2007年入藏的一批秦代簡裹，有自題書名為《數》的算術書。北京大學2010年入藏的一批秦代簡裹也有算術書（尚未發表），没有自題書名的兩種，整理者擬名為《算書》甲篇、乙篇；另一種自名為《田書》，是講田畝面積與田租的計算的。這些算術書可能就是秦統一前使用的本子，也可能是其差異不大的改編本。上面提到的嶽麓秦簡裹還有整理者據內容定名的《占夢書》，也可能是秦統一前的本子或其差異不大的改編本。這些都是數術類書。此外，上面提到的北大秦簡中，據介紹還有一篇《公子從軍》（整理者擬名），整理者認為“應是一篇失傳的戰國晚期的文學作品”。
以上簡述了建國以來陸續出土的先秦典籍抄本的情況。為了稱說的方便，下文把它們總稱為“新出文獻”。
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新出文獻完全可以跟孔壁古文和汲冢竹書媲美。後二者的實物都早已不存在。那些用戰國文字抄寫的古書，有些大概根本没有用當時的通行字體轉寫的完整整理本；有整理本的絕大多數也已失傳，如汲冢所出之書，完整流傳至今的只有一部《穆天子傳》（《竹書紀年》至遲在宋代已經失傳，今本《竹書紀年》不可信）。新出文獻大部分肯定能長期保存下去，在學術上應該會比孔壁古文和汲冢竹書發揮更大的作用。
前面曾就出土文獻對古典學的重要性作過一般的論述，這裹再從“古書的真偽、年代”、“古書的體例、源流”、“古書的校勘、解讀”這三個方面，通過實例來看一下新出文獻對古典學重建的重要性。
一、關於古書的真偽、年代
新出文獻可以證明前人在先秦古書的真偽、年代問題上有不少懷疑過頭的地方。
今傳《六韜》（《漢書·藝文志》著録的《太公》的一部分）、《尉繚子》、《晏子春秋》（《藝文志》稱《晏子》，但《史記》已稱《晏子春秋》）諸書，前人或疑其並非出自《藝文志》所著録的原本，而是漢以後人的偽作。疑古思潮興起後，這種看法更是深入人心。漢武帝早年下葬的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了這些書的部分篇章的抄本，內容與今本基本相合。可見今本的確出自《藝文志》著録之本，並非後人偽作。從這些書的內容看，應為先秦著作。
今本《吴子》和《鶡冠子》，過去也有不少人疑為偽書。在上博簡《曹沫之陣》中，有兩處文句與《吴子》基本相合，有一處文句之義與《吴子》相合，皆未見於其他傳世古書。在學者公認為先秦著作的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中，有不少與《鶡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未見於其他傳世古書。可見此二書也應出自《藝文志》所著録之本（《吴子》在《藝文志》中稱《吴起》，《藝文志》雜家中有《吴子》，與之無關。《吴起》有四十八篇，今本《吴子》只六篇，是經後人整理的殘本。今本《鶡冠子》中可能混入了《藝文志》著録於兵權謀家的《龐煖》），從內容看，應為先秦著作。
三《易》之一的《歸藏》，未著録於《藝文志》，傳本至宋代殘存三卷，此後全部亡佚。但自晉至宋，頗有人引用此書，所以其卦名和一些卦辭得以保存了下來。前人多以為傳本《歸藏》為漢以後人所偽作。王家臺秦墓出土《歸藏》殘本，其內容與古書所引佚文基本相合，可見傅本《歸藏》確是從先秦傅下來的。清華簡整理者指出，尚未發表的《筮法》所用的卦名，坤卦作“
”，同於傳本《歸藏》；坎卦作“
（勞）”，同於王家臺秦墓《歸藏》，傳本《歸藏》作“犖”，音近相通；震卦有時作“
（來）”，傳本《歸藏》作“釐”，音近相通。由此也可見傳本《歸藏》確為先秦古書。
百篇《書序》，漢人以為孔子所作。自朱熹以來，學者多疑之。清末，反對古文經的康有為，斥之為劉歆所偽作。近人還有主張其為西漢晚期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時所作者。百篇《書序》非孔子所作，是很明顯的（前人已指出，百篇中有《堯典》、《禹貢》，此二篇所反映的地理知識是孔子之時所不可能有的）。但是《書序》說：“高宗（指商王武丁）夢得說（指傅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說命》分三篇，不見於任何傳世古書（偽古文《尚書》的《說命》分三篇，是根據《書序》的），而清華簡中的《傅說之命》正好明確地分為三篇。整理者據此指出，《書序》作者是確實看到百篇《尚書》的。秦火之後，《說命》已亡佚，孔壁古文《尚書》中亦無《說命》，可見《書序》是戰國時人所作，以《書序》為漢人所作的各種說法都是不可信的。《史記》三代《本紀》等篇有不少與《書序》相同或極為相近的文字，前人或以為《書序》襲《史記》，其實應為《史記》襲《書序》。
題為宋玉所著的《大言賦》、《小言賦》，見於來源可疑的《古文苑》，過去講文學史的人幾乎都不敢相信是宋玉的作品。銀雀山竹書中的《唐勒》賦，學者已考定為宋玉佚賦，其內容曾大量為《淮南子·覽冥》所采用。有學者指出，《大言賦》、《小言賦》的體裁與《唐勒》賦相似，很可能確為宋玉所作。
古代即有學者懷疑孫武的歷史真實性。近代日本學者或謂《孫子》十三篇實為孫臏所作。疑古思潮影響下的國內學者，也有持這種說法的。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孫武與孫臏的兵法，此說不攻自破。
疑古思潮興起後，不少學者認為從思想、文辭等方面看，《老子》應是《孟子》、《莊子》（內篇）之後的著作。顧頡剛作《從〈吕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一文，更斷定“老聃是楊朱、宋鈃後的人，已當戰國的中葉”，“當戰國之末還没有今本《老子》存在”，“自秦、漢間”，隨着“道家”之稱的創立，才有《老子》的編成。他還認為《老子》的“發展”（當指“流行”）在公元前2世紀，“《淮南》的《原道》《道應》固是這時代潮流下的作品，即《韓非子》的《解老》《喻老》，《莊子》中的《外篇》《雜篇》，亦是這一時代所作”。他不但儘量推遲《老子》的成書年代，並且由於《解老》《喻老》解釋了《老子》，《莊子》的外雜篇引用了《老子》，就把它們都定成了西漢作品。
郭店簡中的三组《老子》簡，究竟是《老子》五千言的摘抄本，還是《老子》的一些比較原始的本子，學者們的意見尚不統一。但是這三组《老子》簡，足以證明在戰國中期，老子的語録彙編已相當流行，其出現年代顯然早於《孟子》、《莊子》。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不避“邦”字諱，字體近於秦隸，且夾雜少量楚文字字形，學者公認其抄寫年代不晚於西漢初年。司馬遷所說的《老子》“五千言”，在戰國晚期無疑早已形成，顧氏的說法顯然不能成立。《解老》、《喻老》和《莊子》外雜篇，按照傳統看法都是戰國晚期作品。它們跟《老子》的關係，正說明《老子》在戰國晚期已很流行，這跟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反映的情況完全符合，絕不能像顧氏那樣，按照他自己對《老子》成書年代的主觀判斷，把它們定為與《淮南子》同時代的作品。張家山336號西漢早期墓出了見於《莊子》雜篇的《盜跖》，這對以《莊子》外、雜篇為先秦作品的傳統看法是有利的。
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古代文史學界的很多人，曾認為大小戴《禮記》（以下簡稱“二《記》”）所收諸篇，是由戰國晚期到漢代的作品。《禮記·王制》究竟是不是《史記·封禪書》所記漢文帝命博士所作的《王制》，學者尚有不同看法。《大戴禮記》的《保傅》（內容又分見賈誼《新書》的《保傅》、《傅職》等篇）、《禮察》（大部分內容也見賈誼《陳時政疏》），都說到秦之亡，自是漢初作品（也有人認為秦漢之際所作）；《公符〈冠〉》篇末的“孝昭冠辭”等，當然也是漢人附人的。但是，二《記》的絕大部分應該是先秦作品。從新出文獻中的有關資料來看，過去古代文史學界很多人對它們的年代的估計，顯然偏晚。
在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儒家作品中，有不少與二《記》有關之篇。《禮記》的《緇衣》篇同時見於郭店簡和上博簡。上博簡的《民之父母》與《禮記·孔子閒居》的前半篇相合；《武王踐阼》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有同源關係。部分或個別段落、語句與二《記》相合、相似的，要多一些，例如上博簡《內禮》與《大戴禮記》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有不少相近的內容，有時連文句也基本相同；郭店簡《性自命出》自“喜斯慆也”至“愠之終也”一段，與《禮記·檀弓下》子游回答有子的“人喜則斯陶”一段話，顯然出自一源，前者可以糾正後者文字上的一些重要錯誤。別的例子就從略了。其實，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儒家著作，大部分都很像《禮記》的“通論”類著作（關於《禮記》各篇的分類，參看《禮記正義》各篇題下所引鄭玄《目録》），如果編在《禮記》或《大戴禮記》裹，一點也不會顯得不自然。郭店簡和上博簡抄寫的著作，其撰成時間都不會晚於戰國中期；二《記》中各篇的撰成時間，也應有不少是不晚於戰國中期的。
梁代沈約說，《禮記》的“《中庸》、《坊記》、《表記》、《緇衣》皆取《子思子》”（《隋書·經籍志》引）。郭店簡不但有《緇衣》，還有跟子思有密切關係的《五行》和（魯穆公問子思》，《緇衣》極可能確為子思所撰。《坊記》、《表記》，體例與《緇衣》相似，為子思所撰的可能性也很大。《中庸》的情況比較複雜，但《史記·孔子世家》已說“子思作（中庸》”，至少其主要部分有可能出自子思。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這幾篇就可以看作戰國早期作品了。
《禮記·禮運》講“大同”，推崇“天下為公”的禪讓制度。顧頡剛作《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認為禪讓傳說為墨家所創，儒家本不主張禪讓，孟子對禪讓加以曲解，荀子逕斥禪讓說為“虚言”，荀子之後的儒家，如《堯典》和《論語》“堯曰”章的作者，才采用墨家的說法來講禪讓。《禮運》篇也被他看作荀子之後的作品。郭店簡《唐虞之道》和上博簡《子羔》這兩篇儒家作品都推崇禪讓。已有學者指出，這兩篇作品應該作於公元前314年燕王噲禪讓的實驗失敗之前。可見在此之前，儒家也是推崇禪讓的，孟子和荀子對禪讓的態度，顯然受到了燕王噲禪讓失敗的影響，顧氏之說不能成立，他對《堯典》、《論語》“堯曰”章和《禮運》篇的著作時代的判斷都是錯誤的。《禮運》也應該撰成於燕王噲禪讓失敗之前，著作時間不會晚於戰國中期。
《禮記》的《月令》，鄭玄已認為它是抄合《吕氏春秋》十二《紀》首章而成的。晚近仍有不少學者，着眼於《月令》所反映的五行說的發展程度，主張此篇晚出，持與鄭玄相同的見解。據清華簡整理者說，尚未發表部分有一篇講陰陽五行的著作，已將很多事物納入五行系統，所包範圍極廣。看來我們對五行說發展過程所經歷的具體年代，應該有新的認識，《月令》的撰成年代不見得一定很晚。《月令》跟十二《紀》的關係，應該是後者襲用前者，而不是前者襲用後者。
總之，從新出文獻看，二《記》各篇絕大多數應為戰國時代作品，而且其中應該不乏戰國中期和早期的作品。對二《記》各篇時代的傳統看法，有很多應該是正確或接近正確的但是以《月令》為周公所作那樣的舊說，當然是不可信的）。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我們亟須立足於新出文獻（當然同時也不能忽略有關的其他出土文獻和各種傳世文獻），對先秦典籍的真偽、年代進行一番全面、深入的新的研究，糾正過去疑古過頭的傾向，儘可能搞清事實真相。
但是必須指出，在古書的真偽、年代問題上，一方面要糾正疑古過頭的傾向，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信古過頭的傾向。近些年來，在學術界“走出疑古”的氣氛中，信古過頭的傾向已明顯抬頭，下面舉例說明。
偽《古文尚書》一案，在學術界大多數人看來，早已有了定讞。但是近些年來，頗有人為之翻案。在新出文獻中，有可以說明偽《古文尚書》不可信的新證據。《書序》說：“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大禹》是佚《書》，但偽《古文尚書》有此篇，稱《大禹謨》（漢人已稱此篇為《大禹謨》）。郭店簡儒家佚書《成之聞之》說：“《大禹》曰：‘余才宅天心。”’這是先秦古書中僅見的《大禹》佚文。傳世古書中所見《尚書》佚篇之文，如也見於郭店簡和上博簡的《緇衣》所引佚文，偽《古文尚書》皆已編入相應之篇中。《成之聞之》是佚書，作偽者看不到，此篇所引《大禹》佚文就不見於偽《古文尚書·大禹謨》。已有學者指出，這又是偽《古文尚書》的一個偽證。清華簡的《尹誥》（即《咸有一德》）和《傳說之命》（即《說命》）也是佚《書》，但偽《古文尚書》裹都有。清華簡的《尹誥》跟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清華簡的《傅說之命》跟偽《古文尚書·說命》，除傳世古書引用過的文句外，彼此毫無共同之處，絕不能以“同篇異本”作解釋。偽《古文尚書》還把作於商湯時的《咸有一德》安排為作於太甲時。清華簡整理者已指出，這些也是偽《古文尚書》的偽證。有些學者在看到清華簡之後，仍為偽《古文尚書》辯護，這就叫人難以理解了。
學術界大多數人認為今本《列子》是偽書，新出文獻中也没有發現可以說明今本《列子》可信的證據。但是有的學者卻趁學術界為一些被前人錯認為偽的子書恢復名譽之機，為今本《列子》翻案，有的學者還在研究文章中直截了當地把今本《列子》當作真書來用。這是不妥當的。
有些古書的真偽、年代問題比較複雜，應該注意不要簡單化處理。
今本《文子》長期以來被很多人看作抄襲《淮南子》等書而成的偽書。通過跟八角廊竹書中的《文子》殘簡比對，發現今本有些篇（主要是《道德》篇）保存有與竹書本相合的內容（但把書中的那些“平王問文子”改成了“文子問老子”）。有些學者因此就把整部今本《文子》當作先秦時代的真書。但是八角廊《文子》簡極為殘碎，今本中已經跟簡本對上的文字，只占全書一小部分。而且今本中的確有很多不像是出自先秦時人之手的內容。有的學者認為，今本《文子》是魏晉時人在古本《文子》殘本的基礎上，采擷《淮南子》等書，補綴而成。此說比較合理。
今本《孔子家語》的真偽問題也比較複雜。阜陽漢墓所出1號篇題木牘和八角廊竹書中的《儒家者言》，只能證明從先秦到西漢的確存在與今本《孔子家語》體裁相類的書（《漢書·藝文志》著録有《孔子家語》），並不能證明今本一定不是偽書。
我們千萬不能“走出疑古”而回到“信古”。
二、關於古書的體例、源流
新出文獻可以驗證余嘉錫等學者在先秦古書的體例、源流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並使我們能在這方面有更全面、更精確的認識。在這裹，不想就此作全面論述，只準備舉些實例來說明新出文獻對研究古書體例、源流的重要性。
先說《詩》、《書》。清華簡中有類似《周頌》的《周公之琴舞》和類似《大雅》的《芮良夫毖》。《芮良夫毖》是佚《詩》。《周公之琴舞》包括十首詩，只有以“成王作儆毖”為“序”的九首组詩的第一首，與《詩·周頌·敬之》基本相合，其餘諸首也都是佚《詩》。就是與《敬之》相合的這一首，異文也極多，而且差別還往往很大，如《周頌》本的“命不易哉”清華本作“文非易币”（《周頌》本他句的句末助詞“思”，清華本亦作“币”），《周頌》本的“维予小子”清華本作“訖我夙夜”，《周頌》本的“學有緝熙於光明”清華本作“
（整理者括注為‘教’，注釋謂當讀‘效’）其光明”。據清華簡整理者說，清華簡中的《書》類文獻約有二十篇左右。其中見於百篇《尚書》的只有五篇，即《咸有一德》（《尹誥》）、《金縢》和《說命》三篇。清華簡的《尹誥》無自題篇名，後二者的自題篇名都與百篇《尚書》的《金縢》、《說命》不同。清華本《金縢》的整理者和一些研究者已經指出，清華本與我們現在看到的《尚書》中的傳本，有不少很重要的差異。《說命》是佚《書》，但先秦古書有所引用。整理者指出，《禮記·文王世子》、《學記》所引，以及《緇衣》所引兩條中的一條，“不見於竹簡本，這應該是由於《說命》的傳本有異”。《緇衣》所引見於清華本的一條，也為《墨子·尚同中》所引，《墨子》的引文比較接近簡本。這一點整理者也已於注釋中指出。《尹誥》也是佚書。《緇衣》所引的兩條《尹誥》都見於竹簡本，但也有出入較大的異文（有的可能是《緇衣》的傳抄訛誤所致）。上述這些情況，對於研究《詩》、《書》的源流極為重要。
《詩》、《書》本來大都是一篇篇寫成的，其流傳和集結的情況很複雜，原無定本。漢代人有孔子刪定《詩》、《書》之說。《詩》、《書》既無定本，也就無所謂“刪”。《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尚書緯》說孔子曾求得《書》三千餘篇。這種數字當然不能認真看待。但是孔子之時，流傳的《書》篇和《詩》篇的總量，無疑是很大的。孔子要與弟子講習《詩》、《書》，當然要有所選擇。所以我們不必說孔子刪《詩》、《書》，但可以說孔子選《詩》、《書》。孔子所說的“《詩》三百”，應該就是他的選本。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的作者，都是西周時代極重要的人物，孔子應該看到過這些詩。很可能他在見於《周公之琴舞》的那些詩中只挑了一首，而《芮良夫毖》由於貭量不如同一作者的《桑柔》（見《大雅》），就落選了。前面說過，今傳《尚書》中的《堯典》和《禹貢》，在孔子之時還不可能存在。所以百篇《尚書》應該是戰國時代儒家所劃定的傳習範圍（這不等於說儒家著作中就絕對不用“百篇”之外的《書》，《緇衣》中就引了《祭公之顧命》）。孔子所用以與弟子一起講習的《書》篇，可能也不出“百篇”的範圍。在古代使用簡册的情況下，百篇《尚書》的篇幅無疑顯得很大。古書往往以單篇或部分篇的形式流傳。估計戰國時代在儒家中流傳的《書》，百篇的全本一定不多。孔壁中發現的《尚書》的篇數，就遠少於百篇。就連篇幅較小的《詩》三百篇，在雙古堆漢墓中發現的本子，也不是全本。
清華簡的主人，顯然並未受到儒家《詩》、《書》選本的影響。他所搜集的《詩》篇、《書》篇，絕大部分不見於儒家選本；即使是見於儒家選本的，其篇名也不相同，其文本也全都明顯有異今傳《尚書》和《禮記》各篇所引之《書》，都是儒家傅本）。有學者指出，清華本與傅本《金縢》“應分屬不同的流傳系統”。這一意見十分正確。今傳《尚書》、《詩經》屬於儒家系統，清華簡的《詩》、《書》則屬於非儒家的流傳系統。我推測，儒家系統的《說命》上篇很可能不會有見於清華簡《傅說之命》上篇的佚中氏生二牡豕那樣的神怪傳說。從清華簡的情況來看，在戰國時代，至少在戰國中期以前，《詩》、《書》的儒家選本，在儒家之外的人群中，似乎没有多大影響。
秦火之後，《詩》只有儒家選本基本完整地流傳了下來；《書》的儒家選本已成亡佚大部分的殘本（即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孔壁古文《尚書》多出於今文《尚書》的那些篇後來並未傳下來），不過“百篇”之外的《書》篇，尚有一小部分保存在《漢書·藝文志》著録的《周書》（今傳《逸周書》為其殘本）中。至於此外的《詩》篇、《書》篇，就只能在清華簡這樣的出土文獻中看到了。
余嘉錫等學者早已指出，古代子書往往是某一學派傅習的資料彙編，其中既有老師的著述、言論，也有弟子、後學增益的內容。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是一個很好的實例。此墓所出《孫子》，除了主要部分“十三篇”，還有一些佚篇。這些佚篇有解釋“十三篇”中的內容的，也有記孫子事迹的，顯然為弟子、後學所增益。在屬於“十三篇”的《用間》中，簡本在伊尹、吕尚這兩個例子之後，還有今本没有的兩個例子。前一例，文字殘損，意義不明。後一例是：“燕之興也，蘇秦在齊。”蘇秦比孫武晚了一二百年，這一例顯然是後學所增入的，其目的是為了使“用間”的重要性有更有力的證明。如果這一本子一直流傳下來，有些考證古書真偽、年代的人，也許會以此來證明“十三篇”的形成在蘇秦之後。由此可見，考慮古書的真偽、年代問題的時候，要注意古書體例及其形成和流傳過程的特點，不能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但是由於子書的主要部分，也可能由弟子或後學據老師的語録、講章等編成，我們也不能因為《孫子》“十三篇”是真書，就肯定其必為孫武親手所著。
《老子》是新出文獻中出土次數較多的書之一。簡帛古書中已有四種《老子》：抄寫於戰國中期的郭店《老子》簡（以下簡稱“郭簡”）、抄寫於西漢初年的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以下簡稱“帛甲”）、抄寫於西漢早期（約在文帝時）的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以下簡稱“帛乙”）、抄寫於西漢中期的北大本《老子》（以下簡稱“北《老》”）。根據這些本子，並結合傳本，可以看出《老子》自古以來在形式和內容上的一些重要變化。
《老子》在章的劃分和篇、章排序方面都發生過變化。郭簡由於有可能是“五千言”的摘抄本，很難據以討論篇、章排序方面的問題。但是可以看出，郭簡與今傳八十一章本，在分章上有不少出入。今本的有些章，從郭簡的有關內容來看，本是分為兩章或三章的。但也有今本將原來的一章分成兩章的個別例子，如今本的第十七、十八章，在郭簡中是一章，與今本第十八章首句相當的那一句之首並有“故”字，以表示與上文的承接關係。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北《老》本。此章是在其後才分作兩章，並去掉起承接前後作用的“故”字的（也可能是先脱落“故”字，然後分成兩章）。帛乙本没有分章符號，帛甲本只是部分章有分章符號，因此它們的分章情況不大清楚。從可以觀察到的情況看，似處於郭簡與今本之間。北《老》本的分章極為明確，共分七十七章，劃分情況與今本有七處不同。西漢末期嚴遵所著《老子指歸》分為七十二章。八十一章的格局大概是在東漢時代形成的。
前面講過，帛甲、帛乙和北《老》都以《德經》為上篇，《道經》為下篇，篇序與今本相反。《老子指歸》雖已亡佚《道經》部分，但據書首的《君平說二經目》和《德經》章數，可知也是把《德經》放在前面的。大概《道》前《德》後的次序也是東漢時定下來的。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西漢以前可能也存在《道經》在前之本。如果不管篇序和章的劃分，就篇內各章的次序來說，帛甲、帛乙跟今本有三處不同。以今本章序來稱說，就是在帛書二本中，第二十四章在第二十一、二十二兩章間，第四十、四十一兩章前後顛倒，第八十、八十一兩章在第六十六、六十七兩章間。北《老》的章序則已與今本完全一致。從章與章在內容上的關係來看，帛書本的章序似較合理。
從內容上看，從郭簡到今本，文字的增減和錯訛是大量存在的。不但簡帛各本跟今傳各本間有很多異文，簡帛各本間和今傳各本間也有很多異文。而且各本之間的關係，非常錯综複雜。較晚之本不同於較早之本的異文，往往跟更早的本子相合。《老子》面世既早，流傳又廣，所以造成了這種情況。尤其可以注意的是，在《老子》流傳過程中，除了後人為了湊“五千言”的字數有意減字外，還存在着由於思想上較深層次的考慮而竄改文本的情況。例如：《老子》第十九章有“絶聖棄智”、“絕仁棄義”這兩句話。說“絕聖”，跟《老子》全書多次贊揚聖人矛盾。“絕仁棄義”顯然是對戰國時儒、墨極力鼓吹仁義的反動，不像是生活在春秋晚期的老子的話，這成為主張《老子》晚出的學者的一個重要論據。在郭店簡裹，這兩句話分別作“絕智（或讀為‘知’）棄弁（辨）”、“絕
（為）棄慮”，完全合乎老子的思想。在帛書本裹，這兩句話就已同於今本。這顯然是戰國晚期激烈反對儒家的那一派道家進行竄改的產物。如能立足於簡帛本，並充分考慮今傳各本，認真整理出一本比較接近原貌的《老子》來，我們也許會看到一位跟一般思想史著作告訴我們的相當不一樣的老子。
上博簡中有很多篇關於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儒家佚著，有些內容可與《論語》中的有關內容對照（一般是竹書詳於《論語》，有些地方彼此有出入）。這些不但是研究早期儒家思想的資料，也是探索《論語》如何形成的重要线索。前面說過，銀雀山竹書《王兵》篇的內容，分見於《管子》的幾篇。此外，同墓所出的《四時令》、《三十時》、《禁》、《迎四時》等篇，與《管子》的《幼官》、《五行》、《四時》諸篇也有相同或相似的內容。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中，也有一些與《管子》很相近的文句。這對研究《管子》的形成，都是重要綫索。
今本《論語》的分章，比八角廊簡本要多。從銀雀山簡本《晏子春秋》看，今本也有將原來的一章分為兩章的情況。《緇衣》簡本的章序跟《禮記》本有很多不同，章的劃分也偶有不同，簡本還證明今本的第一章是後加的。古書流傳過程中的這種變化，没有簡帛古本的出土，往往是難以知道的。
三、關於古書的校勘、解讀
先秦古書流傳至今，文字錯誤極多，引起了文義不完、導致誤解以及無法索解等問題。以新出文獻校正傳世古書，能解決大量這樣的問題。以同一書的簡帛本與今本對照，有時能發現本來想不到的問題。例如《孫子·計》篇有一句講地形的話，今本作“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簡本作“地者，高下、廣狹、遠近、險易、死生也”。除語序有所不同外，簡本多了“高下”二字。講地形不應不提地勢的高下，今本顯然誤脱了這兩個字。但如没有簡本，誰也想不到這一點。傳世古書中有些本來根本無法講通的文字，用簡帛本一對，錯字得到校正，文義豁然貫通。例如今本《逸周書·祭公》有如下文字：“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于黎民般”是什麼意思，從來没有人能真正講通。清華簡《祭公之顧命》中的相應文字是：“公懋拜手
首，曰：‘允哉！’乃詔（召）畢
（與‘桓’可通）、井利、毛班……”原來“于黎民般”是“井利、毛班”的錯字。“于”與“井”，“民”與“毛”，形近而誤。“黎”與“利”，“般”與“班”，音近而誤。畢桓、井利、毛班是穆王的三位大臣，即《祭公》中祭公稱之為“三公”的人。今本的“曰允”相當於簡本的“曰：‘允哉！’”。這樣，文義就豁然貫通了。簡帛古書只有一段或一句與傳世古書相合的，也同樣能起校勘、解讀的作用，這裹就不舉例了。
簡帛古書所反映的古代用字習慣，也能起解讀以至校正古書的作用。例如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竹書都有以“佴”為“恥”之例，得此啓發，司馬遷《報任安書》“佴以蠶室”（見《文選》）、《墨子·經上》“佴，自作（怍）也”的“佴”，才被學者們正確地讀為“恥”。又如武威《儀禮》簡有時以“埶”為“設”，得此啓發，學者才發現《荀子·儒效》“埶在本朝”、《正名》“無埶列之位”的“埶”，不應讀“勢”而應讀“設”，《禮記·內則》“少者執床與坐”的“執”乃是“埶（設）”的誤字。
依靠出土文獻解讀古書，也有跟校勘和明用字之法（包括明通假、異體等）無關的情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子思“五行”說之謎的破解。《荀子·非十二子》責罪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楊倞注：“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近人多不信其說，子思“五行”說的內容究竟是什麼，成為古典學和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個謎。見於馬王堆帛書和郭店楚簡的儒家佚書《五行》篇，告訴我們“五行”指“仁義禮智聖”，文中對五行說作了詳細解說。馬王堆帛書整理者指出，《孟子·盡心下》說：“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主賓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這就是孟子的五行說。“五行”之謎終於得到了破解。
在利用新出文獻校勘、解讀古書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從上面所說的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要進行古典學的重建，必須更快、更好地開展新出文獻的整理和研究。
在學校和社會的素質教育中，需要用到不少古典學知識。我們應該把最新、最正確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和社會公衆，不能以訛傳訛，謬種流傳。從這一角度看，也需要更快、更好地開展新出文獻的整理和研究。
新出文獻既是古典學的重要新資料，也是相關學科的重要新資料。郭店簡公布後不久，就有學者感慨地說：“思想史、學術史應該重寫！”為了支持有關學科的發展，也需要更快、更好地開展新出文獻的整理和研究。
前面介紹的那些批新出文獻，有些尚未正式發表，有些還未發表完畢。已經發表的新山文獻，有不少還需要重新整理。在研究方面，更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是真正能擔負起新出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才卻相當缺乏。希望有關教育領導部門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大力支持這方面的專業人才的培養。考慮到古文獻還會不斷出土，培養人才的重要性、迫切性是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