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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冲突”、“文化共存”的讨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讨论的展开表明问题的存在。总的说来，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已经基本走向没落和退隐，对它的反对，在东方自不待言，西方文化阵营内部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实质所在，便愤然而起，提出克服欧洲中心论是他们欧洲知识分子今天所要完成的迫切而重要的精神任务，甚至是一种“苦修”（askesis，尼希语）， “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伯恩海默语）的观点的提出也反映了当今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求。
然而，在这种大趋势下，仍能听到诸多的不和谐音。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尚有许多人仍然愿意透过陈腐观念和误解的面罩来看待对方。1993年，哈佛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一文而在亚洲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文明冲突”成为热门话题。在亨氏看来，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在于文化差异，主宰全球的必将是“文明的冲突”。几年过去后，经过再三思考与研究，亨氏写成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他的观点在本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令人欣慰的是，亨廷顿说他所期望的是“唤起人们对文明的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中文版序言）
然而，就在1997年2月， 《时代》周刊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环球邮报》记者罗斯·芒罗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作。本书集中体现出美国一些人在对待中美关系方面所怀有的成见和偏见。两位作者断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已经成为美国强有力的对手，两国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究其实，“中国威胁论”乃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
在中国，由于长期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支配，饱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一些人在西方中心论受人唾弃、逐渐退出的时候，就开始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贩卖古董国粹，拒绝与西方文化交流，声称“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到了下一个世纪，东方文化之光必将普照世界”，中国文化要独领风骚了。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建构东方中心论的企图的表现。
理智地看，西方中心论的破除，决不意味着可以或者需要另树一种中心论来“填空”，更不意味着中国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的时代已经或即将到来。“也不仅是西方中心论，其他任何一种中心论来代替西方中心论的企图都是有悖于历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乐黛云语）这一及时的提醒，值得所有有着“中心情结”的人们深思。
20世纪真的是接近尾声了。现在，科技的发展速度迅猛得令人难以想象，地球表面空间距离大大缩短，东西方早已不可能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变成不可避免的日常事情，如何做到相互理解、和平共处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在世纪之交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想到了毕生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的赛珍珠，想起了她的“天下一家”的理想。
赛珍珠有过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以异国为题材和背景进行文学创作，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名满全球。赛珍珠与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迥然不同，后者声称东西方“永不相遇”，断然排除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理解的可能性，而赛珍珠献身于这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平等的交流和沟通，希望在两者之间铺路架桥。赛珍珠最大的愿望是尽其所能把她所热爱的中国人如实地写进书里，她的终极目标是使人们超越种族和文化的界限，进入“天下一家”的境界。世纪之交重审赛珍珠，不难看出赛珍珠及其作品所具有的独特而积极的意义。
赛珍珠有着她的东西文化相对观，这与她的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有直接的联系。她生在美国，长在中国，既属于传教士父母的美国世界，又属于中国世界。童年的她从未忘记与人交流，沟通。她说过：“如果我当时比其他白人有更多的优势，那是由于我一直住在中国，并真正生活在他们中间，而决非局限在本族人的狭小的圈子里。”（《自传》）童年的她接受的是儒家——基督教双重教育。一方面，家里为她延聘了儒家文人孔先生作家教，另一方面，赛母凯丽又严格按美国的课程设置来辅导她。双重教育帮助她掌握了两种语言，大大地拓宽了她的视野，同时又使她从小就得以置身于双重文化的熏陶之中。她没有感到东西或中美两种文化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地方，相反，她肯定，如果孔先生和她外祖父能够彼此相见，促膝谈心，他们定会相互理解。赛珍珠平生最反对的是双方互不了解，却要互相鄙视，视对方为劣等人。
童年的经历和教育使赛珍珠清楚，对不同文化的客观认识是作出判断的基础。她认为，在异国生活而不了解该国的生活，实乃一大不幸。她知道，在中国居住的很多白人远远地把自己同中国社会相隔离，既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也不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甚至连中国话都不会说。赛珍珠不同。她每到一处，头等大事就是扎下根来，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决不认为自己是金发碧眼就高人一等。她婚后在安徽宿县，把走家串户视为寻找生活真实的途径，她爱与普通百姓交朋友，感到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情感。
赛珍珠在一个多元文化世界里长大成人。父母亲是基督教传教士，可她不相信基督教的救世观念，因而没有继承父业，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了她的一生；事实上，赛珍珠日后成为一个“尘世的传教者”，执著地向两块大陆上的人们传播着跨文化理想的思想。她胸怀宽广，贯穿于她的思想观念及文学创作的基调是东西方文化的相遇、相交和相融。她在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方面身体力行，从写作长篇小说处女作《东风·西风》（1930 ）到创立“东西方交流协会” （1941），实绩甚多。实际上，她具备了“半东半西、亦耶亦孔”的复合型文化性格构成。在《我的几个世界》中，她不时就中美文化、东西文化诸多方面的异与同作出比较分析，常常一语中的。当然，她指出差异，决非为了证明文化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为了说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文化本身美之所在，是为了让东西方互相尊重，加深理解，求同存异，并力争由交流走向融合，直至天下归一。
当然，赛珍珠所怀有的“天下一家”的文化融合这一愿望虽然美好而积极，但距其实现之日还极其遥远。在《东风·西风》第二部分，赛珍珠希望借助于异族通婚来表现中美或东西文化融合的主题，但这种融合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融合，充其量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投奔”，因为融合并不意味着消灭差别，差别不仅先天性地必然，而且有现实的必要。但小说中，桂兰的哥哥对中国家庭文化观念所采取的不是扬弃而是彻底决裂的做法。固然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进步成分，但东方文化（包括家庭文化）亦自有其有价值的部分，倒洗澡水可不能连小孩也倒掉。正因为如此，《东风·西风》中的文化融合说教味较浓，时时给人以牵强的感觉。文化融合前景诱人，可终非一蹴而就，“路漫漫其修远兮”，而在此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钱钟书语）。赛珍珠明白个中道理，后来，她的代表作《大地》中塑造的梅琳较成功地体现了其东西合璧的思想，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赛珍珠曾被尼克松称为“一座沟通东西文化文明的人桥”，当非溢美之辞。赛珍珠反对文化绝对主义，她没有纠缠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上，她所追求的恰恰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这些文化间的互补乃至最后的融合。赛珍珠这些思考很有价值，并在她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世纪之交，人们就消除文化冲突、走向文化共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策略，如“和而不同”的观点（乐黛云），“互为主观”的观点（哈贝马斯），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孟尔康等），对话理论（巴赫金），等等。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异质文化的和平共处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而赛珍珠的思考也完全是一个可资挖掘和参考的文化资源，因为它们对于人们现在无法回避的异质文化交流极富启发性，尤其值得固执于种种中心主义观念的文化霸权主义者进行反思，从文化普适性的迷雾中走出，共创文化交流的理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