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的消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论文,文化市场论文,欧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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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欧美的文化市场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的消费呈现增长的趋势。由于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欧洲比较近，而且在历史上与欧洲文化交流甚多，阿拉伯文学在欧美文化市场的消费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尽管如此，它同样受到欧美文化市场消费的单一性机制的限制。按照西方标准选择出来翻译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不能反映阿拉伯文学的整体面貌和阿拉伯文学美感。那么，欧美的读者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阿拉伯作家和什么样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呢？我们发现大体上有两类作家作品特别受到西方读者的青睐。
一是有争议的作家和遭查禁的作品。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纳吉布·马哈福兹（Najib Mahfuz 1911 —）是被英译最多的阿拉伯作家。他为西方评论界所发现，主要是从他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被查禁开始的。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以象征主义的手法，把人类历史进程浓缩在一个街区的故事里，反映人类在追求幸福与理想的过程中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知识与愚昧的斗争。小说结尾部分象征科学与知识的年轻人阿拉法特闯进了象征创世主的老祖宗杰巴拉维的老房子，造成了老祖宗的死亡。（注：〔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Awlad Haratina），贝鲁特，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2版（1969 年初版），第499页。 ）西方评论家和一些阿拉伯评论家认为其中所寓示的象征意义与尼采所喊出的“上帝死了！”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这部小说于1959年在《金字塔》报上连载后，遭到阿拉伯宗教学者的猛烈攻击，认为它亵渎神明，不久后即遭查禁。（1994年10月年届耄耋的马哈福兹遭到极端分子的行刺，与他这部小说有很大关系。（注：〔埃及〕纳迪亚·艾布·麦吉德、伊萨·阿卜杜- 贾瓦德：《文学大家与极端分子头目的对峙》（Al-Muwajahat Beina Shaykh al-'Udaba' Wa Shuyiukh al-Mutatarifin），《鲁兹·尤素福》杂志第3463期，1994年10月24日，第12—15页。））1969年才在黎巴嫩出版单行本（在埃及仍被禁），但已有部分内容被删节。据说，只有英译本才是最完整的版本。此后，西方的一些东方学家对马哈福兹给予极大的关注，发现他的作品对阿拉伯社会现实多持批判的精神，于是翻译了不少他的作品。
伊拉克诗人阿卜杜－沃哈布·白雅帖（Abd al-Wahhab al- Bayati1926—）在西方亦颇有声誉。他的多部诗集在西班牙出版，受到欧美许多读者的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政治意义：白雅帖因触怒伊拉克政府而两度被开除国籍的经历十分吸引西方读者的好奇心。他曲折的人生历程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传奇。白雅帖于1944—1950年间就读于巴格达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从教三年，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具有激进的革命观点，为此遭到迫害。1954年他任职的进步刊物《新文化》被查封，诗人本人也被关进集中营，获释后流亡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等多个阿拉伯国家，曾任埃及《共和国》报编辑。1957年伊拉克独立后回国，任教育部编译局局长。1959年任驻苏联文化参赞，不久辞职，在莫斯科大学和亚洲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并访问东欧各国。1963年被伊拉克当局吊销护照，诗人有家不能回，只好移居开罗。1968年恢复国籍。翌年，伊政府请他回国担任文化部顾问，但很快又因政见不和再度出走，客居马德里。1997年，已过古稀之年的白雅帖被伊拉克政府再度开除国籍，叶落归根的希望落空了。
此外，白雅帖诗歌的苏非神秘主义（注：苏菲神秘主义是奉行禁欲、苦行的伊斯兰教派，主张通过沉思、入神、赞念等苦修方法，达到个人心灵与安拉精神之光的交通，达到与安拉的“合一”，在“合一”中“寂灭”，在“合一”中“永生”。）倾向也是吸引西方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白雅帖认同苏菲的某些思想观念，并对之做出现代解释，创建“革命的神灵潜入人体说”，从对世界精神的认知与把握转向内在的自我，创造一个独立的精神王国，弘扬人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这种东方神秘主义的氛围在日益物化、异化的西方人眼里是充满着魅力的。
沙特作家阿卜杜－拉哈曼·穆尼弗（Abd ar-Rahman Munif ）也由于其小说影射当局，嘲讽时政而颇受西方读者的青睐。他的小说《盐城》（The Sàlt City）就曾在多个阿拉伯国家遭禁。小说是以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进入海湾地区勘探、开采石油为背景展开的，带有对当时地方统治者——埃米尔或部落酋长的影射和讽刺。所以尽管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 ）认为穆尼弗的《盐城》“还没有西化到创作一部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作品”，（注：See New Yorker,Oct.17th,1988.）但西方媒体仍然热衷于对其作品进行大量的翻译介绍， 主要就是看中了它的政治意义。而它与西方媒体（包括电影）所塑造的阿拉伯人形象相吻合，也使得西方读者易于接受。
另一类是表现阿拉伯社会的封闭性特征，描绘阿拉伯社会的愚昧落后、野蛮荒诞，状摹准人类学意义上的阿拉伯风俗和日常生活图景的作品。阿拉伯女作家奈娃勒·赛阿达薇（Nawā as-sa' aadawi 1930 —），其作品是当前阿拉伯女作家中被英译最多的，仅次于马哈福兹。（注：Jenine Abboushi Dallal:The Perils of Occidentalism:How Arab Novelists Are Driven to Write for Western Readers,Se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pril 24th.1998,pp8—9.）这固然是因为她的作品中表现出性与爱的统一性、性的人道主义等观点符合欧美的性道德观念。更重要的是她的作品中勾画出与西方女性原型迥然不同的、“封闭社会”中的阿拉伯女人形象，大大地满足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在以男权为中心的阿拉伯社会里，许多妇女至今仍受到宗教禁律、传统道德观念的重重禁忌包围之中。戴着面纱、幽闭于家中的穆斯林妇女对于西方读者有一种神秘感，他们想知道阿拉伯妇女究竟如何却无从了解。于是，像赛阿达薇这样的作家将阿拉伯妇女的“隐秘”状况“曝光”以后，自然满足了西方读者“一睹为快”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和接受时，审美主体对于作家创作意图的理解产生偏差是在所难免的。作为一位为女性命运而担忧的女作家，赛阿达薇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对阿拉伯女性非人的生存境遇和悲惨命运的揭露，批判男权为中心的阿拉伯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抨击社会道德的两重性。但是西方的一些读者从她的作品中看到的却很可能是现在西方难得见到阿拉伯妇女的割礼景象，一夫多妻的生活图景，好色的阿拉伯男人和荒淫无度的王子／酋长形象等等他们视之为落后的东西。
阿卜杜－拉哈曼·穆尼弗也是表现阿拉伯社会落后状态的能手。在他的小说《树林与雇佣谋杀》中，男主人公曼苏尔·阿卜杜－赛拉迈向其女友，一位来自比利时的女大学生卡特林娜描述阿拉伯传统民俗的图景和奇异的自然景观，对她谈了许多关于沙漠的事：夜晚，漫无边际的广漠中，低近的星星在静谧的夜空中恍如一盏盏彩灯；白天，烈日如同火团般从天洒落，在每一个地方炸裂开来。没想到他所描述的这种东方情调却深深地吸引了卡特林娜。尽管他一再向她说明自己的祖国是如何贫穷落后，却改变不了卡特林娜对东方的向往之心。他向她描述自己的祖国时说道：“要是有人接到一封信，他会带着这封信走一天的路程，找到一个缠头的算命先生给他读信。这位算命先生如唱歌一般地把信读完，然后索取一只鸡和十张大饼作报酬。这位算命先生还可能和信主人那不满11岁的女儿结婚，使她成为第10个老婆，而以前的9个老婆中有4、5个在生孩子时死去。”（注：〔沙特〕阿卜杜-拉比曼·穆尼夫：《树林与雇佣谋杀》，转引自乔治·托拉比虚：《东方与西方：阳刚与阴柔——阿拉伯小说中的文化与性危机研究》（ Sharq
wa
Gharb, Rujūlah wa Unūthah :Dirasah fi Azmah al Jins wa al- Hadarah fi ar-Riwāyeh al-Arabiyeh），贝鲁特，先锋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88—189页。）作者在这里通过男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阿拉伯世界的落后状况：教育滞后，文盲现象严重，迷信盛行，童婚普遍，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妇女命运悲惨……等等。
男主人公还对女友说了另一番话：“卡特林娜呀，我们这里的王侯跟你们的国君绝对不同。在我们这里，每个男人都是国王。我们的小王国小到跟咖啡馆和饭店的卫生间一样，密集为邻。这些国王们殴打他们的妻子，拽她们的头发。他们碰到比自己大的国王时，便趴在地上，吻对方脚下的土。大一些的国王则跪在更大的国王面前，甚至所有的国王都跪拜一个国王。而这个大国王不会读也不会写，他的后妃比其他所有国王的老婆加起来还要多。他有100个妃子，来自全球各地， 说不定就有一个比利时妃子，名字或许就叫卡特林娜。你别生气，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想让你伤心，卡特林娜！但我们国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颠倒着的。”（注：〔沙特〕阿卜杜-拉比曼·穆尼夫： 《树林与雇佣谋杀》，转引自乔治·托拉比虚：《东方与西方：阳刚与阴柔——阿拉伯小说中的文化与性危机研究》（Sharq wa Gharb,Rujūlah wa Unūthah: Dirasah fi Azmah al Jins wa al- Hadarah fi ar- Riwāyeh al -Arabiyeh），贝鲁特，先锋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88—189页。）作者在这里透露给读者的信息是：这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一夫多妻的社会，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统治者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修养，却专制暴虐，荒淫无度，还大搞个人崇拜；普通男子在女人面前大发淫威，但遇到有权力的统治者却俯首贴耳，奴性十足。过了多年以后，男主人公从欧洲回到阿拉伯祖国，发现自己的同胞不仅仍处于落后的时代，还处于一个遭受镇压的时代。那是现代化装饰之下的亚洲专制时代，是秘密警察、特务、打小报告、监禁、地窖、折磨和有形清算的时代。尽管阿拉伯社会现实如此残酷，但卡特林娜仍不为所动，顽固地抱守着一个欧洲姑娘对东方情调的欢心向往。
苏丹作家塔伊布·萨利赫（at- Tayyib salih 1929 —）也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并获得学位，娶一位英国姑娘为妻，曾在BBC电台任职， 较多地受到一系列英语作家和诗人如斯威夫特、康拉德、福克纳、莎士比亚和叶芝等的影响，这些因素使他较易于为英国人所接受。但他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却波及世界的许多地方。其代表作《迁徙北方的季节》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希伯来文、俄文、日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并特别受到西方评论界的赞誉。
萨利赫的叙述使西方读者很容易透过他的视角看到作者对阿拉伯文化遗产、对伊斯兰教、对穆斯林和对苏丹人特性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他的作品多以苏丹北部的农村为背景，细腻地描绘了苏丹农村居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信仰和习俗以及盛行的苏菲神秘主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多为东西方文化冲突、农村与城市的差异、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新与旧的交锋等主题，也是西方读者乐于了解的。
《迁徙北方的季节》就是在淳朴的乡土气氛和神秘的东方情调中展示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这部小说中，一位英国姑娘苏珊喜欢上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德，完全是被他所营造的“东方情调”所诱惑。他故作神秘地在自己的房间里精心布置了波斯地毯、玫瑰色窗帘、鸵鸟毛绣花枕头，摆着乌木雕像和硕大的象牙，书柜上放着封面印有秀丽的库发体书法的阿拉伯文书籍，墙上贴着各种阿拉伯风景画和照片：尼罗河边的枣椰树、风帆如鸽的碧波泛舟和红海落日，也门边境沙丘上行进的骆驼队、库尔多凡的参天古木，赞迪、努威尔和谢勒卡各部落的裸体少女，努巴地区的古老神庙。他还点燃奇南香和龙涎香，使房间里烟雾缭绕，香气四溢，显得神秘兮兮的。这种在欧洲很难见到的异国情调令苏珊为之陶醉，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她甚至深深地迷恋穆斯塔法·赛义德身上的汗臭味。在她的想象中，这就是非洲原始大森林里腐叶的气味，是阿拉伯半岛大沙漠雨水的味道。
苏珊对男主人公的欣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误读，是一位西方女性对阿拉伯文化的误读。总体上讲，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误读普遍带有一种把东方神秘化和野蛮化，甚至于妖魔化的“泛东方想象”的特点。（注：刘心武：《“泛东方”想象》，《读书》，1997年第8期，第116页。）那些自视甚高的西方人，尤其愿意在“东方式野蛮”与未开化的紧张想象中，松弛地升华他们的博爱情愫。许多现代东方学家更是将自己看作是“把东方从迷惑、异化和怪诞中挽救出来的英雄。”（注： Eric 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转引自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如果说苏珊对男主人公的接受是一种带有把东方神秘化特点的文化误读，那么另一位英国姑娘伊莎贝拉·西蒙与他的交往则不仅带有“东方神秘化”的特点，还兼有“东方野蛮化”的性质。西蒙曾听他神侃祖国的种种神奇景象：浩然无边的广漠中金沙滚滚，密林里怪兽乱吼，狮子、大象在首都街头四处漫游，正午时分鳄鱼爬到街心晒太阳……她半信半疑地听着，时而“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窄缝”，时而“眼睛里充满了基督徒的同情”，（注：〔苏丹〕塔伊布·萨利赫：《迁徙北方的季节》（Mawsim al-Hijrah ila ash-Shimal），贝鲁特，回归出版社，1969 年第2版，第41页。）西方式的博爱之情油然而生。
对此类作品过分倾斜的译介，使欧美的普通读者在理解阿拉伯社会时便停留在一种非常片面的认识上，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效应。著名的巴勒斯坦裔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曾批判东方学（Orientalism，又译“东方主义”）的这种片面性。他说：“东方几乎就是欧洲人的一个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烂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萦绕着的人们的记忆和视野，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注：Edward Said: Orientalism,London,Routledge,1978,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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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消费在长期的运作中所形成的定式与机制必然对阿拉伯本土文学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
其负面影响在近年来引起了第三世界学者和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他们注意到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文化的消费已形成了一种单一性的机制：被译成英文的阿拉伯作品只以欧美审美主体的审美情趣与鉴赏品味作为惟一的标准，它们必须符合欧美语境中特有的“阿拉伯主题”， 符合欧美政界和传媒界所塑造的“阿拉伯形象”。 （注： Jenine Abboushi Dallal:The Perils of Occidentalism:How Arab Novelists Are Driven to Write for Western Readers,Se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pril 24th.1998,pp8—9.）
这种特殊的“阿拉伯主题”和“阿拉伯形象”被好莱坞电影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美国影片中涉及阿拉伯题材的仅在20年代就有87部之多，而在60年代共有118部中东题材的影片。 好莱坞生产的这类影片在表现阿拉伯的异国风情和东方情调的同时，绝大多数突出的是一些负面的主题，从本世纪早期表现阿拉伯人的诱拐、偷盗、妒嫉、土匪和复仇等主题，到60年代增加了谋杀、背叛、折磨、爆炸、卖淫、造反、走私和叛国等主题，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恐怖活动的内容，把阿拉伯世界塑造成一片邪恶之地。（注：参阅张辉编译：《美国电影中的阿拉伯人形象》，《环球银幕画刊》，1998年第1期。）
其实，“阿拉伯主题”和“阿拉伯形象”由来已久，西方的东方学家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以他们自己的眼光建构包括阿拉伯在内的东方形象。他们津津乐道地把东方描绘成荒诞、野蛮、落后之地。而当代西方人不仅没有随着对东方越来越多的了解而改变他们对东方的看法，反而由于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而深化他们心目中固有的东方形象。
这种奇怪的心理更多的是出于对东方崛起并向西方发起挑战的担心。尤其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或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中东和全球的蔓延之势，使得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人深感不安和忧虑，因为“伊斯兰正在作为西方政治体制深刻的文化挑战而起作用。”（注：Bryan s.Turner:Orientalism,Postmodernism & Global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p183—184.）伊斯兰的挑战在他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兰文化、社会和政治复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抵制。”（注：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正是由于这种设防的心理，西方的东方学家们长期以来在对异族文化怀有一种敬重之情的同时，又保持着一种极为深刻的“他者”的感觉。（注：Bryan s. Turner:Orientalism,Postmodernism & Globalization,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4,pp183—184.）
于是，在接受东方文学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以“自我”的标准来审视来自“他者”的作品，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经常置原文化主体的文艺美感于不顾。
如阿拉伯作家赛利姆·巴拉卡特（SalimBarakat）的一部与拉什廸《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在主题和（魔幻现实主义）风格都极为相似的小说《黑暗中的圣人》（ Sages of Darkness），讲述一个毛拉（Mullah ）（注：毛拉：突厥族对伊斯兰学者的尊称。）的新生儿超自然成长，在出生的当天就提出结婚的要求，而他的傻老爹也居然安排这位“婴儿”与痴呆的堂妹成亲，他们之间有多次怪诞的性遭遇。这部对阿拉伯读者没有多少文学美感、甚至读后生厌的作品，从一个完全外在的、与阿拉伯经验无涉的角度叙述一个荒诞的故事。许多阿拉伯读者对之不屑一顾，而它却竟然被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流传，原因就在于西方读者认为这样的作品体现了阿拉伯世界的野蛮、荒诞和变态色情诱惑，它符合西方读者心目中的“阿拉伯形象”。
为了抵御东方价值和美感的渗透，西方的有些东方学家甚至在介绍、翻译作品时有意抹杀原作内容的复杂性。阿拉伯女作家哈南·谢赫（Hanaa ash-Shaykh）的处女作《宰哈拉的故事》（The Story of Zahra）英译者将其介绍为一部描述“封闭的中东社会”里否定阿拉伯妇女之人类天性的小说， 却故意回避作品中对西方妇女的冷嘲热讽。 （注：Jenine Abboushi Dallal:The Perils of Occidentalism:How Arab Novelists Are Driven to Write for Western Readers,Se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pril 24th.1998,pp8—9.）阿拉伯女作家奈娃勒·赛阿达薇的代表作之一《女人与性》（1972，英文版易名为The Hidden Face of Eve）在1980年译成英文后，西方评论界和读者只对作品所描述的阿拉伯妇女的身体与性感兴趣：“首要的是，她对‘阴蒂切割术’的描写才是所需要的，没有人想去倾听她对伊斯兰的辩护、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评论和对不符合西方原型的阿拉伯妇女的透视。”（注：Jenine Abboushi Dallal:The Perils of Occidentalism:How Arab Novelists Are Driven to Write for Western Readers, Se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pril 24th.1998,pp8—9.）
西方这种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对阿拉伯文学进行选择性引进本来无损于阿拉伯本土文学，但由于现代科技与信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日益方便发达，西方的这种单一性消费机制得以迅速反馈到阿拉伯本土，从而驱动一些唯西方马首是瞻、急欲得到承认的阿拉伯作家为了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或法文而转向面对西方读者的创作。这种创作必然置阿拉伯读者的审美趣味于不顾，放弃对阿拉伯语言、文学美感的追求，从而对阿拉伯文学的生产造成一种潜在的危险。
这种“为翻译而写作”（Writing for Translation ）的现象虽然在阿拉伯世界还只是少数作家所为，但个别有影响的作家也加入了“为翻译而写作”的行列则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前述提及的女作家哈南·谢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她后来创作的小说《沙与没药的女人》（Women of Sand and Myrrh）虽然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 却完全是以西方人作为假想读者的。作品中出现的阿拉伯文化所特有的所指和阿拉伯人所司空见惯的传统习俗，作者不惜花费笔墨大加阐发。如小说中解释进口的布娃娃等玩具被当局销毁的理由，在于不允许生产真主创造物的变形物体。而这点对于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来说都是再清楚不过的，根本无需解释。相反地，小说中出现了不少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所指，如芭比娃娃（Barbie Doll）、斯努皮（Snoopies）、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s）等事物对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作者却丝毫不作解释。如此做派对于阿拉伯文学的发展有损无益。
所幸的是，阿拉伯文坛的主流仍然是追求阿拉伯的文学美感，面向阿拉伯的读者的。著名作家马哈福兹、赛阿达薇等无不以惊人的勇气、批判的眼光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审视着阿拉伯社会残酷的现实。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文学的积极影响。一方面，阿拉伯的作家们以叛逆和创新的精神学习并借鉴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时空交错、内心独白等现代主义手法甚至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某些技巧，接受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文艺思潮的影响，从而促成现当代阿拉伯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比如马哈福兹就是一个典范。他在重视阿拉伯传统的叙事模式的同时，十分注意吸收借鉴西方小说的形式。他曾一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应当模仿欧洲小说的写法，世界上只有西方小说的形式是神圣的、正确的。”（注：《马哈福兹在回忆》，转引自高慧勤、栾文华主编：《东方现代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下册，第1433页。）在授予马哈福兹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也特别指出：“由于他在所属的文化领域的耕耘，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合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注：〔瑞典〕斯图尔·艾伦（ Sture Allen ）在颁发199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的讲话，见《世界文学》1989年第2 期，第200页。 ）但我们不能因此把马哈福兹列入“为翻译而写作”的阿拉伯作家之列，因为他一直是面向阿拉伯读者写作的。
另一方面，阿拉伯作家在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上也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通过作家们的宣扬，已经渐入阿拉伯普通民众之心。而出于对东方传统的专制思想的批判，阿拉伯的作家们尤其重视以自由的理念作为改变社会的武器。当前大多数阿拉伯作家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即埃及评论家拉贾乌·纳卡什（Raja'an-Naqqash）所说的“费克尔（思想）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自由，公正，伊斯兰宗教与世俗主义的谐调。（注：〔埃及〕拉贾乌·纳卡什：《自由与公正无可替代》（La Badil'an al-Hurriyeh wa al-‘Adl），巴黎《阿拉伯祖国》（阿拉伯文杂志，AL WATAN AL ARABI），第 1062期，1997年7月11日，第48—50页。）在这三个方面当中，公正是伊斯兰教传统所固有的，而自由精神和世俗主义的科学精神则更多地受益于西方。（那些“为翻译而写作”的阿拉伯作家更是崇奉西方的价值观念）。
推崇科学精神并努力在伊斯兰信仰与科学之间进行协调，这一点在马哈福兹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作品中一直贯穿着信仰与科学的线索。他本人亦承认这一点。90年代初，《金字塔》报社曾组织一次关于“阿拉伯文化工程”的研讨会，马哈福兹致函与会者，说：“任何一项阿拉伯文化工程都必须建立在伊斯兰与科学的基础上。”别人要求他解释时，他说：“我们所理解的埃及人，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埃及人和我在书中谈到的埃及人，都生活在伊斯兰教之中，实践其最高的价值，毫无喧嚷，也不多言。这一切意味着他们的纯正、宽容、说话诚实、勇于发表意见、忠于自己的立场和温暖的人际关系。这便是埃及人对他们的伊斯兰教明确的表达。但我在致研讨会的谈话中加上了必须接受科学，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以科学为基础安排他们的事情，那么在民族之林中将丧失其未来。我所有的书，无论新的，旧的，都遵循这两个轴心。伊斯兰是我们民族善之观念的源泉，而科学则是我们当前和未来进步、振兴的工具。”（注：〔埃及〕艾哈迈德·凯马勒·艾布·麦吉德：《为〈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作证》（Shahadah"Awlad Haratina"），载《金字塔》报1994年12月29日。）
在阿拉伯作家自由意识的发展方面，虽然在自由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但他们仍然在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思考与探索。许多阿拉伯作家的身上都体现出强烈的自由意识。上述提到的作家穆尼弗对专制暴虐、个人崇拜、践踏人权和奴性行为的大胆批判始终指向着自由；白雅帖不仅在作品中寻求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解放，而且他曲折的人生就是争取自由的艰难历程：马哈福兹的创作更是紧紧围绕着自由而展开的，一位评论家指出：马哈福兹前期作品的“脊柱”就是“自由的悲剧，是面包、性与知识的悲剧”；（注：〔埃及〕加利·舒克里：《归属：马哈福兹文学研究》（Al Muntami:Dirasah fi Adab Najib Mahfuz），贝鲁特，新视野出版社，1982年版（1969年初版），第90页。）赛阿达薇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则更多地关注阿拉伯妇女的自由解放。她在小说《一钱不值的女人》中揭示了女性自由与金钱、性的关系，把女性自身的自由看得重于一切。女主人公“宁愿当一名妓女，也不愿当一名被人欺骗的圣人，”（注：奈娃勒·赛阿达薇：《一钱不值的女人》（Imara'ah 'indaNuqtah as-Sifr），又译《不求赦免的女人》，贝鲁特，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版（1975年初版），第96页。）就是因为她选择了自由。 赛阿达薇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女作家一样，“已经献身于谴责社会——一个无法容忍那些敢于或要求走出深闺之妇女的社会”， （注： Miriam Cooke:Telling Their Lives:A Hundred Years of Arab Women'Writi-ngs,"World Literature Today",Spring 1986,p215.）通过对阿拉伯女性艰难的生存境遇和任人宰割的命运的揭露，把妇女的自由解放与人类整体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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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美文化市场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的单一性消费及其负面影响，我们尽可以提出质疑和批评，但从其对阿拉伯文学生产的影响来看，只要“为翻译而写作”的现象不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大可不必担心欧美“世界文学”生产机制的全球化蔓延。因为第三世界也可以有自己的“世界文学”生产机制。“世界文学”的真正构成不是靠某种单一的生产机制在一时一地形成的，而是长期以来由不同民族以不同的语言载体和不同的生产机制创造出的、各具民族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总体文学。第三世界文学不会因为欧美文化市场的片面性消费而被抹杀其整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欧美对阿拉伯文学的再生产中，阿拉伯读者作为阿拉伯文学最主要的审美主体对他们自己文学的美感毫无发言权，对此，一些阿拉伯评论家愤愤不平。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对待它的，因为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生“文化误读”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在第三世界自身的文学生产中，审美主体必须对自己民族的文学之美感保持发言权，即在阿拉伯本土保持阿拉伯文学美感的合法性或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保持汉语文学美感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对“为翻译而写作”倾向的担心和对欧美“世界文学”生产机制全球化的顾虑，是向第三世界那些媚西方中心之俗的作家和其他文艺工作者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