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美国的政治传统——美国“统一史学”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史学论文,贡献论文,传统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前半叶，美国史学界先后出现“进步主义史学”（progressive history）和“统一”史学（consensus history）。前者以查尔斯·比尔德等（Charles Beard）[①a]为首要发韧者，借“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之风，把美国历史描绘为一部“敌对社会集团、阶级、地区、意识形态间永不休止的矛盾斗争史，“强调自由主义改革传统在美国历史中的主导地位，赞扬了这一传统的积极的历史作用。“统一”学派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达到全盛时代时期，60年代仍然余音缭绕。它向“进步主义史学”发起了强大攻击，对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行了全新的审查与反省，在美国知识界，特别是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的前半叶，对美国及全球而言，确是一个巨大的动荡时代。此间，美国国内经历了近20年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政”的实施、美国共产主义的一度高涨、以及保守主义的重新抬头。
同时，整个世界也经历了剧烈动荡：一战的爆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法西斯主义的一时猖獗、苏联的崛起、二战的终结、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局势的最终形成，等等。
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交互作用下，美国政治逐渐趋于保守，知识界也日益沉迷于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生活观，保守主义的情绪占了上风。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出现标志着它的顶点。政界与思想界的保守主义相互激荡，把美国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时间，反映保守主义情绪的著作纷纷问世。1949年，皮特·韦尔莱克（Peter Viereck）的《重谈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Revisited）一书的出版发出了重要信号。此后，拉赛尔·柯克（Russell Kirk）的《保守情怀》（the Conservafive Mind），奥古斯特·何克舍尔（August Heckscher）的《一种政治模式》（A Pattern for Politics）等等，接踵而来。
历史学家作为知识界的一员，扮演了时代发言人的积极角色，“统一史学”（The Consensus School）由此产生。他们共同向“进步史学”发起冲击，否认冲突与矛盾是美国历史的主流，强调“和谐、一致”在美国历史传统中的主导地位。根据他们的解释，美国历史以‘一致性’和‘连续性’（Continuity）为其特点，因而在作史目的上，强调发掘把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把美国社会粘为一体的共同价值观，阐发为何美国享有其“独特性”和“同一性”的原因，希图打消美国社会在冷战时期消极疑惑及焦躁偏执的情绪，通过对自己传统的清醒认识以应付时局。
其实，“统一”史派绝非高度统一，它分为明显的两大派。因“冷战”态势的影响，其中一派“热”了起来，热烈赞扬美国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倾向。此派以丹尼尔·布尔斯汀（Daniel Boorstin）和克林顿·罗赛特（Clinton Rossiter）为代表。他们站在“右”的一面，庆祝欢呼美国保守主义的成功。另一派以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为代表（Richard Hofstadter），与前者在探索的内容上完全一致，即发掘美国传统中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和美国人民共同享有的某些基本原则与价值观。但是，他们保持着“冷静”，站在“左”的方面，深刻剖析了美国政治传统的特色，揭示了其局限性，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传统，因为它保守，缺乏批判性、创造性和适应性。
倍受赞赏的美国“独特性”
克林顿·罗赛特和丹尼尔·布尔斯汀强调说，美国一直存在着某种高度的一致性——保守主义传统。这传统产生于美国历史特殊的起点与地理环境，同时根植于共同生活、习惯及代代相传的制度中。
罗赛特认为，早自殖民时期起，保守主义就已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土地上，因为这些早期殖民者早已获得自由，因而没必要再为之而战。在他笔下，杰佛逊及《独立宣言》非但失去了其革命性质，甚至成为美国革命时期保守主义的两大支柱。美国革命的目标不过是“巩固、进而审慎地扩大那些早已确定为我们生活方式组成部分的自由与繁荣”。[①b]罗赛特进一步阐述道，美国历史自始至终充斥着保守主义的表现，这在其传统主义及宪政主义中清晰可见。他声称，美国人在如下方面一直是保守的：宪政主义、两党制、个人主义化的集体主义、社区联系和自愿性合作、阶级结构以及美国爱国主义的传统主义。根据他的定性，美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城堡”，美国人不过是在经济及技术上激进罢了，“政治的美国人是保守之最”。
统一学派，特别是“右”翼的立论，建立在他们对美国社会性质的规定。他们认为，在美国联邦宪法制订之前，美国社会在本质上已是一个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不存在尖锐的社会分化；汉密尔顿与杰佛逊之间不存在任何明显的裂痕，而杰佛逊一派，既非激进派又非发明者，他们只不过试图保存过去的价值观而已；美国内战前20年南北双方的区别并非像描绘得那样势不两立，泾渭分明；甚至于内战本身也不具备革命的性质，因为南北双方均未提出任何了不得的政治问题，不过是缠斗于传统的法理之争和美国联邦制度的基本框架之中，这恰恰表明了美国历史的连续性。
“统一派”右翼的真正大手笔是丹尼尔·布尔斯汀。他的著作着意赞扬美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uniqueness）。在《美国政治的特质》一书中，他指出，“美国民主的特征并非产生于美国人民特有的优点，而是蕴育于这块大陆的史无前例的机遇，来自于一种特殊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条件的组合。”正是美国的地理和历史特点把美国导向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假定或公理之中。美国的制度并非什么惊人的创造，因为它自然地发韧成长于其植根于上的土壤和传统的有机体中。[①c]
他进而总结了美国传统的几个重要“优点”，其一，美国是历史连续性的榜样；其二，美国善于因地因时地发展自己的制度；其三，由于美国的历史特点，美国不注重“主义”等哲学性的思考，也没有哲学偶像的崇拜，美国人追求的是实用主义。对于第三点，他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美国缺乏哲学和理论总结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人认为美国实际上早已存在着一种“理论”，即“被赋予”（givenness）的观念，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定义早已通过不同方式被先人“赋予”。[②c]
“被赋予”观念有三种表现。首先，象收授礼物一样，美国人接受了过去的价值观念。最早的移民或合众国的缔造者在美国诞生之际就已为美国创造了完美无缺的政治理论，足够美国人用以解决日后的问题。其次，美国人乐于把来自现时的价值观作为馈赠接受下来，认为美国的理论在美国制度中是心照不宣的。这种观念认为“美国生活方式”本身就蕴含着“美国思维方式”，而这“思维方式”实质上发挥着一种“理论”的功能。尽管美国人从未把这种“思维方式”透彻明了地总结出来，这种“理论的功能”是始终存在的。这一观念还认为，美国的政治理论从未清清楚楚地展现自己，而总是罩着一层美国特殊经历的外衣。再者，相信美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同一性（homogeneity）。这种“连续性”的信念使得美国人毫不困难地同时接受以下两个“公理”：预先制订好的初始理论早已被国家缔造者“赋予”了；我们现实的经验总能够提供自己一种既实在又缥渺的理论。
概而言之，以上两位“右翼”统一派史家所阐发的美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在于：第一，美国早自殖民时代起就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第二，由于不存在着尖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突，美国政治不具备激烈的革命性质，保守主义是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第三，美国逃离了欧洲的封建影响，也摆脱了对哲学及意识形态的推崇，从而自发产生出因历史及环境因素决定的特殊的“思维方式”——因时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制度的实用主义及工具主义（instrumenfalism）。总之，美国是一个不同于欧洲国家，更不同于东方国家的“独一无二”的国家，是一个值得庆幸及赞美的国家。
令人遗憾的“独特性”——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影响
正如前述，“统一历史学派”并非铁板一块，其阵营中分化出一批“左翼”史家。“左”的倾向表现在他们在寻觅美国政治传统的“一致性”时，是置身于此传统之外，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冷静的批判。与“右翼”相比，其显著的区别是，“右翼”置自己于此传统之中对它进行兴致勃勃的“赞扬”，“左翼”者则超越于此传统之上，对它表示了深感遗憾的“叹息”。
“统一派”左翼，甚至整个“统一历史学派”的发韧者是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另一位大家是路易斯·哈尔兹（Louis Hartz）。
霍夫斯塔特是位多产的历史家。[①d]他的作史特点在于：广泛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及概念，把他们应用于历史学的研究；反对“进步史学”的经济决定论，使“思想”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以此揭示历史中的“复杂性”及“多样性”。
最能反映霍夫斯塔特主要观点的两部著作是《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创造者》和《改革的时代：从布莱恩到福兰克林·罗斯福》。在前者中，他力图发掘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中把美国人联为一体的核心。他认为，这一核心包括了全体美国人对某些基本概念的共同理解，例如：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对私有财产自由处置和投资权利；“机会”的价值；个人利益及自我确立的自然演进。[②d]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去建立对美国政治传统的全新解释，强调这一传统是根植于“美国观念的共同氛围。”
霍夫斯塔特的主要攻击对象是“进步主义”史学家。他不满于他们把美国历史简单刻划为“矛盾、对立、分化”的过程，批判了他们对美国历史中的历次改革运动的美化，提出了美国历史的“统一、和谐性”的典型表现。但在发现这一“统一性”的同时，突出了其保守的特质、缺陷和局限性，及其对美国民主的破坏作用。他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实质上并非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并未取得任何具有建设性的成就。反之，他发现这一传统是狭隘的，在多方面有明显缺陷。它的本质是落伍、守旧、向后看的，希望回归到强调贪婪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上。
在《改革时代》一书中，霍夫斯塔特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对美国政治传统的批判。他集中考察了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三次改革运动，即平民主义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和“新政”。“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在他笔下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传统被加以剖析。其中，他对“平民主义”作了深入全面的分析。
霍夫斯塔特是一位深具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现实和将来而写，为范围更宽广的美国大众而写。用他自己的话说：此书是应“现实对新解释的需要而作”。因为他发现，“平民主义”的精神不但在1896年征服了民主党，而且在进步主义时代的政治中继续产生重大影响。他甚至认为，“平民主义”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当前，成为地方主义、百姓的“民主反叛”及“怀疑”心态以及本土保护主义的组成部分。[①e]实质上，他的最终目标是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
根据他的分析，平民主义——进步主义传统的典型表现是：对农业生活价值观的执着坚持；对个体企业和个人机会的坚定恪守以及由此衍生的性格与特征；对独揽一切的扬基文明的刻意保护。[②e]霍夫斯塔特揭示出“平民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是它的短视性和简单性。它把在复杂的国内及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农业中的麻烦，简单地归罪于“外来的”因素。因而，平民主义不过是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及地方主义的大杂烩。其次，是它的怀旧性，因为它“试图恢复工业主义及农业商品化之前占统治地位的状况。”[③e]
霍夫斯塔特由此归纳出“平民主义”意识的几个基本方面：第一，依恋昔日的“黄金时代”，向往重返那温馨的农业伊甸园；第二，“自然的和谐”观念，它相信美国因地大物博，人民应“自然地”享受繁荣，如若不然，必定是人类的贪婪和劣行破坏了这一和谐；”第三，社会斗争的两极性，把美国社会笼统分为两大利益集团，即生产者与非生产者，后者包括了垄断寡头、金钱势力、大托拉斯及铁路巨头，其中以金钱势力为首恶之敌；第四，历史的“阴谋”理论，它常与下面两个问题联系起来：金融问题上，华尔街与国际利益集团狼狈为奸，以金钱势力对付老百姓；另一个是反犹太主义，犹太人成为“高利贷”及“国际金环”的代名词。[④e]
“阴谋理论”是问题的核心，其根源是一种强烈的“恐外”症，而“恐外”症归根结蒂产生于“盎格鲁——萨克森主义”。霍夫斯塔特认为，“恐外”情结曾经，而且仍然幽灵般地笼罩着美国人的心灵。它产生于对城市生活的憎恨，导致了严重的极端倾向——“怀疑及憎恨任何远方的陌生的人。只要他来自城市，既使是美国人也不例外。”“恐外”情结更来自对外来移民的憎恨。而广泛传播的本土主义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盎格鲁——萨克森，无论是平民或贵族，很难在平等或信任的前提下接纳异族。”
“盎格鲁——萨克森主义”传统的突出特点，是其有关本种族“优越”及“慈善”的臆说。这一传统的核心建立在扬基一新教（Yankee—protestant）传统之上，扬基一新教传统反映在美国国内事务中，经常以反对移民的形式出现。在论及平民主义及进步主义的起因时，霍夫斯塔特强调了三个因素：1880年以后的美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美国人口主体成分的被削弱。“新移民”[⑤e]不相信美国主体文化中的宗教和传统，操不同的语言，属“不可归化者”。于是，恪守扬基一新教传统的本土文化与代表其它欧洲传统的移民文化产生了尖锐冲突。前者坚信自己的政治传统，坚信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恪守如下信条：市民应持久、不谋私利地投入公共事物，政治生活必须遵循基本的原则及抽象的法律，从而超然于个人需要之上；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职能在于促进生活的道德化；经济生活必须与个人性格的陶冶与升华相联系。而带有不同政治文化传统的“新移民”们，特别是在卷入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生活时，严重破坏了扬基一新教传统。于是，美国的平民主义运动，特别是进步主义运动，典型地表现了当时美国主流社会“疑外”，“惧外”，“轻外”，然而又极力“同化老外”的色彩与倾向。
路易·哈尔兹同霍夫斯塔特一样，站在“左”的立场上，发掘了美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与“一致性”。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他也把美国描绘为一个不同于欧洲的，“无封建传统的国家”。这种独特的历史起点赋予美国“自然的自由主义传统”，也赋予了美国历史的独特性。哈尔兹认为，非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缺乏真正的革命传统，也没有社会主义的传统。[①f]
然而，哈尔兹立即指出了这种“自然的自由主义”造成的危害。他指出，“自然的自由主义”概念造就了一个“思维框架”（the frame of mind），当美国的自由主义与美国的民主相联系时，似乎成为一种“自然”的现象。哈尔兹指出，这种状况造成了三种不良的倾向。
首先，洛克学说认为西方从整体上是理性主义的象征。然而在美国，对洛克思想的推崇达到极为非理性的程度，以至于美国人根本没搞清“自由主义”为何物。用哈尔兹的话说：“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什么‘自由主义运动’，也未曾有过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政党’，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美国生活方式’……。‘自由主义’在美国这个它得以最充分体现的国土上，只不过是一个陌生者。”[②f]
其二，哈尔兹指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个人自由的光荣象征是西方普遍的事实。但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强迫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自由主义”对自由本身构成了威胁。”[③f]
其三，哈尔兹认为，自由主义社会面临的最基本的伦理问题并非是多数人统治的危险，因为美国人对此早已有所警觉。“同声叫好，毫无异议”才是真正的危险之所在，因为它是深藏幕后，无人察觉的“思想专制”（tyranny of opinion）。
令人遗憾的“独特性”——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独特的”美国如何与外部世界相处，以及在此过程中对美国传统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左翼”统一史家关注的问题。
霍夫斯塔特在其《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44）中早已对种族因素在美国对外扩张问题上的重要影响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英国为世界贡献了达尔文，但对达尔文给予异乎寻常的迅速和热烈的接纳者却是美国，而盎格鲁——萨克森定理（Anglo—Saxon dogma）成为美国帝国主义时代种族主义的主要成份。他认为，188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盎格鲁——萨克森主义，无论是好战的，抑或和平的，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根据。”[④f]
他认为，约翰·霍普金斯学派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盎格鲁—萨克森学派的形成。此派最核心的观点是盎格鲁—萨克森的种族至上论。他们认为，英格兰及美国民主制度，特别是新英格兰的市镇会议（town meeting）可追溯到早期日尔曼人部落的原始制度。此派历史家一致认为，“自治政府”产生于“身材魁梧、白面金发碧眼的、民主的条顿族，”共同的沉缅于对“英语民族优越性”，和“盎格鲁—萨克森种族卓越政治能力”的赞美。霍夫斯塔特特别提到老罗斯福，认为他在哥伦比亚法学院就读时就已被种族扩张的观念所深深激励。
霍夫斯塔特同时提及了热烈鼓吹“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两位大师约翰·弗斯克（John Fiske）和乔希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的关键作用。
霍夫斯塔特认为，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在是否对外扩张的辩论中，盎格鲁——萨克森主义在抉择的天平上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他指出，虽然具体的经济及战略利益，如中国贸易，以及获得制海权的必要性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盎格鲁——萨克森主义也是扩张派领袖的颇具感召力的借口。
盎格鲁——萨克森主义中的和平派则强调英美同盟。如詹姆斯·霍斯莫尔（James k,Hosmer）赞美了“英语民族兄弟情谊”，认为它足以应付来自斯拉夫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挑战。
霍夫斯塔特把这一种族主义归因于二，其一，是对本种族衰落的担忧；其二，是对“黄祸”蔓延的恐惧。霍夫斯塔特指出，在1905至1916年间，美国对日本的恐惧达到顶峰。甚至杰克·伦敦都醒悟到盎格鲁——萨克森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如果日本人的组织及统治才能驾驭住庞大中国人口的巨大工作能量，其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霍夫斯塔特还评析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他认为该政策体现了“进步主义传统用道德术语诠释国家政策的胜利。”关于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必要性，威尔逊称之为一场“使民主在世界更安全”的斗争，从而把美国的干涉“置于尽可能崇高的境界上”。威尔逊告诉美国人民他们并非只是在保护自己，而是作为世界公民，在扬基“责任感”和精神（ethos）的感召下，在他人的长久期待中，履行着对世界秩序及世界民主的广泛责任，正像美国人为自己的制度而斗争一样。[①g]
路易·哈尔兹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美国在外交上的弱点。在谈及“美国主义”在外交上的表现时，他认为有两种倾向。第一种表现，作为“生而平等”的民族，美国人有一种心理上的遗产，即一种强烈的自由绝对主义（liberal absolutism）。当产生思想之间的交锋时，这种“思维框架”（frame of mind）会自动产生两种结果：其一，因把外部事物视为不可理喻，便妨碍了美国在国外的创造性活动；其二，在国内它通过对“疑外”心绪的煽动，助长了歇斯底里的发作。第一种表现的根源是“逃离世界”，“逃离欧洲”的孤立主义原则。它建立在一种坚强的信念之上：美国对自由主义的享有正在于她逃脱了病入膏肓的旧世界。
“美国主义”的第二种表现在进入20世纪后更显突出。哈尔兹指出，因为“美国主义”的绝对道德化倾向，当它接触到世界事物时，“孤立主义”时而被其孪生姐妹“弥赛亚主义”所取代。美国似乎一直在这两种极端中摇摆不定：要么远离外部世界；要么“热情洋溢”地去拥抢世界，“一种绝对的民族道德被激发起来，要么从‘外部’事物前撤退，要么去改造它们，两者不能共处。”
在论及冷战时期的对苏关系时，哈尔兹指出，因为当前反共产主义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竞争，美国的“思维框架”便提供出简单朴素的观念与对方抗衡。然而，“因为美国自由主义信条不过是一个‘潜在水中’的信念……，显然它是一种不易被其它民族欣赏和理解的理论。”[①h]
哈尔兹认为，美国目前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美国历史是否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可以‘出口’的东西？”而是“美国历史是否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东西？”[②h]哈尔兹说：“我们不但被告知，美国史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定理’，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还被告知，我们，而非俄国人，是地球上最革命的民族。”
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何在？哈尔兹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缺乏社会革命的经历。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了美国人极端的思维方式，而且在一系列具体方面，造成了美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交流中的困难。因而美国人很难理解欧洲的“社会问题”，对亚洲的更深刻的社会斗争就更不熟悉，以致于把反动的政权当作“民主的”来对待。所以，面对当前的世界，美国最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意识层次”，一种对非理性的洛克主义的超越。在此过程中，应同时加强对自己的认识和对别人的理解。[③h]
哈尔兹在本书结尾强调了他的主题：一个“生而平等”的民族能够理解其他同样也是因历史和环境而造就的民族吗？这个“生而平等”的民族是否已了解了自己？
其实，即使是右翼的“统一”史家布尔斯汀，在赞扬美国政治传统时，也有意无意地指出其缺陷，特别是美国与世界打交道时的局限。布尔斯汀指出：美国制度优点的本身就解释了美国为何不能创造一种“哲学”；美国的地理历史条件使我们对政治理论漠不关心，使我们无法用标语和信条概括出美国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美国的特殊条件“使美国人在世界理论之林中拿不出一个可以输出给世界其它民族的理论”。在《特质》一书中，他强调了如下基本论点，劝别国人民模仿美国是最最非美国的作法；我们不应当要求别人接受美国的“哲学”，因为美国没有任何哲学可供输出。
他特别警告说：“如果我们以‘美国民主哲学’这一武器参与世界范围的竞争，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④h]因为“美国的特有优势帮助我们逃脱了欧洲的哲学教条，从而使我们不善于，也不喜欢政治理论。”对美国史独特性的理解帮助我们认识到为何美国的政治生活理论未得到明晰的阐述和表述，也帮助我们明白，为何美国的制度无法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因此，在当前的世界斗争中，我们不可指望其他民族皈依美国的政府理论，更不应试图通过对美国制度的移植把东欧从共产主义之下解放出来。”
“统一史学”是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国际形势及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在美国史学界的反映。从美国史学史的内部发展看，它是对“进步主义史学”的直接挑战与批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统一史学”当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把视点聚集于社会“精英”们的思想及行为，强调美国社会的单一性、连续性、和谐一致性，不但把美国黑人、妇女及其它民族排斥在外，而且抹杀了美国历史中的矛盾、分歧，淡化了经济利益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影响。难怪自60年代起，它遭到了美国“新史学”的巨大冲击。
但是“统一史学”，特别是其左翼的贡献不容抹杀。首先，它把“思想传统”的作用引入历史的研究，使历史解释本身更加丰富和复杂，纠正了“进步主义”史学只强调经济因素的简单化倾向。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某些剖析将作为超越时代局限的精辟总结长留于世，例如：“盎格鲁——萨克森种族至上论”；“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相互竞争和转换；高度“道德化”的保守主义；哲学理论的缺乏能引起的实用主义；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美国价值”的世界普遍性观念；极端的非理性的自由主义。这些近半个世纪前的中肯分析，仍然值得当今及至21世纪的美国人民认真回味。
注释：
①a 查尔斯·比尔德的主要著作包括：《以经济眼光解释美国宪法》（An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13）；与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合著：《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American Civilization,1927）。
①b 罗格斯·霍林斯沃斯：《最近美国历史著述中的‘一致性’与‘连续性’》（J.Rogers Hollingsnorth,Consensus and Continuity in Recent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s），第43页，载《南大西洋季刊》第61期，1962年版。
①c 丹尼尔·布尔斯汀：《美国政治的特质》（Daniel Boorstin,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剑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3—6页。
②c 丹尼尔·布尔斯汀：《美国政治的特质》，第8页。
①d 霍夫斯塔特的重要著作包括：《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1944)；
《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创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the Men Who Made it)(1948)；
《改革时代：从布莱恩到福兰克林·罗斯福》（The Age of Reform:from Bryan to F.D.R)(1955)。
②d 霍夫斯塔特：《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创造者》，第15页。
①e 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从布莱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第5、12、62页。
②e 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从布莱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第62页。
③e 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从布莱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第70页。
④e 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从布莱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第82页。
⑤e 系指1830—1882年间来自东欧、南欧的俄国人、波兰人、奥匈人、犹太人、希腊人、意大利人等等。在更广意义上讲，亦包括亚洲人。
①f 路易·哈尔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第4页。
②f 路易·哈尔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第6页。
③f 路易·哈尔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第11页。
④f 霍夫斯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v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纽约1959年修订版，第5页。
①g 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第278—279页。
①h 哈尔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第305页。
②h 哈尔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第305页。
③h 哈尔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第308页。
④h 丹尼尔·布尔斯汀：《美国政治的特质》，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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