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学社的旨趣与中国史学人才之培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京论文,旨趣论文,哈佛论文,学社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在政治、军事、经济上联系的不断加强，中外学术的交流与互动也日渐频繁，在学术层面上顺应着“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在异彩纷呈的现代学术交流史中，中外共同参与的学术机构是值得注意的节点，而其中最成功的例子，非哈佛燕京学社莫属。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创立于1928年，是由美国霍尔教育基金资助、美国的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燕京大学合作创建的学术机构。它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中止于1951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它为中美学术交流的开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不论是对中国学术的转型，还是对美国汉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六十多年后，在中美学术交流更加紧密的今天，重新审视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价值，无疑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档案材料的逐渐开放，学界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成果也陆续丰富起来，如陈观胜的《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大学之关系》、王钟翰的《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张寄谦的《哈佛燕京学社》、樊书华的《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陶飞亚和梁元生的《〈哈佛燕京学社〉补正》、张凤的《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认识，推进了学界对于20世纪上半期中美学术交流的研究。但学术研究并没有穷尽之时，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考察也尚有拓展空间。例如，关于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推动作用，学界是达成共识的，但这种“推动”是如何产生的？在具体操作层面是如何贯彻的？这些具体层面的探讨，尚不多见。讨论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离不开宏观层面的把握，也离不开微观层面的考察。只有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整体丰满的认识。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讨论，当然也不能离开微观层面的具体考察。本文欲在此方面作一番尝试，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学人的著述和研究活动为依托，考察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旨趣及其对中国学术人才培养和学术转型的影响。 一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1914年12月，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因肾衰竭去世，留下价值大约1100万美元的遗产。在去世前的11月1日，霍尔立下遗嘱，规定将遗产分成三份，全部用于发展教会教育事业，其中一份用于“国外地区的教育目的，即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地区……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教育机构的创建、发展和维持”，并指出主要用于这些地区英国或美国教会机构的世俗教育事业。①这就是“霍尔教育基金”(The Charles Martin Hall Educational Fund)。在1915-1928年，遗产董事会已陆续将数量不等的基金捐赠给亚洲地区有关教会教育机构。1920年，燕京大学副校长路思义(Henry Winter Luce)就从霍尔教育基金募得52500美元的资助，用于学校的基本建设。 1924年，哈佛大学商业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化学系与艺术系筹集资金委员会主席华莱士·董纳姆(Wallac.B.Donliam)注意到霍尔基金，便拟定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Harvard Oriental Institute)的计划，申请基金资助。在基金委托人“在东方寻找一所愿意合作的大学研究机构”的建议下，哈佛大学便派出艺术系教员华尔纳(Langdon Warner)于1925年前往中国寻找合作对象。华尔纳本中意国立北京大学，但他领导的考古队在中国敦煌进行的“考古”活动，在中国社会闹得沸沸扬扬，使得国立北京大学不得不收回合作意向，以应对中国民众高涨的民族情绪。华尔纳遂转向起初并不看好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虽然在实力上比不上国立北京大学，但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自1918年上任就一直致力于学校的改革，使学校更加“中国化”，以适应“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兴起的“反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司徒雷登的改革，得到华尔纳的认可，双方遂于1925年9月达成协议，合作建立“哈佛燕京学社”。考虑到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学社推迟到1928年1月4日才正式在美国麻省注册成立。 哈佛燕京学社本部设于哈佛大学，“最高组织是‘托事部’，托事部的人选，除了赫尔(即霍尔)遗产执行团的代表外，有哈佛大学托事部和燕京大学托事部的代表，另外还有哈佛大学高级行政人员一人。他们每年开会两次：第一次在4月，主要是审查下年度(例由7月起)预算和本年工作报告；第二次在10月，主要审查上年度决算和追加预算。在托事部的监督下，负责行政工作的是社长，社长一向兼任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②。第一任社长是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叶理绥是法籍俄裔汉学家，早年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学习日语和汉语，1908-1914年日俄战争期间前往日本研究日本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定居法国巴黎，入巴黎学派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门下，为伯氏的得意门生。1934年经伯希和推荐，出任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并在哈佛大学建立东方语文系，任系主任，直至1956年才卸任社长一职，是哈佛燕京学社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社长。叶理绥之后，继任社长者有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56-1963年在任)、裴泽(John Pelzel，1963-1976年在任)、克雷格(Albert Craig，1976-1987年在任)、韩南(Patrick Hanan，1987-1996年在任)、杜维明(1996-2008年在任)、裴宜理(Elizabeth Perry，2009年继任)。 学社于1933年在燕京大学设驻北平办事处(Peking office)，作为学社在东方的活动中心。办事处负责人为执行干事(Executive Secretary)，规定由美国人担任，其职责是每年3月、9月向社长提交两次正式报告，报告办事处的年度预算和工作计划。首任执行干事为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但博氏因与社长叶理绥不和而于1939年辞职。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由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洪业继任执行干事。1940年，洪业赴美接受学位(韦斯良大学神学、文学博士学位)和向哈佛燕京学社筹款期间，由西文秘书海松芬女士(Miss Hilda L.Hagne)代理执行干事事务。1941年初，洪业回国。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洪业被日军逮捕入狱。燕京大学转移西南，于1942年10月1日在成都复校，由代理校长梅贻宝代理执行干事一职。1945年，日本投降，燕京大学回北平复校，洪业仍回校任执行干事。1946年春，洪业赴美讲学，由聂崇岐代理执行干事。因该职规定由美国人担任，所以学社又于1947年委派美籍华侨陈观胜(Kenneth K.S.Chen)担任。1949年春，陈观胜离开中国赴美任教，执行干事再次交由聂崇岐担任，直到1951年北平办事处撤销。 关于学社基金的分配，霍尔遗产董事会于1928年12月28日召开的遗产分配会议进行了详细安排。基金总额约1400万美元，分两部分：一部分为760万美元，一次性直接支付给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及欧洲巴尔干半岛二十所有关教会大学，其中获得资助的中国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100万)、岭南大学(70万)、金陵大学(30万)、华西大学(20万)、齐鲁大学(15万)、福州协和大学(5万)；另一部分为635万美元，全部交给哈佛燕京学社。这部分也分成两种账目：普通账目，约445万美元，不受限制，负责学社在哈佛、燕大两地的研究和行政上的支出；限制性账目，约190万美元，将所得利息分为十九份，按指定比例③每年分四个季度拨付给上述六所大学与印度的阿拉哈巴德农业研究所，开展学社指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为燕京大学是学社在东方的活动中心，故所得资助最多，包括100万的直接拨款和限制性账目的利息收入(每年约50万美元)。这笔丰厚的资助，对刚刚成立的燕京大学来说，可谓强劲的发展助力。此后一系列学术活动，都是在这笔资助的支持下完成的。 二 用“近代批评手段”研究中国 1925年9月华尔纳与司徒雷登达成的“哈佛燕京学社”协议，对学社的任务与宗旨有明确规定：“学社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以及中国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保证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资助出版那些经学社董事会赞同的在中国文化领域以及中国学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向，准备把经费首先资助于那些课题，如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共同的任务是在激发美国人的兴趣和利用近代批评手段来鼓励在中国的东方问题研究”。④这一规定透露出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与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二是哈佛燕京学社所提倡的研究方法是“近代批评手段”，而非西方传统的研究方法或中国的研究方法。第二点尤为重要，它直接决定了哈佛燕京学社在二十年中的研究旨趣和历史功能，即“近代批评手段”由美国向中国的传播。 所谓“近代批评手段”，从广义上讲，就是19世纪以来被欧美学界奉为典范的科学理念与科学研究方法。它滥觞于自然科学界，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下，逐步波及社会领域和人文领域，成为各学术领域都信奉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以历史学为例，考察19世纪以来美国历史学界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崇。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美国史学界是科学史学的天下。一大批美国青年学者赴德求学，如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查尔斯·肯德尔·亚当斯(Charles Kendall Adams)等。他们拜入科学史学的鼻祖——兰克的门下，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观念和历史研讨班的形式带回美国，推动了美国史学的科学化和专业化。科学史学强调“如实直书”，通过分析各种材料，如实重构过去的历史。19世纪美国的历史学家艾默顿(Ephraim Emerton)就说过：“如果一个人要在一个以精神为其主要特征的历史学派和一个以得到最大数量的文献事实为根据的历史学派之间加以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老是踌躇了。……科学训练已经代替了华美词章的地位，今天全世界都受益匪浅。”⑤20世纪初，虽然科学史学开始受到来自“新史学派”的质疑与挑战，“一种广泛的信念认为历史学的题材必须扩大，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必须给予更多的地位”⑥，但是，“这场批判性的反响却一点也没有质疑古老的历史学的两项基本前提假设，即历史学应该是一门专门的学术规范，历史学必须认为自己是一门科学”⑦；“新史学派也处身于学术机构、历史学系或是历史研究所之中。……不管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学工作的构思是怎样的不同，他们都同意历史学是一桩科学事业，是按照严格的方法论的指导线索来进行的”⑧。简言之，受到“新史学派”的质疑与挑战的，是历史学的“科学性”，而不是历史学研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应秉承的科学精神。比如，美国“新史学派”的先驱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虽然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却主张“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历史”⑨；“新史学派”的另一位宗师比尔德(Charles A.Beard)也承认，并不是要彻底废除科学史学的做法，而是不要过分：“我们用科学精神写出的著作没用了吗？我们必须废除科学的方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⑩ 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科学研究方法由欧美传播开来，散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广大殖民地区也积极向欧美学习，派遣留学生等人员到欧美“取经”，将欧美先进的科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带回本国，从另一个方向推动科学研究方法的传播。19～20世纪的中国就是如此。在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浸润下，西方的科学观念逐步进入中国，或激进或渐进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思想。19世纪末的严复，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中国；他猛烈批判中国旧有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大力倡导引进西方科学的思维方法，是最早关注科学方法的近代思想家之一。20世纪初的王国维，既是科学方法的大力提倡者，也是科学方法的积极践行者；他以跨越中西的视域，结合西方哲学、美学、文学、史学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确立了系统的研究标准和方法，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境界。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科学的信奉达到一个高潮，科学方法被视为学术研究的不二之法。留美归来的胡适，于1919年明确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被时人视为科学方法的金科玉律，其后几代人都深受影响。哈佛燕京学社所诞生的20世纪20年代，正是科学方法在中国如日中天的时代。哈佛燕京学社的问世，既得益于这一历史背景，也在客观上推动着这一历史趋势。作为一个中美学术合作机构，它为科学研究方法由美国向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渠道，为中国学术的转型注入了一股活力。 三 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贯彻与中国史学人才的培养——以洪业为例 我们以洪业——这位现代著名史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的核心人物之一为例，来看看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在哈佛燕京学社中的贯彻及其对中国史学人才的培养所产生的影响。洪业(1893-198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谱名正继，字鹿芩，号煨莲，英文名William。自幼随父亲在山东一带生活，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1910年返回福州，1913年毕业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同年获书院美国董事汉福德·克劳弗德资助，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学士；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1920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学士。1922年，经刘廷芳介绍，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相识，一见如故，接受司徒雷登聘请，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宗教史助理教授，并答应在美多留一年协助燕大副校长路思义为燕大募款。1923年回国，任燕大历史系副教授，开始了在燕京大学长达二十三年的执教生涯。在八年的留美生涯里，洪业接受了先进的近代教育，掌握了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并在回国后，成为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坚定的宣传者与实践者。他的理念与哈佛燕京学社“利用近代批评手段”的宗旨不谋而合。 哈佛燕京学社自成立至离开中国大陆，洪业一直参与其中，担任领导角色，可谓学社的灵魂人物。1928年学社刚刚成立，洪业就被聘请到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直到1930年回国。他刚回国，便力主解散国学研究所。国学研究所于1928年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成立，作为学社在燕京大学的执行机构，由陈垣任所长，还聘请了多位国学名师参与其中，如张星烺、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黄子通等；其初衷是继承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培养国学人才。这与哈佛燕京学社“利用近代批评手段”的宗旨不符，也遭到洪业的反对。洪业认为：“学问应没有国界，所谓的国学，不能孤芳自赏，而应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正如不能把欧洲的科学、文学、历史等等笼统归入‘欧洲学’一样。而且……中国的学问应该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11)他主张“把先人知识分为语文、数学、科学、人文四类；人文下中国文学应自成一门；而中国的考古、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等科目都该与西方的这些科目相互结合”。(12)同时，应“把研究人员安排到大学的不同系中，使他们的工作更好地与大学其他方面的工作协调起来”(13)。在洪业的坚持下，陈垣于1931年下半年辞去所长职务，离开燕大，国学研究所亦随之取消。1933年4月，为了更好地处理在中国的事务，学社在中国设北平办事处，负责人为执行干事，规定由美国人担任。1939年，首任执行干事博晨光因与社长叶理绥不和而辞职。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由洪业继任执行干事。叶理绥没有反对，只是派了刚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司太雷担任副执行干事。作为中国人，洪业在原则上是不能担任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一职的，但他能得到司徒雷登的提名和叶理绥的认可，与其多年的留美经历和对美国教育制度、学术理念的拥护有很大关系。洪业在1946年之前一直担任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其中部分时间因出国或战争影响，交由他人代理。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的活动，几乎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开展起来的。 回顾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的著述与研究活动，洪业主持的引得编纂处可谓重头之戏。引得编纂处所进行的中国古籍整理工作，可以说是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次具体呈现。引得，即英文Index的音译，检索之意。洪业编纂中国古籍引得的想法，可追溯到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经历。留美期间，他“很羡慕美国大众可随意翻阅各种参考工具，如百科全书、索引、地图、统计表、年表、族谱……也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考察该处中文书如何编目”。(14)回国后，他一直在思考“应怎样把中国先人积累的知识组合起来，让未来的科学家、历史家及其他学者可轻易索取”。(15)1928年赴美讲学时，他见美国学子“深感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寻检綦难”(16)，便产生了编纂中国古籍引得(Index)的想法。1930年回国后，洪业便在燕京大学成立了引得编纂处，自任主任兼总纂。为指导工作顺利进行，洪业编有《引得编纂手续纲要》，经长期试验和多次修改之后，形成了引得编纂的规范程序，大致可归纳为十个环节：选书、选本、圈目、抄片、校片、编号、校排片、格式、校印样、发印。同时，洪业还创造了“中国字庋撷”的检字法。“庋”“撷”是两个古字：放进、抽出之意。这种方法，先按“中国字庋撷”五个字把所有汉字分为五大类，再按“庋”“撷”二字的笔顺分为十个阿拉伯数码排列于后。“这方法的优点是易学易找，而且学会以后看到六个号码，就马上可想象出原字是什么形状。”(17)自1931年至1951年的二十年间，引得编纂处出版正刊41种，特刊23种，共计64种、81册，“是国内较早运用科学方法编纂的中国古典文献工具书”(18)。洪业以其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于1937年被法兰西学院授予“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儒莲奖”是国际汉学界的最高荣誉，被称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作为学者的洪业，是科学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者；作为教师的洪业，也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在人才培养上的积极实践者。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丰富多样的方式，传授从美国学到的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从事历史研究的兴趣与文献处理的能力。洪业自己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求学时期，哥大的威廉·罗克韦尔(William Rockwell)教授“替他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他坚持他的学生把所有参考资料分为第一手的和第二手的，每一份资料都要确定来源与日期才能加以利用，而且每一条都得有注脚。他也要学生把事实及价值分得一清二楚。事实的范围包括谁、何时、哪里、(做)什么、怎样(做)。价值的判断包括好坏、好坏的程度、利弊所在、为什么。价值判断虽因人而异，但历史家把事实筛滤过后，加以价值判断是不可逃避的责任。历史家得承认自己是主观的，但却又要尽量持客观的态度。历史家必须以严谨的态度、使用正确的方法研究历史，才能对人类知识的积累有点贡献”。(19)回国后，洪业将罗克韦尔教授这种严谨的治史方法吸收进他的教学实践中。他在燕京大学给学生讲授历史方法课程，在开课之初就“灌输他们一种历史感”(20)。首先，他要求学生在一周内写出一篇题为“我是谁？”的作文，内容包括姓名、出生地、父母及其行业、杰出祖先人物、家族渊源、族谱及其保存地等；其次，他要求学生写出生地的历史，包括具体市镇、住宅由来、地契存废、房屋年龄等。他认为，“这对文献的处理是很好的训练”(21)。他还请了一个图书馆小职员每星期天到市场去买废纸(包括日历、药方、符咒等)，堆放在图书馆天花板与楼顶之间的空隙里，每个星期三下午他都带学生到废纸堆里“掘宝”，看到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便鼓励学生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正如洪业在1929年4月起草的《哈燕社备忘录》中所说：“我们将鼓励中国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用最好的现代科学方法对之进行再研究；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学研究的地位，使其在学术上获得美国学者的尊重。”(22)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他二十多年教学工作的目标与准则。 1939年，洪业编了一本介绍学术论文做法的小册子，名为《研究论文格式举要》，作为学生撰写学术论文的参考。他在文章开篇就“研究”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解释：“‘研究’一辞，在西文有重讨覆校research之意，所求在创获新见之发明。‘研究论文’在西语有新立一论thesis之意，其用在供专家之诘驳、审定，故其文与其他之编著以转述追叙为一般学子训勖者，辄有别。既所重在发明，故以考证为法——或取证于试验之结果，或征实于调查之统计，或检讨于图书之凭据——必有我所自得，足以纠旧误、启新知者，用立全篇精华之干，非以眩博眩文为事也。”(23)紧接着，他“取法西式，间亦参酌中西文字习惯之殊，而变通之”(24)，详细介绍了摘要、序、纲要、论文、注、译名、标点、图表、书目、附录诸项的具体做法。这本小册子，页数不多，却高度概括了科学研究方法的内涵，为当时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生学习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三十多年后，罗香林还清晰地记得业师洪业对研究方法的强调：“每遇学生趋谒，即必举学术研究的目标和要点，详为训示。由于得到洪教授的鼓励和指点，而克完成其研究的工作，终于成为著名学者的，无论国内国外，也都指不胜屈；这些学者的成就，虽说与洪教授的精神感召，不无关系，但最明显的一点，还是在于洪教授的乐以研究的方法，启示学子。”(25) 在对史学人才的培养上，洪业有着远大而明确的计划。“他的目标是培养一群具世界观的中国历史家，寄望这新一代的学者能对庞大的中国文化遗产有所发现，把该保存的东西保存下来。”(26)因此，他非常注重对潜在史学人才的栽培，在课堂上随时留意，提携鼓励。“他要求学生头脑清楚，而且有做学术探讨所需的独立精神。发现这样的学生他便刻意加以奖励，教他们怎样抓住学术问题的要点，不受细节的困惑，大胆地做假设，再试试看假设经不经得起考验；并怎样有条理地、有说服力地提供结论。他严格要求他的学生用第一手材料，出处必须一一备注。对特别可造就的学生，洪业则鼓励他们学习外语，帮助他们出国深造。”(27)为了达到挖掘中国文化遗产的目标，他着意培养学生进行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他鼓励学生中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六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昇研究辽代，聂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和王钟翰研究清代。此外，他还栽培了治佛教史的陈观胜，治方志的朱士嘉，治海上交通史的张天泽，研究各种制度的邓嗣禹。”(28)这些学者，后来都成为中国各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且很多都是开拓性的人物，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与转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四 中国留学生——引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生力军 如果说洪业是学习与引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开拓者，那么经由哈佛燕京学社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则是继洪业之后学习与引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支生力军。1929年4月，由洪业起草、与博晨光联名提交的《哈燕社备忘录》，提出了燕京大学在学生培养方面的工作规划：采用西方的学位培养制度，在燕京大学培养硕士，选择成绩优异者送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硕士生的学习年限至少两年，“第一年，在指定的导师帮助下，精读几种汉文和英文典籍，俟笔试合格，然后选定题目，预备论文。论文完成交导师审查，如没有问题，就由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延聘校内外教授级的人组成口试委员会，等口试通过，就成为‘硕士待位生’，静候毕业典礼时接受学位。至1950年夏，这项研究生获得硕士头衔的约有三十人左右，其中过半是历史系的”。(29)1931年秋，开始选派优秀硕士毕业生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第一个被选上的学生是毕业于历史系的齐思和(1931，美国史)，此后陆续有翁独健(1935，蒙元史)、黄延毓(选自岭南大学，赴美时间不详，历史学)、林耀华(1937，人类学)、郑德坤(1938，考古学)、周一良(1939，日本语言文学)、陈观胜(赴美时间不详，佛教史)、蒙思明(选自华西大学，1944，历史学)、王伊同(1944，魏晋南北朝史)、王钟翰(1946，清史)十人赴美；同时，还有赴美后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杨联陞(1940)。以上十一人，因战争影响，黄延毓、陈观胜、王伊同、杨联陞四人一直留在美国任职，郑德坤短暂回国后又赴英国剑桥大学任职，其余六人皆于毕业后回到国内，长期执教于不同高校。他们以一己之力，将美国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带回中国，推动着中国学术的转型和现代学科的建立。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以研究历史学的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三人为例，略作说明。 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直隶宁津(今属山东宁津)人。1927年毕业于南开中学，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南开大学文科，主修历史，曾受业于范文澜。1928年9月，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此时，洪业刚刚担任历史系主任，聘请了多位史学大家来校任教或兼课，有顾颉刚、张星烺、邓之诚、王桐龄、陈垣等。齐思和在诸位史学大家的教导下，学业突飞猛进，获得洪业的赏识，被选为第一个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于1931年赴美留学。(30)赴美之前，洪业对他赴美后的学习规划有具体的指导，即学习美国人“最擅长的学科”——美国史，将他们先进的研究方法带回中国，用于中国史的研究。带着洪业的指导，齐思和到哈佛后，即选择美国史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同时“选修英国史、世界中世纪史、政治思想史、史学方法、国际关系史及西洋现代史等课程”(31)。“当时任教美国史的正是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1888-1965)和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1887-1976)”，前者正是当时风行美国史学界的“新史学派”的骨干人物之一，此外还有英国史教授阿波特(W.C.Abbott)。1933年7月，齐思和获得历史科文学硕士学位；1935年，获得历史科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即回国，历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讲授史学概论、商周史、战国史、美国史、西洋现代史、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 回国后的齐思和，在教学与研究中积极实践美国最新的治史理念与科学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型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各校讲授史学概论课程，列举多种美国史家的著作作为学生的参考书目，如Prolegomena to History(by Frederick J.Teggart)、New History(by James H.Robinson)、History its Rise and Development(by Henry E.Barnes)、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by James T.Shotwell)、Bibliography Practical Enumerative Historical(by Henry Bartlett van Hoesen)、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ive Index(by Melvil Dewey)、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by Allen Johnson)、Principles of a Note-system for Historical Studies(by Earle Wilbur Dow)等。他深受鲁滨逊“新史学派”思想的影响，主张突破以政治史为主的撰史书记载传统，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因为“影响人类幸运者，除政治外，尚有经济、学术、自然环境等要素，为研究社会之发展时所俱不可忽略者”(32)；所以，他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作为与史学关系密切的相关学科，将语言小学、考古学、目录学、年代学作为史学的辅助学科。他服膺于鲁滨逊“客观之历史无目的”(Objective history is a history without object)的观点，认为：“历史不应有任何目的。……其唯一之目的……在于寻求真理，……研究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之真理”(33)；基于这一目的，历史研究就必须秉承严谨的方法和客观的态度，“不容有丝毫成见感情夹杂其中”(34)。 他承认，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一门纯科学；但是，在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上，历史学家“与科学家毫无差别”(35)。“史家之目的为真实，舍此外更无其他目的。实事求是，不夹杂任何情感，乃现今一般史家所共持之态度。是史家之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者初无二致也”(36)；“其治学方法，亦于自然科学家者根据同一原理，采取同一步骤。至其偶有异同，则以史家所根据之材料不同。至其所根据之逻辑，则并无歧异也”。(37)他主张“用西洋之方法以研究中国之事实”(38)，参考西方的历史撰述方法进行国史改造，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造方法：从专题入手，“寻一比较窄狭之题目，为穷源意流之探讨。可以一人为研究之目的，……亦可以一事件为研究之范围。……完全根据原料，同时应将所有已印未印之珍贵史料，以及前人对此问题之研究，皆加以审查与分析。黜芜取精，明是辨非，然后将其研究之结果，著为专书，公之于世”(39)；“于是有专家出焉，根据个人探讨与同好之研究，为一综合的整理，范围较广之叙述，而专史成矣。其后又好事者，鸠合专家，合编通史……是故有专题之研究然后始有专史，有专史然后有通史。此不可紊之次第也”(40)。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他注重比较的方法，主张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中国史与外国史联系起来研究，进行比较，从而发现特点，找出联系”(41)。他的战国史研究，“以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经济、政治和思想几个方面对这一时代进行重新探讨”(42)。这种对科学治史方法的准确把握和有力实践，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43)。 继齐思和之后，翁独健于1935年赴哈佛留学。翁独健(1906-1986)，原名贤华，福建福清人。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以成绩优异得到洪业的器重。洪业曾说：“我有一个最好的学生，他就是翁独健。”(44)本科毕业后，翁独健继续上燕大研究院，于1935年由洪业推荐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哈佛大学留学，攻读蒙元史。他之所以选择蒙元史，是受到洪业、陈垣将汉学研究中心“抢回北京”(45)的激励。1938年，翁独健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入汉学家伯希和门下，系统学习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不同语言体系的知识。“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比较语言学和名物制度渊源考证等研究方法，也很注意学习与吸收。”(46)1939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北平中国大学，开设元史、东亚史、史学入门、中西交通、世界史等课程。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代理燕京大学校长、北京市教育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翁独健是中国蒙元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得知哈佛大学蒙元史专业注重对中亚各民族史和蒙元时期东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注重对蒙元史有关各民族语言的译名还原和名物制度的渊源的考证。前者多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后者则是以清理出历史真实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他很赞赏这种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认为中国元史研究也应采纳，并结合中国考据学的传统经验，以开拓中国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47)他的博士论文《爱薛传研究》，就是运用这种新方法写成的。此文考察“13世纪下半叶蒙古汗庭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基督教徒”——爱薛的生平事迹，在中外史家(邵远平、钱大昕、屠寄、柯劭忞、布列什奈德、伯希和、沙海昂)的研究基础上，“将一切有关爱薛的史料搜罗殆遍，引用中外史料三十二种，参考文献十二种，然后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进行比勘对照。中西参合，精心推考，准确详明地描勒出爱薛其人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深具功力，至今仍为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学术界所推重”(48)。1940年发表的《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则在《爱薛传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元史》与《蒙兀儿史记》进行考证，指出其中《爱薛传》的疏误十多处。此后又发表《斡脱杂考》(1941)、《元典章译语集释》(1946)、《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1948)等文章，无一不是既深且广的杰作。他“跳出重修纪传体的元史研究老框框，注意扩大史料的运用范围，讲求专题研究，采取史料校勘、实行考订和译名勘同等科学研究方法”(49)，开辟了中国蒙元史研究的新天地。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担任行政职务以及在学术理念上的“守旧”，翁独健一直没有写出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但他对中国蒙元史研究的开拓之功是不容磨灭的，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一直影响着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后辈学人。 回国后的翁独健，接替自己的老师洪业，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开设“史学方法”课。他糅合洪业的传授和自己的研究心得，指导学生如何使用科学方法考订史籍、辨伪史料。他将史学研究方法归纳为八个字：“寻根究底，竭泽而渔”。“寻根究底”四个字来自洪业的教导：“要掌握住历史，先要问5个W，即：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50)“竭泽而渔”四个字则来自他的另一位老师陈垣，“进行学术研究首先要搜集资料……原则上务必全面、彻底地占有资料”(51)。他强调，史料是“科研工作的必经的起点”(52)，没有史料的支撑，科研工作就是没有坚实根基的空中楼阁。他要求学生在写文章引用史料时，“必须明确注出作者、书名、卷数、页数、版本，认为这是科研的戒律”(53)。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不仅是他对学生的要求，更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的文章，不仅注明了所用史料的作者、书名、卷数、页数、版本各项，“还注明了线装书页码的上、下，乃至每页的某行至某行”(54)，其科学严谨的治史风格可见一斑。 193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周一良，经洪业推荐，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哈佛大学留学。周一良(1913-2001)，安徽东至人，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习日文、英文。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洪业、邓之诚；1935年毕业，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到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深受影响；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1939年，留学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师从叶理绥、柯拉克，主修日本语言文学，辅修梵文。1944年毕业，留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年回国，先后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 周一良研究领域广阔，在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佛学、敦煌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均有著述，且很多都是“开风气之先”的研究。他的治史方法丰富多样，著名日本史研究专家汤重南将之归纳为：“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证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方法、统计的方法和考订源流的方法”(55)，可谓中肯之言。这些研究方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书中有生动体现。他注重从词语含义和风俗习惯的层面考察魏晋南北朝史，书中的不少条目都是释词义、明风俗、探语源、识原旨之作。他突破了传统的静止孤立的考证法，综合运用训诂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知识，订错补失。他强调比较研究法，包括中外史书相互比较、正史与杂史、野史相互比较、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比较等。他自己对《札记》也有评价：“对大量名物制度进行追根寻源，充分利用了史书、史文、敦煌写本、考古报告以及金石等材料，时或引证西周金文铭文、《仪礼》一类史料与古籍，而且对日本文献的熟悉也给我颇多助益。”(56)他使用文化心理研究法分析“曹丕、曹植之争”中二人的不同遭遇和结局，认为与其性格、气质有很大关系；诸葛亮晚年频繁北伐，他也认为是受到封建思想的局限，以刘氏为正统，力图恢复汉室统一政权；至于统计法和图表法，在《札记》一书中更是俯拾皆是。无怪乎日本学者吉川忠夫评价《札记》一书为“卓越见解与渊深广博知识的精彩结晶，堪以名著相称”(57)。 除了细密周到的微观分析，周一良也非常注重宏观层面的整体把握，“尽力‘通古今之变’”(58)。他的《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一文，探讨南朝史学与北朝史学之差异，认为“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和新传入的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59)。由此他进一步提出文化的“三个层次”概念，即“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一种共同的素质，贯穿于各方面，名之为深义文化”(60)。他用文化的“三个层次”概念解释中日文化的不同，指出日本文化“对自然亲近敏感、衣食住行上朴素纤细、重视‘义理’、包容性、实用主义、善于模仿”等特性，进而站到人类文化的宏观高度，指出“文化是个整体，各个特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离开了哪一方面，都解释不了这个文化整体”(61)。这种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显示出其贯通中外的学术素养与高屋建瓴的洞察力。 回顾周一良的学术人生，他之所以能有如此高深的学术造诣，与其跨越中西的求学经历有很大关系。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称：“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学阶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训练；建国以后，进而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进入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阶段。”(62)正是这种多样化的史学训练，造就了他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灵活的治史路径。他进一步总结说：“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个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窜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而及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繁错杂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63)这是一位走入耄耋之年的学者，对自己半个多世纪治学历程的深刻反思；是一位承接传统与现代、兼通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这门古老学问的研究方法的高度概括。 诚如前文所述，哈佛燕京学社作为一个中美学术交流平台，为科学研究方法由美国向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畅通的渠道。经由这一平台，以洪业为代表的“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代”(64)将美国的科学研究方法引进中国，不仅编纂出一系列有别于传统研究路数的史学著作，也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学术眼界、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史学人才。也是经由这一平台，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史学现代化的第二代”(笔者语)，在承继“第一代”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再次跨越重洋，将大洋彼岸最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转型和现代学科的建立。如果说中美史学交流是中美两条学术长河的交汇碰撞，那么哈佛燕京学社就是两者碰撞出的一朵浪花。它跳跃在奔腾的河面上，最终融入汹涌的河水里，以二十三年的短暂生命，点缀着这幅气象万千的学术图景。 ①樊书华：《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与哈佛—燕京学社的缘起》，《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第77～81页。 ②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参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华书局，1962，第70～80页。 ③各校所得比例分别为：燕京大学5/19、岭南大学3/19、华西协和大学3/19、金陵大学3/19、福建协和大学2/19、齐鲁大学2/19、印度阿拉哈巴德农业研究所1/19。 ④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⑤艾默顿：《实用高等历史教授法》，《历史教学法》(Methods of Teaching History，Boston，1885)第42页。 ⑥[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34页。 ⑦[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34页。 ⑧[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37页。 ⑨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第107页。 ⑩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第107页。 (11)陈毓贤：《洪业传》，商务印书馆，2013，第175～176页。 (12)陈毓贤：《洪业传》，第129页。 (13)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收藏，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缩微胶卷：335/5124，第652～653页。 (14)陈毓贤：《洪业传》，第112～113页。 (15)陈毓贤：《洪业传》，第129页。 (16)王钟翰：《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22～28页。 (17)陈毓贤：《洪业传》，第130页。 (18)王钟翰：《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第22～28页。 (19)陈毓贤：《洪业传》，第94～95页。 (20)陈毓贤：《洪业传》，第124～125页。 (21)陈毓贤：《洪业传》，第125页。 (22)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收藏，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缩微胶卷：335/5124，第648页。 (23)洪业编《研究论文格式举要》，私立燕京大学研究院，1939，第1页。 (24)洪业编《研究论文格式举要》，第1页。 (25)罗香林：《学术论文作法与读古书作札记法》，香港珠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学会，1976，第2页。 (26)陈毓贤：《洪业传》，第194页。 (27)陈毓贤：《洪业传》，第194页。 (28)陈毓贤：《洪业传》，第194～195页。 (29)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70～80页。 (30)齐文心：《先父齐思和生平及著作简述》，《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31)齐文心：《先父齐思和生平及著作简述》，《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32)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第28页。 (33)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9页。 (34)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30页。 (35)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42页。 (36)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42页。 (37)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43页。 (38)齐思和：《研究中国社会史应注意之点》，《大公报·史地周刊》1937年2月26日。 (39)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15页。 (40)齐思和：《改造国史之途径与步骤》，《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5月1日。 (41)戚国淦、寿纪瑜：《历史学家齐思和》，《文献》1991年第3期。 (42)戚国淦、寿纪瑜：《历史学家齐思和》，《文献》1991年第3期。 (43)陈峰、刘婷：《齐思和与现代新史学之建立》，《求是学刊》2014年第4期。 (44)陈连开：《国学大师翁独健》，《民族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45)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 (46)陈连开：《国学大师翁独健》，《民族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47)丁磐石：《翁独健师的学术功绩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59页。 (48)薄音湖、罗贤佑：《翁独健先生与蒙元史及民族史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49)丁磐石：《翁独健师的学术功绩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60页。 (50)周清澍：《纪念独健师百年诞辰》，载《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9页。 (51)周清澍：《纪念独健师百年诞辰》，《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9页。 (52)丁磐石：《翁独健师的学术功绩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64页。 (53)薄音湖：《缅怀翁独健先生》，载《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48页。 (54)薄音湖：《缅怀翁独健先生》，《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49页。 (55)汤重南：《学贯中西的周一良教授》，《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 (56)周一良：《学术自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542～543页。 (57)周一良：《学术自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543页。 (58)周一良：《学术自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543页。 (59)周一良：《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366页。 (60)周一良：《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370页。 (61)周一良：《学术自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545页。 (62)周一良：《学术自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546页。 (63)周一良：《学术自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546～547页。 (64)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彭国翔编《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4页。标签：燕京大学论文; 哈佛大学论文; 哈佛燕京学社论文; 大学论文; 司徒雷登论文; 洪业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