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及中国的对策
刘曙光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北京 100037)
〔摘 要〕 2019年世界经济将延续2018年的下滑态势，主要发达国家和多数新兴经济体均出现制造业低迷、经济增长乏力迹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也双双走低；国际贸易增长放缓，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下降；石油价格震荡下行，黄金价格不断攀升，美元保持升值态势。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风险：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前景黯淡，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居高不下；逆全球化潮流涌动，贸易战不断升级；主要经济体应对经济下滑的政策空间减小。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美国打压中国出口和高科技企业发展，欧美国家对中国投资审查更加严格，“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实施存在外国政府违约风险等。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推出新举措：进一步加快贸易多元化，支持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密切跟踪各国的外资政策和法规，推进投资更加务实规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沟通与合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精准的货币政策，力争将各种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关键词〕 世界经济形势；增长下滑；国际贸易争端；金融风险；对外开放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受多种因素影响，将延续2018年下滑的态势。主要发达国家和多数新兴经济体均出现经济增长乏力迹象，制造业尤显低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调低了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争端频发，贸易保护倾向日趋加强，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以及对各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加重了投资者观望心态，加剧了市场悲观情绪。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拖累，石油等能源价格趋于下跌，黄金价格不断创下新高。全球黄金储备大幅增长，反映出各国央行“去美元化”和“资产避险”的双重需求。世界经济发展趋缓和不确定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重重压力和挑战。面对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应继续多管齐下，力争将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一、当前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大范围贸易争端破坏了世界各国对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2018年和2019年，虽然全球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数据有所改观，但各主要经济体GDP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发展承受较大压力，贸易和投资环境呈现恶化趋势。能源市场深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油价继续剧烈波动。主要国家货币汇率波动频繁，美元继续走高，新兴经济体货币表现稳定，受全国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影响，避险资产黄金大受追捧。
(一)全球经济增长呈现明显下滑趋势
2018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为3.33%，比前一年同比下降了0.46个百分点。除美国等少数经济体外，包括欧盟、日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经济体增长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回落(见图1)。 截至目前，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已成定局，仍然延续下滑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10月发布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1) 报告英文为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9 Global Manufacturing Downturn, Rising Trade Barriers。如无特殊说明，本部分数据均来源于此，见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9/03/28/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19。 ，该报告以“全球制造业低迷，贸易壁垒升高”为主题，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至3%，比2019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再次下调了0.3个百分点，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了0.5个百分点，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长水平。同时，IMF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也下调至3.4%，比4月份的预期值低0.2个百分点。IMF预计，发达经济体2019年经济增速与2018年持平，仍只有1.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期经济增速也分别放缓至3.9%和4.6%。这是全球贸易环境紧张、金融市场屡现震荡、各国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以及政策空间逐渐收窄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报告还预测，2019年全球70%的经济体增速将会下降，但是，鉴于中国、美国等主要经济体仍然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宽松政策，全球经济增长有望在2020年回升。
1.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继续放缓。2018年，美国表现相对良好，其GDP年增长率高达3.9%，比上一年高出0.7个百分点。2019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速为3.21%，受贸易摩擦等多重因素影响，第二季度增长率大幅跳水，降为2.1%。IMF将美国2019年和2020年增速预测分别下调为2.35%和2.09%。2018年欧元区增长率为2.0%，比上年低了0.4个百分点，其之后两年增速预期被下调为1.16%和1.39%。日本2019年的增长率只有0.9%，预计2020年进一步下降为0.5%。英国2019年的增长率为1.2%，2020年预计为1.4%。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增长率从2017年的1.65%上升到2018年的2.34%，提速0.69个百分点，巴西增速也略有提高。其余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率均不如上年。印度增长率由2017年的7.17%降为2018年的6.81%，2019年和2020年的预期值是6.12%和7.03%。中国经济增速也继续微降，2018年增速为6.57%，2019年一、二季度增速分别降为6.4%和6.2%。IMF将中国2019和2020年的增长预期调至6.14%和5.82%。
图 1 2007— 2019年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际 GDP增长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Data。按：2019年增长数据为预测值。
2.主要国家失业率呈下降趋势。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行带动了投资的增长和制造业回归，引发了就业增加，此外，一部分“婴儿潮”时代出生的55岁以上人员退出劳动力市场引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导致近年来美国失业率呈下降趋势，2018年该数据一直在3.8%的低位徘徊，2019年7月再降至3.7%。欧盟因受到意大利、希腊等存在主权债务危机隐患成员的影响，其整体失业率仍然处在6.4%的高位。由于德国国内享受社会保障的在职人数持续增加，企业对新员工的需求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法国政府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努力也初见成效；在“脱欧”不确定的影响下，英国也表现出了劳动力和技能人员短缺的迹象。因此，英、法、德三国失业率均持续走低，导致欧盟的失业率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日本的失业率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对各国经济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3.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率降低。由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利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全球严峻的老龄化趋势使人们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能力产生了悲观预期，更加剧了消费者对未来收入下降的担忧。因此，各国失业率的走低并没有引起大范围的通货膨胀压力，通胀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如图2所示，世界整体通胀率自2011年开始便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发达国家自2011年以来一直稳定在2%以内，IMF预测2019年该数值将继续下降。新兴经济体通胀率相对较高，2018年已经达到了4.8%，但是整体可控。中东和非洲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单一、政治不稳定、能源价格波动等因素，通胀率一直保持高位，中东和北非国家通胀率2018年已经超过两位数，高达11.36%。
金相组织观察方法是将样品镶嵌后，经240#～2000#砂纸打磨，并在抛光机上抛光，使用FeCl3+HCl+酒精配置的腐蚀液腐蚀3s，用酒精清洗、热风烘干后，在奥林巴斯BX51金相显微镜上观察并拍摄金相组织照片。将样品经过240#～2000#砂纸研磨后再抛光，采用HVS-1000Z型自动转塔数显显微硬度计进行硬度测试，加载载荷为0.48N，加载时间为10s，结果取5个数据点的平均值。
图 2 2007— 2019年通货膨胀率统计*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Data。按：2019年通货膨胀率为预测值。
(二)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呈现较强的下行压力
得益于2016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全球贸易额近年整体呈现强劲增长态势，至2018年全世界进出口总值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约为39.041万亿美元，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见图3)。但特朗普政府自2018年3月起向中国、欧盟等多个经济体发起贸易争端，尤其对大量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严重破坏了稳定的贸易环境，相关国家纷纷采取反制措施，使得国际贸易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图 3 2007— 2018年世界进出口总额统计(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tatis_e.htm。
大范围贸易争端破坏了世界各国对贸易环境的良好预期，严重伤害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信心，影响了各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环境，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给国家间的货物服务交换带来了消极影响，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WTO发布的2018年四个季度的全球贸易景气指数(World Trade Outlook Indicator，简称WTOI)(2) WTOI旨在提供与近期趋势相关的世界贸易轨迹的“实时”信息，该指数旨在确定全球贸易增长的转折点和衡量动力，尽管它确实提供了近期贸易增长的指标，但并非旨在作为短期预测。因此，它补充了WTO和其他组织的贸易统计和预测。指数为100表明增长符合中期趋势，大于100表明高于趋势增长，低于100则表示低于趋势增长。 分别为102.3、101.8、100.3和98.6，各季度依次放缓，显示出WTO对全球贸易预期的悲观态度。贸易紧张局势在2019年仍未得到有效的缓解和改善，造成全球市场继续充满着悲观预期。WTO2019年3月发布的全球贸易景气指数从2018年第四季度的低值98.6再下降至96.3，创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值，同时该数值连续两个季度小于100，显示2019年全球贸易扩张继续低于预期水平。由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和信贷市场的持续紧缩，WTO已经降低了国际贸易增长预测值，将其由2018年的3.9%放缓至2019年的3.7%，并指出如果贸易条件继续恶化，预测值可能进一步向下修正。
在大部分的数据库教材编排中，数据库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是分开的，这种章节安排既有好处又有值得商榷之处。好处在于对于接受能力较强的本科层次学生，他们可能需要参加对数据库理论要求较高的计算机二级考试，牢固掌握理论知识点是必然的要求。但是对于高职层次的学生而言，他们不需要参加数据库等级考试，只要求“懂理论会实践”。高职学生的思考能力和理解能力欠缺，容易产生畏难情绪，过多和较深的理论会使他们渐渐失去耐心，等待到真正开始上机建库建表时，学生早就已经被前面的大篇幅理论磨的去了兴致。
在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过程中，美国借机剑指“中国制造2025”，打击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具体事件详见表4。美国所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包括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高端机械产品，同时美国商务部等部门进一步限制涉及敏感技术收购的投资。此外，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对中兴通讯公司、华为科技有限公司等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甚至要求有关国家共同加入到抵制行列中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和对高端制造业的打压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出口导向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承压严重。
图 4 2007— 2017外商直接投资( FDI)流入额(单位： 10亿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国际投资报告数据库https://worldinvestmentreport.unctad.org/。
从FDI流入国家来看，发展中经济体波动幅度远小于发达国家，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其吸引外资的上升速度缓慢，远低于同期GDP增长速度。发达经济体吸引的FDI数值波动很大，2014年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2017年再跌至发展中国家水平，仅为危机前水平的54.35%。欧洲地区净FDI同比减少73%，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
贵铅是指铅与贵金属形成的铅合金。熔融的金属铅是贵金属的良好捕集剂，这一特性被用于贵金属的提炼，称为贵铅熔炼[1]。企业为了贸易、控制冶炼过程和做好金属平衡，需要对贵铅中银的含量进行分析。目前测量银的方法主要有原子吸收光谱法(AAS)[2]、分光光度法[3]、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4]、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5]、滴定法[6]、火试金重量法[7]、电位滴定法[8]等。本文建立了自动电位滴定法分析贵铅中银的方法，探讨了影响分析的相关因素。方法应用于实际样品分析，结果满意。
将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表中“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预算支出中已经计入预算支出尚未支付财政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财政资金尚未计入预算支出（如购入的存货、预付账款等）的金额之差，记入新账“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期初余额；将会计科目余额表中“财政补助结余”科目余额记入新账“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期初余额。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吸引外资的第一、二大国，其FDI水平具有较高代表性。图5表明两国近年来的吸收外资情况差强人意。2007—2017年的11年间，中国GDP增长速度保持在6.5%以上，但FDI流入/GDP比率却连年下降。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从2008年开始外资大量流出，导致其FDI流入/GDP比例长期徘徊在1%的水平，直到2015年才有所改善，此后，美国的FDI流入/GDP比例又显露较快下降趋势。
图 5 2007— 2017年中、美 FDI流入/ GDP比例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国际投资报告数据库https://worldinvestmentreport.unctad.org/。
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反映出近些年来国际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困境。国际投资环境呈现恶化趋势，是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国际贸易增长受阻所产生的直接消极结果，表明全球投资者对未来经济预期持保守态度。
(三)能源价格走势持续波动
中国对欧盟投资也已连续两年下降。根据荣鼎集团的统计，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已从2016年的顶峰372亿欧元降到2017年的291亿欧元和2018年的173亿欧元，2018年甚至比2015年的投资水平还低，详见图9。
运用公式对文物的时空分布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用各类型文物数量Xij减去平均值的差值除以标准差Sj,Rj为j类型文物的分布指数[24].
油价水平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从供给方面看，欧佩克从2019年初起实施为期半年的新一轮减产行动，日均减产120万，有助于支持油价在2019年渐次回升；2019年4月22日，美国宣布将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全面禁止伊朗出口石油，这将减少全球石油供给，对油价有支撑作用。一季度国际油价呈单边上涨态势，就主要归因于石油限产。从需求方面看，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大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对原油需求影响显著，宏观环境恶化对投资者的心理影响加剧了油价的频繁波动。贸易争端形势和地缘政治变化，成为未来油价波动的重要因素。
战略视角的组织合法性研究认为，组织在面对制度要求时的力量与能动性应得到关注，合法性是可以操控的资源。对组织的可能应对策略做分类归纳，可能的方案包括默守或遵守、适应、选择、控制等，不同的组织策略都是由制度建构的。在社区治理的特定制度情境下，社会组织如何选择策略方案以及具体的行动策略如何？通过LL参与天翔社区治理的过程，我们试图理解和分析这些问题。
(四)美元保持升值态势，黄金价格持续上涨
最近几年，美元汇率一直比较坚挺并处于升势，2015年初至2019年4月底，除日元兑美元升值6.77%外，多数货币兑美元贬值，其中，欧元贬值了7.85%，英镑贬值了17.07%。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最大跌幅也超过了10%。
2019年一季度全球外汇市场总体稳定，美元指数窄幅波动。欧元轻微贬值，日元对美元在季初升值后再度回落。新兴经济体主要货币表现稳定，但相对脆弱的巴西雷亚尔和阿根廷比索对美元再度大幅贬值。表1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美元兑欧元稳定，兑人民币和雷亚尔均呈现小幅度升值，美元指数略有上升。当前美元依然是首选避险货币，因此，预计2019年全年美元汇率会保持小幅升值趋势。
表 1 2019年上半年美元指数及美元兑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情况 (4) 各数值为季平均值，变动幅度根据相邻两季平均值计算。其中，欧元汇率使用间接标价法，人民币、日元、雷亚尔使用直接标价法。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货币政策方面。在2007年9月18日，即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前，美联储公布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是5.25%。为应对后续的次贷危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的5.25%直降到2008年12月的0.25%，直到2017年3月联邦基金利率才缓慢爬升至1%，2018年12月最终升至2.25%—2.50%的升息期高峰。2019年7月31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25个点至2%—2.25%，这是2008年12月美联储祭出降息政策以来的第一次降息。2019年9月18日，美联储再次降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1.75%—2%。2019年10月30日，美联储宣布今年以来第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到1.5%至1.75%的水平。由此可见，2008年美国利率调整空间最高时可达5个百分点，货币政策调整空间非常大，而2019年之后的降息空间远小于上一个周期。表2是各国央行利率近期变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利率只有0.75%，可调整空间不足1%，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也不存在进一步降息的空间。
二、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风险
(一)美国经济前景黯淡，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大幅滑落。在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的推动下，PMI一度走高，2018年6月达到高位，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呈现了良好的效果，推动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2019年5月该指数降为50.5，逼近50的萎缩临界值，表明曾支撑美国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制造业已经余力不足，难以继续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降，在劳动参与率稳中有升的情况下，劳动力接近充分利用水平，引起了工资的上涨。据统计，自2017年起美国劳动者报酬涨幅持续超过物价涨幅。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美国制造业产品的竞争优势，而且随着失业率的走低，在企业长期支出增长大于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公司利润空间不断收窄，盈利能力逐渐下降，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财政政策方面。根据前文对世界主要国家一般政府债务的论述，世界部分国家债务规模持续居高不下，减税或增加政府支出等财政扩张能力受限，同时通过进一步提高政府赤字来刺激经济的做法也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图 6美国 2015— 2019年各季度 GDP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6显示，除2019年第一季度外，美国季度GDP增长率自2018年第二季度以来一直处于下滑态势。美国的部分经济指标预示着美国经济增长已经触顶并转而下滑。图7显示，四大机构均预期美国2019年整体GDP增长率较2018年会有所下降。
针对远景新增负荷需求，若考虑全部采用建设本地天然气发电满足负荷需求，则由上述介绍的3种不同天然气发电中机组类型组合较多。以下主要从投资经济性的角度出发，筛选出最优的组合方案作为远景本地天然气建设方案代表。在满足远景最大负荷需求145 MW及单台机组备用容量情况下，从投资费用F最低出发，建立整数规划模型如下：
图 7各主要机构对美国经济预期比较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s://www.imf.org/en/Data；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经合组织https://data.oecd.org/；美联储ttps://www.federalreserve.gov/。
(二)主要国家债务水平居高不下
IMF数据表明，2018年全球一般政府债务仍处于较高水平。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展仍然没有摆脱依靠债务驱动的老套路。从图8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整体一般政府债务水平保持平稳，自2016年起稍有下降。2018年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债务水平与GDP之比平均为102.61%，其中美国为105.77%(5) 美国因其“美元体系”的支撑，虽然债务水平较高，但是短期内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稍有下降。但IMF预期美国一般政府债务水平自2019年起开始攀升，为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预期债务水平上升的国家。日本政府债务状况继续恶化(6) 因日本政府债务水平与其他国家相差较大，将其列入图中将难以体现其他国家变化特点，故在图表中略去。日本一般政府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外债占比较低。 ，2018年一般政府债务与GDP之比由2017年的234.98%上升至237.12%。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政府债务水平有所回落，其中德国较上一年直降4.11%。但是部分重债国家债务水平仍然堪忧，如希腊高达188.1%，较上年上升了6.3%。总体而言，欧洲债务危机风险仍存。
图 8主要发达国家一般政府债务水平占 GDP比例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s://www.imf.org/en/Data。按：其中2019—2024为预测值。
2012年新兴经济体整体一般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为37.25%，2018年已经攀升至50.59%，虽然整体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但其过快的上升速度也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和忧虑。尤其中东、北非和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债务问题凸显，阿根廷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高达86.29%，是2012年的2倍。2019年和2020年是新兴市场国家债务集中到期的年份，它们很可能通过增加税收等紧缩性手段来偿还集中到期的债务。而上述紧缩性政策势必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从而引发“债务—通缩”风险。一方面，债务到期若继续申请延期，就意味着借款国政府及其居民将承担更加高额的利息。另一方面，由于对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悲观预期和对新兴经济体还债能力的不信任，债权国可能对借款国自身的资产负债状况产生不可持续的预期，这将导致债权国政府、银行等机构收紧放贷条件，严格融资审查，抑制特定国家融资需求，进一步引发通货紧缩。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内经济趋于脆弱，杠杆水平进一步抬升，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变化将更加敏感，风险系数也将更高。
(三)逆全球化潮流涌动，贸易战不断升级
近几年，反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击和阻碍着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合作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英国脱欧和美国退群。自当选美国总统后，特朗普的行为充满反全球化的表现，他执政的美国相继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定、联合国人权组织等，并对中国、欧盟、日本、韩国、越南等多个主要贸易伙伴举起了贸易保护大棒。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加速融入了世界，成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从落后的农业国大国逐步走向了现代化世界强国。回顾过去40年，中国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展望未来同样需要改革开放，而且必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站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又踏上了新征程。
2.其他经济体贸易争端亦频发。在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发酵的同时，美国对欧盟产品也多次威胁并实施增税。2019年4月8日，USTR宣布将对欧盟11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空客公司的补贴。美国贸易代表还提出了一份对欧盟商品征收关税的目标清单，范围从大型商用飞机到乳制品与红酒等(7)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拟对欧盟11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清单》，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Preliminary_Product_List.pdf。 。USTR于2019年7月10日宣布，根据301条款，美国决定对法国政府的数字服务税法案发起调查。声明指出，法国政府拟征收的数字服务税，明显是“不公平”地针对美国科技公司。2018年3月8日，特朗普正式签署命令，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此举对日本和澳大利亚有较大影响。日本政府表示，新关税导致日本出口商承担至少4.4亿美元的关税，其中2.64亿美元不是进口量绝对增加的结果，因此日本能够在30天内向美国加征等值关税(8) 《日本可能对美国商品加征2.64亿美元关税》，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8-05-22/doc-ihawmaua9425938.shtml。 。2018年5月特朗普提出将进口汽车和零部件的关税从2.5%提高到25%，此举也对日本出口形成严重打击。因为汽车及其零部件再加上其他运输设备的零部件，占2017年日本对美出口额的40%。如果25%的关税得以实施，日企可能损失1.2万亿日元(9) 《日本现在非常担心美国关税大棒挥向自己》，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709/16374497_0.shtml。 。此外，美国还对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发起贸易争端，日韩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
1.中美贸易战前景依旧不明晰。2017年8月19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展开301调查。此举宣告了美国正式发动对华贸易战。截至2019年10月12日，中美双方已举行了十三轮中美经贸磋商。美国对华贸易战时紧时松，至今没有结束的明确迹象。在对华增设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的问题上，特朗普不会轻易作罢，很有可能不断制造新的麻烦，提出新的要价，中美贸易战将是持久战。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贸易战已经对双方不同部门进出口贸易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其影响的严重性还将陆续显现出来，因为贸易战初期由于冲关作用，掩盖了贸易战的部分负面效应。中美贸易的萎缩势必会影响到两国的经济增长，而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发动机的两个大国，经济增长下滑和对世界各国需求的减弱必将拉低世界经济增长。其他大国和重要经济体同时卷入贸易战，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叠加负面影响。
(四)主要国家应对经济下滑的政策空间减小
2018年全球官方黄金储备大幅增长74%，全球央行购买黄金数量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新高，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各国央行买入黄金最多的一个年份。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避险资产黄金大受追捧；主要国家央行释放降息信号，更增添了黄金的吸引力；美国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增大，各国央行储备“去美元化”倾向逐渐增强。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各国央行抢购黄金224.4吨，同比大幅增长47%。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储备已达6264万盎司，已经连续10个月增长。
表 2各国央行利率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中央银行网站数据整理，2019年10月31日。
推动行政机关堵塞漏洞。通过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主动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使行政执法部门充分理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对于推动问题解决、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全面、正确、及时地履行监管职责。对于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发现的普遍性行政违法问题，注重源头治理，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完善行政执法工作规程。
国际政策协调方面。这方面前景也不容乐观。特朗普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为准则与中国、欧盟等经济体产生了不少贸易摩擦，从国际组织“退群”也成为美国政府的经常性选择，国际政策协调不是其首选项；欧盟在经历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民粹主义暗流涌动，国内局势稳定性较差，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也因此受到掣肘。G20首脑会议机制目前也在全球政策协调上略显乏力。
三、中国积极应对外部严峻挑战
(一)多重外部挑战交织叠加
1.美国极力打压中国出口和高科技制造业。中美贸易摩擦是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摩擦如果进一步升级，无疑将直接对我国外贸、汇率、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等产生巨大影响，为经济转型升级带来很大阻力。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先后启动301、302调查，并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大规模加税。2018年以来美方主要行动见表3。
表 3中美贸易摩擦美方主要行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新闻报道整理。
近几年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图4显示，2007年全球外资流入额已高达1.982万亿美元(3)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下的“国际投资报告数据库”，https://unctad.org/en/Pages/DIAE/FDI%20Statistics/FDI-Statistics.aspx。如无特殊说明，本部分FDI数据均来源于该数据库。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但次贷危机爆发后，FDI流入额直线下降，2009年只有1.2万亿美元，降至历史新低，直到2015年才勉强恢复到1.92万亿美元，但仍低于危机前的水平。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全球贸易摩擦加剧，2015年以来，全球FDI再次出现了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2018年全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仅为1.2万亿美元，同比减少19%，为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
表 4美国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事件( 2018.3— 2019.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新闻报道整理而得。
2.西方国家对中国对外投资审查愈加严格。2016年是中国对外投资大发展的创纪录年份。2017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尤其是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开始呈现下滑趋势。2018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创2012年以来的新低。随着美国加强外资并购审查以及中国政府收紧资本管制，2018年中国对美FDI降至48亿美元，比上一年急剧减少84%。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从2016年的460亿美元大降至2017年的290亿美元，再进一步猛降至2018年的48亿美元，2018年新投资大约仅有2016年的十分之一，投资下降趋势在2019—2020年很有可能持续下去。
2018年，能源价格大起大落，前三季度燃料价格指数一路攀升，大涨了38.2%。但此轮牛市行情于10月初戛然而止，第四季度油价出现快速下降，OPEC+的减产协议未能扭转跌势。英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由10月份的年度峰值87.28美元/每桶跌到11月低谷64.83美元，迪拜原油现货价格和美国西德克萨斯州轻质原油现货价格也同步下跌。2019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多数时间在50—60美元之间波动，全年油价预计将持续波动。
图 9 2010— 2018年中国对欧盟 28国直接投资发展(单位： 10亿欧元)
资料来源：荣鼎集团https://rhg.com/research-topic/china/。
中国对欧投资连年下降虽然有中国收紧资本管制的因素，但欧盟对中国投资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却是影响中国投资的更主要因素。2017年9月13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条例草案，以安全与公共秩序为基础，建立对进入欧盟的FDI的审查框架(简称“条例草案”)。这意味着一旦条例草案生效，进入欧盟的重大FDI将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批准流程的限制。德国是中国对欧盟投资的主要对象国，2017年年中之后，德国对外资审查趋严。之前，只有特殊行业审查和跨行业审查两项，2017年7月18日后，新增关键基础设施审查一项，并且是强制申报。2018年12月29日之后，将投资类型中的直接或间接获取德国企业25%或以上控制权的审查标准进一步严格到10%。
3.“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实施存在外国政府违约风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6年来，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贸易和承建基础设施，为推动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和政治外交关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始终面临着很多经济与政治风险，这些风险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除了常见的汇率、税务、劳务、法律、人身安全等风险外，还面临政权更迭和主权债务等国家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社会法制健全度与国内政治稳定性较差，部分国家国内政局动荡，对中国贸易和直接投资构成严重威胁。以投资为例，2013年以来，中国在66个“一带一路”国家宣布投资的1674个基础设施项目中，约14%的项目(234个)遭遇了麻烦(10) 王正文等：《国家风险、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互动关系研究》，《保险研究》2018年第11期。 。
2018年马来西亚新政府叫停了中国承建的东海岸铁路和两个综合油气管线项目，就是一起典型的政府违约行为。近几年，政党更迭越来越多地成为政府违约的诱因。斯里兰卡港口城项目也是政党更迭导致政府违约的典型案例。政府违约的原因多是对方强调债务负担重、环评需重审、项目报价需调低等。实际上，各国政党并不完全从本国经济发展角度考虑问题，事实往往是一旦支持项目的政党下台，新上任执政党“新官不理旧账”的违约风险就会加大(11) 谭璐：《驾驭政府违约风险》，《中国外汇》2018年第20期。 。
4.贸易战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加大中国经济增长压力。中国的内需占比虽然已经提高到50%以上，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主要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都在70%—85%之间，而中国低于55%，比发达国家低15—30个百分点。外贸，尤其是出口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受制于2017年以来国际贸易增速趋缓，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的出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自然也加大了经济增长的压力，且中国出口商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寻找成熟稳定的替代性出口新市场，因此，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同时，中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弱于主要发达国家，并且长期无明显增长趋势。在投资方面，如前文所述，中国近几年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逐渐下降，2015年之后投资量显著萎缩，2017年只有2014年最高水平的62.76%，详见图10。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持续不景气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FDI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
图 10中国 2001— 2018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二)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加快贸易多元化，支持高科技制造业发展。目前中国的最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美国、东盟。欧盟连续多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8年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第二位，但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从2019年前三个的数据看，美国已让位于东盟，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加快了美国和东盟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转换。日本、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也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呈加速发展之势，目前已占中国对外贸易的29%。虽然中国的贸易对象日趋多元化，但是某些大宗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及服务的贸易却依然高度集中和依赖于少数国家，例如，对美国高端芯片和某些农产品的依赖、对澳大利亚等国铁矿石原料的依赖等，同时，许多电子产品出口依赖于美国市场。在这次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中，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行为严重阻碍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2025》预见性地为中国制造业提出了十个重点发展领域(12) 《中国制造2025》是经国务院总理签批，由国务院于2015年5月印发的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文件，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十个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重点领域。 ，政府应坚持对这些优先发展领域实施投资政策引导，抑制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为促进《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实现，缩小与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差距，还应该在税收、设备进口、高科技人员待遇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将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应加强高科技制造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避免外国公司恶意侵权和抢注中国企业研发的技术专利。
2.密切跟踪各国法规，使投资更加务实规范。很多中国企业去欧美发达国家投资是为了获取国内紧缺的关键技术，充分发挥当地科研技术人员的作用，并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但是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较晚，经验不多，缺乏国际经营人才和法律人才，往往不能很好地理解所在国的投资法规，跟不上法规调整变化的节奏，因而时常受到法律因素困扰。相对于单家企业来说，政府相关部门更有条件集中法律外事人才，应大力推动建立和支持智库研究团队，与所在国律师事务所加强合作，密切跟踪主要国家相关投资法律法规的发展变化并进行研判，及时作出解读、预警，引导投资企业依法依规作出正确投资决策，及时调整投资方向，避免投资于东道国过于敏感的行业和企业，尽量避开与对方国家安全利益攸关的企业，防止一窝蜂集中对某个行业过度投资。
3.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沟通与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在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差异显著。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中，应一国一策、因地施策，这就需要深入了解各国的国情和各项政策。政府应该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数据库，不仅有数据，还应有案例，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充分的信息，增强企业风险意识，避免企业盲目投资。同时，也应该引导企业了解所在国的经济形势、政局、法规等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此外，除了与执政党保持良好关系，中国外交机构还应与在野党保持联系和沟通，了解他们的政策诉求，以免他们执政后自身限于被动。
4.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精准的货币政策。为了应对国内实体经济利润过低和下行压力加大、中小企业融资依然困难的问题，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提高赤字率，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释放积极明确的政策宽松信号，减少经济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2018年，中央政府大力实施减税降费，较好地稳定了市场主体的预期。2019年应该将政策重心继续放在供给侧方面，加大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有效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和乘数效应，创新和完善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手段，大力推动民营企业进入更多部门发展，形成平等的竞争氛围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各级政府在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支持绿色可持续发展和支持精准脱贫领域还有很大施策空间，还应该在这些领域保持较高的支持力度。
随着运营时间的增加，杂散电流逐渐增加，当杂散电流累计到一定程度，且没有一个良好的电气通路及时回到变电所负极时，就会造成杂散电流四散流至轨道交通主体结构、附属结构以及公共设施管道，从而对其造成一定程度的腐蚀。
孙俊[9]、许丽娟[12]等研究表明，牙龈颜色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即男性牙龈的明度值较低，饱和度小，颜色偏红。而Ho[7]、Ibusuki[14]、李洪娇[15]等则认为，性别对牙龈颜色的影响并不明显。等々力正勝[16]、Powers[17]等认为，男性牙龈组织的血供较女性丰富，且血色素指数偏高，加之其性激素水平及生活习惯(如抽烟等)的不同，均可能造成男女间牙龈颜色的差异。
货币政策方面，在面临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策宽松尤其是2019年美国连续三次降息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继续保持偏宽松的稳健货币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针对市场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应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利率、汇率和国际收支之间保持平衡，稳定市场预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13)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9年第二季度例会”，http://www.pbc.gov.cn/zhengcehuobisi/125207/3870933/3870936/3870963/index.html。 ，在央行利率水平不易调整的背景下，更适时灵活运用准备全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既要促增长又要防风险，既要宽松又要审慎，货币政策必须松紧适度，这对中央银行的精准货币调控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央行应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升金融体系与供给和需求体系的适配性，提升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水平。
此外，在中美贸易战威胁依旧存在的背景下，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更加关注外资企业和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外部市场壁垒，了解它们在经营中遭遇的实际困难，在海关服务等贸易便利化方面提供更好更多的帮助。对外资企业提出的可行性政策法规改革建议和合理要求应该进行适当回应并有所行动。如中国欧盟商会每年定期出版的《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和《中国欧盟商会建议书》，反映了很多地方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来自不同行业的在华欧盟企业的真实想法和愿望。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与外企高管真诚交流，不回避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在营商环境和政府效率与廉洁方面得到更高的竞争力得分，使中国的营商环境和效率优势始终高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帮助外资企业渡过中美贸易战的艰难时期，保持外资的稳定性。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一带一路”基金项目学科专业建设研究项目“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与经济外交”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曙光，女，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外交。
〔中图分类号〕 F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 2019) 06-0046-13
[责任编辑：赵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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